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

引子

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这三种区域进程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与主导政治观念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也不同，但中、俄、欧这三大行为主体也有寻求接近与合作的愿望。推动欧亚大陆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动力，不光显著地出自经济领域，还来自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构变迁，更由于观念形态所出现的深层变化。当然，三大主体间的接近与合作，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阻碍和牵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一带一路”以其各种功能，既可以穿行在欧亚大陆不同的区域体制之间，成为连接各个国家的交往管道；同时也必定会在共同利益之上，经过长时间努力，建立起机制和规则，推动互联互通。在可见的将来，这种目标合宜、小步推进、避免冲突、求同存异、非排他性的建构方式，能够为推进欧亚合作，乃至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欧亚大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主要政治主体之间是否能够和谐互动，各方并不相同的利益诉求如何才能相互连接、促进福祉，这是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无论是亚历山大远征、十字军东征、蒙元帝国横跨欧亚的进军、当今北约与欧盟东扩，也无论是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结束时刻的欧亚秩序建构，都不能与新世纪以来的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国内政治条件下欧亚大陆的深刻变迁，以及构建相应秩序的紧迫需求相比拟。一个重大而紧迫、又难得其解的问题在于：当代欧亚大陆各方——居于大陆西侧的欧盟、大陆中间部位的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位居东亚的中国，这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构建和调处，才能够适应当代的挑战与危机。

正当21世纪第三个十年来临之际，在前所未有的国际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形势出现了罕见的变化，各方都面临着重大的选择。在此时刻，中、俄、欧三大板块间能否避免误解、分歧与冲突，在各不相同的制度、观念、实力、战略取向下，走向互相接近、互相协作、互联互通的新形态？新形势之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欧亚大陆中、俄、欧三方的互动？如何判断与这一话题相关联的种种内部和外部复杂动态与深层趋势？在这一复杂又蕴含诸多合作机会的进程中，“一带一路”面临着怎样的发展空间与挑战？显然，这些态势正以前所未见的动能、不断翻新的样式和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迎接着一个国际格局新阶段的到来。

鉴于本文主题“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是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国际进程，很难找到任何单一学科的现成理论框架去加以分析，因此，本文首先尝试从这一进程本身的正向与逆向两个过程展开，从现实经济动力、结构关系要素、思想观念演变这三个方面，展示这一过程的逻辑动因；然后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以及各大国际主体区域构建进程的差异性角度，分析其障碍之所在；最后，以危机条件下“一带一路”构想与实践取得的进展和突破，来论证当今中、俄、欧三大板块互相接近与合作的可能性，并分析“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继续推进中尚需关注的若干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不合时宜，还是有备而来？

2017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半之后，也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政治声明发表大半年之后，一个颇有政治影响和学术口碑的欧洲老牌独立智库——欧洲改革研究中心，以该中心对外政策研究部主任邦德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能否一起工作？”报告认为，当今欧亚大陆上有三种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方式：第一种是欧盟的一体化，第二种是由俄罗斯和原苏联部分成员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第三种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么，这三者之间能否通过相互交流，逐步走向合作共处呢？抑或，只能是各自为政、不相往来，甚至对抗冲突、兵戈相向呢？

邦德的结论，在谨慎乐观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紧迫感。在他看来，在所有可预见的困难面前，欧盟努力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和中国接触是值得的。但是邦德也提出，第一，欧盟当然应该看看，中国是否对经由俄罗斯向欧盟输出，以及反过来输入欧盟的商品真正感兴趣；欧盟也需要弄清楚，中国是否会真正帮助俄罗斯克服对西方机构及其意图的怀疑；此外，欧盟尤其要关注，中国是否还倾向于让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得以继续生存。第二，欧盟也需要看看它是否能与中国达成共同目标。因为，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方面，欧盟已不能再确定自己是否与美国站在同一边，特朗普政府可能破坏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多边组织和协商方式，特朗普不喜欢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第三，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时代之后，欧盟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兴趣尝试与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谈判共同的标准。虽然，它很可能不会成功。然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如若欧盟自己不做出尝试，那么就是让其他国家来塑造未来的秩序。显然，邦德很期待把有关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三者间建设性互动的问题列入政治议事日程。

无独有偶，又是一年多后的2018年12月，笔者受邀参加了一个更具官方色彩，但是主题类似的国际研讨会。这是经由德国外交部委托，作为准官方机构的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所属的中东欧、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与由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领衔的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的研讨会，题为“欧亚的连接：欧盟-俄罗斯-中国-中亚之间关于相互连接的战略对话”。参会人员不仅来自上述各方智库，而且包括决策部门、企业界等各领域代表。这次会议的宗旨在于，共同确认正在出现的战略合作机会，确定在工作策略和所选领域方面需采取行动的优先次序，提炼政策方向，加强协调，确保欧盟、中国“一带一路”、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包括中亚主要国家之间持续的相互连接。这次会议显然来自于德国方面的倡议，而且这已经是同一主题之下由德方发起的第二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了。这次会议召开之际，刻赤海峡危机突然爆发。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一度又恶语相向。但是，当时的冲突没能阻止来自上述各方的代表济济一堂，与会者依然是相当热切地讨论着三方寻求合作的当下进展、问题和前景。与之前的会晤比较多地停留于构想和展望相比，这一次多边会议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具体、微观，且事关操作进程。在老练的欧洲战略家提供的平台上所展示的这一问题，看来又一次触动了各方的思绪。虽然新形势下问题愈加复杂，但各方显然有备而来，并不因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而止步不前。

2020年春天，笔者又一次受邀前往欧洲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由于疫情暴发而受阻。然而，有关欧盟、俄罗斯、中国三方互动，探寻“一起工作”机会的进程并没有中止。

二、三大板块的差异：走向疏离，还是互相接近？

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三种不同的区域进程，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

先来看欧盟。二战结束之后，起初是为了防止德国重新崛起，法德之间通过煤钢联营，借助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方法，来实现战后复兴和欧洲两个最大的世仇法德之间的和平。尔后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一直到冷战结束不久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告了欧盟的成立。此后还包括世纪之交欧元区的诞生、申根协议的确立，欧洲希望通过这一连串体制机制的创建，既避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欧洲战争的残酷搏杀，也力争确保欧洲各国能够抱团取暖，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欧盟的历史性特点在于，第一，欧盟以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是一个在市场、法制、民主体制构建方面都有着数百年丰厚积累的民族国家间的联盟。第二，欧盟一体化进程具有一系列超越主权国家的区域治理模式；同时欧盟依然是西方联盟的一员，其一体化进程明显具有意识形态的排他性。第三，欧盟是当今世界巨大的经济体，但在安全领域，还不得不大大借助于，同时也受制于美国和北约。

欧亚经济联盟先是由哈萨克斯坦于2004年发起，转而由俄罗斯于2011年推动，2015年正式成立，旨在运用原苏联地区传统联系的纽带，发挥能源资源与合作的潜能，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形成经济合力，维护地区稳定。就其特征而言，第一，欧亚经济联盟一开始就明言以欧盟为样板，这是典型的普京式绵里藏针的表达。虽然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特别是与欧盟的东部伙伴计划具有明显的对冲性，但普京的说明旨在昭示这一建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第二，该联盟不可避免地带有原苏联地区国家处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深重痕迹，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仅仅是在逐步提升的过程之中，以资源经济为特征的禀赋条件受国际行情变化的影响大。第三，从沙俄直到苏联的复杂历史与地理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进程。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作为新兴主权国家的共同体成员，尝试以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的协商方式推进一体化，这是大势所趋。当然，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作为欧亚经济联盟所要求的内向聚合与各成员国的外向“多边”选择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博弈态势，一直伴随着欧亚经济联盟的成长过程。

而“一带一路”倡议，借重于中国经济成长的活力，通过欧亚大陆和海上的互联互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地区的合作与和平。“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未能走出低谷的困难背景之下所提出的一项动议，既关照本国和周边的发展与稳定，也旨在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就其特点而言，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都不相同，它没有预设的区域政治经济体制，也不是地缘政治联盟，这是一个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排他性的国际合作进程。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注重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联合工业发达国家，以互联互通推动产业合作和基础设施共建。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市场为基准、以平等互利的合作项目来推进的国际合作进程；但这又是一个拥有与俄罗斯及欧美西方都很不相同的古老东方文明背景、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高速发展、但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倡议。

这三种区域进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与主导政治观念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也不同，这就必然会导致三大主体既有时代条件下寻求接近与合作的愿望，又有出自各自背景的种种差异。一旦时机成熟，各方对推进区域合作的做法和路径，也必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这将会是一个较长时期存在的历史现象。面对这三种不同区域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慎重考虑和调处应对，将相互间所需要的合作与不可避免的竞争引导到：既能够发挥“一带一路”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尽可能地符合各方利益，进而稳健而理性地完善地区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三、推动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结构与理念因素

推动欧亚大陆三大板块出现互相接近趋势的动力，不只是显著地出自经济领域，同时也来自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构变迁，更由于观念形态所出现的深层变化。以下就这三个方面的动态依次展开分析。

（一）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动力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价值-信息链接，为推动欧亚大陆各方交往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机会。

1. 冷战后三大板块间的相互经济引力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欧亚大陆各大政治经济板块相互间的联系问题。欧盟1991年为帮助俄罗斯推进转型，提出过塔西斯（TACIS）计划。1993年，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过“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方案。欧盟曾经提议通过加强欧亚大陆之间的铁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欧盟在中国、俄罗斯、中亚等地区的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也为当时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亚欧大陆桥开通而激动。欧亚大陆各方的一个可贵共识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大陆内部各方贯通的基本动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亚间“日益一体化在多大程度上将会重塑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取代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大西洋路线”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莫斯指出，欧亚大陆间的商品贸易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跨大西洋贸易的两倍多，早在2013年已达1.8万亿美元。据荷兰商业银行2018年的报告，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不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已占世界贸易的28%。如此强劲的发展态势，势必要求欧亚大陆的各大主体寻求新型的相互关系，以适应变局。

2. 近两年三大板块间经贸关系的持续推升

以近两年统计，2018年中欧贸易额已达到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创历史新高。2018年，欧盟已经连续1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中国连续14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中俄双边贸易额2019年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关系近年来受到危机与制裁的严重干扰，同时俄罗斯又在大力推动其经济东向发展，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欧之间传统的经贸纽带依然得到维持。截至2017年底，欧洲仍是俄罗斯第一大出口市场，其占比远远高于亚太方向，二者之差超过20个百分点。

到了2019年，中国无论是与整个欧洲还是欧盟，双边贸易额都继续上升。与德国、法国、英国等传统伙伴的贸易额总体上也在上升。其中，尽管英国处于脱欧的严峻形势之下，但中英双边贸易额增长了7%以上。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往来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大幅度萎缩。

表1 2019年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贸易统计（亿美元）

数据来源：综合中国商务部欧洲司、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数据计算而得，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zojmgx/date/202003/20200302941074.shtml;http://sputniknews.cn/rus sia＿china＿relations/202001141030443262/

到2020年第一季度，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之下，尽管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贸易往来受到严重冲击，呈略有下降的态势（特别是中美贸易下降得更为明显），中俄双边贸易却非常不容易地实现了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近两年来经济贸易关系势不可挡的态势，表明了中、俄、欧三方之间存在着无比强劲的接近与合作的潜能。

表2 2019/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与部分国家贸易统计（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计算而得，http://www.customs.gov.cn/

3. 欧亚通道建设显现强劲潜能

从目前欧亚之间货物运输通道来看，9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陆路通道和空运仅承载了5%。事实上，铁路运输时间总体上为海路的三分之一，价格为空运的五分之一，可见陆路运输所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迄今陆路运输无法畅通的原因，人为的政治安全因素远甚于自然条件带来的障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条线式布局看，欧亚国家之间以新铁路线路建设、中欧班列、公路合作、航空运输合作、能源管道设施合作、通信设施合作为标志的串联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大通道建设方兴未艾。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等通道的建设，明显提升了内陆国家的海外交往能力。尤其是中欧班列在各国推进通关便利化的举措之后，不仅班列的次数大幅增加，此前一直被困扰的回程物资较少的问题也得到改观；政府对班列的补贴有所减少，开始依靠市场机制运行。东西走向的能源管线建设在各大经济主体之间加速推进，不仅中俄之间、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天然气和石油管线，而且俄欧之间的能源管道也冲破障碍加紧实施。从点状式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看，巴基斯坦瓜达尔、斯里兰卡汉班托特、希腊比雷埃夫斯、阿联酋哈里发等一系列重要港口的兴建，展示了欧亚各方互联互通的强劲意愿，为未来欧亚大陆各方合作做了重要的铺垫。

4. 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的构建

基于欧亚各方的多年努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一个以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为构建目标的多边合作进程，一步一步地展现其后劲。首先，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投入将使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加4.1%。其次，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国，到2018年底发展到93个成员国，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400亿美元。至2020年7月底，亚投行成员国达103个。在“一带一路”概念下，国际产能合作得到推动，中英法三方参与的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堪称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跨国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迅速，中白工业园令人瞩目。在电信产业合作领域，尽管美国竭尽全力打击与干扰，华为依然以5G技术领先优势，表现出推进欧亚大陆电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强劲潜能。

以上进展表明，无论“一带一路”经受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各方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势将推动这一倡议不断落实与扩展。

（二）大国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化引导三边关系调整

观察欧亚大陆政治经济变化的一个较为普遍和常用方法，就是从力量结构变动趋势来判定多边关系的前景。虽然复杂的国际现实并不等同于相对抽象的几何力学结构，但是把国际政治单位简约并抽象为由力量要素组成的结构性现象，观察它们相互间的力量消长和纵横捭阖，至少对判断国际政治复杂互动背后的深层结构性趋势，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依然是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国际力量格局

对当今大国关系的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说法。究竟是中美两极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威权国家”组合、中美俄三方博弈、中美俄欧四边互动，还是由更多角色参与的多元、多边、多样化的力量正在形成当今国际社会的核心格局，迄今都还各执一词。但是可以发现，人们不完全是以数量规模（GDP排名，可统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而且还从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决策单位（具有多大的、但未必可以用数量计算的影响力），来审视当今世界最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格局。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一，尽管欧盟安全力量匮乏，政治决策能力受颇多牵制，但它毕竟是当今世界巨大的经济体，也是区域体制建构最有经验（当然未必完全成功）的政治经济单位。欧盟以相当丰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影响着国际事务。其二，欧亚经济联盟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但兼具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深厚基础，俄罗斯在其中的主导性影响还是十分强劲。其三，总体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得益于多年和平发展环境中的实力增长，逐渐进入了经济体量、结构水平、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属于领先国家的行列，中国稳定开放的步伐更是令世界瞩目。普京总统多次明言，大国之中只有中、美、俄三家能够做出独立的外交决策。但是就体量、声望和实际影响力而言，欧盟显然也是当代大国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换言之，在欧亚大陆上，中俄欧各主一方，各有千秋；在国际层面上，也是除了处于另一大陆的超级大国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行为主体。鉴于这一现实状况，近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的主流看法是，越来越不太赞同当今世界格局纯属“中美两极对抗”的说法，而比较多地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格局，但出现了中美对抗风险较高的状况。

2. 国际关系史上的罕见现象：“一超”同时挑战“诸强”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把中、俄同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美欧关系也由于美方不断对欧方施压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敏感状态。美国与中、俄、欧三方，虽程度不同，但几乎都同时处于关系恶化的状态。有学者提出，最主要的国际力量单位——如中、欧、俄、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出现三方合作而同时反对或抵制第四方的现象，大概仅见于新世纪以来的中、俄、欧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单边主义。从新世纪之初的伊拉克战争，一直到晚近的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中东巴以争端、中导条约、古巴地位、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包括在2018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英、法、德、欧与中、俄代表共同会商，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欧盟推出旨在绕开美国的“特殊目的工具”（SPV），得到了中、俄的支持。有学者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常态”。在2020年国际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美国完全不顾及包括中、俄、欧在内的国际舆论要求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抗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一意孤行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表明美国以“脱群”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立场，已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诚如德国外交部长马斯最近所言，即使特朗普之后民主党能上台执政，跨大西洋关系也未必会有乐观的前景。马斯依然认为德美关系“极其重要”，必须努力加以改善，但是他也明确指出，“认为民主党上台就能让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恢复如前的人，都低估了已经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这就说明，美国与中、俄、欧这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转圜。“一超”如此打压“多强”，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实属罕见。

3.“弱者”的接近与合作：以弱制强的必然逻辑

当前的国际现实是，一方面，冷战终结以来相对和平开放的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实力解决难题成了较为普遍的趋势。但是，一个并不具备霸权式“硬实力”、却拥有诸多“软实力”的欧盟，相对较多地受到合作者的关注。中欧之间，尽管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出现了新的亟须互相适应、调整化解的重大问题，但双方在战略竞争与合作方面仍表现出寻求均衡的诚意和努力。俄欧之间，虽然纷争不断，但无论是传统的历史文化纽带，还是当代大规模的经贸往来，都使其难以分离。当然，也无法想象，美欧间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战略合作盟友关系，会顷刻之间消失。欧盟通常被描述为，一个主要是基于民事、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中、美、俄三方“安全威胁”的共同体（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因而，在多方互动之中，欧盟相对更多地处于折中机动的地位。欧盟同美国结盟关系的疏离，对于中俄虽有抵制、但在保持距离下的探求合作，特别是中、俄、欧基于在气候变化、伊核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合作问题上相互接近的立场，使得三方不但在欧亚大陆内部，而且也在全球形势曲折多变的背景下，寻求新的合作空间和相互联系的纽带。

国际疫情来临之时，面对特朗普政权蛮横且日益自我孤立的态势，中、俄、欧三方的接近与合作，是自主自立、由弱求强的自然而然的逻辑要求。国际疫情暴发后，其一，中俄合作持续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并在疫情形势下经受住了考验。其二，俄欧因乌克兰危机虽然胶着对峙，时有抵牾，但双方明显萌动了通过对话寻找出路的意愿。2019年8月，马克龙总统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释放出希望改善对俄关系的信号；2019年底，欧、俄、乌就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所做的新一轮虽未成功但十分重要的推动；以及2020年2月，由欧、美、俄各方权威人士组成的欧洲-大西洋安全领导小组（EASLG）发布解决乌克兰安全问题的十二个步骤声明，皆可被视为反映这一趋势的重要迹象。同时，欧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经受了美国粗暴而无情地冲击，依然坚定地得以推进。这是俄、欧、美三边关系中一个前所未见的重要变化。其三，美欧间的传统伙伴关系出现了深刻裂痕。总体来看，欧盟虽然还不愿付出西方意识形态联盟解体的代价，但从北约费用、俄欧能源合作受到打击，一直到驻德美军的迁移，表明美国与欧盟的传统关系下降到了一个历史低点。其四，中欧2020年6月视频峰会前后，默克尔坦承“欧洲不是中立体而是西方政治的一部分”，欧盟将依然是“西方利益共同体可依赖的伙伴”，并在其后香港国安法问题上对中方持批评态度，中断与香港的引渡条例，表现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旨在维系欧盟最大国际运作空间的巨大惯性；但与此同时，默克尔肯定“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决心”，赞扬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9月，正当香港局势动荡之时，默克尔坚持率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以示与中国发展合作的决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德国等欧盟国家在维持施压的同时，坚持不追随美国退出多边架构、不与中国搞战略对抗、不放弃与中国合作的基本立场。其五，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特朗普政权没有放弃在欧亚大陆分化离间的战略谋划。如，对欧盟国家普遍施加的巨大压力，挑拨新、老欧洲国家间关系，对中亚地区以“C5+1”的新方式介入，一直寻找机会在中俄关系之间打进“楔子”等，但其权重和威望已经大打折扣。

总的看来，中、俄、欧、美之间的结构性变化，蕴含着未来多种发展的可能。但基本趋势是，在总体国际格局依然保持多极、多元、多样，而非只是“两极对抗”的态势之下，欧亚大陆各大力量在遭逢不确定性风险，包括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面前，出现了加强连接与合作的结构性条件。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敏锐地反映着海洋与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对欧亚大陆的国际主体来说，没有理由放弃机遇，理当积极推进当下中、俄、欧等各方的相互接近与合作，同时理性、冷静地调处与美国的关系。

（三）观念变化推动着对欧亚新格局的探索

在一个财富涌流、物质力量的威力高度呈现的世界，思想并没有全然消失。相反，智识演进的态势显示出，观念的力量依然具有宽广空间。与欧亚大陆发展现状和前景相关联，当代思想潮流繁衍播迁的基本特征是：四五百年来主导世界潮流的西方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衰落之中，美国一部分极端政治势力依然顽强地以意识形态的霸凌姿态维护传统地位。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走向多元与自主，兼顾合作与竞争。欧亚大陆的各政治主体之间吁求多边互动、互相接近的意愿显著抬升，与此相伴的思想观念不断呈现。

1. 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助推欧亚新格局

冷战终结后，顺应客观需求而形成的全球化进程，在当时西方主导的历史背景下，身不由己地在其发展过程中夹带着欧美意识形态的深深印痕。因此全球化不光推动着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也伴随着西方模式在各地被普遍复制。因此，20世纪80-90年代在欧亚各地盛行的自由化浪潮过后，出现了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在全球层面上，经历过“9·11”事件、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欧亚地区层面上，经过了从科索沃战争一直到乌克兰冲突等危机，不仅在新兴国家，而且从欧美国家的知识精英开始，出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以及对西方文明体系开始走向衰落的揭示。“休克疗法”的大力推动者杰弗里·萨克斯逐渐转变了原先的立场，他于2017年著文表示，“当今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趋势不是‘美国第一’，也不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冷战，而是欧洲与亚洲，尤其是欧盟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一个重要的受益群体将是处在西欧和东亚之间的地区（包括俄罗斯与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新基础设施将更加有效地把这些欧亚大陆腹地国家与西欧和东亚联系起来。”杰弗里·萨克斯是从当年的“华盛顿共识”立场逐步转向接受中国发展道路的众多精英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位。从他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历史见证者对该地区沧桑沉浮的反思，及其对未来欧亚大陆新格局与实现路径的期待。

2.“历史多元”vs.“西方中心”：国际史观的新视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无论在人文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多线性发展与多样性特征的大量反思性研究与诠释。这一股潮流经久不衰，反过来成为推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进一步走向多元、多极状态的强劲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各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转向。就欧亚大陆三大板块历史地位的研究而言，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巴里·布赞从“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历史观，转向以多文明共同创造国际关系历史的新视角，为各大板块多元、多样、多极态势的发展，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述。2020年5月，巴里·布赞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此前流行的国际关系历史分段，诸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5年维也纳体系、1919年凡尔赛体系、1945年雅尔塔体系和1989年冷战结束，都较多侧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在他看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中国似乎没有关联。按照他的最新研究，至少可以将最近五六百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以新的标准加以分段：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意味着中俄两大帝国确立边界，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维持大体和平，并结束草原帝国的历史）、1519-1521年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1839-1842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1975年美国越战失败和2001年全球反恐战争爆发。巴里·布赞认为，这种重新思考历史的努力，可能会迫使人们转向从全球视角来决定国际关系的历史分段，这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在世界上的统治即将结束；从“欧洲中心”转向“多主体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谱系衍变，昭示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认知与偏好正在酝酿十分重要的转变。

3. 地缘政治思想变化预示大国关系的新走向

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思想领域对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对抗型地缘政治思想远未绝迹，甚至以变本加厉的方式在误导决策者与民众。这里既有以新保守主义为底蕴的“先发制人”“不断革命”思想，又有超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必然走向冲突”，还有种种形式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在明里暗里推波助澜。但是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更富远见的思想探索，既不提倡冷战意识形态对抗，也不鼓吹北约、欧盟的排他式扩张，而是尝试构建一种新型的地缘政治关系。

第一，传统对抗型的地缘政治思想依然存在，但正在朝多方互动与协调的方向微妙转变。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2010年6月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政治论坛上，配合着“美俄重启”，曾公开呼吁建立包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内的“北半球民主共同体”。这是从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一直到美俄关系重启期间的一个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排他性、含有一定程度对抗性的战略倡议。但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目睹欧亚大陆危机日趋深重，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地缘政治大家则多次呼吁重视和建立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三边合作关系，一直到布氏逝世。这一转向的含义意味深长。

第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学界，都出现了强调美、欧、俄等各大传统地缘政治主体的合理存在，而不是鼓吹相互间的排他性、对抗性的新动向。欧洲资深学者理查德·萨科瓦在其新著中引用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戴维·卡莱欧教授的思想，强调美国、西欧和以俄罗斯为主干的欧亚地区，各自独立存在、自成一体，主张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欧、美、俄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北约东扩式的伸张。在类似权重人物的出版物中，也可见当年曾参与北约东扩酝酿阶段政策设计的美国前防长威廉·佩里的认真反思，他的基本观点是，为北约东扩忽略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考量而感到深深遗憾。

第三，在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走向的描述中，美国“可被取代性”的假设得到强调与关注。颇有影响的美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专家罗伯特·卡普兰描绘了未来欧亚力量分布的图景，直言美国作为“最后一个帝国”可被取代的前景。他认为，尽管“未来可能扮演地区稳定力量的角色——印度、俄罗斯、中国和欧盟，还有着各自的问题”，但“二三十年后，孕育新体系的条件可能会成熟，这一体系中有多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不断有机演化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组成新的政体结构。”虽然“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和稳定，仍主要是美国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能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一个短暂的帝国霸权，我们受命经营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正等待着自己被淘汰。”卡普兰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布热津斯基在二十多年前的名著《大棋局》中把美国作为欧亚大陆“最后一个帝国”的“可替代性”表述甚为接近。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来看待面临“被取代”前景的帝国心态，如何在推进欧亚大陆各方互动的同时，也妥善处理与美国的相互关系。

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走红。与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相比较，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论主张，看来更多地被转化为俄罗斯官方立场。与杜金有所区别，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有关“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最新阐述中，除了依然突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之外，强调“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应是俄罗斯-中国组合。在朝大欧亚前进的同时，除了强化俄罗斯未来几年向亚洲的倾斜，还应思考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理念基础上与欧洲这一传统伙伴落实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摩擦不断，但俄罗斯主流精英还是没有放弃要把欧盟纳入他们自己所构想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

4. 主张美国离异于传统欧洲文明的新观点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促使思想精英们反思：欧洲与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正走向离异？虽然这一话题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就被欧美学术界所关注和争议，也曾经引发过欧洲主要思想家哈贝马斯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流派学者之间的争论，但如今在“特朗普现象”的刺激之下，从文明和思想源头上区分欧洲与美国的努力，似乎正在重新开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担任哈德逊研究所非驻所研究员、Flint Global公司顾问，并加盟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深学者布鲁诺·玛萨艾斯，在2020年出版的新著《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美国的诞生》中提出，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与其“欧洲过去”彻底切断的进程之中，它将重塑自我，并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明诞生。玛萨艾斯认为，受人尊敬的托克维尔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认为美国是欧洲梦的完美版本，但是，“美国与欧洲式的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有着巨大的区别，是一段与欧洲相互分离的”全新开始。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舆论的热议。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任凯润·斯金纳评论说，“这本见解深刻的书提出了大胆而违背直觉的论点，国际体系已为民族国家间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繁荣做好了准备。”无论玛萨艾斯的这一论点引起多大的争议，它至少表明，美国与传统欧洲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从客观上说，这一趋势会深刻而持续地作用于欧盟与欧亚大陆其他主体间的互动。

5. 孕育中的欧亚观念格局新形态

思想潮流的变换，推动着人们对未来欧亚地区格局，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格局的种种思考。与上述布鲁诺·玛萨艾斯有关欧美文明割裂性的判断相反，中国学者施展的《枢纽》一书提出，“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聚成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施展强调，中国经四十年改革开放介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后，居于海洋性法权和大陆性法权体系之间的独特中介地位。这一独特而具有强劲势能的地位，不仅凸显了欧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而且表达出对于不同治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联；作为兼具海洋性法权和大陆性法权特点的中国，其未来意识形态的构建，天然地承担着在主权界定与非主权界定两种形态之间相互连接的功能，必将在未来欧亚大陆各大板块内部合作与博弈进程之中，以及在调处与传统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海外力量相互关系的复杂进程中，发挥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作为俄罗斯保守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亚历山大·杜金，其在2013年所著《多极世界理论》一书中，对于中国所兼具的海陆地缘政治特征的刻画，也曾经表达过与施展相类似的思想。

总的来说，以谋求欧亚大陆各个板块的自主发展与互相联通的经贸实务，正在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动态势，也表明了中、俄、欧互相接近的逻辑可能；同时，对这种发展与连接所进行的叙事体系的探索与建构，也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化，并开始发挥实际影响。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这样浩大规模与介入深度推进的欧亚大陆强化内部联系的进程。

四、欧亚大陆各板块间的接近与合作又为何远非易事？

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要真正推进高水平的、稳定且持续的相互连接与合作进程，无论从其内部还是外部来看，都远非轻而易举之事。

（一）地缘政治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亚大陆内体量巨大的各大板块聚合，难以避免在域外引起反应，首先是来自美国方面。

其一，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这三者之间尽管很不相同，却都在世界事务排行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就这组三边关系的能级而言，欧盟是当今世界体量巨大的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占据了最为广大的空间地域，而“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则拥有当今世界最多的人口数量和最为活跃的经济发展态势。在这三者的巨大动能作用之下，欧亚大陆何去何从，势必牵动世界发展的走向。尤其是欧亚大陆内部三大板块间相互关系的一举一动始终与美国——这个身处欧亚大陆之外的“世界安全岛”，同时又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实体——息息相关。欧盟，是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伙伴；俄罗斯，是当今唯一能与美国匹敌的军事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当今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三大板块中任何一方自身体量的消长，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改变，都会引起美国的巨大反响。更不必说，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三大板块之间的接近与合作一旦加强，美国更是会超乎寻常地做出应对。尤其是当美国意识到自身对世界局势的掌控已远不如以往，而“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也大不如前的时候，它对于中、俄、欧三者间相互关系的走向，不言而喻地会格外敏感。

其二，从地缘政治因素将会恒久地作用于国际政治变化这一定则来看，海洋地缘政治与大陆地缘政治的差异和惯性，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国关系。大陆地缘政治凭借陆地空间相互连续的优势，便于形成互相连接的大陆政治经济合作。而海洋地缘政治以空间的非连续性为其基本特点，可凭身处遥远海外的优势，回应欧亚大陆内部的种种聚合分离及其对外部的影响；甚至，海外力量不必要大规模直接介入大陆内部的利益分配，只需在大陆各个板块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加上一个砝码，就能很容易地改变态势，使之有利于海外地缘政治态势。马克思在其名著《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曾提出，取得制海权后，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另一个海洋强国崛起，并且在大陆国家之间维持均势。马克思通过英国案例对海陆地缘政治特性的这一判断，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此后历史演变的重要凭借。

其三，21世纪以来，多次实践证明，一旦中、俄、欧相互接近的态势出现，美国一定会出手阻断。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旨在打击中东反美势力，控制能源产地，同时也意在敲山震虎，以期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打进“楔子”，离间二者关系。在此背景之下，当时出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三驾马车同时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抵制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一幕。当时中国也坚决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始终反映着海洋与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经营中、俄、欧三角关系可能是中国外交在21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一方面，北约与欧盟维持东扩的惯性，策动“颜色革命”；另一方面，21世纪初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振兴。强人普京聚合民意，不甘忍受西方压力，反呈强硬对抗的局面。

当下，类似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样带有深刻海陆地缘政治色彩的较量，也在反复发生。（1）特朗普上台后一再宣布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但一直难以脱身。相反，美国还大张旗鼓地介入中东的阿以之争，同时与伊朗紧张军事对峙，这说明海洋地缘政治力量决不会放弃对大陆内部政治经济走势的干预和影响，甚至企图利用欧亚大陆内部这种不均衡状态为自己谋利。（2)2019年起，美国反导系统在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进行部署（反导系统是以美国名义而不是以北约名义在欧洲部署）。这一部署表面上说是为了对付伊朗，实际上毫无疑问直指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同时也大大制约西欧的走向。而2020年6月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的部分美军调往波兰部署，则更是明显地以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为由，既施压德国，又威慑俄罗斯，还讨好波兰。这一箭多雕，历来是海外势力介入大陆地缘政治的传统手法。（3）近两年来，围绕5G和华为问题反映出来的欧美间不同立场，以及围绕欧俄能源合作表现出来的尖锐分歧，表明美国不惜赤膊上阵，孤注一掷，也充分说明美欧间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深刻反差。（4)2019年5月下旬的欧洲议会选举显示，传统政党力量有所削弱，自由党与绿党崛起，欧洲各地选举版图进一步碎片化。有学者指出，对于美国而言，在以下三个假设性选项——袖手旁观让欧洲自生自灭、积极介入让欧盟为美所用、粗暴干涉让欧盟加速崩溃——中，特朗普很有可能采取“袖手旁观、釜底抽薪、加上积极介入的策略”。总之，一有风吹草动，欧亚大陆出现聚合与分离态势，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和多方干预。

（二）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因素

欧亚大陆三大板块之间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强化的身份认同，始终牵制着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近。

意识形态问题，首先反映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与欧盟间的相互关系上。总体上说，欧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但是始终声明欧盟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欧盟与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立场，但是欧盟一直认为这两种多边主义政策基于对原则问题的不同理解。在应对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上，欧盟不主张对中国过度施压，但还是同意成员国中止与香港的引渡法案。2014年中国与欧盟宣布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但2016年以后，欧方对此很少主动提及；2019年后欧方单方面对中国提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的说法。德国从2020年7月1日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其总理默克尔表示，“中国的例子显示，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对我们自由民主政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令人十分感慨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中国与欧洲间曾经以“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关系”这一命题大步走出冷战对抗的阴影，如今虽难言时光倒流，但是意识形态的老调重弹，却严重掣肘了双方接近与合作的进程。

地缘政治问题，突出体现在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相互关系上。其一，放弃意识形态立场，未必能够避免地缘政治打压。冷战终结后，作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继承者俄罗斯放弃了原有意识形态，但美国从未因此停止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打压。其二，国家建构与地缘政治互相交织而强化。面对苏联地区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作为地区力量中心的原有大国（俄罗斯），也处于国家体制重构的过程中，这时便出现了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两重因素复杂的相互交织。国家建构要求明确自身政治边界，固化自身的直接管辖与周边势力范围；而大陆地缘政治空间延续性的特征，使各比邻政治单位间的历史联系难以割断。其三，帝国惯性与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认同张力。历史地看，在欧亚大陆千年复杂历史进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疆界并不清晰的现实，反倒是历史的常态。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各自作为原宗主国）对乌克兰东拉西扯的争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各大板块内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或是与身份认同紧密关联，或是间接折射，但都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相互关系。以欧盟一体化为例，它的区域化进程历史最为长久，经验最为丰富。但无论是难民危机还是英国脱欧，也无论是新冠疫情袭来后各国对自身安全的维护，还是欧盟为加强整体救助能力所进行的努力，种种事态揭示出欧盟内部国家自主性和地区一体化进程这二者之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而这还只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

至于欧亚经济联盟，这是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困顿的条件下建成的区域合作组织。尽管以欧盟为模版，然而主权国家依然是其底色。在欧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不光有关主权让渡水平的争议依然牵制着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而且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在不同地缘政治经济与身份认同考量下的内外多方博弈，也影响着欧亚经济联盟的走向。其中的一类变化是，一旦热点冲突发生，比如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克里米亚归属变化，国际媒体便马上敏感地关注到俄罗斯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变化。2020年8月白俄罗斯因大选而出现的动荡局势，以及欧盟公开支持反对派，反映出欧盟与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不仅在国家建构理念方面，而且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对立。另一类变化是，近年来中亚五国内部自主合作进程有所加强，一向被视为难题的各国政治交替过程则显示出较为稳健的态势。同时，中亚发展多方向外交与跨地区战略合作的抱负也有所提升。这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凝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有一类变化是，从欧亚经济联盟外部来看，美国在形式上改变了“颜色革命”时期所惯用的“政权更替式”令中亚各国不安的战略路径，而是以“支持中亚五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新的政策口径。2015年“C5+1”模式确立后，美国大力加强与中亚五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美国对中亚政策的调整，显然是期待在介入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时发挥更显著的作用。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欧亚经济联盟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不同区域进程的对接

三种区域进程相互交织，却又各自结构差异巨大，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对接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渐进积累过程，难免会出现反复和曲折，尤须作长期艰苦努力的准备。

从三大板块中的各组双边合作的实际进程来看，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确认通过“对接”来推进合作。这一政治意愿的表达和确认，为未来合作留下了极大空间，双方也有足够的资源与智慧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接”的全面实施将会是一个长期磨合和逐步推进的复杂过程。“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互联互通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项目，而且还是一个长时段、多领域、富于人文含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无论是铁路轨距的宽窄、还是园区建设的定位，也无论是银行贷款的利率选择、还是企业员工的当地化水平，都关系到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复杂的经济利益、社会心态、政治文化、安全认知等各方面的考量。这远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2019年10月25日，李克强总理和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总理共同发表“关于2018年5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生效的联合声明”，其中的关键内容是：逐步按照WTO原则来处理争议，构建未来“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从而将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从项目推进提升到一个体制共建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即便如此，中国与欧亚国家之间也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通过从“构建规则”逐步向“构建体制”的艰苦过渡，才能够真正使“扩员”“对接”有所推进，特别是在大国关系激变、疫情冲击等突如其来的新形势下，在探索与实践中去解决多边利益、多领域交织的复杂问题。

中国与欧盟之间呈现出来的是反复曲折的竞争与合作过程。21世纪中欧合作从来都是在一波三折中向前行进的。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欧关系的发展。2001年和2003年中欧分别宣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后，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了欧盟在全球唯一增长的出口市场。一直到2016年，在停顿十余年之后，欧盟再次发布对华政策文件，规划对华战略。2018年中国发布最新对欧政策文件，呼应欧盟对华合作的愿望。就近两年而言，2019年3-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虽然过程极其复杂，但对于合作的期待还是更主导的方面。临到2019年中欧峰会即将举行前，不仅欧洲舆论放出此次峰会不会达成协议和不公布联合声明的口风，而且欧盟委员会更是在3月12日发表措辞强硬的“十点声明”，前所未有地指认中国是“在追求技术领导地位过程中的经济对手”，是“谋求可取代性治理模式的制度竞争者”。但是，中欧最终还是发布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联合声明。2020年6月，在疫情冲击的非常形势下，中欧双方举行视频峰会，释放出力争在2020年底前达成被舆论视为中欧经贸关系2.0版的中欧投资协定的积极信号。不言而喻，这一进程始终十分艰难。一方面，欧盟抓住机遇，顶住内外压力，期待改变现状。但另一方面，欧盟的对华认知总体上仍处于相当矛盾和纠结的十字路口：既想强硬对华施压，但实际利益又对其深深制约；既想在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问题上与华纠缠，但又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瞻前顾后、动摇不定，将会是欧盟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难以避免的态度。

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较为正式的互动，还在等待突破的时机。按照欧洲改革中心专家邦德的看法，欧盟虽然意识到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存在，但始终在怀疑这一进程可能更多是一个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影响范围之内的项目，而不是伙伴间的平等合作项目。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这两大板块尽管在成员国水平上建立了大量正式交往关系（包括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但是两大联盟组织之间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条约。2020年6月30日，欧盟以“黑客入侵”为由，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一直要到2021年1月30日。俄罗斯则决定以牙还牙，进行反制。与此同时，欧盟与中亚地区的经济政治联系多年来并未中断。2019年5月19日，欧盟以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名义发布《欧盟与中亚：更坚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正式文件。该文件并没有排除人权等传统议题，但强调“基于强劲相互利益的长期伙伴关系”，重申与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关注通过交通运输、贸易投资、边境管理等方面的事务加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紧密纽带。欧盟与中亚的双边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未来可能的中、俄、欧之间的总体多边合作框架，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俄罗斯依然处于欧盟国家经济制裁的严峻态势之下，而当下的白俄罗斯危机几乎是火上浇油，冲击着期待调整的俄欧关系。总之，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互动何时启动，尚需时日进行观察。此外，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合作，长期是二者之间稳定关系的基石。21世纪以来，“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推进，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能源合作开辟了一个很大的交往空间。但特朗普言之凿凿地警告俄欧能源合作将会带来问题，蓬佩奥于2020年春、夏接连访问中东欧诸国，显然刻意要在俄欧之间打进“楔子”。

总之，以上种种复杂因素，深刻影响着欧亚大陆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互动与趋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三者之间的合作远非轻而易举。

五、“一带一路”对三边互动的意义与影响路径

如上所述，欧亚大陆三大主体间既存在互相接近与合作的强劲趋势与潜能，又面临着阻碍和牵制它们进一步走进的一系列障碍。正是由于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局面与趋势，如何调处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这一项宏大决策的关键性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出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一）“一带一路”凸显联通与互补的重要价值

冷战结束以后，欧亚大陆诸多力量中心曾尝试通过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构建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成败利弊引人反思。一种是“民主扩张式”的区域连接。北约与欧盟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推动制度转型和扩大成员国的进程，其作用虽然因地而异，不尽相同，但这一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伴有排他性、差等结构式的跨区域过程，引发欧美与“被转型”国家间的不少问题。21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多次危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证明，西方排他式区域建构无节制地扩展，导致各方对立，在欧亚国家内部及东西方相互关系中，带来了深重的后遗症。乌克兰危机后，不但俄罗斯等国对这一模式尖锐批评，就连欧盟国家自己也开始对此进行反思。

另一种连接是“传统纽带式”的区域聚合。欧亚经济联盟力求运用原苏联传统基础设施、经济与人文关系纽带，发掘该地区的合作潜能，模仿欧盟推进一体化。但问题是，由于地处内陆的地理条件，欧亚经济联盟的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而其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模式也日益显出弊端。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阴影始终难以消散，因此成员国既保持同俄罗斯的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多边外交，欧亚经济联盟内聚力始终受到考验。因克里米亚危机，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尚未恢复交往，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也还刚刚开始。因此，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空间的稳定与巩固，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努力。

再一种连接方式是“多元并存式”的区域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跨区域进程，主张不同历史文明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力和发展程度的各国之间，平等友好相处，互利共赢发展。此类模式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如何在“非均质”的成员国之间有效推进合作，在实践中要比理论上和想象中艰难得多。问题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外溢效应”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中国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地带，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需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合作。问题之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扩员之后），令该组织在发展方向的选择、成员国内部关系的协调等方面，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制度化过程。因上合组织的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特性，有机会使得各成员国能够在一个自己创造的新兴国家地区组织中相互适应，合作成长；但在当前的变局之下，上合组织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和落地——特别是面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推进有效合作——尚需新的动力与路径。

上述对欧亚大陆三大区域建构的冷静思考和评估，有助于探寻当代大变局下更为理性务实的相互连接和接近的新路径。

从形式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具备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那样的区域体制构建。如何与上述两种具有较为明确而固定体制构建的区域进程交往与合作，还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需要重点加以思考的是：

第一，欧盟和以其为楷模的欧亚经济联盟乃是区域合作建构中的“同质进程”。但是“同质结构”并没有排除它们相互间也完全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正面对抗。原因在于，现有的区域进程建构没能解决两大板块之间、特别是在两大板块的交错部分——比如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乌克兰——的利益切割与竞争问题。

第二，欧盟与俄罗斯两大区域建构之间虽然在经济结构上相互依赖，但是这种结构上相互依赖性的实现，还需要兼顾内部和外部的大量复杂因素。2014年后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说明在这两大区域建构之间互补潜能的存在，但又完全不排除同时还有着“对冲性”张力。

第三，事实表明，问题并不在于需要合作的各个地区间是否具有相似的区域制度构建。经验证明的恰好是相反的事实：即使制度相似，一旦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相悖，仍孕育着非常巨大的冲突风险。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当今欧亚大陆各大主体间的交往，需要通过非传统的区域构建安排，开创一种新的跨文明共同体式的交往路径，超越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的人为排他性因素，避免仅仅以单一文明单位来区分彼此。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跨区域性制度构建、多元文明交往、非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非排他性等特点，可以成为欧亚大陆各板块间平等交往与互利合作的有效路径。

（二）“一带一路”以独特的体制创新服务于既定秩序的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没有提出关于未来区域体制构建的具体预设，但是在几年来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辅佐性的体制机制安排，旨在对现有秩序起到完善和改革的作用。

1. 以现有机构的示范效果，助力欧亚合作机制的演进

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共同创设的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合作机构，正在为欧亚合作提供机制上的铺垫。亚投行以其开放合作的价值观念、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公平有效的贷款项目管理，不光吸引了英、德、法、意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加入，而且还在2017年获得三大国际金融评估机构AAA最高信用等级。亚投行在未来欧亚三大板块合作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在笔者参加过的有关欧亚大陆多边合作的国际研讨中，经常被提及的观点是，中亚可能是这一宏大合作进程成败与否的关键区域。有鉴于此，来自欧洲、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法比恩·博苏伊特主张从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介入，来探讨欧亚接近与合作的路径。她提出，“在实践层面上，短期内以‘混合’的形式进行合作：针对某个项目，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外，欧盟可以提供一笔赠款，不足部分再由亚投行的贷款补充。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与亚投行共同为中亚地区的项目提供过贷款。由于欧盟经常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中亚地区合作，也认为亚投行是符合国际规范的可靠合作伙伴，因此，作为小规模试验的这一做法，可以推动今后更大规模的联合融资计划。”她又补充道，“从长远来看，欧盟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之间的直接合作也是可能的。一些合作已经开始了，比如在欧洲投资基金和丝路基金支持下的‘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旨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容克计划’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中期，欧盟与中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直接合作可能在中亚地区成为现实。”从长期效果看，这样的投融资合作机制势必推动制度层面的互动、开放、合作的逐步深化。

2.“17+1”：创设新型的多边合作平台

2019年中欧峰会期间，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间的磋商平台进一步拓展，在希腊加入后成为“17+1”。尽管此前的2019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专访中东欧的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旨在对中俄等在该地区的合作施加压力，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中小国家间的合作进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欧盟还不能如在欧洲核心地区那样照顾到相对后进地区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存在弥补了这样的缺失。这既有利于欧盟均衡发展，促进欧盟团结，也成为中欧关系的有益补充。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还吸收了以金砖国家为核心带动周边合作的经验（“金砖+”机制），进一步向中东欧地区推广。比如，“17+1”机制中波兰的“三海倡议”，汇集了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周边的12个成员国，其中11个已经是“17+1”的成员。鉴于波兰不仅在当今欧盟事务中，而且在欧美关系中的作用也很独特，因此借助波兰在当地的现有网络，实现增益效应，是一项值得进一步尝试的举措。迄今为止，尽管欧洲舆论对此还存在争议，但“17+1”平台是在高度体制化的欧盟和相当务实灵活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进程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积累了多方谋求共同发展的意愿和创新实践。

（三）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关系调整的重大机遇

新冠疫情既对中、俄、欧三方造成巨大挑战，同时也带来三边关系调整与发展的重大机遇。一方面，美国面临疫情迁延传播而无法控制的局面，企图以“甩锅”中国、抹黑俄罗斯、打压欧盟等一系列手段，嫁祸于人。特朗普试图进一步以“脱钩”“退群”“制裁”等手段，大幅度毁坏多年来构建的建设性大国关系。从深层次看，特朗普政权的胡作非为，反映的是全球化进程遭逢逆转，欧美发达国家处于衰落中的全面调整期，助推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强势崛起。再加上国际疫情危机、能源金融动荡、大国关系紧张、文明与种族矛盾等综合性问题同时爆发，使得中、俄、欧诸大国都处于前所未见的艰难局面之中。另一方面，国际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美国的霸凌政策，在客观上又给中、俄、欧这三大板块的接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1. 美国的挑战行为

疫情期间，美国再一次同时挑战中、俄、欧三方，犯国际政治中企图“长臂施压”而伸展过度之大忌。本来，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签署，以及国际疫情的来临，为中美两大国的接近带来了机会。但是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经济阻遏和在南海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军事威胁，企图将中美关系拉回到尼克松访华之前的对抗状态。美俄关系本来是两国政治精英寄予厚望能够得到调整的一个领域，但是美国坚持要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一系列美俄之间重要的双边军事安全条约，加上大选来临之际，所谓“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话题旧事重提，使得半年内普京与特朗普之间五次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通话，难见成果。美欧关系原本是处于力量不对称格局之下的西方盟友关系，在欧盟整体上处于弱势的背景之下，面对美国在伊朗、古巴、国际刑事法院及国际气候问题上一系列对欧洲严重不利的举措，特别是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耳其溪”项目二线工程上美国的连续打压，欧方官员已经忍无可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声明，美国实施“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德国外长马斯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对参与“北溪2号”输气管道项目的相关企业实施制裁，欧洲能源政策应由欧洲制定。表面上看，美国出于疫情无法控制以及大选将临，特朗普政权方寸大乱，慌不择路，于是向中、俄、欧三大主体发难。实际上这是在国际大变局之下，美国霸权衰落，欧亚大陆三大主体势不可挡地趋于互相接近与合作这一态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2. 国际疫情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中欧班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中白工业园、5G合作等大型标志性项目的成效。国际疫情期间，令人振奋的是，几乎上述所有项目在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面前，都有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

国际疫情下，全球贸易与交通运输量急剧下降。但“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依然增长了11.7%，贸易额增长了3.2%，其中不少得力于中欧班列的贡献。2020年1-4月，中欧班列开行数与发货量同比上升24%和27%，累计运送了8000吨抗疫物资。

继2019年底中国承建和运营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完成565万标准集装箱（TEU）运输量，从而使得十年前濒临破产的该港口，如今已经跃升为地中海第一大港、欧洲第四大港。面对疫情，该港口坚决配合希腊政府的防疫举措，在严格管理之下，整个公司上千名中外员工无一人被感染。同时，2020年1-4月比雷埃夫斯港三个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2%。

至于国际媒体多年关注的匈塞铁路项目，2020年4月24日，在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匈牙利财政部签署了匈塞铁路匈牙利段贷款协议，标志着这条曾经被推迟多年的国际铁路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9年5月，中匈企业联合体经过关键性的公开招标程序成为该项目的主承包商，并签署了工程总承包（EPC）合同。2020年5月19日，匈牙利国民议会以133票赞成、58票反对和3票弃权通过了匈塞铁路升级改造工程法案。这说明匈塞铁路完成了极其关键的一项法律程序。

中国最大的海外工业园区——中白工业园于2020年2月25日正式宣布成为白俄罗斯首个5G应用技术试验平台，由华为白俄罗斯公司提供5G设备用于园区。该工业园区的5G项目试验，将推动无人机、无人车、无人仓库等一系列项目落地，并由白俄罗斯向周边地区推广。

在国际疫情不见好转的艰难形势下，“一带一路”大型标志性项目的显著推进，标志着中国与当地政府及合作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坚定决心，也说明即使在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一带一路”项目依然显现了巨大的潜能和影响力。

3.“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俄欧长期合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带一路”大型标志性项目在国际疫情下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显示了其所蕴含的长时段作用与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成为欧亚大陆贯通南北东西贸易运输通道的重要铺垫。联通欧亚大陆两端的东亚与欧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目前，有三条贸易通道联通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第一条是传统航道，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地区，经南中国海，进入马六甲海峡，再经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苏伊士运河，横穿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北上西欧和北欧各个港口，然后通过陆路交通辐射整个欧洲。这是目前最主要的、以海运为主的贸易通道。第二条是中国近几年开辟出来的，从重庆、武汉、义乌等城市发出的中欧班列，经中亚、俄罗斯、东欧，然后到德国、奥地利等欧洲中心地区。显然，这一条贸易通道对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内陆国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第三条是中欧海陆快线，从中国港口出发，到达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通过建造中的匈塞铁路，经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中东欧国家，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这条海陆快线结合了海洋运输的低成本和铁路运输的时间优势：时间上比传统海运路线缩短7-11天，运营成本不到从中国发出的中欧班列的四分之一。短短几年，横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贸易通道从一条增加到三条，这显然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俄欧三方互联互通所做的重要铺垫。尤其重要的是，目前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运输通道日益活跃，但相比之下，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区，贯穿南北，连接波罗的海与地中海、黑海的交通干道，欧盟与俄罗斯虽都有期待，但却难以推进。在此背景下，从比雷埃夫斯港经过匈塞铁路而深入欧亚大陆的线路，不仅着重打通南北，而且能够将欧亚大陆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通道逐步连成一片。这不仅是欧亚大陆上中俄欧三方的共同愿景，而且势将深刻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空间态势。

其次，“一带一路”为跨国、跨领域、跨行业的超大型复杂项目提供积累。“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一个特点，在于促进了多国、多领域、多行业，在前所未有的宽广而复杂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方面，积累了经验。上述海陆快线通道，包含了比雷埃夫斯港和匈塞铁路两个大型项目。虽然这两个项目涉及许多国家与地区，但是由于对欧盟国家、特别是对经济相对较为后进的南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欧盟和项目所在国都对项目立项给予高度重视，同时要求也十分严格。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与沟通，其中还包括2016年欧盟对于匈塞铁路项目的专门调查，历经重重考验，欧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项目。

2018年9月，欧盟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系统地阐述了欧盟对于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与实施路径，表示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加强合作。从现有文献看，海陆快线项目不仅关乎东西方十几个大小不等、背景各异的国家，而且涉及海陆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国内法律事务、项目规划管理、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等异常纷繁复杂的跨国、跨行业、跨领域的知识与信息。毫无疑问，这一项目对于加强各国间的沟通与合作，对于优化各领域的复杂知识、信息和技术准备，对于促进这一复杂系统中各方的衔接，都有极大的好处。

再次，“一带一路”在推动欧亚大陆内部合作时，兼顾海外主体的公平参与。欧亚大陆的中俄欧三方合作能否得到推进的一个关键，乃是如何处理欧亚大陆之外的国际主体，特别是美国参与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在起步时就关注到了这一重要环节。例如，中白工业园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主导型工业园区，它是在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建立的一个中国在海外最大规模的工业园。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亲自下令给予10年免税和99年土地使用权的优惠待遇；习近平主席在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和2015年先后两次到园区进行考察。到2018年7月，已有36家企业和机构入驻该园区。在这36家入驻单位中，除了有来自中国、白俄罗斯的企业，还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典、以色列、奥地利、立陶宛等国的企业与机构。德国企业作为园区股东，还拥有0.67%具有象征意义的股份。中白工业园区的这一开放式姿态，为以后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美国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一直有着不同的反应。其中不无带有疑虑甚至敌视的立场。比如，或是强调以“多边化加以应对”，或是主张“应与中国良性竞争”，“旨在重获基础设施项目上的主动权，并先发制人地保护战略上非常重要地区不受未来中国投资的影响”。同时，也有智库和学者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合作态度。比如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是协调欧亚大陆内部聚合与美国利益之间非常可能的有效途径。还可以包括在欧亚大陆以外的合作。比如，有学者建议，美国与澳、日、新等联手取得了价值17亿美元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电网项目，由于巴新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空间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美国智库学者甚至开始讨论如何在“一带一路”比较关键的枢纽性区域寻找合作机会的问题。比如，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的萨贝娜·西迪基的文章提出，中国和巴基斯坦双边合作开发的瓜达尔港开通，大大缩短了中国与中东、非洲之间贸易距离。因此，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近来也显示出参与瓜达尔港建设的巨大兴趣。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推进，那么，有人认为，这不但将大大提升瓜达尔港本身的国际开放度，而且也将撬动与沙特阿拉伯等有着传统伙伴关系的美国等大国的合作。

最后，“一带一路”经验有助于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交织发力和深化改革。自2011年3月“渝新欧”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的系统运行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该项目的目标之一，是打破欧亚地缘政治经济的国家间阻隔，缩短时空距离，推进跨国跨洲陆路运输的常态化和便利化。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已使这一目标显著地得以实现，其中包括，中方在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2月24日提出“海关-铁路运营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和快速通过伙伴合作计划”等十项举措。目标之二，是通过中欧班列来实现“磁场效应”，提升沿途城市的产业聚合和“溢出”效应。因“渝新欧”的启动，惠普、宏碁等笔记本电脑巨头落户重庆，从而使重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之一；因“蓉欧快铁”的开行，使得已在成都落户的戴尔、TCL、联想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因中欧班列的开通，德国的汉堡、杜伊斯堡，波兰的华沙、罗兹、马拉舍维奇，以及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城市进一步成为贸易集散枢纽。上述一系列事例表明，即使在国际疫情暴发和延续的情况下，中欧班列依然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新目标。一方面，要克服中欧班列目前还存在的“通而不畅”“线路重复”“信息滞后”等缺陷，把研究国际规则与改革国内体制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战略对接的高度，真正实现把“大写意”落实到“工笔画”的要求，通过中欧班列串联各地的境外合作园区、加工基地、仓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基地，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合作；以中欧班列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区延伸为契机，推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形成循环和两种改革的交织发力。

六、几点结论

（一）关于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的相互关系

以“一带一路”推动欧亚大陆三大主体的互相接近与合作，远非没有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安全，依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的现实障碍。在全球化受阻、欧洲感受到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成长的巨大压力背景下，当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泛滥之际，重祭意识形态大旗、重新强调西方意识形态联盟，甚至借重文明对抗与种族主义沉渣泛起，无疑成为西方一部分政治精英手中的“利器”。同时，欧亚大陆依然存在着诸如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等冲突热点。对此，还没有一种既能超越各方歧见、又切实有效的国际体制机制可以去应对和制止。“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复杂多变的国内政治与安全形势，更是带来了各种不确定因素。

越是存在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危机，就越是需要借助经济杠杆来进行调节，使得各方能有共处与合作的空间，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分歧与经济合作之间，并非互相隔离，恰恰相反，它们是紧密联系、并可以互相转化。即使一时难以改变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体制竞争，也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诸多场合一再强调，欧盟将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的立场，来处理对华关系。这意味着欧盟虽不放弃意识形态原则，但也不会奉行美国式的僵化立场，其目的就是为务实合作留下余地。以法国为例，与前政府主张对外武装干涉相比，现任总统马克龙认识到，“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对利比亚的干预战争是一个错误，干预的结果催生了失败国家，使其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大国政治合作是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基石。我们要强调的是，反过来说，经济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乃是欧亚大陆国家间政治与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冷战后期一直延续至今的欧俄能源合作基础设施网络——从横跨欧亚大陆的“友谊”输油管道到今天的“北溪1号”“北溪2号”——哪怕在大国间安全与政治形势危急的时刻，都还能起到难以替代的稳定作用，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在中美关系急速下滑的形势下，俄罗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再公开批评美国对华无理打压，明确主张避免中美冲突，承诺与中国的合作优先，坚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无可替代的稳定作用。同时，俄罗斯也表示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甘当“新世界秩序转型期的协调者”“新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也坚决不被用来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这表明，几十年来中俄双方努力营建的经济合作网络，正在与其他因素一起，对稳定大国间的政治关系和安全形势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正值美国全力打压华为的高峰时刻，2020年8月11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报道，德国政府部门认为无须设华为禁令。该报道称，这是来自总理府、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以及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的指示，不应从一开始就禁止华为供货。

德俄两国在中美关系滑坡的关键时刻所表明的立场，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体现出当代国际政治安全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

（二）国际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与调整

在2020年疫情暴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下降、产业链与供应链受阻、再加上美国蛮横打压中国的国际合作伙伴、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之下，全球瞩目于“一带一路”何去何从。从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始，已经出现要把“一带一路”从“大写意”推进到“工笔画”的总体要求。对“一带一路”已有的发展规模和各类项目做一次梳理、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从产业链、供应链合理布局角度出发，集中资源和精力于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与国家的项目推进，十分必要。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两者继续相互促进的前提下，首先着力于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完全合乎时宜。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既有布局，特别是那些重大的标志性项目，不光影响巨大，而且也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突破与进展。在国际疫情的背景下，这些标志性项目与当地政府合作所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劲生命力和巨大价值。所以，在尊重当地利益与意愿，着眼于互联互通的共同愿景，值得继续提供足以保持其运行的投入与推动。

（三）关于“一带一路”推进中的体制、机制和规则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带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也不提倡经济利益相互孤立和相互隔绝的区域构建，但这并不是说，“一带一路”倡议就不需要任何体制与机制的支撑。笔者认为，事实表明，首先，“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已经和正在形成一系列为各方所接受、逐渐趋于成熟的双边或多边体制、机制和规则。这并非一个是否需要的问题，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约定俗成地形成的体制、机制和规则。比如，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2017年5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7国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019年10月“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所确认的引入WTO规则。还比如，上述“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不仅在推进方面，而且在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境外园区建设、各国通关、国际运输、国际税收等各个领域的建章立制所提供的广泛积累，都是“一带一路”带动了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和规则构建的例证。其次，由于“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广泛领域与地域，所发生的复杂多样的实践，尤其是因为“一带一路”本身所具有的国际合作倡议的特性，因此这些体制、机制和规则的形成，必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反复曲折又自然而然的、也是志同道合者经过长期合作而成型的过程。现有各领域的建章立制既不能照搬西方，又不能单边强制，而必须是多方酝酿合力产生的。因此，对于这一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充满博弈与反复，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最后，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体制、机制和规则的形成过程不是单边强制的，更不是强力胁迫的，但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是需要花极大功夫去实现突破的。从当下看，“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一带一路”的推进，犹如中国古典思想所说的“上善若水”，灵活流动，无处不在，高度活力，以亲和、合作为本。但是这一国际合作倡议并非毫无章法与约束，也并非完全任其自然发展而毫不顾及未来国际与地区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一带一路”以其各种功能，既可以穿行在欧亚大陆不同的区域体制之间，成为连接各个国家的交往管道；同时，也必定会在共同利益之上，在经过长时间努力建立起来的体制、机制和规则之下，推动互联互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目标适宜、小步推进、避免冲突、求同存异、非排他性的建构方式，能够为推进欧亚合作乃至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转自：《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原标题：《冯绍雷：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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