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平︱国际日本研究的转译与对译

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日本研究作品频频中译出版，“西方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成为中国图书出版界的一个持续热点。这其中，除了综合性的大型社科译丛之外，不少出版社还推出了以日本为主题的系列译丛或文库，嘉惠士林、功莫大焉。单行本的译著更是不胜枚举。随着数量的增加，“西方日本研究”的中译质量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不少硬译、误译、劣译、错译引起了普通读者和专业学界的指摘。

转译的挑战

关于日文与英文等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传播，欧美学界一度颇有争议。在国际日本研究的学术圈内，日本研究的“（不）可译性”至今众说纷纭、并无定论。事实上，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日益兴盛的新一代日本研究而言，这还是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争鸣的重要话题之一。

在事关“可译性”的争论中，翻译的准确性始终是一个焦点。八十年代初，在六卷本《剑桥日本史》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约翰·霍尔等知名日本研究学者曾在华盛顿大学召开过一个专题研讨会，商议日本中世史的日英对译问题，并拟定了篇幅颇长的名词互译对照表。与会的日本和欧美学者都注意到，由于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背景下适用性各异，往往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表述，即便是似乎习以为常的“天皇”、“封建”等概念也是如此。因此，霍尔等人建议，在日本历史的日英互译中，当日文术语的英译暂时无法取得共识时，不妨保留日文原有形态不作翻译。在现实也可以看到，就像中文的Guanxi（关系）、Hukou（户口）等一样，英文学术文献中Keiretsu（系列制）、Zaibatsu（财阀）、Kaizen（改善）等专业日文词汇不断增加、渐具规模。但实际操作时的一个难题在于，这一使用原文音译的做法在学术类的著作中或许尚且可行，但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普及性读物中，则往往难以付诸实践，仍不得不加以解释性的翻译。

国际日本研究的这一翻译挑战在转译为中文时又进一步放大。抛开更为宏观的认识论、本体论等问题暂且不谈，仅从文本翻译本身而言，若将日本研究由英文等第三方语言转译成中文，一些额外的技术性挑战也接踵而至。

在国际日本研究的中译实践中，受到质疑最多的往往不是语法、修辞，亦非所谓的“英式中文”，而恰恰是最基本的名词翻译。这并不是说前者不重要，只是后者更为醒目，大多不经精校便一望可知。这些误译既包括特殊概念和术语，也包括一般性名词。就概念和术语而言，在日文和英文的对译中，这一问题颇为突出。对概念的注疏转述已属不易，而由释义后的英文回溯至日文概念本身则难上加难。但正如后文所示，这一难题在中文的迻译时反而有可能部分缓解。由于汉字的共性，大量原有的日文概念和术语得以直接转化为中文表述，前提是英文著作中标注了日文发音或原文。

在中译中，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一般性名词的翻译。对于大量日文固有表述，如机构、职位、人名等，颇有一些中文译著未能精确回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日本的“外务省”不能按照其英文表述译成大部分国家的“外交部”，“大藏省”或“财务省”也非“财政部”，尽管后者从语义的角度而言并无错误。此外，部分专有名词，其日文与英文的原有表述并不完全对应。例如，中文和日文所称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不能按其英文直译为“发展中经济体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其上级机构也应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而非“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同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亦非“日本基金会”。

日文人名的翻译不免老生常谈，但仍是事故多发的重灾区。由于日文发音特点，同一个罗马音有可能对应数个日文汉字组合。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国际日本研究的译校者和责任编辑似乎对此并无了解。因此，这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意识问题和常识问题。由此造成两大类的误译。一是将日文人名的罗马拼音按一般欧美人名的惯例作音译处理，且未能将姓和名的位置复原成日本人名的正常顺序。于是，著名的在美日侨学者奈地田哲夫就变成了“特索·纳吉塔”，文化人类学家别府春海也屡屡被译成“贝夫·哈鲁米”。二是张冠李戴，对于罗马拼音随意选取对应这一发音的日文汉字，而不核实日文汉字的原名。例如在国内一部日本经济学著作的中译中，封底特意突出两位日本学者和商界人士作为推荐者，无奈其中的“黑田诚”实为“黑田真”，“成泽越”又为“鸣泽宏英”之误。

这一类问题在“西方日本研究”的中译中并不鲜见，在非日本研究专著、但谈及日本的其他中译作品中更加俯拾皆是。在西方汉学著作回译成中文时，亦有类似的问题。若原著标有日文罗马音或文后附有索引，翻译时尚可按图索骥，不然则需完全依靠译者自身的学术积累和专业判断，多个译者共同参与的译著又增加了译名统一的工作量。

相较之下，在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中，这一类问题并不常见。一来，译者即便不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对其专有表述或约定俗成的用法或许也略有耳闻；二来，大量日文汉字经文字格式处理后可直接转化为中文，无需斟酌译文。

上述问题是第三方语言译介的特殊之处，在今天的网络世界，减少乃至杜绝这类错误并不困难，只要充分利用国际主流搜索引擎和在线百科，往往就能找到答案。但恰恰由于简便易行，更使其误译难以让人一笑置之。

转译的便利

转译带来的并非都是挑战和难题。部分西方日本研究的原著，本就以欧美的一般读者为对象，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引经据典中，早已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的需求。这些书籍转译成中文的难度相对较低，也往往更符合普通中国读者的知识水平和阅读需求。换言之，在对日本特殊文化的解释、分析和评述上，中国读者作为间接的受益者，也享受了原作者力图带给目标读者的便利。这一点，或许与那些以本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日文原著较为不同。日本文化人类学者桑山敬己举过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根据日本国内矢内原忠雄译本的人名索引及注释，新渡户稻造的英文名著《武士道》一书中共出现了157人，其中日本人仅20人，约占13%；中国人4人，分别为孔子、孟子、老子、王阳明；而“西洋人”却高达133人。这使得日文人名的回译翻译难度大大降低。此外，一部分日本研究名著的作者事实上也不谙日文，如《菊与刀》的鲁思·本尼迪克特、《日本文明》的艾森斯塔特、《日本镜中行》的艾伦·麦克法兰等。这也无形中降低了日文文献和特有表述所带来的翻译难度。

英文等第三方语言的日本研究译成中文，有时亦有原著语言所不能及的特殊效果。例如美国学者阿列克斯·科尔的《犬与鬼》（Dogs and Demons）一书，其标题实出自《韩非子》，意指“犬马难，鬼魅易”。将其由英文回译成中文，显然使中国读者更能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语义所指。

中日文之间的某种共通性也有助于降低“反向工程”的难度。1980年，国际日本研究学界的重镇《日本研究杂志》曾出过一个特集，聚焦日本研究的翻译问题。在特集中，查莫斯·约翰逊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政治术语的著名论文，列举了大量术语的内外含义差异及其导致的翻译困难，共分为十八大类。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汉字的共通，他举出的大量例子，例如“调整”“人脉”“育成”，在日英对译中似乎稍具难度，但在中日对译则往往无需大动干戈就能变通处理。又如《菊与刀》、《武士道》等西文著作中涉及的“忠”“孝”“恩”“义理”“人情”等概念和表述，在同为东方文化的中国和日本等国显然更具共感，也更易找到对应的中译表述。对于“幽玄”“物哀”“寂”“侘”等日本传统美学的概念，汉字的移用也比英文的解释性翻译便利得多，尽管对于同一词汇，也往往存在着“物哀”与“幽情”等不同的中译。又如土居健郎阐发的“甘え”的概念，尽管在中文和英文初译时均无对应的表述，但“娇宠”的中译似乎比英文的“依赖”（dependence）更妥帖周到一些。

对译的参照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而言，翻译在“对外语的驯服和同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重要。中国和日本是这一“知识全球化”中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两国一衣带水，借由翻译，彼此对对方产生的语言影响由来已久。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文词汇对于中文的影响更为突出。沈国威、陈力卫等学者对此已有系统而厚重的研究。黄兴涛、金观涛、刘青峰、邹振环、方维规等学者也多有精深的探讨。

在日本研究的日文中译时，往往出现两种翻译的偏差。一方面，有可能过于强调中文与日文的“同文同种”，对于同一字面表述背后的语义差异不作深究。在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译著中，有时不明就里直接搬用日文，因此使语汇、句式呈现颇为明显的“日式风格”，甚至频频出现当代的“协和语”而不自察。相比词汇的借用，对于语法的不良影响更值得引起重视。近来，所谓的“日式翻译腔”甚至成为网络上参与者甚众的一个话题，看似戏谑，实则是颇有意义的讨论。在欧美原著翻译成日文或日文原著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不乏食洋不化、佶屈聱牙的问题。但由于第三方语言的间接转化，国际日本研究的中译成果中，这一类的问题反倒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不少日文表述，无论是“作为方法（事件）的XX”等句式，还是“超克”等特定的词汇，对于一般中国读者而言，初见似懂非懂、稍觉异样，久之则习以为常、渐成通语。随着“陌生化效果”和“违和感”的褪去，逐渐成为学术译著中的惯常译法，乃至内化成为中文的日常用语。“违和感”一词本身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尽管确能从中文典籍中找到“违和”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当代意义上的“违和感”用词源于日文，盛行于网络，初期不乏戏仿的成分，追求某种异域的新奇感，但却渐渐被广为接受。当然，这并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有现象。在当代中文和日文文学的创作和对译中，不乏类似的例子。村上春树的“小确幸”、杨逸的“穷得只能喝西北风”均是如此。

相当一部分的国际日本研究除了中译之外，也被翻译成日文，或先有日文原著后有英译等外译。因此，在第三方语言的中译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借鉴和参考日文原著或日译本，对提高译本质量往往不无小补。曾任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所长的星野勉举过一个例子：丸山真男的理论中不乏“原型”“古层”“执拗低音”等音乐术语。试想如果没有日文原著，直接从其英文译本翻译成中文，那basso ostinato恐怕并不会采用日文原文的表述，而极有可能采用“固定低音”等更为平实但韵味稍逝的译法。

从实践来看，原著与日文译著互参，有助于降低中译的偏差和遗误。例如，作为《菊与刀》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中译之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三位译者的商务印书馆版就同时参照了英文原著与日译本。《拥抱战败》《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 1867-1989》等近年来的佳译亦如此。部分译著参考日译本补阙纠谬，甚至对部分关键内容做适当的调整。例如《虚幻的乐园》《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等，均参照了日译的标题设计，使中文标题更为妥帖。这种对译显示出译者的专业素养和敬业态度，也对其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和人员进行过至少四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历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出身日文专业，或以日文为基本工作外语。这一情况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新一代的中国日本研究学者在英文等第二外语上的能力普遍有所提高，部分学者甚至在欧美以及港台等地获得日本研究或东亚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另一方面，国际日本研究的中译自然也不是日本研究者的禁脔。少数专业译者正在崭露头角，显示出日益熟练的翻译技巧，甚至形成个人风格和品牌。这些译者的标杆作用有望拉动国际日本研究中译的整体水平，使更多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高质量作品出现在中国读者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