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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上）

2020-09-07 20:0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朱士珍口述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朱士珍

朱士珍老人平时话不多，听邻居介绍，闲暇时夏天在大树的树荫底下，冬天则在洒满阳光的屋前，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好像总在思考些什么。当我们提起敬爱的周总理，老人的脸上立刻洋溢出无比幸福和喜悦的神采，思绪泉涌，不能自抑……

国庆十周年前从上海调到钓鱼台国宾馆

我1932年1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区（原江苏省宝山县）罗泾镇陈行村新中小队。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不得不辍学外出谋生。那时候我的个子并不高，也没有多大力气，只好到饭店去学生意。刚开始时是给师傅当下手，理菜、洗菜、切菜什么的，一切从头学起。碰到师傅心肠好、脾气好的，能够多学些本领。有的师傅担心“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这样就很难学到真本领了，而且挨骂挨揍那是常有的事。

1946年，我刚满14岁，就来到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当学徒。这家饭店在当时应该说是四川路上最大的饭店了，单职工就有100多人。饭店以北京风味见长，同时还兼山东菜，比较出名的有“馏黄菜”“赛螃蟹”“酱爆鸡丁”“拔丝苹果”等等，很受顾客的欢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解放军后，我仍在这家饭店工作。虽然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可心情就是大不一样了，真正有“翻身做主人”的幸福感。1952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还担任了饭店的工会主席；再后来，几个饭店合并成立联合工会组织，我担任工会副主席。当然，我仍继续干饭店厨房管理的老本行。

1958年“大跃进”，那个年代是很讲究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的。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和我的家庭成员，正在接受组织上的“内查外调”。直到有一天，饭店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到北京去工作。我想也没有多想，直接答复：“愿意，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我当然愿意去！”

支部书记进一步说：“去北京工作还是蛮艰苦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其他不说，大概一年只能回家探亲一次。你家里老人、小孩的照顾，都要压在你爱人一个人身上了，你还是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吧！”支部书记说的也是实情。我的妻子潘月珍那时也已是一名中共党员，还担任过乡妇联的主任。我回家同妻子一讲，自然得到了妻子的积极支持。

就这样，1958年4月，我被抽调到当时外交部所属的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服务工作，主要是做饭店的厨房管理。那个时候，钓鱼台国宾馆正在加紧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国务和外交活动最为重要和集中的场所之一。

当时，组织上从上海抽调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服务工作的一共有8人，其中包括从公交公司抽调了2名驾驶员，还有2名是搞大楼水暖维修的，另有3名是搞服务接待的。当时想从上海抽调的服务人员远远不止8个人，据说是准备抽调200人。但经过严格的组织政审、业务考核等一系列环节，最后符合条件的只有8个人，我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到北京报到后，外交部就专门为我们这些人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个学习班。除了学习礼仪礼节和服务的基本技能外，还专门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一些情况。随后，我就被分配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工作。

钓鱼台国宾馆坐落在北京西郊的古钓鱼台风景区，风景确实不一般。1959年，为了做好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来宾的接待工作，当时在北京的钓鱼台新建了17幢风格和造型各异的小别墅，准备提供给应邀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居住。我当时担任一个接待区域的组长，一共有14名服务人员，负责5幢楼的接待服务工作。我们先是进行卫生清扫工作，因为楼房是新建的，各种设备设施也都是新的，因此清扫工作的任务不是很重，可我们并没有放松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1960年代初，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中南海西花厅前合影。后排右二为朱士珍

陈老总：你总理要人，我哪敢不放！

在钓鱼台国宾馆，为了确保服务工作的正常运行，事先我们进行了模拟演练。先是接待国内的首长，包括中央领导和各省市来京办事的领导，作为以后接待国宾的“实战”训练。那时，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经常到钓鱼台国宾馆来开会和商量事情。

说实在的，刚见到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心里免不了有些紧张，后来时间长了，见的次数多了，当然最主要是我们服务工作的特性，使我们真真切切地亲眼看到并从中感受到新中国这些伟人真实、平凡、普通的一面。他们常常在会前会后，或在饭后茶余，向我们打招呼，问长问短。原先的神秘感与紧张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不过，当敬爱的周总理直接询问我本人的一些基本情况时，我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总理送走客人以后，见我还站在那里，便主动地问我：“你贵姓啊？”我赶紧上前一步，回答：“我姓朱，叫朱士珍。”

总理又问：“你从哪里调来的？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调来前干什么工作呀？”

我又回答说：“是的，我从上海调来的。调来前在上海凯福饭店工作。”

“在饭店工作？具体担任什么工作？”总理接着又问。

“我在饭店里当组长，主要管管厨房和餐饮。”

听了我的回答，总理继续说：“哦，那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长了，而是一个管理员，要负责厨房——餐饮的全套管理了。饭店要搞好，首先要把厨房管好，这样客人才愿意再来嘛！管理要有个头绪，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我看你现在管理的这几幢楼，管得还不错嘛！不过还要继续努力！”

总理接着又问：“你在上海工作时还担任过什么职务？”

我忙回答：“原先担任上海凯福饭店的兼职工会主席，当时饭店共有108名职工。后来我们饭店与其他的饭店合并了，成立了联合工会，我担任工会副主席，也是兼职的。”

总理继续问我：“一个人来北京工作，你爱人有什么想法？小孩谁来照料？”

我回答说：“我来北京工作，家里人都很支持我，他们都为我能在首都北京工作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当年总理第一次问我的情景，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为了做好国庆10周年的接待工作，外交部从全国各地（主要是东北三省和山东、上海等地）抽调了600多名服务人员；国庆节前夕，还从上海临时借调去了300名宾馆、饭店服务人员。可见当时的接待任务之繁重。国庆节那天，北京有70多万人参加群众庆典活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12个国家领导人，包括苏联领导人、朝鲜领导人等，全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入住钓鱼台国宾馆。

其实，在国庆10周年前夕，我已得知国庆节后，我将被外交部派到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当时连工作服都已经做好了。事后，外交部人事处的同志亲口告诉我，陈老总（陈毅）在陪同周总理检查钓鱼台国宾馆工作时，总理问陈老总：“国庆节以后，我问你要个人，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陈老总和总理平时经常在一起工作，相互之间配合很密切，有说有笑，有时说话也很风趣。陈老总说：“这次从全国各地调人来北京，还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的。你总理不批准，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怎么能从‘内部’调人呢？总理要人，我哪敢不放！”

总理说：“我想要一个从上海抽调来的，年纪轻的那个，姓朱，做过饭店管理的。”就这样，我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开始在总理身边担任内勤专职卫士。

中南海

在总理家宴上，竟安排我坐上宾席位

1959年10月2日，我由外交部的同志陪同，来到了总理的家里。说实在的，我出身在上海市郊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在上海的饭店里工作的一名普通服务员，文化程度也不高，会被总理亲自选中，调到他的身边工作，真是万分的幸运！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10月3日）中午，总理还自掏腰包，在自己家里摆了3桌家宴欢迎我。同时请了陈毅、张茜夫妇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参加。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自己坐在哪儿比较合适。总理看出了我的犹豫，赶紧说：“老朱啊（此时总理已开始叫我“老朱”了，实际上我当时也就27岁），你坐在我身边，今天我是请你呀！欢迎你到我身边来工作！”于是，我就乖乖地坐到了总理的身边。总理安排我坐在他和陈老总（陈毅）之间的上宾位置上，可见总理的谦虚平易近人，以及他发自内心的对普通人的尊重和关爱。

饭桌上，总理亲切地对我说：“老朱，今天主要是请你，你不要客气啊！”我记得那天说是宴请，实际上就是一个什锦冷盆、四个菜、一个汤。陈老总在一旁对我说：“老朱，总理请你吃饭，你要多吃点呀，不要紧张。今天我们还是沾了你的光呢！”

“老朱呀，这个红烧狮子头，是我的家乡菜，味道不错的！”说着，总理往我碗里夹了一个。我也连忙起身给总理夹了一个红烧狮子头，随后给陈老总也夹了一个。邓大姐和张茜同志没等我给她们夹菜，她们都自己动筷子夹了。真没想到，当时家宴的气氛是那么的亲切、随和和温暖，彻底地消除了我之前的担心与焦虑。几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还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美的一次家宴了。

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个基本的历史史实。在很多影视作品和历史书籍中，都说总理喜欢喝酒，而且爱喝茅台酒，酒量又是如何如何的好。可我从1959年10月3日总理的这顿家宴开始，一直到“文革”前夕我离开总理家，整整6年多，我是总理身边的专职内勤卫士，专门负责总理的日常饮食和后勤服务的工作人员，我可以非常负责地告诉大家，总理既不喜欢喝酒，更不用说是喝茅台酒了！我几乎没有看到总理在家里喝过酒，包括各种在家里招待中外友好人士的宴请活动。

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的一段时间，总理每次见到我便问：“生活习惯吗？粗粮吃得惯吗？”那时北京市民每人每天配2两大米，其余是粗粮，总理和我们都一样。我回答说：“总理吃得惯，我也吃得惯。”总理说：“那可不一样，你刚从南方来，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嘛！”后来，当总理知道我家在上海市郊农村，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妻子生下二儿子后身体也不太好时，就经常提醒我给家里写信、寄钱。知道我文化程度低，总理对我说：“有空时多学习，我让秘书来教你。”

我记得第二次随总理来上海时，总理在飞机上对我说：“下机后有时间的话，我去你家看看。”前来接机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说有工作要汇报，总理就派了童小鹏主任和两位秘书，专程到我在宝山罗泾镇农村的家中，看望了我的父母和妻儿，并赠送了卷面、饼干等礼物，还为他们拍照留念。我的父母和妻儿，都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照片我们至今都还保存着。他们还到我邻居家里了解了当时上海市郊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

从此以后，总理每次到上海，只要住上两天以上的，总会安排我回家一次。当然，我也都是自己乘公交车回家的。

中南海怀仁堂

总理：不换也行，那我就到饭店借房住

说起来，我担任总理的内勤卫士，主要是负责照顾总理和总理家里的生活。可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了，因此生活就很难照顾好，同时也更显得生活料理的重要性。刚开始在总理身边工作，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忙”！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总理的工作，怎能简单地用一个“忙”字来解释呢？他一直像点燃的蜡烛那样，毫不吝惜地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别人！

总理平时除了开会、约人谈话、接待外宾，就是审阅文件。晚饭后八九点钟时，如果没有什么安排，他会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等他了，而他则继续审阅文件，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就寝。白天间隔一两个小时，若见总理还没从办公室出来过，我们便会走进书房，提醒总理出来走一走。总理说是出来走一走，常常是上上厕所，喝口水，转个圈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审阅文件了。他就像一台工作着的机器，连续不断地高速运转着。邓大姐的生活也是很有规律的，早上7点半早饭，中午11点午餐，晚上6点半晚饭。而总理常常到凌晨才睡觉，因此早饭和午饭的时间都没个准，晚上八九点钟才用晚饭。由于工作时间的交叉，总理和邓大姐常常是分开用餐的。

国庆10周年接待活动结束后，从钓鱼台国宾馆换下来一批“席梦思”床垫。总理身边的一位警卫秘书，知道总理和邓大姐进京都10年了，睡的还是木板床，于是在总理外出时，把木板床换成了钓鱼台国宾馆换下来的“席梦思”床垫。当时，大家以为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所以事先谁也没有向总理汇报请示过。

没想到，总理晚上回到房间，发现床铺动过了，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那位警卫秘书理直气壮地说：“换床垫是我提议、经过大家集体讨论决定的。建国都10年了，总理还睡木板床，我们于心不忍。再说‘席梦思’床垫也是饭店里换下来的，不是专门去购置的！”

总理没有接这位警卫秘书的话，而是以退为攻：“不换也行，那我就到饭店借房住！”说着就要往外走。我看到当时的情况，赶紧请邓大姐出来帮忙处理这件事。幸好换下来的木板床还没有丢掉，10来分钟后，原先的木板床又被换了上去。

事后，总理还专门召集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会。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我们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你们清楚不清楚？我为什么要睡这么好的床呢？你们去看看我们的农民睡的是什么，工人睡的是什么。今后无论是谁，要为我改善生活条件，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我不同意的，你们坚决不能搞！”

大家见总理神情这么严肃，语气这么坚定，一个个都低下了头。总理接着说：“我现在木板床睡得蛮好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哪来木板床啊！等老百姓生活真正改善了，我再改善也不迟！”总理斩钉截铁地说：“此事下不为例！老朱你刚来，不晓得我家里的规矩，也要好好听听。”

我想，一国总理，竟然为一张“席梦思”床垫而较真，这恐怕是古今中外仅此一例吧！从此，我们这些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再也不敢擅自给总理“改善”生活了。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后不久，国家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总理不仅仅是工作辛苦，而且还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当时个人口粮是凭购粮证供应的，总理把自己的定量由原来的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大姐由原来的每月25斤减至13斤，两人每月共28斤。由于市场供应全面紧缺，总理和北京市民一样，每月每人半斤肉、二两糖。当他得知鸡蛋供应紧张，就主动提出过去早晨常规吃的“豆浆冲鸡蛋”，将鸡蛋给取消了，且中午和晚上基本上都改吃蔬菜了。

2009年12月10日，朱士珍接受专访时留言：周总理的言传身教终生难忘

“我是人民的总理，应该理所当然为人民！”

我在总理身边做内勤服务工作，当然是知道总理家的日常收支情况的。总理一个月的工资是408.80元，邓大姐的工资是342.70元，加起来是751.50元。家里的水电费、房租费开支就有100多元。总理提出，他办公室的房租、电费也要自己出，办公室主任不同意，就将此事告诉了邓大姐。邓大姐觉得公私应该分明，同意将总理办公和个人生活的费用分开结算，并且一起来做总理的工作。总理思索良久，缓缓地说：“办公的这些费用，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个钱我们还是出得起的。我是人民的总理，应该理所当然为人民！我们国家那么大，需要用钱的地方又那么多，我这个当总理的，能为国家少开支些就少开支吧！”说得大家无言以对。就这样总理办公室的房租、电费等，一直也都纳入总理家的“正常”开销之中。

其实不单单是这些总理自己承担的费用，还有更大的一笔开支，也是总理自己承担的。总理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只要以他个人名义请客，包括宴请那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领导人和其他友好人士，他从来都是自掏腰包的。这笔经费，应该说是总理家最主要的开销。在总理家里，他从来不允许沾国家一点点的光。相反，他总是在他们有限的工资收入中，尽可能地开销本可以作为公务活动开支的费用。

有一天晚上快10点钟了，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总理马上要出发去杭州，与在杭州的毛主席商量工作，而且只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飞回北京。我们急急忙忙走了。到了杭州，总理到主席住的客厅里等候，服务员为总理泡了一杯茶。总理问：“这茶叶是我们带来的，还是你们旅店的？”

服务员答：“这茶叶是我们的。”

总理忙问我：“今天出来忘记带茶叶了？”

我如实报告：“确实忘带了。”

总理接着说：“那替我交上1毛钱（注：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并且关照一定要交。

第二天临走的时候，总理问1毛茶钱交了没有。那位服务员笑着对总理说：“交了，昨天主席和你商量工作时，他（服务员指我）就到房间去拿了来交了。”总理这才带着笑容回北京。从此我们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总理关照外出而忘带自备的东西。

要说总理外出所带的东西，我不说，恐怕一般人也不会想到：总理每一次出差，连晚上睡的被子，一直都是自带的。其他还有茶叶、水果、毛巾、牙膏等日常生活用品。他说我们到地方上去，已经给别人添麻烦了。我们睡一两个晚上，被子就要换掉，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宾馆、饭店的新被子，接待外宾还差不多。

特别是到基层去，尤其到偏僻的农村搞调查研究，例如那年总理到河北邯郸农村搞调研，临近睡觉时，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或者年轻人，当他们看到总理用的是自己从北京带来的很陈旧、但洗得很干净的被子时，无不啧啧称道！总理如此节俭，这恐怕是很多人听也没有听说过的。

总理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总理的衣服穿着，同我们许多老一辈的老人一样，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没调到总理身边之前，总理的衣服破了，都是由一位警卫战士负责修补的。一次，那位警卫战士探亲去了，我在整理总理的衣服时发现，有一件衬衣的领子和袖口都破了。我知道总理在这方面不怎么讲究，就找来针线，将这件衬衣缝补好了。总理在换衣服时发现与以前补的不大一样，就问我是谁补的，我如实说：“是我补的！”没想到总理对此很满意，还多次在其他秘书、警卫人员面前夸我手艺好、肯动脑筋，还叫其他同志向我学习。从此，总理衣服的缝缝补补，基本上就由我包了。现在想起来，能给总理缝缝补补，那是多么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