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佳荣｜陈寅恪有过“唐史转向”吗？陆扬《视域之融合》读后

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

今年适逢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作为时代象征和文化符号，陈寅恪（1890—1969）依然备受关注。譬如年初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支持者有之，嘲讽者有之，大加挞伐者亦有之。不过，这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问题，只是藉此说明陈寅恪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上的icon意味。

与出版界的沸沸扬扬相比，我更关注学界的动向。台湾地区《新史学》三十一卷一期（2020年3月）刊出《陈寅恪与东方语文学——兼论内亚史及语文学的未来展望》（下文简称“《展望》”），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与历史学系联合项目博士候选人孔令伟。这是一篇相当扎实的论文，其主要贡献在于，通过运用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书信、札记，并重点利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中的相关文书，从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的角度详细考察了陈寅恪与史语所之间的学缘。论文指出，陈寅恪的治学重心由内亚语文研究与佛教文献学转入唐史研究，与陈氏1938年遗失《蒙古源流》与梵藏佛经相关的札记与手稿，有着重大而密切的关系。日本全面侵华，导致内亚研究所必需的图书条件难以得到满足，因此陈氏不得不“捐弃故技”，对“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论文认为，陈氏这一学术转向，“似乎并不完全是其治学内在理路的自然转变”。让人略感诧异的是，在探讨陈氏史学转变时，本文未提及余英时的《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这篇名作，大概率是失之眉睫了。作者在内亚历史语文学方面颇有造诣，且已发表多篇论文，因此并不满足于陈氏等前贤把内亚史及语文学置于中国史框架下这一研究取向，希望在发扬前辈学术遗产的同时，在全球史乃至世界文明的视角下从事内亚语史研究，展现出新一代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胸襟。

最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四期）推出“陈寅恪先生纪念特辑”，发表了陆扬（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卫荣（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等学者的论文。无疑这四位都是当代著名史家，各擅胜场，四篇论文亦各具特色。不过，陈寅恪是像迷宫一般复杂、极其难以“对付”的历史人物。拜读这个“特辑”，即不难察觉论作之间的张力，四位学者对陈氏史学的把握不尽相同，其间存在微妙的差异。比如沈卫荣的《陈寅恪与语文学》认为“陈寅恪在本质上是一位杰出而典型的东方语文学家”，而陆扬《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下文简称“《再考察》”）则重点检讨陈氏“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研究的核心”，并尝试在国际视野下重新评价陈寅恪在唐史领域的贡献。沈卫荣在论文中引用蔡美彪先生的话，认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只是他在年老目盲、无法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的述怀之作，而王汎森专门以《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来讨论“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侯旭东《字词观史——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起》则借陈氏一封回函提倡“循字见人，由词观史”的史学研究新进路。

“唐史转向”：“六朝史”被忽视了

下面着重谈谈陆扬的陈寅恪“唐史转向说”。

关于陈寅恪的史学转向，余英时先生发表于1997年的《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下文简称“《三变》”）首开先河，迄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陆扬曾师从于余先生，这次师徒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同题竞赛，能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我们先看《三变》，该文劈头就说：“在近代学术界，陈寅恪特别以渊博著称。从中国传统的观点说，他可以算是‘通儒’；从西方启蒙时代的标准说，他近于‘百科全书派’。因此他并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所谓‘专家’。”《三变》把陈寅恪一生的史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东方学为主攻方向的第一变，“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第二变，以及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心史”之变。而陆氏《再考察》的重心是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念兹在兹的是陈氏“为何在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唐史研究之中”，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工作的核心”。通篇读下来，余英时笔下的“通儒”在《再考察》中俨然成了“唐史学家”——著名微信公众号“三联学术通讯”在转载陆氏此文时改题为“唐史学家陈寅恪”，可以说是精准领会了文章的意旨，虽然该文并没有直接将陈氏称为“唐史学家”，但作者反复强调“唐史转向”不能不给读者造成这个印象。沈卫荣的论文也涉及陈氏学术转向的问题，他从语文学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陈寅恪所从事的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明确指出陈氏的“学术兴趣自始至终以汉语佛教经文、汉语文学和中国中古史、中古佛教史研究为主，并没有在十年之间发生断裂式的改变”。这一说法包罗甚广，大体可通。而余英时《三变》主张陈氏史学第二阶段主要是研究中古史，到了陆扬这里，则进一步缩小为“唐史”，不能不引人注目。

其实，单言“唐史转向”亦无不可。比如孔令伟《展望》即说陈寅恪在抗战爆发后因读书笔记的遗失和相关书籍的缺乏而被迫转入唐史研究，不过他的划分显然是以1938年为界，而不像陆扬《再考察》那样以三十年代初为起点。从学术史的角度，如果只是评判陈寅恪在唐史研究上的得失，在某种场合下把他定位为“唐史专家”也没什么问题，比如陈尚君在一篇纪念岑仲勉先生的文章中就将陈、岑合称为“唐史双雄”（《唐史双子星中稍显晦黯的那一颗》，《文汇学人》，2016年11月18日）。然而，陆扬的用心显然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追问：陈寅恪“为何选择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然而，问题在于，陈寅恪真的有这种想法吗？他真的期望自己成为“当代一流唐史专家”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前面提到，余氏《三变》一上来就直言不能以“专家”的眼光看待陈氏，陆氏期望在其师的基础上再作突破，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破绽，《再考察》一文真可谓“得以在此，失亦在此”。

由于只从“唐史”着眼，作者对相关史实视而不见，甚至在自己征引的史料中也偏袒“唐史”而轻忽“魏晋南北朝史”。譬如，作者为了说明陈氏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进而证明所谓“唐史转向”），引用了小野川秀美和顾颉刚的评语。可是，小野川秀美明明列出陈寅恪“多篇重要的南北朝史和唐史论文”，顾颉刚在《中国当代史学》明明“指出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史两个领域做出的贡献均为最大”。再如，作者提及蒋廷黻在主持清华历史系时明言陈寅恪在“晋至唐”这一研究领域是“中外公认第一等学者”。然而，为了证明“唐史转向说”，“魏晋南北朝史”在陆扬判定的陈氏史学第二阶段变得无足轻重。比较而言，余先生《三变》探究陈氏史学变迁，有理有据，而陆氏《再考察》则不免有裁剪史料以就我之嫌。容我强调一遍，如果单纯评估陈氏的唐史业绩，不提“魏晋南北朝史”不足为怪，然而作者执意探讨史学转向，则不宜厚此薄彼，只挑有利于自己论说的材料，却对其他相关材料弃如敝屣。

更重要的是，对一位学人业绩的评价，相当程度上确然应以他遗留下来的成果为基础，但是对其史学转向的考察，则不能只以他的传世作品为依归。否则，“安身立命”的“选择”这类追究“动机”（或“出发点”）的探察一不留神就会掉入过分注重“已有”而全然忽视历史上“可能之有”的陷阱。对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创获，以及所谓的“史学转向”，我们不仅应充分重视他留下来的论作，尤其是影响以迄于今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相关论著，还必须留意他的历史遭际，也就是他那些未能化身为成果的努力。具体些说，陈寅恪在抗战期间遗失了两大箱特别珍贵的札记和资料，尤其是蒙古史、佛教史方面的“半成品”，包括他想日后成书的《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和《蒙古源流》考证等。这些待完成著作的流产，对陈寅恪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甚至“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9页）。如果结合这些历史上“可能之有”，我们还会坚持说陈寅恪“选择”“唐史”作为自己学术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吗？“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赠蒋秉南序》）

在抗战等一系列重大变故的影响下，陈寅恪奋力与时间赛跑，将研读新旧《唐书》的笔记和此前积累的心得整理成书，并以“略论稿”“述论稿”名之，仓促之意自不待言。要说“选择”，这个阶段陈氏对魏晋到隋唐应有通盘的考虑（当然会有所侧重，比如中古佛教史），他的视野不会为唐代所限，更不会追求“唐史权威”一类的名头。的确，唐史“三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奠定了他在唐史领域“曾经与永恒之王”的地位，但对于陈寅恪，我们无疑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唐史学家”。

循果究因：所谓“视域之融合”

在提出“唐史转向说”之余，陆氏《再考察》自然要探究其因。为此，作者着重强调了两个学术机构对陈寅恪“唐史转向”的意义，即清华学堂转变为美式综合教学研究型的清华大学，以及史语所的建立。作者认为，清华成立以西式学科分类为标准的人文科系，陈寅恪随之成为历史、中文两系的合聘教授，“在造就作为史家的陈寅恪的作用，恐怕远大过国学院”。从颠覆清华国学院的“神话”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颇为新颖的观点。但是，就陈寅恪当时的意愿来说，或许还要打个问号。再则，倘若王国维、梁启超没有先后去世，国学院继续存在个五年、十年，陈寅恪的学术大观园会是怎样的景象呢？历史诚然无法假设，但历史研究不能纯然以后来的“史实”为限，就此发挥历史想象力稍作升缩推演，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一些“结论”的批判性思考。

在转向因由方面，余英时提出两点观察，一是陈寅恪与王国维的关系，认为王氏的自尽对陈寅恪而言有“人琴俱亡”之恸，而王氏的史学成就也启示后者开辟中国中古史的新天地；二是二十年代末期的两股史学思潮对陈寅恪的刺激，具体是指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陈氏对这两派皆不满意，遂自立门户。而孔令伟《展望》更强调钢和泰及史语所对陈氏回国后十余年间持续进行东方语文学研究的意义。同样是强调史语所对陈寅恪学术生涯的作用，《展望》材料详实，立论严谨。而陆扬《再考察》并没有提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比如文中提到陈氏1930年在史语所“历史组工作就包括编定《金石书目录》《敦煌劫余录》等书目、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可是这与所谓的“唐史转向”有多大的关系呢？

此外，《再考察》还表示：“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超然，而是在此前提到的那种历史敏感度之下，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的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不过，以陈寅恪之淹通博识、敏锐善感，历史上发生巨变的时代和他亲历的晚清都有某种相似性，也都可能存在“视域的融合”，根本不必局限于晚唐和晚清之间。比如，陈寅恪曾说，“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汉唐”视野之辽阔非“晚唐”所能及，由此或可反衬出所谓晚唐与晚清之间的“融合”只是作者的一种“假设”——这并不是说晚唐和晚清没有某种相似性，而是说这种相似性在陈寅恪史学实践中究竟占据怎样的位置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据我了解，王汎森曾在《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以“史学二陈”为例》（刊于《古今论衡》，2011年，第二十三期）一文中引用陈氏的《读崔莺莺传》时约略谈及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推断，陈寅恪是基于这个原因“选择”了“唐史”，毕竟这有违史实，也不符合陈氏自己的“人设”。

对历史学者来说，“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是个十分诱人的题目。如果揣测无误的话，这个问题是由陈氏骄人的唐史成就引发出来的，循此结果误入“视域之融合”这样缺乏根基的玄思，却忽视了陈寅恪成为后辈眼中一代中国中古史大家的艰辛过程——那其实是造化弄人的结果。《再考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知不觉间被结果迷惑了，我们只能惋惜高手也有失察的时候。附带一提，《再考察》一文里“视域之融合”这个概念，中文学界大概是王汎森最早在一次学术讲座中使用的，讲座稿后来整理成《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只不过文中写作“视域的溶合”（fusion of horizons）。

唐史“三稿”与文史互通

或许可以这样说，《再考察》所提出的“唐史转向”纯属“大胆假设”，遗憾的是“小心求证”似显乏力。严苛一点论，如果没有最后一节，该文恐怕很快就会淹没在成千上万的paper之海；相反，虽然上文对“唐史转向说”不敢苟同，持批判态度，但我不得不承认，因为最后一节十足精到的论断，该文由此脱颖而出，熠熠生辉，而且我相信数十年后仍有重温检讨的价值。虽非尽善尽美，但就陈氏史学研究本身来说，这的的确确是甚为罕见的眼光高远、议论透辟的学术史力作。

这最后一节题为“两‘论稿’与二十世纪世界唐史学”。也就是说，作者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置于二十世纪国际唐史研究的宏观背景下作比较性的考察，提出了不少值得悉心揣摩的见解。具体而言，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对陈氏的唐史创获与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解读，使之形成一种绝妙的对话关系。而且，作者对陈氏唐史研究的理解和剖判，不仅在“点”和“线”上戛戛独造，在“面”上也是驾熟就轻，卓尔不凡。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论断毫厘不爽（具体有待专家的检阅和辨析）——即使有人指出其疏误，也难以撼动其整体上的贡献，它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估陈氏的唐史业绩是一个极好的向导，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限于篇幅，恕不在此详细征引。

笔者不是唐史专家，这里只想说一点有限的观感。除了晚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外，陈寅恪自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到岭南大学，都是中文、历史两系合聘。在分科愈来愈细、各自照顾一亩三分地的时代，两系合聘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光从这一点论，陈寅恪不愧是“教授中的教授”，但他的著述在学界的辐射力也有参差。以岑仲勉、陈寅恪这对“唐史双雄”来说，历史学系教授更经常挂在嘴边的是陈寅恪而非岑仲勉，岑仲勉对中文系的影响比历史系更大。陈尚君就曾指出：“最近四十年中，岑氏最大的拥趸群体，则来自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或者可以说，岑氏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最近几十年唐代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对于陈寅恪的唐史“三稿”，历史学系教授更看重两“论稿”，比如这次北大的“纪念特辑”，陆扬的论文就是如此。而《元白诗笺证稿》似乎甚少进入当代历史学者的视野，深入细致的讨论相对少见（汪荣祖将其视为陈氏史诗互证的典范，算是一例）。就我目力所及，中文系的教授似更推重《元白诗笺证稿》，南京大学已故程千帆教授和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堪为代表。对于“三稿”，陈寅恪曾在信中对史语所的陈槃说：“弟今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弟所作二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走笔至此，有的读者大概猜到我想说什么了：陆氏《再考察》最后一节围绕两“论稿”，就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作了细致剀切的剖析，如果能加上社会、文化，或许就更周到透彻了。

总的来说，读陆氏此文，犹如观看高空走钢丝，那个紧张刺激，在当代史学界恐怕是鲜有其匹。用围棋来打比方，作者在布局阶段突发奇想，不顾棋形不正，下了一个怪招，结果被对手识破，形势陡然变得相当被动。本以为是神思妙想，却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撑，沦为空中楼阁，殊为可惜。进入中盘以后，作者充分利用厚势的威力，步步为营，组合拳频出，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子效”，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在第三部分将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一群东洋学者相比较，以期在多重“套叠”之下准确地定位和把握陈氏的史学特色。同理，笔者在文中多次征引余英时、王汎森、孔令伟等人的论作，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排比，尽可能真切地理解一篇学术论文的成败得失，从而避免在惯称“神”“偶”的学术崇拜下自我炫惑而失去方向。

我向来尊奉“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故不揣谫陋，斗胆录下一己肤浅的读后感，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