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群︱景慕庄严 德传灯火——追忆父亲周景良

今天是2020年9月9日，父亲去世一周年了。去年的今天就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回过头去看着它渐行渐远的时候，又是别样的感觉。

因为都住在畅春园，过去工作之余总要回到父母那里坐一坐，和父亲手边各放一杯酒，天马行空闲谈些不知哪里来的话题，松弛、安心，感觉像浸入一部百科全书，不必急着每样事情都去查，因为知道只要去查，必有正确结果，结果之外，必有额外喜悦：既像是新的一扇窗稍许打开了，又像是一扇门永远为我敞开着，门的那一端，是家族和文化。

父亲不在了，那些内容都还在，只是像忽然锁进记忆的展厅，依然鲜活，却隔着玻璃，再也触摸不到了。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权作我和父亲间闲谈的永续。

周景良，摄于2017年9月9日

父亲是祖父弢翁第七子，家族中排良字辈，因出生时适逢祖父喜得宋版《景德传灯录》而为父亲取名景良，并分别取字德传，号幼弢，取斋号载威堂，并各治印章若干。祖父自号老弢，为父亲取号幼弢，足见殷切之情。祖父在《景德传灯录跋》中写道：“得书之五日，适第七子生，因取此书第一字命名曰景良，深冀此子他日能读父书，传我家学。余虽不敢望兔床，此子或可为虞臣乎。”之后几十年，因世事变幻，父亲一直致力科学研究，并成为中国以电子衍射分析晶体原子结构之第一人，然因未能从事热爱的哲学研究，心中长存遗憾。而在这几十年中，祖父弢翁数次手录《景德传灯录跋》以赠父亲，其中最后一通录于1983年父亲农历生日那一天，并在跋文之后题写：“景良索书此跋，以示不忘取名之本意。匆匆五十余年矣，呱呱之声今犹在耳，我则学业荒废一事无成，景良又致力科研，罕窥经史，二人皆虚此愿矣。”祖父虽然内心有着深深的希望，但并不强加于人，从未要求父亲必须怎样，父亲也是后来从一位堂兄那里听到，当年祖父与他聊天谈到父亲时，说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父亲一向崇敬祖父弢翁之伟大，自己诸多兄长又多是文史大家，所以对外从不使用幼弢之号。前些年父亲撰写的《一幅“全家福”背后的大家族》一文将要发表之际，他在署名时非常想用幼弢之号，曾在我面前沉吟良久，但总是觉得自己与弢翁的希冀差得太远，不忍直用，于是对我说：“我就自号佑匋吧，既承袭了你祖父为我取的号（的发音），对外又不会显得太冒失。”至于德传，个别地方用过图章，但没有正式对外讲过。载威堂的斋号，父亲曾在和我聊天时讲过祖父弢翁为他取这个斋号的来由，而对外则完全没有使用过。

祖父弢翁的十个子女中，父亲最小，行十，因此根据不同辈分，在大家族中通常分别称呼父亲小景、老十、十叔、十舅、十爷爷等。这在过去的大家族内很常见，例如过去家族中几位优秀的行三的叔伯兄弟，族人称呼较年长的明捷公（周叔敏）为大三爷，祖父（周叔弢）为三爷，明夔公（周叔迦）为小三爷。虽然这是比较私下的称谓，但不要小看，这与正式的宗族关系、社会称谓一起，形成完整对应的一个健全体系。

正确的称谓，对外是礼节的基础，在家族内是宗法权威的体现。父亲说，“礼节是一种制度”“宗法在家族内是有法律效力的”。前一句话，我听到时如醍醐灌顶，缓了半晌；后一句，我在一段时间后才理解：原来，在传统社会里，一个人在社会上只要不杀人越货，触犯国法的机会很少，而个人每天的行为德操，却无时不受家族的衡量、约束与拷问，规范力不亚于法律，作用于每个人的实际效力更强于法律。我想这也是今天大力宣传家风的原因，因其是构建社会的基础。因此，在一些现在人看来不是很要紧的问题，父亲非常在意，例如家谱。父亲去世前几年一直致力于续修家谱，家谱对记载的内容、呈现的格式等，有着近乎法律般严格的规定。顺便说一下，父亲讲，在中国雕板印刷主导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活字印刷最大的用途是印家谱，由于是活字字模印刷，家谱印刷有着严格的流程和印数限制，印成后家谱由各家保存，组版的字模即散开而没有留存固定雕版，家谱也就不容易外流，避免有外人冒认家族成员的风险。除了财产等现实因素，在旧时代如果一个人出了问题，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社会甚至法律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的宗族出处，就如同孤魂野鬼，就是人们说的“不靠谱”。由于周氏家族过于庞大，近年来为了方便互相了解，家族内一位长辈做了一个《世系表》，以最简单的树状结构呈现每个人在家族中的关联位置。由于不了解，有的晚辈将世系表称作家谱，父亲曾经为此反复纠正大家，澄清概念，足见家族与宗法在父亲心中的分量。当然，随着时代变迁，当今社会的很多人并不懂得宗法本身的逻辑，对宗法体系全无概念，以至曾经出现类似“玄外孙女”这种根本不存在的荒唐称谓，一向温和的父亲曾经对此大发脾气，虽然很罕见，然而我完全理解并且赞同，因为那个确实够“玄”的。

每当聊到家族话题的时候，无论从哪里谈起，不知不觉中父亲总会回到祖父，回到兄长，对祖父和兄姐们，父亲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亲情、自豪、感恩乃至归宿感的混合体。

我在同辈中年龄小，对祖父和伯父、姑母们最深的印象，永远是他们在一起时那非常典型的画面：温文尔雅、面带微笑地互相攀谈，在一起吃饭，喝酒，谈书，谈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和听不懂的事。当我长大了，懂得这些人和事以后，才知道其社会影响力。每一个话题其他人都能愉悦地参与，永远热闹而不喧哗，聊得兴高采烈，也没有人大呼小叫，不会手指对方点点戳戳，每个人都在攀谈却不会打断别人，每个人都很率真，却不粗鲁，客厅里人再多，也不会觉得吵吵闹闹，即使年纪很大了还都像孩子一样笑着。我当时年龄小，看在眼里，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觉得家家如此，今天回想起来，那时的气氛在别处是感受不到的。有一次杲良五爹回国，在祖父家餐厅里的大圆桌旁，父亲和几位伯父围绕在祖父身边，看祖父在为他们题字。几位老人在祖父身旁微笑站立着，轻轻说着话，看着祖父写字，肢体和语言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尊敬，但绝不是恭维和讨好，仿佛大家少年时站在自己父亲身边一样的感觉。弢翁在非常认真地写字，旁边站着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景良，这个画面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父兄们在父亲心中地位之重、影响之长远，难以言表。

对父亲的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祖父弢翁。每次谈起祖父，父亲总是充满了无限敬仰的神情。父亲说平时祖父基本不讲什么大道理，主要还是身教，并且总是提起很多零零星星的生活细节，说祖父在学习和做事上特别认真，同时待人非常谦虚。祖父年轻的时候，曾经与卫礼贤合译康德《人心能力论》，为中国翻译康德第一人。祖父懂得德语，但是后来几十年从未向子女提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堂妹、旅居德国的画家周仲铮，与她的先生德国人克本一起回中国探亲，闲谈间祖父突然与克本讲起德语，大家才知道原来祖父是懂德语的。早年祖父在管理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等企业期间，从英国进口设备，到货后祖父都是与工程师一起拆箱，靠查字典一点一点读英文说明书，跟着工程师学习安装设备。同样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祖父也是靠查字典通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可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租界后，为了避祸，祖父将这本满是标注的书与多年的日记一起焚烧销毁了。

闲聊到的这些细节，令我逐渐看到祖父更加完整的形象，感触日深。当年的祖父忙着管理工厂，与恶意侵蚀的日本势力抗争，同时坚持善本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并成为收藏大家，这背后是超卓的学习能力和绝对的自律精神。祖父后来谈到管理企业时，说自己是“劳于选人，逸于用人”，体现出智慧的光芒。祖父的努力和成就赢得了企业员工的尊敬，在日本宪兵和日本商人的围剿下，工厂无法再保持独立，祖父拒绝合作，愤然离开。他离开工厂那天，全厂员工主动聚集在道路两旁，一路送别。

这些事情父亲是在聊天时陆陆续续讲的，也提到天津解放后刘少奇夜访祖父，探讨如何发展经济，还谈到建国初期讨论国旗、国徽设计方案等一系列电影中看到的情节，其实祖父都是亲身参与的，很多资料也留存到现在。我很晚才知道，祖父曾经是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晚年又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是邓小平五老火锅宴邀请的五老之一。很多回忆文章总是形容祖父像老书生，这恰恰是我小时候看到祖父的样子，穿着棉衣坐在那里看书，而在家中所有谈论的话题也都是古籍版本。后来逐渐了解高祖玉山公（周馥）的情况后，觉得祖父很像我想象中高祖做两江总督时穿棉袍的样子，那时做两江总督按规制可以穿貂褂，可以吃鱼翅，但是高祖永远穿着棉袄，上任后命令免去鱼翅宴，当时很多人嘲笑他土里土气，但这恰是高祖一生坚持的书生本色，在《周悫慎公全集》（共三十六卷，此书曾以雕版及石印刊行，后又曾以《秋浦周尚书全集》为名出版）收入的《负暄闲语》里有非常详尽的记述。祖父对万物都非常有兴趣，不断学习，增长学问，洞悉大局，为人谦和而在原则问题上不留情面。他晚年曾经有一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直言某些产品生产中的问题，曾引起波澜。所有这些父亲对我讲的事情，无一不看出对祖父对父亲的影响。

哥哥们对父亲的影响，我总结下来，一良大爹在父亲面前树立了刻苦的精神和治学的高度，珏良二爹则在某种程度上启迪了父亲哲学方面的学术兴趣。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父亲常说的“取法乎上”，无论我们现在怎样，必须要瞄准最高的目标并且持续努力，人才能上进。这是家族里非常重要的精神共识。父亲曾经在纪念一良大爹和珏良二爹的文章里有过详细的描述，两篇文字均收录于《丁亥观书杂记》（修订版），我不再赘述。1983年前后我家住在燕东园，而一良大爹当时仍住在燕东园二十四号那处前后共住了四十三年的朝北的寓所。我早晨起来跑步，经常会见到一良大爹也在跑步，我通常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现在想来，当时一良大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其自律的生活态度是惊人的。父亲纪念两位哥哥的文字真诚而深情，是父亲内心的真实映射，我想能够感动每一位读者。还有很多对其他哥哥姐姐的回忆，父亲没有来得及写成纪念文章，以后也就不会有了，留下的是各种小故事，和父亲对那个时代里的大家庭的怀念，除了对亲情的怀念，更有祖父非凡的影响，兄长们在文化上的引领，以及思想上的碰撞。

随着自己的父母、哥哥姐姐先后离世，只剩下父亲与治良九爹最后两位，时常互相探望，成为兄弟间生活交往的最后阶段。治良九爹是著名建筑学家，曾是1959年十大建筑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为人非常和善热情，对外和在家族内经常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虽然年长于父亲，但由于父亲八十多岁以后走路不便，反而是治良九爹经常来看父亲。2016年1月17日治良九爹又一次来家里，弢翁十个子女的最后两人相谈甚欢，一位九十一岁，另一位八十八岁，当时我为他们合影，两人满面红光、精神矍铄，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诀，治良九爹于三个星期后辞世。

人一定要有见识，有了见识，要有执行能力。见识从哪儿来，第一是学习，第二是思想的相互碰撞；而实践能力，完全是从自律得来的。始终从自己的父兄那里得到上述指引，是父亲一生的自豪和留恋。

父亲的一生，可以简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出生到1950年之前，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到退休，第三个阶段是退休后到2019年去世。

父亲出生在天津，天津是北洋的银库，是民国初年中国北方的工业和金融中心，社会名流集聚于此。父亲在这里读完小学、中学。祖父为十个子女聘请名师、制订详细的教育计划，这在一良大爹及父亲写的书里都有记载。所以，父亲虽然从小也在外面上幼稚园、小学、中学，但更重要的是在家族内的教育氛围里长大，幼小的年纪就在与哥哥们的聊天当中，对很多话题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奠定了研究哲学的心愿。在初一念完之后，父亲向祖父母提出要直接跳级到高一，跳级之后父亲仍然是班里学习名列前茅者，当时艮良三爹曾自豪地对别人说：看看，这就是我家兄弟，一跳级就是从初一到高一。

父亲从小学习英语，读了很多英文文学、历史书籍，其中读Thomas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写的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事，在父亲纪念珏良二爹的文章里提到过。父亲中学阶段是日据时期，当时耀华中学的校长非常有骨气，每天在操场向学生训话，告诫大家要爱国，并坚持升中华民国旗帜，后来被日本特务暗杀了。学校里必须要学日语，父亲说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每个学期开始教日语，同学们就故意说学不会，所以每个学期都是从零开始教日语，可是由于当时很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日语的书籍比较全、比较新，并且当时规定日语的书籍价格封顶，很便宜，因此父亲在家里拼命学习日语，以读懂各种书籍，但是到了课堂上，又和全体同学一起装作学不会日语，这种情况一直到抗战胜利。1983年，母亲所在的实验室来了一位日本人安装设备，其间来我家做客，父亲开口与他讲日语，那人大吃一惊，说您的日语是非常传统的日语，发音和自己的父辈是一样的。之前我只注意到父亲经常翻看日文小说，记得常放在手边的是一本《点与线》、一本《我是猫》，但是当时听到日本人这么说，我还是觉得挺意外。

父亲在耀华中学读书期间曾有各种事情发生。有一天突然有特务来抓一名中文教员，这名教员提前翻墙逃走了，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再后来他成了一位知名作家。再如于敏教授，在耀华是父亲的学长，后来父亲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他已经是研究生和助教，跟父亲很熟悉，前些年有一次北大校庆，父亲去北大物理学院参加聚会，还没走进去，就听于敏先生大声在问周景良来了没有。原新华社香港分社主任周南在参加革命之前，家里原姓高，排庆字辈，高氏几兄弟都在耀华上学，其中高庆琮先生和父亲最熟，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来过我家里喝酒聊天。父亲和许多同学到晚年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天津有很多望族大家，他们的子女之间很多是耀华同一届或不同届的同学，不过父亲很少去同学家串门，一方面觉得在自己家里与父母兄长聊天更有趣，很能长知识，另外一方面去同学家，往往对方家长会有礼金红包，这样自家也要回赠，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当时祖父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但那段时间他还是为了保护国宝买下一些善本古籍，并在1942年立下遗嘱：将来天下太平了，要将收藏举赠国立图书馆。这些，在很多文章中都有记述。父亲当时和我祖父母睡在一个房间，经常夜里醒来，见到祖父难以入睡，在房间里踱步，也经常听到祖父对祖母说，再卖些股票吧，这是当时祖父母维持一大家人生活的唯一来源。十个子女的衣服都由我祖母亲手剪裁缝制，网上可以看到我的五位伯父的合影《五子登科》，里面伯父们穿的长衫也都是祖母亲手缝制的。这种情况，直到抗战胜利后祖父出来工作才得到改变。

中学毕业后，父亲先考入辅仁大学数理系，一年之后觉得课程没意思，于是退学，又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在燕京大学上林昌善教授的生物课时，我的与良二姑（后来成为诗人穆旦的夫人）正在做生物系的助教，一年后父亲从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清华大学哲学系，父亲如鱼得水。一方面，上中学时，他从哥哥那里，特别是从珏良二爹那里听到关于金龙荪（岳霖）等著名教授的事情，现在可以直接求学于他们，实现了自己研究哲学的心愿；另一方面，他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与各位教授有深层的交流，深得金龙荪、沈公武（有鼎）两位先生的喜爱，他们觉得这个学生很特殊，在一起讨论总能有独到的创见，以至其他同学在私下的场合问教授，周景良到底特殊在哪里呢？父亲谈到这里，总是很自豪地说，很多时候思想碰撞出来的火花，教授是可以捕捉到的，又怎么能跟其他人说得清楚。

沈公武先生为父亲专门开了一门课。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教授觉得学生有资质，就会专门为他定制教程，哪怕只有一个学生，这就是因材施教。后来听我母亲说，她们上中学时也很有意思，同一个学期的英文课，老师让每一个人读的教材是不一样的，我母亲初中英文课是从Heidi（《海蒂》）和Little Lord Fauntleroy（《方特勒罗伊小爵爷》）两本小说开始的，是因材施教的另一个例子。沈公武先生当时开的那门课好像是数理哲学，我记不太清了。总之，只有父亲一个学生，但有一名旁听生，就是来自数学系的丁石孙。沈公武先生与金龙荪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生活中亲近，学术上直白。在父亲的毕业答辩上，答辩导师位置坐着三个人：冯友兰、金龙荪、沈公武。父亲说，当时金龙荪先生曾提出了一个问题，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沈公武先生马上拦住，对金先生说这个是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学说，你已经不懂了。如此率真可爱，颇有魏晋之风。

清华时期的周景良

2014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父亲和我聊的比较多的是维特根斯坦，所以后来他就给了我两本书，《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和《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并且跟我讲，如果没有时间不必通读全书，要看懂意思。他每次聊到一些概念的时候会用原文来说，那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给我的影响比较大。2015年的时候，我曾经发过一次微信朋友圈，提到父亲在清华求学时，读的这两本书是英德双语的，父亲看到后当即指出，《哲学研究》是他从清华毕业之后才出版的，我忙不迭地更正。在清华哲学系的这段学习时光，给父亲的思维方式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由于书籍是英德双语，父亲的德语也达到一定水平，晚年在家里偶尔看到电视里的德国影片，他会讲画面上那些招牌和文字是什么意思。2000年后有一段时间，张祥龙先生就住在我父母家楼上的单元，我在父亲那里也见到一些张先生写的现象学的书，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与父亲详细交流。父亲在2017年受伤后逐渐好转的过程中，刚刚恢复一点语言功能，思维还没有完全清楚，说的比较多的还是清华哲学系的事情。 

由于世事变幻，父亲1950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无法从事钟爱的哲学研究，于是重新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从头学习物理学，但是每次说起金龙荪、沈公武先生、说起清华的同学，那种绵长的回忆好像从未断过。父亲谈到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感染力很强，我想很多朋友都见过他这一面，但是当他真正谈到内心最崇敬的部分，例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他完全是另一种表情，语速会降下来，声音也会变小，眼睛看向空空的远处，慢慢地述说，在每次谈到沈公（父亲总是这样称呼沈公武先生）的时候，神情尤其如此。

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两年后选派去苏联学习，毛泽东访苏时对留学生讲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段话时，父亲就在下面。父亲在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没能马上回国，苏联科学院晶体学所的平斯格尔教授将父亲留在苏联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直到1962年才回国。因此，父亲在苏联前后生活了六年。其间祖父曾作为国家领导人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父子二人在苏联见面，六年间，父亲也曾偶尔回国探亲。父亲晚年看新闻联播，有俄罗斯的镜头和讲话原音，通常会解释这是在说什么，并且说这人是某某地方的口音。

苏联时期的周景良

从苏联回到国内以后，父亲全力以赴建立实验室，以电子衍射方法研究原子结构，成为这一科研方法之中国第一人。当时条件很艰苦，一切白手起家，父亲为此专门自己动手画图纸，所里有一位很能干的同事帮他来制作有关的仪器附件。实验室从零起家，到设备、人员几乎已经完备，一切即将走上正轨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跟研究所所有的人关系都很好，造反派也不难为他，但是到了后期，造反派的头头对他说：老周啊，你看别人都去干校了，你不去，实在说不过去了。于是父亲只能去了干校，但是父亲跟我讲，从那个时候起，实验室就彻底垮掉了。虽然如此，从干校回来后，父亲还在坚持做着研究工作，一直到1982年去日本开会，他发布研究成果的时候才知道，相似的研究领域，国际上有人在半年前已经发表了研究成果。远在苏联的平斯格尔教授听说之后，为父亲感到无比惋惜。这都是后来我听母亲讲的。父亲那次从日本开会回来之后，在我面前只讲了一件事，说这次在日本最大的收获，是在京都时早上出去散步，找到了永观堂，讲到了永观堂的由来，由此还讲到了王国维的号是观堂。此后，父亲一如既往地进行科学研究，其间也与我母亲合作，以电子显微镜做晶体分析，并持续发表研究成果。

父亲与同事们关系很好，是因为他不计较小节，个人生活充满情趣，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父亲去世以后，有一位父亲的老同事告诉我，一次聊天有人对父亲说：“老周啊，你知道你为什么群众关系好吗，就是因为你谦虚。”父亲回答说：“可是你不知道我内心有多骄傲。”与大家关系好不代表没有原则，恰恰相反，像自己的父兄那样，父亲在是非问题上非常讲原则。有一次他发现一位领导为了提职称，学术作假，公开指了出来，对方还在狡辩，说自己做了实验的，父亲追问说，做了实验你就拿出数据来，数据在哪里，让那人当众下不来台。之后父亲被迫提前退休了，乃至后来所里的领导都说，让周景良退休是错误的，是我们的损失。

父亲曾担任地质学会测试委员会主任，退休后仍然应邀参加一些结晶学的项目评审，除此之外，可以明显感觉到父亲的时间更多地放在文史书籍上。父亲喜欢读清人的诗文笔记，记得那期间他身边常放着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手中忙碌的也多是和历史、文化有关的一些事情。祖父弢翁早年曾影刻宋本《寒山子诗》，是托董康找的优秀刻工精刻而成，在祖父影刻、影印的诸多宋版书中是精品。雕成的书板在“文革”中散落，剩下的几块在祖父家中，用几层报纸厚厚地糊起来，当作餐桌上垫热锅的垫子。父亲觉得可惜，拿了一块回来做纪念，退休以后把这块当垫子的书版找出来，清除糊在上面的报纸。谁知道报纸糊的层数太多，糨糊太厚，清除起来很费劲。父亲先用水将报纸泡软，然后用镊子一点一点地清除，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坐在那里用镊子清理书版的样子。类似的事情占据了父亲退休后的生活，此外他基本沉浸在各种书籍里，除了通读一些书，父亲还经常说，书是用来查的。当时我不懂，但后来懂了，思想的片段是用书来连接的，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忽然想到某一本读过的书里某一段话，当我们翻出这本书、展读这段话，思想的片段就缝缀在一起了。

父亲一生最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曾自言性格遗传自弢翁，退休以后更是有时间做各种尝试。父亲一向用电脑写作，从1990年代PC-AT开始，电脑一路升级至2017年，同时辅以扫描仪、打印机等外设处理各种文档，故父亲所撰写的文章、书籍，文字全部由他本人在电脑上直接录入，进而自己设计排版，所遇字库里没有的生僻字，就自己造字解决，所需插图自己用PS处理。父亲病倒前的一段时间，正在开始学习使用InDesign排版。1999年，父亲曾用电脑仿照传统雕版版式排印成《弢翁诗词存稿》，以喷墨打印机打印在宣纸上，以旧藏瓷青封面纸和装订用丝线，亲手装订成二十三册，分赠亲友，并在赠一良大爹的一册后以隶书跋曰：

此弢翁诗词存稿，是用微机仿传统木板雕印格式，打印后手自装池者。夫印刷书籍，古有雕版，近有排印，至今日则微机，专用排版软件于各种格式几乎无所不能。至如此册，则是用家用微机软件，需略运巧思以制成如此板式。所可乐者，家居独自操作，一帙即成，无烦他人，少可仅一二部，则尤非正式出版印刷所能办也。今复印二十部，分赠诸兄姐及友人，又用日本纸打印三部，此纸是七八十年旧藏，今已不可能求，谨以此第一部呈一良大哥藏之。己卯正月 景良。

一良大爹看到后非常高兴，在后面附了跋语，其中有“幼弟景良少我十六岁，今亦古稀矣。虽习理科而性好古，有先父遗风，我常戏称之为周家斧季”之句，通篇跋语七百二十四字，由于自己患病不能写字，一良大爹请我母亲将跋语以小楷抄在书后。一良大爹还请人治印“人称周家斧季”一枚送给父亲，不过父亲总觉得这是大哥的鼓励，自己实际差得很远，所以并不对外使用。

有三部书籍的出版，标志着父亲退休以后，彻底回归文史生活、回归家族文化的整理研究：其一是国家图书馆的《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其二是《丁亥观书杂记》及其修订版，其三是《曾祖周馥》。

祖父于1952年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七百余种善本书籍，将书影结集出版，是所有热爱古籍善本的人士的共同心愿，国家图书馆的冀淑英先生与一良大爹、珏良二爹为此做了长期、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弢翁子女中，也只有一良大爹和珏良二爹深通古籍，能当此任。1992年，珏良二爹以七十六寿因病辞世，一良大爹年事已高，不可能单独完成如此浩大工程，于是父亲顶了上来，经过十数年时间，克服诸多困难，付出巨大工作量，在国家图书馆程有庆等先生的鼎力帮助下，终使蔚为大观的七册《自庄严堪善本书影》于2010年正式出版，了却了当年祖父和赵斐云（万里）先生的一桩心愿，此时，冀淑英先生和一良大爹已经先后离世多年。父亲曾对我说，如果不是投入这项工程之中，自己不会了解那么多古籍善本知识，也更增添了对祖父的崇敬。父亲不从事文史工作，却最终亲手完成了祖父捐赠的善本书影的出版，暗合祖父在《景德传灯录跋》中的期望，实在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2007年，父亲在李国庆先生的帮助下来到天津图书馆，参观祖父捐赠的图书资料，看到当年捐来的整排书箱及其中保持着当年原貌的书籍资料，非常感慨。回到北京以后，他将回忆的片段陆续写成文字，最终整理成《丁亥观书杂记》，并在2012年国家图书馆“纪念弢翁捐赠六十周年古籍善本展览”开幕前正式出版。《丁亥观书杂记》从若干侧面，立体地展现了祖父当年文化生活的样貌。

周景良， 摄于2015年

随着对祖父研究的深入，父亲渐渐看到了高祖玉山公（周馥）为周氏家族构建的完整的精神体系和行为准则，于是越来越多地转向对玉山公的研究和资料整理。父亲从研究高祖的著述《周愨慎公全集》入手，逐渐形成了对高祖玉山公乃至整个周氏家族文化体系的全面认知。《周愨慎公全集》全书三十六册，含：《卷首》一册，《奏稿》五册，《公牍》一册，《玉山文集》两册，《玉山诗集》两册（共四卷），《易礼汇参》十二册，《治水述要》十册，《河防杂述》一册，《负暄闲语》一册，《年谱》一册，1922年春，由曾叔祖学熙公、学渊公、学煇公编纂刊印。原书是周氏家族自刻本，分授家族内及赠送亲友，另有一定数量存放在周氏天津祠堂，在现天津市六纬路荐福庵旁。后来，祠堂拆除，所藏书籍一并捐入大学图书馆，多年之后自己家族里反而没有了，偶尔在市场上看到原书流出拍卖，价格又高得难以承受，于是父亲以高价从市场上买到一套民国时期基于上述原版的石印本，比原书开本略小，用这一套书开展研究。随后，父亲关于高祖的系列研究文章，以《周馥一生》为题目在期刊上连载，终于在2015年汇集成《曾祖周馥》一书正式出版。这个时候，父亲对周氏文化已经在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应祖籍所在的安徽东至县邀请，父亲成为东至周氏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并题字。同时，父亲开始着手续修家谱。我东至周氏一族从唐朝初年即迁至建德，后改称秋浦、至德，即今东至县，唐初以来祖祖辈辈的坟茔都在这里，从那时起家谱也一直没有间断。可惜随着父亲的受伤、去世，续修家谱的工作也停顿了下来。

即使常年从事科学工作，父亲也一直保持着丰富的个人爱好，例如书法、印章和京剧等。父亲平时和我聊天的话题包罗万象，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话题，直到去世前一周，父亲还在看《参考消息》，并对国际形势有着自己清晰的判断，我想这也是受祖父当年的影响，过去每当有大的事件发生，祖父总是第一时间把能回来的伯父姑姑们及父亲叫回家，给他们讲解、分析形势变化。除此之外，父亲和我聊的更多是哲学和文化艺术范畴的话题，聊书法、印章，聊京剧和旧时的艺人，聊刘宝全的大鼓，聊他对巴赫十二平均律的数学理解，不仅闲聊，父亲还曾致信中国戏曲研究所，建议以物理学的方法还原失真的老唱片，在没有卡拉OK的年代，父亲还尝试用双卡收录机一边播放伴奏一边录下自己唱的京剧。

从小受父兄影响，父亲极为爱好书法，非常喜欢各种拓片，自己真正买的拓片不多，但是从小在祖父那里、在季木四爷（周进）那里见过很多极精的拓片，其中很多是季木四爷所藏原石器物的拓片。另外就是敦煌写经。父亲不止一次讲，过去人喜爱敦煌写经是因为看字，字体好的经卷最受欢迎。父亲眼界很高，源于从小在祖父身边的熏陶。在日军侵华期间，祖父没有工作，在家时间较多，父亲小学中学阶段正好生活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见过的书法、印章、古籍，是形成眼界的基础。

傅增湘先生在为祖父题写的《周君叔弢勘书图序》当中，提到祖父的善本收藏标准“悬格特严”，这其实点出了周家文化的核心，即“取法乎上”。父亲曾多次说，“取法乎上”，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也许“仅得其中”，如果“取法乎中”，结果就会很差了。父亲从小看到的是哥哥们勤习书法的情景，我说勤习而不说苦练，是因为每个人都乐在其中。除了大家都了解的一良大爹、珏良二爹书法著称于世之外，父亲说，其实以良六爹等在书法方面也是很有才华的，只是外人不曾见过而已。父亲喜欢的书作除二王之外，主要还有隶书和魏碑。与伯父们一样，父亲练习隶书从《乙瑛碑》开始，魏碑则喜欢《爨龙颜》《杨大眼造像》《史平公造像》《张黑女墓志》等，1980年代初期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代碑帖法书选》，集录碑帖甚广，不到两毛钱一本，父亲买了很多回来翻看。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段比较喜欢临庙堂碑，但字帖是更早的本子，祖父来北京开人大会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祖父住的酒店玩，专门带了几张我写得还算整齐的字去给祖父看，祖父看了也很高兴，可惜我不成器，至今没有练成书法。父亲晚年常年坚持订阅《书法丛刊》，至少十年以上，连续不间断，不断有出土的书简和新发现的手札，父亲都看得津津有味。在自己书写的时候，父亲通常写隶书。在父亲生命最后的两年，每年正月初一父亲总写几个字，按照他说，过去皇帝在开年的时候总要写几个字，以示吉祥。2019年春节，父亲去世前八个月，还曾写下如意两字。

说到印章，父亲最喜欢强健大方的汉印风格，这一点我想也是受祖父喜欢追本溯源的影响。常为祖父治印的印人中有一位刘叔文（希淹），篆刻艺术超卓，是祖父的好朋友，在点评刘叔文自钤印谱《印榷》的时候，祖父写下评语：“其精到处独能含刚健于婀娜之中，可谓自门而入者，是将迈元明而上追秦汉。” 

父亲这种对艺术风格的取向，有某种共性，例如京剧须生中喜欢谭（鑫培）、余（叔岩）、言（菊朋），至于马（连良）之后，父亲就没有那么推崇了，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溯及本源、追求至真的思维方式，颇似哲学研究的思路。因此，家中有亲戚说，读父亲写的文章能感到他得益于哲学、物理学研究的经历。回过头来再读父亲写过的文字，确实如此，完整的架构，缜密的逻辑，驾驭着生动活泼的文字，特点鲜明。

我从2018年开始，计划把祖父的自用印整理出版，祖父自用印的风格、钤印书籍的规则、以及为他治印的人，之前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我在即将出版的《周叔弢先生自用印存》中做了整理和展示，便于未来专门领域的学者深入研究。父亲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过去有人帮助打的印谱，父亲对质量都很不满意，这次为了出版，请朋友打钤印稿，父亲也不是很放心，直到我拿着钤印稿和拓好的边款给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去看，他说很好，这才放心。正值本书在筹划付梓的过程中，父亲于2019年9月9日仙逝，最终没有能见到这部书的刊出，这是非常大的遗憾。尤记得1983年，陈邦怀先生从祖父捐赠的古玺印中精选出四百方注释整理，准备出版，祖父得知后非常高兴，然而当1984年春《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面世时，祖父已经于两个月前溘然长逝。这样的遗憾何其相似。所幸父亲见证了印章钤盖、资料整理的整个过程。并给予我指导，特别是父亲见到了那部分已经捐赠天津博物馆的弢翁自用印的印蜕（由天博帮助提供补录），也见到了范景中先生热心提供的那份祖父书于刘叔文《印榷》上的题跋，令我略感欣慰。

一直到去世前，父亲还有两件事情挂在心上，非常希望完成，以纪念祖父：出版祖父捐献至天津博物馆的敦煌写经，以及古玺印。这些之前都有过选编出版，但是由于当年设备、资金等方面条件所限，或印刷、制版水平较差，或只是选编而已。父亲曾与天津博物馆领导谈到，觉得现在应该能有条件打出合格的印蜕、拍出清晰的敦煌写经照片，并且完整出版，展现于世人。虽然这两样工作还没有进入具体日程，但在父亲去世前已经启动，他当时知道后也很受鼓舞。

2019年9月初，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其中展示了大量祖父捐赠的精品善本，并且在人物事迹展区专门辟出了区域介绍祖父，那里还有国家图书馆拨专款为祖父塑造的铜像。接到邀请的时候，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当我把上述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父亲微微点一点头，眨一眨眼，表示听懂了。2019年10月1日，天津博物馆举办“金石书香沁后人——周叔弢捐献文物与古籍特展”，集合了祖父捐赠的敦煌写经、古玺印和书画等大量文物精品，并且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陈红彦馆长、程有庆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借调善本来展出，这无论是祖父在世时或去世后，都是从未有过的。在这个纪念大展前一年的时间，天津博物馆的领导陈卓馆长、钱玲馆长和馆里的几位同事，就在与父亲和我不断沟通，为此钱馆长还专门到北京来家里来看望父亲，征求意见，我也几次到天津博物馆商谈。所以当知道10月1日将正式开展的时候，父亲非常高兴，虽然最终没有能够见到这个展览的盛况，但是完全可以告慰父亲。

在这个时候追忆父亲，一如过去二十年来，每年清明那天陪父母去墓园祭拜长眠在那里的十几位周氏家族先人，父亲总会讲到先人的一些故事，通常不是讲什么辉煌盛举，只是聊些他们当年生活中的小事，因此更像是隔着时空的家族聚会，父亲最后两年不能外出，我自己去祭拜的时候，也在心里还原着我见过的和更多没见过的先人，不知不觉间，他们为我树立了为人、做事的典范，有时候是某一个人，更多时候则是各位先人的共同品性，有太多可以去学习、继承。我想，从前父亲也会是这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