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 一周书记：政治的暴力基因与……道德神话

《美国的伤痕：独立战争与美国政治的暴力基因》，[德]霍尔格·霍克著，杨靖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11月版，356页，78.00元

长期以来，关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一直被粉饰和神化，教科书上都是关于英勇的爱国者如何捍卫崇高理想、反抗帝国压迫的描述，是理想主义的美国革命“洁本”（sanitized version）历史叙事。历史学家霍尔格·霍克（Holger Hoock）的新著《美国的伤痕：独立战争与美国政治的暴力基因》（原书名Scars of Independence: America’s Violent Birth ，2017；杨靖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11月）经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将争取美国独立过程中的暴力事件第一次如此详细和如此深刻地重新写回到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之中：爱国者军队和追随者如何迫害和折磨国内的保皇分子，英军如何屠杀美军士兵、强奸殖民地妇女，殖民地囚犯如何在饱受疾病困扰的船只和地下牢房中饿死，华盛顿的革命军队如何对易洛魁族人发起了种族灭绝的暴力行动……总之，“它讲述了那些作为暴力的驱动者、见证者以及受害人——那些士兵、俘虏和平民，以及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前言）霍克不是要通过回溯这些历史真实来否定这场革命，而是要正视这场革命的另一种面相，指出它不仅是一场围绕原则的高尚之战，而且也是一场残酷的暴力内战。正如《纽约客》的亚当·格普尼克（Adam Gopnik）所说，霍克展示出真实的革命远比人们所知道的要残酷得多。另外，它还是关于这些暴力故事如何被讲述的故事：它们如何被双方利用、传播、制造悲情与反抗舆论，尤其是在大陆革命者方面在战时如何以娴熟的手段占据道德宣传的高地，在战后又如何建构美国革命的神圣、文明的神话。

先看关于暴力的真实故事。1774年1月25日，在波士顿发生海关公务员约翰·马尔科姆因口角与平民发生纠纷，导致被施以暴力的恶性事件。之后很快发生革命者开始在整个殖民地各地区清算、迫害那些供职于英国驻殖民地管理机构的官员，甚至与英国的贸易公司做生意的平民也遭清算，使用了在剥了衣服的身上涂柏油、粘羽毛、吊拷、将粪便揉进眼睛和喉咙等暴力手段。与对身体施加的暴力同样恐怖的是精神暴力。在第一章“捕猎保皇派”中可以看到那些虽然尚未流血但足以令人恐惧的政治暴力是如何实施的：安全委员会以鼓励邻居相互告发或匿名举报等各种方式监控可疑的保皇派和亲英人士，实际上还意味着鼓励人们借此解决私人恩怨；随时把嫌犯叫来问话，可以拦截邮件或搜查其家中是否有犯罪证据；强迫疑犯公开认错并道歉，在社区公开羞辱他们，并要求其所在社区与之切断所有联系。1775年春，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的安全委员会走访每个家庭，要求户主签署联盟的支持书，当邻居们都站在家门口观望时，几平没人能做到拒绝签名。而一旦有媒体敢于报道事实和提出批评，报社和记者就成为下一个袭击和迫害的对象。毫无疑问，这些做法甚至会令当代读者产生时光错位之感。可能更为吊诡的是，说不定也有读者会从那些争取美国独立的激进人士对保皇派或虽然也不赞成效忠英王但还是希望维持旧秩序的观望人士的暴行中产生联想，当然历史的穿越既有对接但也更有错位，但不管怎么说，读者对于那个时代中的革命、独立与暴力的思考可能远超出霍克在研究中的路径和结论。

在大陆安全委员会对亲英人士施加的暴力措施中，已经可以看到某种“体制化暴力”的雏形，是以反抗奴役、争取自由的名义实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些暴力手段除了以崇高目标作为修辞之外，还能如何在道德上证明其伦理正义呢？当年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反驳考茨基，后者认为“为了达到其目的而不择手段，实际上已经损害了目的的正当性，所谓‘红色恐怖’完全是一场道德灾难”，但是最后托洛茨基自己成为了他所曾经为之辩护的目的论的牺牲品。平民的暴力与作为暴力主义者的国家有很大区别，后者总的来说当然是更为恐怖，在道德上更为恶劣。不仅是因为后者作为暴力的能量是前者无法比拟的，更因为后者同时兼有一套强大的舆论修辞和一套扼杀任何声音的有效手段。

在英国方面，发生在殖民地的这些暴行自然会引起强烈反响，战争开始之后的英军对大陆士兵的屠杀式打击、虐待战俘、对平民施暴、洗劫财产等暴力行为同样令人发指。在美国军方面，还发生了把暴力指向印地安人的重大惨案。1779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易洛魁联盟的印第安人屋舍基本被大陆军夷为平地。在烧毁房屋之前，士兵们先掠夺所有财物、家畜以及来年的种子储备和农产品，残留的家庭用品也会付之一矩。没法拿走的物资一律销毀，不惜费力焚毁地里的玉米、豆子、土豆等农作物，一名大陆军需官说：“一个月以前，这片土地还是一个美丽繁盛的花园，现在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荒地，或者说，余烟缭绕的堆堆废墟。”（245页） 不仅如此，一些大陆军士兵和军官还热衷于洗劫印地安人的坟墓，从墓中搜劫各种陪葬品。

书中有太多关于暴力的故事，因为作者“追随主人公奔赴战场和军营，探访地下和海外监狱，并走进家园和农场。……仔细审视暴力的证物：血肉模糊的士兵尸体上的刺刀伤口，被士兵强奸的女孩，憔悴不堪、身上爬满虱子的战俘，被砍头示众的奴隶——以此警告其他人充当英国间谍的下场，以及从新英格兰海滨到南方种植园再到易洛魁开阔玉米地四处燃起的烽烟。保皇派、妇女、先前的奴隶和被俘的叛乱分子，每种人遭遇的暴力形态各不相同。他们争相讲述自己的故事，关于迫害和暴行，关于痛苦和牺牲……”（11页）甚至在作者的文字中也沾有血腥：“英国士兵开始用刀子刺杀无力抵抗的受害者，砸碎他们的骨头，在他们的腹部、胸膛、背部和四肢上留下深长的切口。刀刃插进去，又拔出来，撕碎肌肉、血管和器官。”（220页）就如书前推荐语中的斯蒂芬·康威所讲的，“他以扣人心弦（有时也会令人恶心）的笔法强调了一些真正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例，双方都有。”关于暴力的故事当然无法不沾上血腥。

再看关于那些暴力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早在革命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在1770年3月5日晚上发生在波士顿国王街的流血事件中，殖民地民众就已经懂得如何在反抗中使用暴力并且在宣传中篡改事实。“对革命者而言，国王街的流血事件是殖民地反抗英国暴政的义举。其实，正如亚当斯当庭陈述的那样，这一论断并不成立，但这一套说辞却深入人心。”（第8页）事件发生后在《波士顿公报》发表的那幅著名插图作品、保罗·雷维尔创作的《血腥的大屠杀》描绘了这样的画面：手无寸铁、穿戴体面的平民毫无畏惧地面对七名英国侵略者组成的火枪队，但事实上在事发现场的平民是挥舞棍棒的码头工人、学徒、机械工等人。这幅插图可以作为“图像证史”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例证，说明图像可以如何歪曲历史、影响历史进程中的人们。在战争中，双方在运用暴力的同时都没有忘记占领谴责暴力的道德高地，双方都明白通过舆论争取支持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个方面大陆军毫无疑问要远远胜过英军。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历数英国对殖民地实施的残酷统治和暴力罪行，宣称：“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91页）在这份宣言中当然绝对不会提到美国爱国者对“保皇派”人士施加的暴行，这倒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对暴力与嗜血的控诉似乎只能为反抗与复仇中的暴力与嗜血铺垫道德的正当性。通过暗示、容忍甚至直接操纵暴力来动员群众、激发斗争欲望、切除观望者和怯懦者的后路是许多运动领导者所信奉的斗争秘籍，同时还可以配合一套以悲情、反抗和解放为核心修辞的舆论占据道德高地。美国独立战争的双方在现实的残暴旋风中都成为嗜血的怪兽，同时也都没有忘记戴上道德的面具，最后的历史叙事只能由胜利者来书写。接下来，对于美国独立革命的神化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爱国者不无炫耀地复述他们的革命故事”；在1815年，一位演说家宣称 “其他革命都伴有血腥暴力，我们的革命却很节制。这是一场正义的事业，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革命中的爱国者既富有勇敢精神又不乏人道主义”。（337页）这是一种关于革命与暴力的美国例外论，是为了掩饰政治中的暴力基因而建构的道德神话。霍克在“后记”中说，“美国革命作为第一场内战，我们对它的暴力本质及其内在的复杂性必须充分加以认识。……并非纯洁无瑕的美国暴力诞生的故事颇具警示意义。它会使我们越发真切地意识到美国自立国之初业已存在的矛盾冲突，对通过暴力手段实现道德目标的潜在危险性和复杂性也应该有所警惕。”（350页）

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学家很少有人研究和谈论独立战争中的暴力问题——按照作者的说法，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占据美国大学课堂的说辞仍然是美国革命的理想与理念，继续神化美国国父与独立革命的历史，而把亲历者的创伤武断地摒除在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当然有各种原因，实际上也并不是一直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时有引述多位历史学家关于暴力问题的论述就说明这一点，关键是这些研究和观点没有形成足以改变主流历史叙事的力量和影响，因此才会使作者自己和众多评论者都认为该书是第一部颠覆性著作。所谓的颠覆性是指人们常常遗忘了美国革命是一次内战，更加忽视了独立中的美国早已伤痕累累。那么，为什么是由历史学家霍尔格·霍克首先打破这种局面？在这里恐怕很难不联想到他的德裔英国历史学家的身份，当年美国革命者要反抗的就是英国人及其德国盟友；还有就是促使他写这部著作——对美国革命时代的暴力产生研究兴趣——的一个具体动机是大约十多年前他在英国各地的教堂中看到无数当年美国保皇派人士的纪念碑所诉说的受暴力迫害的故事，“这些悲伤的过程如影随形，时时刺痛着我”。（10页）这么说不是要回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而是无需讳言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动机，关键是看他说的是否有历史事实的依据、在论述中是否讲道理。

今天人们谈到美国内战的时候往往是指南北战争，但是霍克不断提到独立战争也是一场内战。十八世纪瑞士学者艾莫尔·德·瓦特尔认为当一个党派在君主制国家内部形成，并不再服从君权的统治，而且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反对它，这就是内战。这个被认为是近代的、有突破性的概念不是从参战者的种族身份的角度而是从政治、政党和统治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内战”，因此涉及近现代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究竟是革命，还是内战？大卫·阿米蒂奇指出，以“革命”改写“内战”的脚本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从十七世纪晚期以来历史学家就以重新建构的“革命”抹去内战的阴影，“在1789年之后几年中，革命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权威，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暴力就是合法的”。（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邬娟 、伍璇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92页）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革命的反对者通常通过批评它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以此否认革命的合法性”。（同上，93 页）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在霍克之前，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孙宏哲、张聚国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2月）研究了内战期间普通民众和士兵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及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作者以包括有私人日记和通信、宗教文献、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死亡档案、墓地材料等极其丰富的史料，从多种视角还原出一幅幅内战死亡的真实图景，在她的研究中包括有几个核心命题：战争中的残酷与痛苦必须成为研究主体对象，与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剥离开来；民众的真实经历——他们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从中幸存的人？这是内战死亡的真相；关于信仰与怀疑——这场内战大屠杀究竟意义何在？是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反思；最后，从内战双方对待大规模死亡的态度检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思考有关内战死亡的符合人性关怀的政治伦理。霍克的研究主题是暴力，是比死亡更深入、更具体的残酷与痛苦的过程，而且他把独立战争同样看作是一场内战，他所针对的主流历史叙事因为事关开国领袖而更具有神化性质。福斯特的研究结论是美国人最后做到了对内战双方的死难者给予同等的哀悼和尊重，她认为“在战争结束时，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序言）这就是内战对美国历史的意义，也就是死亡缔造了现代美国的含义。

但是在霍克关于暴力与美国政治基因的关系的研究中，其结论并没有如此明确，没有把暴力对美国政治的意义阐释得那么清晰，应该说主要是因为暴力与革命的内在关系更复杂，所涉及的现实语境和伦理正义问题有更为紧张的冲突。而且在两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中，不仅是在美国内战时期，暴力也仍然没有远离美国政治，暴力反抗作为一种权利仍然是被许多人信奉的政治观念。霍克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充分延伸到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暴力”这个基因的发展变异仍然是一个尚未全面展开的主题。顺带要说的是，中译本把书名副标题中的“birth”译作“基因”远比“诞生”、“起源”更为恰当和深刻，镶嵌在政治权力中的暴力的确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暴力与嗜血可能是潜藏在人类脆弱本性中的恶性基因，现实利益的驱动或意识形态观念的鼓励使它释放出来，而这种恶性基因一旦从根本上形塑了政治有机体之后，这个有机体的血液中流淌的就是暴力文化，不经过放血排毒是无法自我疗救的。从学术史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暴力的基因是如何阴魂不散——对所有的研究和反思设置禁忌，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暴力。例如在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突然出现的专制高压政治气候使历史学家不敢触碰重大议题，“为了逃避检查甚至死亡，最安全的办法是根本不写罗马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内战和帝国早期的历史。”（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115-116页）这种钳制与禁忌当然与内战的政治性与残暴性紧密相关。

1812年，年仅二十岁的雪莱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说：“他们应该知道，没有比暴力更有利于造成奴役、暴政和邪恶；可是有人却把暴力说成是自由之友们所主张的，其实却唯有真正的自由之友才是厌恶采取暴力行为的。”这是对政治中的暴力基因及其通常伴随的道德神话的有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