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渔下的渔民“上岸”

“转型是迟早的事，你不主动转，环境也会逼着你转。”一辈子和鱼打交道的边嗲2004年就看清楚了这样的趋势。

“天上那个云波咯，水里的霞哟，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这样的歌谣，对于生于资江的吴新跃来说再熟悉不过。7月28日早上4点，吴新跃哼着这首小曲，麻利地跳上快艇，“嗖”地一下消失在晨曦微露的江面上。

凌晨4点，这是一个渔民自然养成的作息时间。只不过，吴新跃不再是去打鱼，而是去他熟悉的江面上巡逻护渔。

这一切的转变，源于2020年1月1日零时起开始实施的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在“长江大保护”总体战略下，国家决定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从2020年元旦开始分步骤推开。率先启动的是水生生物保护区，其后是长江干流、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生于洞庭水系的吴跃新和十多个省市的渔民一样，面临着人生重大转折。

吴新跃知道，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岳阳楼记》中描绘的“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景象消失不见了。这些年来他们赖以生存的鱼类资源枯竭的速度简直超乎想象，不仅中华鲟、胭脂鱼等珍稀鱼类难得一见，以前经常捕捞的“四大家鱼”也迅速减少。

“我年轻那会儿，旺季的时候一网下去四五百斤不成问题，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噢，一网四五斤的时候也常有。”一位老渔民在湖边搓着那双因风湿而骨节肿大的手，不无感慨。

没了大鱼的“江湖”

“靠水吃水”到底还能吃多久？夏中强心中是有数的：“现在不禁，也有捕完的一天。就算今天政策没让我们退，明天大自然也会逼着我们退。”

今年45岁的夏中强曾是湖南益阳市资阳区茈湖口渔业队的队员，十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打鱼，对于洞庭湖这几十年的变化可以说了如指掌。

他说长江有三鲜，洞庭湖也有湖鲜，银鱼、凤尾、黄颡。爱吃鱼的人都知道，“春鲢夏鲤秋鲫冬鳊”，每个季节都有应季的好鱼。

以前夏中强最高兴的是每次出船能打到鳜鱼。他说小时候这种鱼很常见，后来就很少了。现在不要说这些珍贵的鱼类，就连以前常打的鲤鱼、鲢鱼也少了。

“那会儿鳜鱼比一般鱼贵，鳜鱼一两块一斤的时候刀鱼才卖两毛钱。不过也没现在贵，一般人家也还吃得起。前些年你知道卖到多少一斤？六十多！关键也打不上来多少。”夏中强问我们，“上午一网，下午一网，一天下来就打到几条鱼。是不是很少？”

夏中强说世代打鱼的人都知道，靠湖吃湖，老一辈就有这样的嘱咐，所以在下一辈跟着打鱼的时候就会教导一些底线的东西。

“嘱咐点什么呢？”

“就是不能竭泽而渔啊！”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条底线被突破了，好像每个人都费尽心思地想多打鱼。

他说这些年渔民也很矛盾，凑在一起也说湖里没什么大鱼了，鱼汛越来越少，在湖里投网只能捞些小鱼小虾。但另一方面，打鱼来钱确实挺快，鱼少了，也贵了，所以很少有人转行去做其他生意。

事实上，为了维持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渔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努力。

2002年起，原农业部在长江流域开始实行春季禁渔，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持续到6月30日，为期3个月。

后来专家发现，鱼在4-6月排卵之前，会在3月大规模怀卵。而渔民出于禁渔前“能多捞就多捞”的心理，在3月的捕捞会达到一个高峰。所以2016年开始，禁渔期提前一个月，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延续4个月。

禁渔范围也在不断扩大。2019年起，农业农村部在海河、辽河、松花江和钱塘江等4个流域实行禁渔期制度。钱塘江流域纳入长江流域以南相关水域，禁渔时间统一为每年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正好是长江流域多数重要鱼类的繁殖期和幼鱼生长期。

禁渔的同时，各地也在组织增殖放流。湖南重点在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水域、珠江湖南水域、5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水库、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域，统一组织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这一全省范围的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了15年。

为了严控捕鱼行为，渔民必须持证上岗。夏中强的捕捞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拿到手的。没有捕捞证就不允许下湖捕鱼。

这个证也有范围，夏中强手里的是内陆证，只能在内陆水域进行捕捞作业。后来渔业船舶检验证、渔业船舶登记证、渔业捕捞许可证“三证”合一，夏中强又在2016年12月拿到了新版的渔业船舶证书。

“我们是持证上岗的守法渔民，严格遵守禁渔期，我们的网也是符合标准的。”即便如此，夏中强说谁也不愿意放弃眼前的这份利益，“鱼卖得很好，人就不停地往里挤。”

据相关部门摸排，仅在益阳市南洞庭湖捕捞的渔民就有1万多人，来自9个省份。各种有害捕鱼工具屡禁不止，酷渔滥捕之下，鱼类资源锐减。长期的过度捕捞导致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生物多样性破坏日趋严重。为了争抢资源，渔民之间也不时发生冲突。

就在今年1月，夏中强看到了中华白鲟灭绝的消息。当时一家人还凑在一起说：“再这样下去，没鱼可打是迟早的事儿。”

一名执法者的特别收获

这些年来，洞庭湖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湖面面积比20世纪末萎缩了近一半；与长江连通的洞庭湖“四口”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部分断流趋势愈发严重，农田灌溉受影响，居民生活用水紧缺……

没有洞庭湖的水和鱼，哪来的“鱼米之乡”？拯救洞庭湖就是拯救自己的家园，而拯救的关键一步就是向酷渔滥捕宣战。

可是在吴新跃看来，两条渔船、一艘快艇，这3个“老伙计”就是他的全部生计来源。所以最初桃江县“清河行动”开始时，吴新跃相当排斥，甚至认为这是在有意为难他。

“在打鱼时期，渔船就是我的命。”

一拨一拨的干部上门做工作，吴新跃都听不进去，后来桃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吴国兵说的一番话，有点打动他。

“老吴，你的心情我们理解，可是你打鱼这么多年，难道没发现鱼越打越少吗？现在禁捕是为了子孙后代有鱼，我们不能断了子孙的后路呀。”

后来，吴新跃想通了，上缴了渔船，“捐”出了快艇。可他舍不得这一湖水、一湖鱼，申请成了一名志愿巡逻队员。

“我生在资江，长在资江，吃在资江，熟悉水性和捕捞习惯，志愿护渔这个工作适合我。”

渔民有这样的转变，吴国兵感慨万千：“以前的我们就跟猫和老鼠一样，现在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水。”

同样在水边长大的吴国兵对待渔民有柔软的时候，也有铁面无私的一面。

8月，桃江县将对今年一批涉及非法捕鱼的刑事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公开宣判的人中有吴国兵的亲戚，被他亲手抓获。事发后许多亲人找吴国兵求情，都被他拒绝了。

如今，案件即将宣判，回想起来吴国兵心里依然不能平静。

5月3日，正在值班的吴国兵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正在国家级水产资源种质保护区——位于桃花江镇拱头山村的资江河段电力捕鱼。

吴国兵立即带人赶到资江边，只见一艘渔船从下游开来，船上有自制电捕鱼工具。渔政执法中队4人分成两组，一组假装在河堤耍，另一组试图对岸上“望风”人员进行控制。船快上岸时，“望风”人打了个手势，船掉头就跑。

情急之下，吴国兵纵身一跃，拼尽全力跳上了船。船上两名捕鱼者，其中一名试图跳江逃走。经过激烈的追捕，两人均被抓获。

“真庆幸当时电捕鱼工具是关闭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吴国兵也有点后怕。

这样的情况对于渔政执法人员来说是常态。自今年4月8日成立以来，桃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就“摊”上了14起非法捕鱼刑事案件，短短一个“五一”小长假，渔政执法中队5天就办了3起刑事案件，拘留4人。

吴国兵说，今年是长江流域及其支流十年禁渔的第一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去年年底前桃江县已完成渔民退捕手续，渔船和渔具也已收缴。退捕之后，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暗涌。资江桃江段渔业资源本来就丰富，渔船和渔具收缴后，一段时间内河面无船、河下无网，河里的鱼就更多了。

“一晚上可以捕500斤以上的鱼，有些渔获最高卖到120元一斤。冒一次险可以抵得上平时一个季节的收获。正是这样的巨额利润让有些人铤而走险。”

没有渔船怎么办？搭个竹筏子；怕被执法人员抓到怎么办？行动前派人来执法大队门前盯梢；白天怕被抓，就夜里出洞；河里有捕鱼的，岸上有放哨的；就连执法人员的私车都被人盯上……

尽管困难重重，渔政执法队员还是想尽办法和非法捕鱼者斗智斗勇。桃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成立4个多月来，全县办案数量在益阳全市排第一。让吴国兵欣慰的是，不少像吴新跃一样的渔民陆陆续续加入志愿护渔队里来。

“我们现在正想借鉴公益林管理相关模式，将更多退捕上岸的渔民变‘打鱼队’为‘护渔队’和‘护湖队’。”益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小阳说，这既有利于妥善安置渔民，又可以加大对环境和生物的保护。

“最后”的渔民

沅江市万子湖乡白沙村周边都是水，靠水吃水，刘放军祖上也是渔民。

1972年，刘放军读完高中回到村里。那时候周边没有渔网厂，刘放军瞅准了时机在村里办起了加工厂。后来一路转型，从内陆渔网做到海洋捕鱼网具，再到3年前真正跳出“渔网”，做起了供娱乐休闲用的“运动网”，如今刘放军的湖南鑫海股份有限公司已基本没有淡水鱼具的业务。

刘放军告诉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是被逼无奈的结果。随着近年来长江流域渔业转型以及休渔、禁渔政策的施行，淡水渔网的需求量大大减少。

2017年，公司转型成立子公司湖南星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不惜重金网罗人才，开展技术研发，生产各种尺寸的足球网、羽毛球网、排球网、棒球网、高尔夫球网等产品。

这张“运动网”的年产值从2017年的300万元已增加到2019年的4000多万元，产品仍供不应求，公司正在扩大生产规模。“不出4年，这张‘运动网’的产值将超过‘渔网’。”刘放军信心满满。

伴随着公司不断转型，鑫海股份也成为更多渔民上岸后的“港湾”。身为第一代上岸渔民的刘放军，接纳、培养了第二代、第三代退捕的渔民。

来自万子湖乡小沙嘴村的高建，就是2013年进入鑫海的。

高建从小生活在渔船上。小时候，父母忙着打鱼，怕他落水，只能绑根绳子在他腰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5岁时的一个夜晚，湖上突然狂风暴雨，顷刻间，船上装了好深的水。高建吓得大哭，妈妈紧紧搂着他，爸爸一秒不停地往外舀水。那一夜，雨水、汗水、泪水、江水交织……

到学龄后，他被寄养在岸上外婆家上学。而对于渔民来说，船在哪，父母在哪，家才在哪。1990年，高中毕业后的高建又回到船上，正式成为渔民，和父亲搭档捕鱼。

这一干就是23年，直到2012年秋天，高建的父亲病故。妻子在岸上陪读，一个人捕鱼已经难以养活一家人，高建不得不另谋出路。

2013年春天，原本计划外出打工的他，被刘放军给劝住了：“你会织网，留在渔网厂做事上手快，还能顾及家人。”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高建成为鑫海公司一名工人。捕鱼的艰辛，早已让高建练就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厂里什么时候需要赶工，高建二话不说，主动加班；哪里有重活儿，不用吩咐，他主动挑起。随着鑫海公司打开远洋捕鱼网具生产的路子，高建也成长为公司不可替代的业务骨干。2018年，高建担任公司生产部经理，每月工资上万元。

高建选择上岸，是因为家庭的变故。而2020年更多渔民上岸，则直接是因为十年禁渔的缘故。只是很多渔民还没真正做好准备。

直到去年底，46岁的姚辉龙还一直在洞庭湖上打鱼。姚辉龙家有三兄弟，大大小小10条船。今年7月船被拆解时，姚辉龙的眼睛红了好几天。

白天一张网，夜里七尺板。没田没土，渔船曾是姚辉龙的一切。现在，这个伴他经历过风雨也为他遮风挡雨的“家”没了，糙汉子姚辉龙心里五味杂陈。

2003年，为了孩子读书，姚辉龙花了4500元在澎湖潭岛买了个小平房。但岛上距离所在的镇很远，“顺水开船要3个小时，逆水至少得要4个小时，跑一趟差不多一天就没了。”让姚辉龙忧心忡忡的是，只要一赶上涨水，房子就遭殃。今年7月主汛期，他家的房子已经被淹了一半。

好在政府建了廉租房，渔民只要申请就可以优先租住。姚辉龙现在的家就在沅江市的廉租房里，49.5平方米，一家四口住，租金600元一年。

此外，沅江市政府正在考虑对3个分别位于管竹山村、莲花岛村、澎湖村的渔民岛村进行整体搬迁，共涉及1248户3344名渔民。

从漂荡的江湖上岸，住房暂且有了着落，但是很多渔民心里还是“漂着”，最大的顾虑就是转产转业。

在姚辉龙看来，尽管以捕鱼为业自己没挣着多少钱，就像这次的洪水来得快，水落得也快，鱼走得也快，即使不禁渔今年也没什么收成；但他忧心的是，46岁上岸后的他能做啥？读书少、年纪大、身体差，这些都是重新就业的“硬伤”。

这些“伤”，加上两个孩子读书、妻子生病常年吃药的重担，让他今年隐隐痛了半年。直到高建找上门来，邀请他到星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上班，制作娱乐休闲运动网具。

“对于愿意来公司干的，我们都乐意收，招工年龄还放宽5岁。”刘放军说，目前公司有700多位员工，大多数是退捕上岸的渔民。

采访时，姚辉龙正埋头用缝纫机给“运动网”锁边，看得出，他才刚学不久，动作还有些僵硬，紧张得额头直冒汗。

“一个月5000元，加加班每月能挣到六七千元。”刚上岗的姚辉龙告诉我们，只是由于以前从来没有“朝九晚五”地上过班，现在的他正在努力适应新的生活节奏。

离水上岸找份工

南洞庭，由1万个小湖组成，沅江市琼湖街道的万子湖村就是由此得名。万子湖村是湖南有名的渔业捕捞村，村里有1700多名专业渔民。

“我们村里的许多人都姓边，走过祖国的边边落落，哪里有捕捞需要我们就去哪里。”70多岁的边嗲（“嗲”，湘方言中“爷爷”的意思）一说起远程捕捞，脸上满是荣光。

之所以舍近求远，一方面是远程捕捞的需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家门口洞庭湖里的鱼越来越少。

“转型是迟早的事，你不主动转，环境也会逼着你转。”

一辈子和鱼打交道的边嗲2004年就看清楚了这样的趋势，所以下决心组织成立了一支远程捕捞队，带着大伙儿走南闯北奔赴全国各地大型水库、大型渔场捕鱼。2010年前后最红火的时候，捕捞队员有1000多人。

这次长江禁捕对他们影响不小。根据规定，相关捕捞公司不再被允许存在，7月中旬，沅江市相关部门要求注销万子湖远程捕捞公司，这意味着捕捞队即将解散，王书阳等1700多名专业渔民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上。

“环境一定要护好，这个我们理解，但我们渔民的饭碗也要捧好。很多渔民50多岁了，一辈子在船上，电视报纸都不看，收音机听风听水位，也没什么社会经验。离开水后，怕一无所有。”曾经的捕捞队员王书阳说。

边嗲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开有一家小工厂。只要是本村渔民，想来的全都接收。但由于市场影响，边嗲的工厂吸纳能力有限，目前最多也就安排了100多个人就业。

“给村里渔民找出路，政府确实用了心，但要面对这么大的渔民群体，困难还是很多。”万子湖村党支部书记边建辉告诉我们，为了帮助村里的渔民转产转业，相关部门已经来村里搞了好几次就业技能培训和指导，但是渔民离开了水，一时还是很难适应。

一些村民将目光盯在了就业“近道”上——将万子湖村建成南洞庭湖湿地旅游游客集散中心，打造成为乡村旅游、渔业文化和湿地风光有机结合的民俗文化渔村。

早在2017年，万子湖村利用湖南省财政厅一笔70万元的扶持资金作为村集体股份，加上100户村民投股，成立了万子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发展湿地旅游或许是条路，但一定要过环保关，游客喜欢的就是南洞庭原生态的湿地。”边建辉说，如果这一项目能启动，估计能带动500名左右渔民在家门口就业。

有人提出能不能在其他未禁捕的流域允许合法远程捕鱼或者进行特许捕捞，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条出路。

也有渔民提出，打鱼并不是长江生态破坏的唯一原因，那些带来污染的造纸厂、化工厂以及破坏河床的挖沙船也是重要原因。

“有时候出船，捞上来一网一网的垃圾，塑料袋、矿泉水瓶、药瓶子。禁捕我们支持，其他的也得做好。禁渔不能白禁了。”

建档立卡的困难也不少。按照规定，只有持有证件的专业捕捞渔民才能享受相关社会保障政策。但现实中渔民组成非常复杂，有完全以捕捞为生的专业渔民，有既打工又打鱼的兼业渔民，有持证的，也有没证的，还有一本捕捞证带多户的情况。最难办的是超过60岁，因为超龄没法办证的那批人。如何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转产转业之外，很多渔民对养老问题也很牵挂。

“以前在湖上捕鱼，可以持证干到60岁，不担心养老问题；而如今40多岁就退捕上岸，农民有地可以养老，咱们渔民‘失湖’等同于失业，上了岸都不知靠啥养老。”夏中强掐指算了算年龄，自己45岁，参照社会单位60岁退休来测算，要购买15年的养老保险。

为了解除退捕渔民的后顾之忧，湖南正积极引导渔民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落实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对于暂时没有生活来源的，有些地方给出的政策是每人每月补助200元；符合条件的困难退捕渔民，及时纳入城乡低保救助；对于其中特别困难的，对接精准扶贫政策。

“尽管如此，不同的渔民还是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到‘三心’：在身份识别上要细心，在向渔民解释政策时要耐心，对待渔民的合理诉求要付诸真心。”资阳区委书记乐运成说，只有这样才能还洞庭一湖清波，让长江更好地休养生息。

文|杨娟

张振中

监制|张凤云

编辑|十八刀

余 瑶

美编|刘 念

农民日报脉动工作室出品

原标题：《长江禁渔下的渔民“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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