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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的她，可能是特朗普最害怕的女人
原创 亚热 十点人物志
十点人物志原创
可能是特朗普最忌惮的女人——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极富盛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2020年9月18日，因为胰腺癌并发症去世，享年87岁。
金斯伯格的去世，在美国掀起巨大风波，其影响力甚至不亚于一次总统大选。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也瞬间刷屏。
那么，金斯伯格到底是谁？
提到金斯伯格，很多人会提到她母亲对她的言传身教。
1933年，金斯伯格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家庭。
母亲是出身底层的制衣厂工人，没有受过教育，但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告诫她：
be a lady，be independent（做个淑女，保持独立）。
这句话贯穿了金斯伯格的一生——以温和的方式争取平等与独立。
后来金斯伯格考入康奈尔大学，学校的男女比例四比一。
在男性众多的康奈尔大学，金斯伯格与许多人约过会，但只有马丁一人俘虏了她的心。
因为马丁当时唯一一个在乎她“头脑”的男人。
“五十年代的大多数男性往往对此毫不在意，而悲哀的是，这些在康奈尔上学的聪明姑娘们，往往会把自己聪明的一面隐藏起来。”
金斯伯格没有将自己聪明的一面隐藏起来，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还同马丁一起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在哈佛法学院，她因为女性的身份遭受过许多不公的对待。
学院的500多名学生里，女生只有9名，教授从不会叫女生回答问题，图书馆的守门人也不允许女生进入馆中。
但这跟入学晚宴上的羞辱比起来，算不上什么。
新声入学时，院长召开了一次女生晚宴，提了个问题，让女学生们挨次回答：
“如何解释你们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性的法学院席位。”
金斯伯格无法回答，只是默默努力着。
她一心扑在学习上，一年后在500多名学生中成绩排进前25，当上了校刊编辑，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了业。
尽管履历如此优秀，全纽约却没有一家律所愿意要她。
有朋友想帮她推荐，而当朋友用起“她”的代词时，立刻被面前的高级合伙人打断了。
“年轻人，你似乎还搞不清楚情况……这间律所不招收女人。”
她得不到工作，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
这一系列经历为她今后投身女性平权运动埋下种子。
“有什么会比一个‘老女人’更遭嫌弃的呢？但每个人却恨不得把这个老太婆所说的每个字都记在心上。”
在关于她的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里，一位年轻女孩如此评论她。
许多女性视她为灯塔，因为她毕生致力于将女性地位提升至和男性同样的高度，很大程度改变了美国女性的处境。
有人说，“如果世上真有超级英雄，一定是金斯伯格的样子。”
1972年，她创立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妇女权利项目。
那时的美国法律本身充满着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她接下过6个上诉到最高院的有关性别平权的案子，并打赢了其中5个。
通过个案，逐步废除了那些有性别歧视的法律条款。
金斯伯格在最高院的第一场辩护，是为了弗朗蒂洛，一个已婚女空军。
弗朗蒂洛的男同事婚后都有住房补贴，她却不能得到。
财务人员的回答给她浇了盆凉水——“你能获得参军的机会已是三生有幸”。
言下之意，好好待着，别得寸进尺了。
金斯伯格也经历过同样的事，当她发现自己的工资不如男同事的时候，领导给她的回答是：
“你的男同事都有妻子和孩子需要抚养，而你的丈夫在纽约已经有一份高薪工作了呀。”
在当时的社会普遍观念里，男性才是养家之人，女性若参加工作，不过为了攒攒零花钱。
金斯伯格想要通过诉讼改变这一切。
“不求女性能获得什么额外的好处，我所求的仅是让男人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挪开。
最终，金斯伯格赢得了这场诉讼。
还是在空军系统，1970年，一位女护士怀孕了。
部队给了她两个选择：要么辞职，要么堕胎。
一方面，她天主教的信仰不允许她堕胎；另一方面，她热爱自己的工作。
于是她提出了第三种方法：自己生下孩子再送人领养。
这个提议被部队拒绝了。
金斯伯格毫不犹豫接下这个案子。她在辩护状中写道：
“在各种阻碍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障碍中，因为女性特有的生育能力而造成的区别对待首当其冲。
直到最近，法学家们都还认为任何对孕妇和母亲的歧视实际上都是‘为了她们好’。”
这个案件直接推动了女性生育权的发展，八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怀孕歧视法》——
雇主不得解雇一个怀孕或打算怀孕的女人；
不得因为一个女人怀孕或打算怀孕，就给她降薪或其他赔偿；
在不得拒绝怀孕或打算怀孕的求职者。
总之，雇主不得因为女性怀孕就给予她们区别对待。
30年后，已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再一次面临堕胎权的问题。
这一次她想争取的不是生产的自由，而是不生的自由。
当时正是反堕胎运动的高峰，反堕胎群体认为堕胎是个扼杀鲜活生命的过程。
2003年，国会通过了禁止“部分分娩堕胎术”的法案——禁止女性通过子宫扩张和排空术的方式进行引产。
这相当于禁止女性堕胎，剥夺女性的堕胎权力。
他们给出的原因如今看来显得“普通而自信”——堕过胎的女性往往会后悔自己的决定，为了保护女性，不能让她们堕胎。
在金斯伯格看来，这就是法律的倒退，女性为什么不能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
真正的生育自由，仅是能够有生育的权利，也包含有不生育的权利。
她再一次发出了异议——
“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有权选择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当征服控制着她对堕胎的决定权时，她就没有被视为一位有能力为自己人生选择负起全责的成年人。”
她曾为一个鳏夫辩护——妻子难产后，这位父亲辞去工作在家独自照料小孩。
他去政府申请单亲家庭保障金，却被工作人员拒绝了。
法律规定，单亲家庭的保障金，只发给寡妇。
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只有女性需要照顾家庭，全职爸爸是不存在的。
斯蒂芬接下了这个案件。
法庭上，金斯伯格让这个父亲坐在她身旁，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种痛苦：
当一个社会的性别歧视无处不在时，受害的不止是女性，而是每个人。
截至这年，美国共有107个大法官，其中只有两名女性。
在很多场合你都能看到，一堆男性里边，只有她一个女性，她的身板瘦瘦小小，看起来若不惊风。
要知道，她身高只有152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
美国的法律遵循判例传统。
诉讼案件会根据判决结果给出主要意见书，而那些对判决存在异议的法官，则会提出异见。
异见无法改变当下的判决结果，但被认为是具备建议性的法源，当该判决在之后被争论或推翻时，可供其他法官参考。
她说：“人不可能一下子接受一个观点，社会的变革需要逐步积累、循序渐进”。
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些异议意见书，推动了法律的变化。
因为发表异议最多，她被称为“臭名昭著的RBG”，但这不是黑她，而是粉丝对她反抗一切不平等的精神的致敬。
“其实我也喜欢成为多数意见中的一员，但有必要的话，我一定会发表异议意见。”
这个世界似乎对女权主义者有着天然的偏见：女权主义者要不丑到嫁不出去，要么要不婚姻不幸。
金斯伯格用自己的爱情，狠狠打了他们一耳光。
同时也让人们知道，一个有着传统、保守家庭关系的人，依然可以为边缘人群、少数群体奔走呼告。
她的自传中写道：我这一辈子有点小运气，最幸运的是遇到一个好老公。
一开始，朋友们都不看好两人的恋情，因为他们的性格差异实在太大了。
马丁开朗幽默，擅长社交，而金斯伯格永远是角落里最安静的那个。
但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在马丁看来，女性的工作和男人一样重要。
两人刚开始工作时，主要是金斯伯格在照顾家人，迁就着丈夫的职业规划。
当时间到了1980年，女权运动抬头，金斯伯格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后，马丁为了迁就她，从纽约来到哥伦比亚。
他逐渐从台前转向幕后，做起“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包下家中绝大部分家务责任。
他们育有两个孩子，孩子开玩笑说，他们生长于一个分工均等的家庭里。
“父亲负责做菜，母亲负责思考吃什么。”
就像太太不会对他做的菜指手画脚一样，马丁也不会对太太的事业多加干涉，只是在需要的时候默默支持。
1993年要提名新的大法官，金斯伯格本来不在考虑范围内——名气不算大，年龄也已经六十多了。
但马丁觉得没有比妻子更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了。
作为纽约有名的税务律师，为了帮助妻子，他四处找人、多方奔走。
在他的努力下，时任总统克林顿和金斯伯格见了一面，15分钟内就被她完全折服。
经总统任命，金斯伯格宣誓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最高院大法官。
马丁去世前曾对朋友说，他这辈子最得意事情，是让妻子成为她想成为的人。
他还分享了50年幸福婚姻的秘诀：他负责搞笑，她负责思考。
2010年马丁去世，离世前10天，他给金斯伯格留了封信：
我最亲爱的鲁斯，你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如果暂且算不上父母、孩子和孙辈们的话。
从五十六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相识的那天起，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欣赏与爱慕。
该是我和生命告别的时候了，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少爱你一丝一毫。
End
除了以上这些，金斯伯格的人生在其他地方也丰盈充实。
她是一个工作狂。在大学里，她永远名列前茅，丈夫患癌期间，她一边替丈夫上课、写作业，一边照顾孩子，一天只能睡两小时。
这样的经历让她拥有十分高效的工作经验和效率。
在孩子们的童年记忆里，有时半夜醒来，发现母亲还在工作。
她会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并赶在九点开庭前到达法院。
老太太一生得了 2 种癌症，发作 5 次，还摔骨折 3 根肋骨，但没耽误一个工作日。
她直至去世都没退休，87岁了还每天上班，坚持健身，并出了一本健身书。
连她的宿敌特朗普都不由地感叹，“她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女人，也渡过了精彩绝伦的一生。”
直至9月18日去世，她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点【在看】，为平权奋斗一辈子的人，我们不该忘记她！
图片来源于网络及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
参考资料：
1.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
2.自传《异见时刻》
3.《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不要让他们拖住后腿，伸手去够星空”》 看理想
4.《法国大法官金斯伯格趋势：“再也不会有像她那样的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
5.《金斯伯格离去了，但世界还需要更多的金斯伯格们》 雅君的好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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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87岁的她，可能是特朗普最害怕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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