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谈经济思想家的遗产与全球经济困境

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与历史学家、经济思想史学科代表人物，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剑桥大学荣誉教授、莫得林学院院士、“剑桥、哈佛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十五岁时，罗斯柴尔德考入萨默维尔学院，改写了牛津大学校史。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她主笔英国报刊杂志，任联合国基金会董事，一度执教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著《经济情操：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奠定了研究政治经济哲学的思想史方法，已成学术经典。身为重要家族成员，她亦是学界研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要窗口。目前，罗斯柴尔德与丈夫阿玛蒂亚·森教授共同奔走于英、美两座剑桥城。在本篇访谈中，罗斯柴尔德教授着重点评了亚当·斯密、杜尔哥、马克思等经济思想家的遗产，也对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困境与前景提出己见。

艾玛·罗斯柴尔德    章静 绘

我想先谈两则掌故。

第一则故事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问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究竟何谓“效用”，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效用单位“尤特尔”（util）有何意义？我们训练经济系大一新生计算“尤特尔”，难道不滑稽吗？贝克尔答道：滑稽，因为“尤特尔”并非实体存在。但我们需要设定这种单位，因为它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存在。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更精确地描述价格与偏好，并且获取预测市场行为的能力。

第二则故事是，2014年，我请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参加本科经济系同学的联谊晚餐。席间我请他说明，为何读了历史之后，却改读经济学？这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回答道：为了更深刻地领会《共产党宣言》。他的话外之音相当严肃：形式化分析是工具，最终是为了侦破困扰人类的大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用思想史方法梳理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表述的脉络和谱系。接下来呢？那些使用这一比喻的人完全可以耸耸肩，说：我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工具和方法，目的是介入属于我们时代的理论论战而已。您该作何答复？历史意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眼下的经济疑难？这些观念和表述又为何、如何能化为现实，带来实际后果？掌握经济思想史，何能有益于社会？

罗斯柴尔德：你扮演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发言人听上去颇有说服力，但我有若干条反驳意见。

首先，我认为通过反思“看不见的手”的发明者（或是名字与它关联度最高的思想家）本人——亚当·斯密——如何使用这一概念，能够促使人们省察，它在当今是如何被当做一种口号在使用。我一向反感历史学家们的一个口头禅“我希望复杂化……”因为我认为，如果知识有“目的”可言，那么必定是“简单化”而非“复杂化”问题。但是，涉及“看不见的手”，我却的确认为有必要充分认识这一表述在历史上形式各异的使用方法。这样做，是为了理解：这一概念不是单元、单薄的。那些引用“看不见的手”去论证各种立场的人，彼此之间并不连贯统一，而是相互之间矛盾重重。认清了这一点，便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何如此依赖这样一个短语和口号？

其次是：我们通过考察斯密在其作品中如何使用“看不见的手”，可以探知这些早期理论家在他们所属的时代都关怀着哪些问题。我认为斯密等人最关心的议题之一是大型企业影响政治的权力与能力。这便是我们如今所忧虑的政治干预与市场干预现象。斯密如此深刻的关怀，却完全遗留在了“看不见的手”这样简短的口号之外，不为公众所知。的确，在当代的经济理论阐述中，市场有“看不见的手”。同时，政府也该退到一旁，避免干涉。但如果市场经济内部有一些行为者，操弄自己的财富去获取政治权利，再用这新得的权力去改变支配市场行为的规则，又该如何？在我看来，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为深刻的问题之一。事实上，正是这些早期经济学家最早预见到了这些隐患，但他们的思想却惨遭“口号化”处理。他们对政治与经济失灵的描述和预测几乎与后来的现实完全相符，但却鲜有人问津，从中得出教训。

但这不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唯一困境。我认为，批判性地审视“看不见的手”，还会指引我们去挖掘、咀嚼斯密经济思想中若干其他方面的内容。在斯密看来，关注政府权力的后果至关重要。我们务必研究各级政府权力，既关注国家政府，也着眼地方政府，更要观察贸易企业的治理。斯密个人还感兴趣宗教组织的权力与治理方式。在当今许多国家，如何对待并解决这一问题仍然相当重要。

综上所述，我认为研究“看不见的手”如何被滥用确有意义。借此契机，我们可以开始更具批判性，更具分析性地思考这一表述的含义与应用。一方面，我们可以回归作者，体察他对部分市场中的成功人士赚取政治权力，影响市场管制这类行为的忧虑。我们也可以跟随斯密一起，思考权力的多层次与多样性，从政府到企业，从国家到地方。

相比斯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哪一点最引您深思？

罗斯柴尔德：我目前最着迷的是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生产过程的观察。他对生产过程的具体物质环境掌握得极其精确。他懂化学与机械原理，甚至研究如何用牛脂（tallow）当做车轴润滑脂（axle grease）。除此之外，我认为马克思也与十九世纪经济生产的环境史大有关联。关于经济与历史的各种分化与重组方式，尤其是经济生活与思想史的关系，目前在历史领域最时兴的子学科之一，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史”。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史”可以被定义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写的经济史。我个人认为，目前尚显不足，急需学者耕耘的是“资本史”：包括物质、金融、法律、制度意义上的“资本史”。随着物理环境回归到史学研究的中心，这种历史研究一定会散发出别样的光彩。

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传统互有交集的另一条思路是广义上的“贫穷经济学”——从斯密、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到李嘉图（David Ricardo）、边沁（Jeremy Bentham）、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后凯恩斯时代的左翼李嘉图派经济学家如阿米亚·达斯古普塔（Amiya Kumar Dasgupta）、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孕育出了森教授的贫穷与饥荒研究。巴纳吉与杜弗洛在方法论上常与约翰‧李斯特（John List）、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amer）相提并论，但他们的关怀属于贫穷经济学传统。思想史如何为贫穷研究贡献力量，又如何能革新理论与方法，推动多学科合作研究贫穷问题？

罗斯柴尔德：我认为当然可以。我们不如从十八世纪开始思考：亚当·斯密要求公民生活得“体面”“合宜”，但其具体条件却十分微妙：公民应当自由进入公共空间而不感羞耻。若要杜绝耻辱感，一揽子基本商品是必不可少的。顺着同一条思路，黑格尔提出：“体面”意味着许多条件，其中包括拥有一份工作，不依赖施舍或救济为生。这些思想家论述“穷人需要什么”，可谓言简义丰、体察入微。凡此种种思路，思想史家皆可搬回时下，与实证研究相互印证，进而参与关于贫穷问题的前沿辩论。

亚当·斯密

十八世纪的法国还孕育了另一套同等重要的思想辩论，那便是关于“人民”（le peuple）属性的大讨论。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人民”即“穷人”的代名词。毋庸我赘言，你也一定熟知当时围绕“谷物法”（Corn Laws）和谷物自由贸易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论战的一方是经济学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后任法国金融部长。另一面是幕前的孔多塞，以及幕后的杜尔哥。一次，内克尔曾贬低“人民”说：“在我们称之为‘未来’的整个广阔时空之中，视线却超不过明天。”他认为普通百姓只需要宗教信仰和果腹食物。孔多塞对此反击，指责内克尔低估了人民。他也有一段话，令人难忘：一位农夫介意他惨遭人祸，因不正义而破产，远胜过在乎遭遇冰雹，受天灾毁灭。这一次辩论深刻地介入了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类本质的争鸣。这一争议又与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假设错综关联。

不妨再谈谈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者们如何判定人性吧。其实我倒认为，所谓的“芝加哥人性观”蕴含着一种激进的平等主义。根据传统芝加哥学派的看法，每一个人——不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甚至是那些游离于经济体边缘的落魄之人——都能思考未来，也都致力于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或许芝加哥学派的教授们认为：人们改善自己处境的唯一方式是增加自己拥有的产品数量。或许芝加哥学派的教授们还认为：穷人不需要娱乐经济；在冰雹和不公之间，理性计算的经济人既无差异，也无偏好。但起码，芝加哥学派绝不认为穷人只关心宗教信仰和来日口粮。所以，在这层意义上，芝加哥学派的贫穷观其实十分开放。但我欣赏巴纳吉和杜弗洛《贫穷经济学》的一点是：不只强调穷人的经济生活，更尊重属于他们自己的渴望与抱负。

所以我认为，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经济思想史中汲取教训，反哺于当下的“贫穷经济学”，必大有可为。我同样认为，有必要公正对待十九世纪的实证经济学家。如今流行鄙夷这些满腔热血但不接地气的“做好事”型社会改良家，可他们身先士卒，探索贫穷之源，工作卓著，却是不争的事实。我的曾祖伯母碧翠丝·韦伯（Beatrice Webb）即是一例。除成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她还沉心研究贫穷问题，著作颇丰。这批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难免认知混乱，但他们的贡献却值得称道。

西方经济学家若欲知贫、扶贫、消贫，绕不过另一丛荆棘：种族问题。在我看来，多数思想史学者尚未领会，英、法、德、美等国家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充斥着多少带有种族性质，甚至是种族歧视的诸般假设。单就美国而言，自然涉及如何运用经济学分析奴隶制的影响及其后果。但同样有必要审视的是，经济学对“经济人”本质的假设是否仍然掺杂着十九世纪英国作家那一套具备种族主义色彩的观点。要知道这一问题有多么严重，只需读几句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之流关于印度和中国的言论便见分晓。白芝浩号称《经济学人》编辑第一人，备受推崇。但他认定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为英国富裕的白人男性而设。或许还有比利时，至多加上一部分法国人民。翻阅十九世纪经济思想史，我们务必重视这种现象。我认为经济思想史、“中等”思想家史、书籍史与“观念扩散史”的学者应精诚团结，携手合作，深入挖掘这段历史。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追踪研究这些男男女女的公共职业生涯。其中一些人，曾远赴印度履职。

谈罢“贫穷”，我想向您请教“自由”，尤其是从“重农主义”到“法国自由经济学派”，甚至到“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史对“经济自由”的界定。有种说法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却是不错的谈资：据说法国重农主义者从“无为”“与民休息”“不与民争”等道家或贤良派儒家主张中化出了 “自由放任”“任其行为”之说。魁奈（François Quesnay）最初吸纳的东方元素，也在有形无形之中广泛播撒。这些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先驱对中国的兴趣似乎更胜印度。是否可以说，经济理论史中存在更为广泛的经济自由观，而其思想渊源比一般人想象得更为驳杂？

罗斯柴尔德：我也不认为在经济思想史上存在一个连续、统一的“自由”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国别语言、表述方式中，“自由”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但毋庸置疑，在近六百年间，中国以外再无其他地域和民族创造过如此高度发达的经济思想。所以先秦时代的中国对经济和金融管理制度的反思已经颇为成熟。我对古印度文献并不了解，你是否知道梵文文献中有过类似的经济思想论述？

比较罕见，《政事论》等治国术著作总结了政府管制经济的诸多办法，如何赋税、如何贸易等。但其“经济性”不如《盐铁论》凸显。

罗斯柴尔德：我也这样认为。魁奈的经济思想如此闻名，可在严格的现代经济学意义上，他却算不得是经济学家。他本是一位医师，进入宫廷，以行医为生。后来，他有如一块海绵，无穷无尽地吸取周围的一切精神养分，终于自学成才。他的下一辈，如杜尔哥，在1740至1750年代接受了严格的教育。但即使是杜尔哥这位更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素材来源之一也是旅行家的故事传闻。可想而知，传教士和探险家滔滔不绝地赞叹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杜尔哥也因此迷上了中国。他那篇与所谓“中国学生”的对话（1766：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引人入胜，遂成经典。这一批经济学家接触并采纳了一些经过中介、调和、改造，还被他们认定是“中国思想”的素材。另外，你提到了印度。亚当·斯密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坚信：孟加拉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制造业园地。那里不但有长距离商贸中举足轻重的精密纺织业，还有大批量普通的机械产品。当今学者很难领会到这一点：在1760至1770年代，即“孟加拉大饥荒”前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深陷压迫当地民众的丑闻之时，西方知识分子都一致默认孟加拉如同费城、波士顿一样富裕。但这是比较经济史，或是比较“经济史认知”，而非比较经济概念了。

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也认为中国经济潜力无限，甚至已经想象中欧贸易。

罗斯柴尔德：是的，十八世纪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经济思想史现象：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确信长距离商贸大有可为，尤其是手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你一定知道休谟（David Hume）的见解。在1750年，休谟写道：“一个中国人每日挣取一便士半，还勤奋不已。倘若他距离我们如法国、西班牙一样近，那么我们的所有用品将会是中国制造。”加利亚尼（Abbé Galiani）也在1770年提及：“有些巴黎人在中国绣好彩样，甚至直接在那边做好套装。”另一种论证长距离商贸可行性的方法则更抽象：着眼于经济思想史大家艾瑞克·罗尔（Eric Roll）的叙事，我们不妨将早已程式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黄金年华”置入更广阔的语境之中。学者通常将西方政治经济学追溯至十八世纪中叶的英法两国，重点落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也涉及一些物质环境，如市场制度的产生和交通方式的改善。依据这种程式化的经济史观，一切始于此而终于此。从那时后，所谓的“西欧经济模式”——经济作为一个系统，保障相对轻松的市场交易——步入正轨，我们也走进了这一具体经济意义上的“现代”。

这些见识短浅的人认定，这种系统将会无穷往复，直到时间的尽头和历史的终点。

罗斯柴尔德：正是，但反倒是这种范式走到末路，濒临终结。这并非因为“轻松进行市场交易”的潜力削弱了——相反，不论时局何其艰难，国际交易确实在稳步强化、深化、便捷化。真正的原因是早期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的某些缺点反而在如今愈加凸显，以至于那种“田园牧歌”一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再可能。例如，市场行为者使用经济资源买卖政治权力，再操作政治去改变市场规则。这种系统与二百五十多年前设计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结构已经大相径庭。如何透过这层视角思考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又如何能融入这种系统？这我需要向你请教。但起码可以说，大型市场行为者操弄权势，影响公共决策，这种现象举目世界各国，屡见不鲜，并非是美国独有的弊病。

欧美有一批南亚经济学家，如芝大的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康奈尔的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都不避讳“印度与中国之问”：为何仿效英国议会制度的印度，与中国相比，体现不出经济制度上丝毫的优越性，甚至被当作政治上的繁文缛节、官僚作风拖垮经济发展的代表？作为经济思想史家，您认为市场为何失灵，国家为何失败？政治与经济制度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历史与实证关系？

罗斯柴尔德：我认为政治制度的长期变迁是一种累积叠增，所以大型的经济模型很难预测历史变化。那些鼓吹自由民主制度永垂不朽的模型，更难做出切实的判断。我认为，考虑政治制度史，逐一印证与之对应的经济环境、经济条件与经济理念，或有裨益。政治变化是阶段性、持续性的，而非一时之就。那么其变化的历史也无法脱离经济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规律。在学界，这涉及是否可以结合经济思想与经济活动来看待经济史的问题。我之前已经提到：不必担忧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建设性的方法处理物质条件和思想理念之间的关系，并藉此探究更广阔的制度变迁。

想必你完全理解，我是基于三重身份，才发此感慨。第一层是作为英国公民：短短数年间，英国距离我青年时期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已经偏离太多，速度也太快。第二层是作为美国居民：这里，我当年还是你这般年纪时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也已经以极快的速度，脱轨很远了。第三层是作为印度公民（阿玛蒂亚·森）的伴侣：我观察到，这个国家也在以数十年前无人能想象的速度偏离“自由民主”。综上所述，我高度怀疑，建构宏观的经济模型是否能预测制度变化。我的立场，也是我平日不遗余力传递给你的观点就是：着眼于薄物细故，特别是那些微小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存在于观念和语言，更遍布人类切实的生活之中。由小见大，以微观照亮宏观，通过分析证据，推断政治与经济制度变化的顺序与因果。你可以视我为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仍保持一种启蒙式的信念：人类精神不但有能力绕过信息自由的限制，还能最终迈过极端仇恨与敌意的一道道坎坷。以我的新书《无穷之史》（An Infinite History: The Story of a Family in France over Three Centuries）为例，我跨越时间边际线，研究了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庭，却意外地获知了许多关于法国大革命前期导因的新线索。我更深刻地认识到，除著名革命家之外，大革命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进一步领会了如何前后脚各迈一步，脚踏历史，为政治事件寻找经济导因和经济后果。人类生活中的事件是个妙趣横生的突破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