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重审瘟疫和人的关系，疫情中的西医与中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医疗史也因此备受关注。9月26日，《中医药文化》第九届学术工作坊——“瘟疫下的省思：跨学科视角下的疫病研究”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与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联合召集，上海希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持，来自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学者与会。

工作坊为期一天，日程安排紧凑，分为三个主题论坛，共17位学者进行了学术报告，从中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多学科深入探讨疫病史的研究。澎湃新闻选取几位学者的报告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会议合影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国传统疫病应对的成效与意义探略》。面对传统疫病，古代朝廷和官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设（医）局延医诊治、制送成药、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医方、掩埋尸体、设置留养和隔离病人的场所和局部的检疫隔离等，这些举措整体上来说都属于慈善性救疗举措，较少采取由国家公权力介入的强制性举措。疫病救治的复杂性、医疗资源的地区不平衡性等原因，促使国家鼓励民间社会力量来承担瘟疫的防治任务，民间主要举措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恳请官府开展救疗、建立留养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

余新忠认为，从疫病实际控制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传统的疫病应对具有多少决定性成效，这样说并不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去批评或贬斥古人及其努力，而是希望表明：一方面，对于历史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尽可能深入细致地历史事实做出理性而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若大而化之地说一些空洞的套话或盲目拔高，不仅可能会降低历史的可信度，而且也会妨碍人们真正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希望从历史的梳理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具体而技术上的答案，可能并不现实，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生态环境乃至社会结构等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动之中，具体的历史经验其实很难有效救济现实。人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做出反应，即便古人不能有效控制疫病，努力应对本身对于稳定社会心理、彰显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减缓疫病的伤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瘟疫引发的社会和个体的种种反应，古往今来，往往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从历史的观察中去发现人性和社会复杂及其对于文明价值和人伦道德的构建启发，或许是梳理和考察这一历史最大的价值。

延展开来，首先是合理认识、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在应对疫病中的关系，国家有国家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力量，应当互为补充。其次是以科学的认识和人文关怀来抒解疫病防控和人道之间的张力，不能根据现代的认识，抽象将疫病防控思想凌驾于所有的人文道德之上。再次是要特别认识人与瘟疫的关系，瘟疫和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随着抗生素等药物的出现，瘟疫成了可以消灭的“敌人”，这种建立在个别胜利基础上的乐观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人类更要重新思考人和瘟疫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最后，瘟疫、公共卫生很容易政治化，美国的政治化就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难，要始终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然而，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就要求全面地理解生命，不能说某一个群体的生命是生命，其他人就不是生命了，全面的理解需要有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要有多元系统共同来做好这样一个工作。

余新忠最后指出，要把瘟疫从人类的灾难转化为历史的“推手”是需要反省、批评和改进的，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探讨，努力去审视内部的一些问题，进而推动历史的进步。

余新忠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杨富学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元代色目与中原抗疫》。元代大批西域人东来入华，这些人被称为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女真、拂林人等。终元一世，时疫伴其始终，给蒙古统治者造成重大压力，疫情不仅关乎战争的成败，更危及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故而，元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有元一代，中原文化衰落，唯有中医的发展却步入了黄金时期。

中医自创立以来，流派众多，不同流派之间用药治疗有很大的不同，元朝用开放的胸襟允许并鼓励各个流派的发展，为元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以阿拉伯、波斯、回鹘为主的大批色目医入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器重，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到中原的抗疫活动中。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区，用他们不同的方法对抗疫病，尤其是阿拉伯人，因为长期处在疫病高发的中亚、西亚地区，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元朝的疫灾为他们实践自己的医学思想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是与中原地区传统的中医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

杨富学指出，自元代始，中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辩证、施治以及药物的使用方面都更加多样化，可以说，中医在元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为明代李时珍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

杨富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刘鹏教授的报告题为《明清温病学说的建构：以儒学化与地域化为视角的考察》。宋元以后，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张仲景的医史地位愈加突出，《伤寒论》成为后世医家需要师法的经典。在这样的医学发展社会背景中，医家都需要寻求自汉代《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降，自身在整个学术史脉络中的坐标，从而借由对先贤医圣和经典的追溯，确立自身学说的正统性。至于明清温病医家，即使面对仲景的短板、明确点明《伤寒论》非为温病而设，但依然坚持说是师法仲景，坚持认为用其法而不陷于其方，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仲景的学习和继承，从而走出古方今病不相宜的现实困境。

此外，明清医家在构建温病学说时，地域南北的差异带来的疾病谱系的差异，也是其所凭借的重要立论点。南方多暑疟，与北方不同，不宜直接照搬张仲景小柴胡汤治疟之法，并由之衍生出“柴胡劫肝阴”的用药避忌，这是明清时期温病与伤寒的重要学术争论。当然，以地域化作为立论点和承认差异性的同时，还需要一贯维护仲景的医圣地位，在创新与维护传统之间做一番缓冲。刘鹏指出，虽然南方地域疾病谱系的独特性促进了温病学说的构建，但温病并不只限于南方地域，其他地域若出现温病，同样可以用温病学说指导治疗。与仲景《伤寒论》需要突破北方地域局限一样，温病学说只有最终突破了南方地域的局限，才能获得更大的认可，并最终完成明清温病医家试图羽翼伤寒、直接承继仲景的学术宏图。为此，明清医家也做了颇多努力。

刘鹏

兰州大学刘永明教授的报告题为《宗教、医学、养生三位一体的道教防疫》。每当瘟疫流行时期，社会动荡严重，也是民间道教、“妖巫”最活跃的时期。瘟疫肆虐，致人大面积死亡，的确成了人类最恐怖的凶邪，这也就使得道教的鬼神观念、劫运观念流行，从而促进道教的传播。相应地，对治瘟疫，无论从宗教传播还是济世度人的角度，都成了道教首当其冲的大事。所以关于瘟疫的记载屡见于道教文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刘永明指出，道教防疫是“宗教、医学、养生三位一体”。道教在人与鬼神和仙界的沟通方面、在养生修炼术和医药学方面，从事着多领域无边界无条件的探索，这就使得道教的医药学所涉及的范围比传统医学更大，内容更丰富。一般认为，道教医药学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如吉元昭治所云：第一层为几乎与中医学相同的内容，包括汤液、本草、针灸等以及道教外丹术；第二层包括导引、调息、内丹、辟谷、内视、房中等，相当于现在的运动体操疗法、呼吸疗法、精神医学、性科学等；第三层包括符、占、签、咒、斋、禁、祭祀、祈祷等，与民间信仰、民间疗法密切相关。

就道教的宗教治疗疾病之术而言，道教的宗旨之一就是“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即要用诸多手段解决信众的现实需求。宗教治疫的前提是信道奉道，这将落实为一系列的宗教认识、宗教戒律与宗教生活。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因素、物质生活、精神心理、行为方式等均可致病，现代医学也已说明，实际上很多疾病是无药可治的。而道教恰恰通过神灵的威慑力量，使信仰者在敬畏恐惧的精神状态中，从自己方面作出行为调整和心理的反思与调适，比如“首过”式的反思，止恶为善的行为，对于道德戒律的遵从，均可以调节家庭及社会关系，化解相关矛盾，最后对于做人做事都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并对疾病的预防与治疗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宗教信仰与宗教治疫，不应该仅仅直观地视为一种虚妄的心理安慰乃至欺骗。

刘永明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树剑教授的报告题为《瘟疫现场的权力空间：从中西医论争到中西医结合》。他以清末香港与东北鼠疫、1950年代的乙脑疫情、非典与新冠肺炎为例，梳理百余年来中西医在瘟疫现场的争论与合作。

香港鼠疫时，港英政府对待中医很不信任，派驻西医进入东华医院监督医务工作，殖民权力借助瘟疫的治理，逐渐蚕食了中医在东华医院乃至香港的治疗空间与话语权力。鼠疫时期东华医院参与了救治活动，是因为其时华人民众对西医的防疫医院尤其是医院船怀有抵触，这是长期的文化权力延续的结果，也意味着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之间互有让渡与妥协，所以中医在这次疫情中保有了部分学术权力。东北鼠疫中伍连德领导的西医防控措施获得了清政府的支持，成功的同时亦得到了世界的尊重，此波疫情中，并非没有中医参与，但是由于中医对于公共卫生知识的缺乏而损失惨重。东北鼠疫带来的成果是近现代防疫制度的建立，引发的另一个效应是人们对于中医的信任程度降低，加之当时的媒体推波助澜，中医不仅在现代公共卫生中退却，在学术合法性上也遭到质疑，埋下了后来废除中医的种子。中西医的学术权经由瘟疫的洗礼而完成了转移。

上世纪50年代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与清末民国不同，当时正值“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中医得到了空前的政治权力支持，原本以自由开业为主要工作模式的中医进入了公立医疗机构，在彼时的卫生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受过正规医学院教育的西医数量较少，总量远远低于中医，而且，中医在民众中的认同度也较高，这一文化体现出的权力对于中医也有很大的支持。在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合力下，中医的学术权力得到了伸张。需要注意的是，乙脑并非人传人的传染病，所以疫情较之鼠疫与非典等更容易对付，这一疫情的处理较少带有公共卫生的色彩，而更倚仗临床医学的手段，所以更能够令中医发挥所长。而且，中医在救治乙脑中也并非弃西医的手段于不顾，而是充分地利用了西医诊断与辅助治疗，当时尚未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只是止步于“中西医团结”，对对方专业领域的涉入也比较谨慎。这一次中西医合作的成功，似乎体现了中西医学术权力的平等，其实是因为政治权力的强力支持，才令中医获得了一次高光时刻。

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的参与度很高，但是用了“参与度”这个词，就意味着疫情的主导力量是西医。需要申明的是，现代公共卫生与防疫制度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并不等同于西医，更不是临床医学，应该算是一种社会治理制度。在公共卫生总的治理框架下，中医与西医携手救治患者才是瘟疫应对之道。虽然此时中西医结合已成为国家医学体系中的关键词，发展中医也在政策层面不断被强化，疫情爆发之后，从国家多个部委不断地发文内容来看，当前的政治权力对中医的支持很大，但是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社会文化权力对中医有负面的影响。一是此时现代医学经过了7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统治性的医疗力量，专业的自信与自负令西医从业者往往忽视中医的作用，二是当下的中国，大众的“科学素养”已经与上世纪中叶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医学作为“科学的医学”也基本成为共识，而中医还没有走出“是否科学”的争议怪圈，所以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反中医的群体。本文不讨论“科学”一词是否能够能涵盖对中西医的基本评价，只是说在这一公众文化的影响下，中医力量在救疫中并未被客观地评价。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肺炎，建功都离不开中西医结合，与此前的中西医团结不同，中西医结合已经体现在学术层面的融合，此际的中医也不再是只讲寒温湿毒等术语的传统中医，而且普遍受过现代医学教育，所以在救治病患时自觉地应用了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理论与技能，这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意义。

张树剑

（朱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