从大毒枭坤沙童子军到泰国普吉小老板

正在操练的金三角童子军

我是2003年秋认识阿川的，那时他是我们公司一个导游的助手，因为都是云南人，我对他们都比较随和。处熟了他自己提出想试着自己带团，当了很久的助手，旅游线路导游套路都学得差不多了，希望我给他机会。泰国的中文导游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在带团中学习带团，我们用人的标准是，品行好服务态度好，就可以了。于是我就安排他带一个小团，结果比较顺利，客人都满意，他自己也赚了点小钱。从此就当上了一个没有导游证的导游。

一年多下来，他的成绩比原来所跟的导游（他一直叫老大）还好，客人满意，从来不被投诉，购物成绩也好，有什么好团或估计客人比较难缠的团，我首先就想到他。如果说有点问题，那就是领队，特别年纪较大的女领队老在我耳边嘀咕：你们这个小阿川，什么都好，就是老是和我们团里的年轻女游客有问题，影响不好。我当然知道什么问题，只好嘿嘿笑着说：等我批评他。

这种你情我愿的私生活问题，我自然不方便批评他。只是处熟了，对他发生了更多的兴趣，他那时二十来岁，性格温和，讲话不疾不徐，极少和人红脸，也没听他讲我们泰北云南人常挂在嘴边的那些粗话，是比较典型的泰国人性格，他的泰国小名叫Leo,不是那个啤酒品牌，是“温和有礼”的意思。但是他的泰话明显不标准，泰文也认不得几个，我这个老江湖自然猜测到他是缅甸来的，不会是土生土长的泰北云南人。

“是的，我是从缅北过来的，我的阿爹阿妈还在缅甸。”那次我们一起喝酒，打开了话匣子。

“你不会是参加坤沙蒙泰军过来的吧？那样的话你就是童子军了。”以我的经历和对金三角的了解，很自然就做出这样的猜测。

“是的，我是参加张家的兵，十一岁被招来，没有扛过枪打过仗，张家投降后就来泰国讨生活了。”

我长长地哦了一声。张家，就是坤沙的蒙泰军，坤沙汉名张奇夫，张启福，所以一般泰北云南人都叫他的部队是“张家军”。

他于是乘着酒兴给我断断续续讲了他的经历——

我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我是老大，十一岁时就被张家招了进来，家里阿爹阿妈舍不得也没有法，反正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寨子就有好几个，大伙互相照应，也不怕，跟着大马帮和大部队走半个月就到贺勐，训练了几个月，我家有亲戚当点官，就安排我去读中文书，在泰国这边，当然暗中还是要经常去参加军训，我运气很好，碰到泰国政府给那个寨子发山民字（山区民族身份证），我也拿着了，内政部有底子，是真的，后来就给我们转成公民字（泰国公民证）。

我想起1995年南下时新兵队里的那些小孩，忙问他：“你是哪年下来？”

他喝了口酒望着餐厅的草棚顶想了一下：“1991年”。

 童子军训练时用木头枪

那时正是蒙泰军势力最盛的时候，由于兵源多，有点门路的他就作为重点培养的后备力量被安排在泰国这边读书。

后来自然就是1996年初的坤沙投降，蒙泰军瓦解，他还没有机会扛枪上战场就自由了。也是在亲戚的安排下，他跟着几个朋友跑到曼谷打工。

山民证是不能到曼谷的，还好泰国警-察主要是防毒品，对非法打工者盯得不紧，凭着他能讲中国话，泰语也过得去,人又长得机灵,很快就在一个中餐馆里当小弟,每天穿着整洁的工作服端菜送茶倒酒加饮料, 洗盘子擦桌椅拖地板,几乎和餐厅里的一部机器差不多。不同的是他们还要表演餐厅服务员应有的礼节,见泰人进来就双手合十,低眉顺眼来一声“萨瓦迪卡!”见华人进来就双手按住小腹,微微鞠个躬:“欢迎光临”。

干了一年, 勉强能混饱肚子。不过熟悉了曼谷的环境, 就有朋友介绍去卡拉OK厅里当小弟,“那里小费赚得比薪水还高”。 于是高高兴兴去了, 干的活和餐厅里差不多, 都是伺候人的, 最大的区别在于餐厅里客人只是来就餐, 晚上十点左右就可以关门, 而卡拉OK厅是人们喝酒取乐的地方, 半夜两点钟以前不可能得休息。最难过的是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小帅哥, 整晚看着那些满脑肥肠, 皮肤松弛得像泡在水里馒头似的老男人，兴高采烈地和小姐嬉闹, 而自己只能在外面恭恭敬敬地等待着, 随时准备进去半跪着给他们加酒加饮料, 还要做出诚心诚意的样子, 否则小费就没了。  生活所迫, 就这样做了一年半, 直到碰到一个带客人来玩的导游收他当助手, 也就是习惯上叫 “跟团”, 确切含义是 “跟着导游带团”。 还是小弟的角色, 招呼客上下车, 点人数, 把掉队的客人找回来, 晚上带客人去喝酒玩耍, 按摩吃宵夜都是小弟的任务。 这样跟了两年，山民证转为公民证，去哪里都不用再躲躲闪闪了，于是又随那个导游来到普吉岛。

“你运气真的不错了，坤沙的兵估计跑来泰国的不少，但是有几个能拿到泰国公民证？拿到难民证或山民证就算烧高香了。”

“是呀，所以我很感谢帮助过我的亲戚，也感谢老天爷的照顾。”

“你多少也被张家军训练过，你觉得学到什么？”我问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记不起来了，只养成一个习惯：服从命令，听大人的话。”他有点腼腆地一笑。

这才是最淳朴真实的在军队里形成的观念。“听大人的话”用官话说就是：服从领导安排。

因为这样，谁给他安排任务都很少讨价还价，做导游，也把客人当“大人”来服务，自然使客人满意。引起一些年轻女游客的好奇和好感，想体验泰国小帅哥的情感也就不奇怪了。

之后的几年，随着旅游市场的变化，我离开了原来的大公司，一会曼谷一会普吉，不敢接大旅行团只服务自由人或卖门票，小打小闹，勉强糊口，主要精力放在写作。阿川早就去其他大公司当导游了，但一直和我时断时续保持着联系。

这期间阿川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个大变化：

一是结了婚，夫人是普吉某大学的一个泰妹，不小心怀上了，于是就结婚，而且从此收心，再也不和中国女游客玩浪漫，让了解他底细的朋友目瞪口呆，他的太太外貌上和他浪漫过的中国姑娘简直没法比。

“但是他真的就不玩了，很奇怪！”这是他的那些导游朋友的普遍看法。

“结婚了就要负责，漂不漂亮都是自己老婆，你对她不好，会遭报应，破坏运气。”这是阿川给我的解释，没有什么大话，就是怕“遭报应，破坏运气”。

二是不敢再带大团，随着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旅行社给导游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中国导游杀了过来。他因为是泰国公民，泰国旅游局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放宽政策，给泰籍有带团经验的导游都发了导游证，这样他们就不违法了。而中国导游是违法的，于是这些中国导游找一个泰国导游当助手，一个团固定给他们多少钱。

“还是中国人才会宰中国人，他们真的厉害，给我们泰国导游那么多费用，他们还是能赚到钱，你让泰国导游去带，打死都赚不到那么多。”说到中国导游的厉害，阿川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承认根本学不会：“他们讲的那些话太深，我们学不来。”

三是最后他也不当导游了，开了个海鲜大排档，取名“四海一家”，他儿子出生后生意红火，一年就纯赚一千多万铢泰币。

“这是我老婆和儿子给我带来的好运气。”一次他这样对我说。

做生意一旦有赚，都会很快面对这样的困局：遇到竞争怎么办？

 阿川老板

他在芭东开的海鲜大排档，算是最早专门服务中国游客的餐厅，绝大部分的餐厅还是以服务西方游客为主。但是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餐厅的大小老板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彬彬有礼的洋人消费水平根本没法和中国游客相比：五个欧洲人点三样菜三瓶啤酒优雅地喝一晚上；两个咋咋呼呼的中国人尽点贵的龙虾和各种海鲜，五六样菜七八瓶啤酒风卷残云一下子吃喝完，比五个欧洲消费要贵一倍。于是纷纷醒悟过来，都挂中文招牌，用蹩脚的中国话招徕客人。

阿川的四海一家左右都是中文招牌的餐厅，他想了想，扩大经营规模，看准一个地点开了一家分店，因为那里新开了个表演场，专门接待中国和韩国客人，不料刚开不久，表演场把通往大马路的路给堵上了，因为既然是特殊表演，不能让大马路来来往往的人看到，太惹眼。结果这样一来，开在那附近的餐厅生意一下子全部落了下来。撑了一年多只好关门。

只好在老店想办法，他觉得把旁边一个门面租下来搞成有空调的VIP房应该不错，于是以很贵的租金盘下这门面。结果根本没有客人愿意进去，大家来大排档吃喝，享受的就是地摊餐厅的烟火气。于是那高额租金算是白扔了。

这样折腾下来，这两年的餐厅基本都在亏本。

有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去年有个以前曾经和他合作带过团的领队找到他，合伙开个旅行社，要接待会议团，一来就是3-500人，一个团赚百八十万没问题。刚成立不久果然就拉了一个50人的团，两人各赚了好几万人民币。

这个中国合伙人据说还有资源组织万人国际马拉松来普吉举办，“他问我们这边能接待吗？”阿川专门找到我“马拉松最少也要有上万人，我是没有能力，你这边呢？”

我明确告诉他：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原来的老板肯定能接待，万人马拉松是需要政府出面的，只有我们老板有这个能力。

他们两人倒也没有沉进万人马拉松的愉快幻想中，而是很实在地买了两辆豪华面包车，专门接待高档自由人，是分期付款。

然后就是疫情暴发，旅游停摆。

他的中国合伙人也没有了然后。

他的餐厅也关了，四海一家的门没法再开。

两辆豪华面包车的款他还在付。

最近疫情缓解，没有游客，但有了点活，他到外府去跑生意了。

这个当过坤沙童子军，现在已经是中年汉子的温和阿川，能挺过去吗？

我觉得他能挺过去。 

 2020年8月于普吉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