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 一周书记：俄国革命中的帝国与……政治明信片

《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 Greetings from the Barricades：Revolutionary Postcards in Imperial Russia）

今年1月初的一天，当我在纽约McNally Jackson Books Seaport书店找书的时候，一位青年学子发现英国历史学家托比·马修的这部新书《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Greetings from the Barricades：Revolutionary Postcards in Imperial Russia，by Tobie Mathew ,Four Corners Books,2018），立即不无惊喜地拿给我。他知道有关推翻专制王朝的革命与反政府明信片的关系的史料和论著正是我需要的。

全书开头就是革命者的住处被安全警察突袭搜捕的情景：1906年6月3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一小队俄国警察在基辅市中心一处住宅楼逮捕了三名年轻学生，在现场发现有两百八十五份印刷小册子、一百二十五份煽动革命的文告、四十一份反沙皇政府刊物、五十六张漫画、蓝色和红色印刷油墨、一百多枚子弹、用于照片冲洗的放大机、两盏灯、各种化学溶液、一个小红旗和一千零二十二张反沙皇政府明信片。非常重要的是，“其中许多明信片复制了大约十八个月前在圣彼得堡发生的大屠杀的图像。那天，成千上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其家属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以获得更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但是，随着游行队伍接近市中心，帝国士兵开枪射击，造成数百人死亡。众所周知，血腥的星期日引发了全国叛乱，释放了长期被抑制的革命活动浪潮，有可能推翻俄罗斯几百年来的独裁政治传统”。（p.19）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开头，应该也很有吸引力吧。漫画、明信片、照片冲洗放大机、大屠杀图像，这些在历史图像学中正是图像与政治抗争史研究最具象征性的事物，作为该书的开头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书名《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的精准解释：来自街垒的革命明信片向俄罗斯专制帝国发出的“问候”——以反抗的子弹和揭露大屠杀的明信片图像。

当然，读完该书后自然会发现，无论街垒还是作为“问候”的革命明信片（在书中作者最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反政府明信片”）都远不是这么简单，在这些明信片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故事。托比·马修在1990年代初在俄罗斯旅游的时候开始收集苏联的宣传画等冷战时期的纪念品，然后发展到关注和收集俄国早期革命运动的作品、反沙皇政府的明信片，当时价格便宜而且品种丰富，他开玩笑说似乎可以用一个汉堡包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份革命的原始文件，而且无需排队。几年时光，他的政治明信片的收藏逐步增多，从兴趣变成了迷恋，从关注走向了研究。

据马修的介绍，学界关于俄罗斯帝国晚期政治反对派的研究过去基本上集中在1905年末至1906年中期的讽刺印刷物上，对明信片的研究未引起重视。他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令人惊讶的。在他看来明信片在当时是数量最多、包含的信息最丰富的反沙皇政府视觉宣传形式，除了提供有关早期革命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信息外，还提供了关于帝国政权如何失去其神圣魅力的方式。自1990年代以来，在收藏界的大力支持下，对俄罗斯明信片的生产和设计的研究已大为增加。近年来，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这种媒介给予更多关注。但是，近四十年来，在这论域中一直没有进行新的档案研究，至今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理解仍然受前苏联学者的教条主义论断的影响，而且基本上忽视了非革命的出版商的图像作品。（p.21）

马修所谈的这种研究状况其实正是反映了图像史料尚未在历史学研究中引起足够重视的普遍情况，也正是历史图像学的学科建设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便如马修所说近期的研究已经较多关注图像分析，但是仍然缺少自觉地以图像为基本史料的问题意识。马修在书中一再强调，研究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主要复杂之处在于要确定这些图像背后的许多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复杂性。作为图像史料，尽管这些明信片本身保存了下来，但大多数都没有携带相关的详细信息，这意味着历史学家要确定特定明信片的来源等信息非常困难。作者在书中使用的大部分史料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档案馆，更多需要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中寻找与明信片图像相关的线索。在俄罗斯，新闻事务总署和警察局收藏的文件有助于说明官方对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处理方法的变化及其性质，以及为打击明信片的生产所做的各种努力。从历史图像学的史料角度来看，这些官方文件正是关于图像的史料价值的最好说明与证据。另外他还谈到，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社会革命党的论文使人们对明信片所起的作用有了更详细的了解。（p.22）在历史图像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就是对于图像在历史语境中的真实作用难以确定，甚至关于图像作用的想象往往也会受到研究者的主观语境所局限。比如在该书中，马修很强调制作这些明信片除了宣传革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可观的利润，可以革命者提供资金，但这一点是容易被忽视的。经过深入研究之后，他明确指出当时的反沙皇政府明信片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不可忽视的——尽管没有详细的销售数字，虽然社会革命党的财务报表显示生产和销售明信片对党的资金的贡献也不大，但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在邦奇·布鲁维奇和贝洛波尔斯基的回忆录中就可以找到它们的经济价值的具体证据，都分别强调了生产明信片在为社会民主党筹集资金方面的重要性。另外，对于私营出版商来说，生产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理由各有不同，但其中一个不变的因素就是利润，从印刷的明信片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经济吸引力。（p.423）

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马修时有发现一些重要史料，如在报纸、杂志和明信片生产商之间的一些来往单据，会透露出这些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成本以及出售地点。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了解到几位出版商和艺术家的名字，并提供了有关买家如何与政治反对派联系在一起的线索。这就像破案的线索，如果作者是当年沙皇政府的安全警察，肯定会抓到不少反对派激进分子。

这部《来自街垒的问候：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明信片》在结构上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生产”（图画明信片：1869-1905、反对派的视觉宣传：1866-1905年、革命和改革：1904-1905、让步与镇压：1906年1月至4月、杜马与失败：1906-1917年），是对明信片印刷和分发的法律和政治情况按时间顺序做的调查和研究；第二部分“出版商”（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革命党、私人出版商和印刷商及艺术家），着眼于在明信片背后的组织和个人，关注他们参与的不同原因；第三部分“内容”（叙述事件：绘画和照片、游戏政治：讽刺与党派表征、大众英雄：革命者和恐怖分子），分析图像的内容并解释其努力表达的叙述方式；第四部分“消费与展示”，主要关注的是明信片的使用与传播。从时间跨度上看，这项研究涵盖了最后三个沙皇的统治时期，但主要侧重于1905-1907年，当时产生了绝大多数反沙皇政府明信片。从中可以看出围绕着作为革命宣传品的明信片，作者的研究与叙述视角具有典型的新文化史研究特征，自下而上的角度和微观的、过程的研究意识十分明显。由此一方面可以更深入研究图像，另一方面则可以发现在明信片中表达的思想远比过去所认为的要更为复杂。作者试图通过展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发生的许多社会和法律变化如何影响了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生产，从一个新颖的视角来研究俄国革命进程中的思想宣传与传播，同时也为研究已故的俄罗斯帝国如何发展出现代化社会和公共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正是马修在这部著作中力图有所突破的着力之处，他着重研究的是明信片的生产、出版过程，在这里涉及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动机都更为复杂，对这些图像背后的复杂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加深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历史语境的认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抗争运动及革命叙事与现代性叙事关系的相关议题，作者说它们使“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都浮出水面”，指的是1905年革命及其中的明信片宣传运动对1917年政权更替的影响，但也同样具有更为普遍的研究意义和启发性。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明信片被作为邮政函件正式使用以后，很快成为国际性的邮政现象，但正如马修的研究所证实的，明信片在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既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也是俄罗斯国内所有其他印刷品也无法相比的。这也是我在阅读该书的时候获得的强烈印象。那么，马修在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明信片图像是否对1905年革命期间俄罗斯民众的政治信仰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这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是非常复杂。从大的角度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明信片原是一种廉价的书面信函形式，由于易于印刷、体积小和深受人们欢迎的图像而成为宣传政治思想的理想渠道，在罢工、示威频发的政治动荡中，争取民众的支持是所有政治力量必须全力以赴的目标。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团体则尽量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传单来宣传革命，其中的明信片是视觉宣传与传播的关键手段。在1905年前后生产和发行的数以百万计的明信片和在官方文件中反应已足以证实这点。而从微观角度来看，马修认为反沙皇政府明信片对政治信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明确的，“尽管政治信仰的内容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民意，但政治信仰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有时是无定形的概念。反对这个政权的人很少是二元对立的。事实上，反政府明信片既显示了当时人们持有的各种不同观点，也显示了表达这些观点的微妙方式，从全面的反叛到温和的嘲弄。因此，明信片也应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发布形式，构成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可以表达政治观点，而不需要作出坚定的承诺”。（p.423）我认为这是很审慎的态度，同时也可以被今天人们的生活经验所证实；而从作为研究议题的“图像的宣传作用”的角度来看，它提醒人们反思在传统革命叙事中的“号召……唤醒……鼓舞”等话语模式。

以这样的审慎态度深入研究，马修从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看到了人们对待革命的真实态度和历史语境：“1905年的革命从来就不是反对派和独裁者之间的明确斗争。一些人为争取更好的薪水和工作条件而进行个人斗争，另一些人则为推翻政权而鼓动、宣传，还有一些人仍希望沙皇能够留下来，但要控制他的权力。反对派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来回拉扯，在实际情况和机会的边缘之间摇摆、进退。反政府明信片体现了这种复杂的政治与环境的交融，反映了在俄罗斯处于革命和改革的边缘时所持有的广泛的观点和愿望。”（p.25）这种分析非常准确地揭示了1905年俄国人的政治心态，是以“图像证史”研究社会心态史的重要案例。更进一步的是，马修对明信片的政治影响之肯定性的分析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无论如何复杂、灰色、不乏立场的摇摆与投机色彩，但是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一个无疑的作用就是使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的压迫力量的警惕、对人民自己的权利的关心悄然无声地渗透到家庭生活之中。马修说，在识字率不断提高和政治意识日益增强的环境中，明信片重新包装了1905年的革命以供大众消费，将在街道上演的戏剧带入到家中的安全之地，那些时代的决定性事件通过图像明信片在家庭中的存在而储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对国家暴力行为及无耻言论的厌恶也因明信片而成为家庭中的话题；到了1906年初，政治反对派的言论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因此，虽然明信片在对反沙皇政府的革命党派的具体支持方面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在推动整个国家的变革方面具有更为普遍的影响和意义。（p.22、422—424）这就很清楚了，这无疑是有真实意义的政治影响。

在政治研究的视野之外，作者对于明信片在二十世纪早期大众文化中的意义也有非常精辟和充满正义伦理精神的认识，他所描述的那种情形在我读起来仍然令人感慨不已——在二十世纪早期，人们可以通过明信片上的图像看到宫殿内部的辉煌，可以把杰作的图画钉在自己的墙上，然后在陋居里坐游天下。明信片就像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在富人和穷人中都是受欢迎的媒介，使大众能够廉价地认识世界上的宝藏，从而表明他们可能对长期以来仅为少数人所欣赏的文化和历史既感兴趣又有权享有。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俄罗斯民众越来越感到不安和痛苦，人民仍然和以前一样远离图像明信片上的那些事物，仍然只能透过贵族宫殿的窗户瞥一眼而已。而与此同时，精英阶层的财富和政治特权不断扩大，不平等的鸿沟越来越深。

最后，还是回到那些来自街垒的“问候”——那些诞生于俄国革命风暴中的反沙皇政府明信片的图像本身吧。那些反沙皇政府明信片图像的首要主题是对国家暴力镇压的揭露，马修说这是贯穿这一时期所有图像的统一主题，从而构成了对整个制度的谴责。“尽管革命的政治理论层出不穷，但在1905年，暴政不仅成为继续斗争的理由，而且成为斗争本身的理由。沙皇专制是解放运动的必要条件。”；

“对于革命者来说，专制压迫就像一个伤口，需要经常地挑出来，提醒人们他们的痛苦和愤怒。明信片充当了这种情感伤害的视觉储存库……显示了暴力是一种残忍的力量，可以把年轻的狂热者变成冷酷无情的杀手。”；“在1905年革命期间，政府的残暴形象成为教育民众了解帝国政治是非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明信片使独裁国家显示为一个杀人犯，从而使沙皇丧失了统治的道德权威。”（P.420-421）这既是对这类图像主题的说明，也是对前面所讲的政治明信片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是成为家庭话题的影响的补充说明。

下面是从书中选出来的三幅明信片图像：《1905年末，俄罗斯自由的太阳已经沾满了鲜血》（匿名艺术家，圣彼得堡，1905年末）、《10月18日示威的结局》(匿名艺术家,没有出版细节，1905年末)、《1905年底莫斯科起义期间街垒上的革命者》（匿名摄影师）——这些就是“来自街垒的问候”。

《1905年末，俄罗斯自由的太阳已经沾满了鲜血》

《10月18日示威的结局》（1905年）

《1905年底莫斯科起义期间街垒上的革命者》

最后，该书的封面画是《言论自由》（匿名艺术家，圣彼得堡，大约1905年末）。就这样，马修在全书最后一段中说：“即使不是致命的，1905年革命及其印制出版活动仍然给专制国家造成了深深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