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藏书家的二三事

清朝初期开始，有名的藏书家很多，钱谦益及其族孙钱曾，又有季振宜等人。顺治年间比康煕初年有名的人更多，然而藏书家最盛的时期乃是乾隆中期以后。乾隆末年经嘉庆到道光初年，苏州的黄丕烈是最为有名的，可以称得上是全清朝第一藏书家。

黄丕烈收藏了宋版书百余种，号称“百宋一廛”。那时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数量之多为自豪，而且努力寻求古版本，更有甚者是下功夫以古版书对通行本进行校勘。

这个黄丕烈，就是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人，他所刻的《士礼居丛书》，多以宋版和其他古版书翻刻而成，极为精致。清朝出版的最好的版本丛书，至今仍价值很高，无能匹敌，传到我国的，恐怕不会超过二部。

藏书家对藏书之事，又追求各种趣味。当时的古书校勘第一人顾广圻，作了《百宋一廛赋》，极力赞扬黄丕烈藏书之丰富，在藏书家之间很有影响。

黄丕烈自嘉庆年间始，连续十年举行“祭书”活动，即在自己名为“读未见书斋”的书斋中举办祭书之事。后来也曾在“士礼居”祭书。每次祭书时，必然会作画，黄丕烈的学者朋友们，又为画作“图说”，前面提到的顾广圻，曾作《士礼居祭书诗》，流传至今。

昔有唐朝贾岛，每年岁末之时，会为自己一年所作的诗进行祭诗，传为文坛佳话，祭书之事则始于黄丕烈，堪称又一文坛佳话。

黄丕烈的藏书，之后辗转于今天中国、日本的藏书家手中。不用说，人死后藏书会散佚，其实不光是死后，有的人在世时藏书就有散到他人手中的。

中国喜好藏书的人，多是如黄丕烈般的读书家，而且热衷于校勘，和有很多钱、搜集了很多书不读的日本人是不一样的。

不论有多少财产的人，尽全力搜集书籍的结果，就是晩年大多贫困，为了维持生计，书籍就不得不卖掉。黄丕烈也是这样，五十岁以后大部分钱都用光了，把许多珍本卖给了当时（嘉庆末年）后起的藏书家汪士钟，这事可以在年谱中看到。

后来，他曾不得不从汪士钟那里借出自己曾卖给他的书进行校勘。但无论如何，搜求古书之事，绝不会停止，一方卖出，一方买入，如此这般。黄丕烈晩年（道光五年）也就是六十三岁时，自己开了家书店，这年年末就去世了。

汪士钟是黄丕烈之后有名的藏书家，他所刻的《仪礼单疏》扬名于世，今日我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得到了这部书。此人本来开有一家布匹店，非常有钱，可是他的藏书不久也散佚殆尽了。

他的藏书处名为“艺芸书舍”，所散的书，被常熟瞿氏与聊城杨氏收入，此二家乃今日中国现存的二大藏书家。

藏书家中遭遇最悲惨命运的是张金吾。此人也是乾隆末年出生，道光八年仅四十二岁就去世了。张氏的亲族中藏书家很多，金吾的从父张海鹏以刻书而有名，出版了《学津讨原》《墨海金壶》以及《借月山房汇钞》等大部头的书籍。

张金吾作为这家族中的一员，从年少时就在增益前辈藏书的基础上，加之自己搜集到的，号称藏有八万余卷书。他的夫人同样也是有学问之人，夫妇同样爱书，研究学问，著述也相当多，却都不出版。

他三十三岁那年，买入了十万余个活字，用以出版大部头的书籍。其中之一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用了二年时间，将五百二十卷的书籍，印了二百部，直到现在依然是历史学家非常看重的书籍之一。

他的藏书处名为“爱日精庐”，最初编有《藏书志》四卷，之后又有增补，最终编成《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十卷，是对自己家所藏书籍中最好的书的解题。这套书也是用活字印刷的，至今仍为藏书家所重视。

然而，张金吾最不走运的事是，他的《藏书志》出版时是四十一岁，而在此前一年，他失去了所有的藏书。他的侄子张涣因为曾贷款给张金吾，就将其十万四千卷藏书全部夺走了。张金吾自然是非常悲痛，他写道：“何意聚之二十年，散之一日夜，云烟过眼，竟若是之速也。”

翌年，张金吾又不幸失去了爱妻，他原来有相当的财产，经此事变后，就很贫困了。丧妻之后，他日日手抄《金刚经》，半年以上日日读诵，不久，自己也与世长辞了。

藏书家中张金吾是晩年最不幸的一人。大体在中国的藏书家，那些自己爱好读书且又百般搜求书籍的人，几乎没有能数代相延续的，而不甚读书的藏书家，却能数代相续，这真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

正如上文所言，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嗜好散尽财产，晩年藏书不幸散失，但这种事情大多是先前不以为虑，尽全力收集书籍、作藏书志，又翻刻善本，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的藏书以贻后世，不如说是由于藏书家内心夙愿的驱动。这种不可思议的嗜好，是近代中国发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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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中国访书记》

作者：内藤湖南 等著

翻译：钱婉约 译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书在广泛搜集清末、民国年间来中国考察访问、留学进修的日本中国学家及青年学生——包括内藤湖南、岛田翰、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七人的学术游记、日记、回忆录的基础上，抽取出与访书、购书有关的篇什，翻译而成。本书涉及图书史、近代学术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学科，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生动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