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丨身处边缘的先锋：百余年前他已发觉南海是“枢纽”

【编者按】

近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的《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十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丛书第一辑聚焦晚清时期的中外交涉与交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特邀这批史料的几位整理者，基于史料对晚清外交和中外交流做更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在以更丰富的细节尽可能还原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希望能激发对当下中国外交与中外交流的一些思考。

今日刊出的第一篇，讲述的是一位100多年前身兼中外官职的传奇人物，对东南亚及南海的“枢纽”地位，以及对边缘与中心的思考。

如果把同治五年（1866年）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赴欧游历算作清政府派员与西方交涉的开始，那么直到整整十年后的光绪二年（1876），清朝才派出了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兼使法国）。总理衙门曾饬令出使大臣，“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于是使臣记录经历见闻、时事议论，便成为其工作的重要部分。

郭嵩焘

郭嵩焘自从上海出发，就以日记的形式记下所见所闻，准备汇集钞寄总理衙门，定期向其汇报。后来郭嵩焘将两万余字的日记上呈总署，以《使西纪程》为名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满朝公愤，最终闹到奉旨毁版才了事，郭本人也在一年后（1878年）从公使任上被撤回，再未起用。但使臣出版出使日记、笔记、诗集等，此后却成惯例。

本文的主人公张煜南也不例外，《海国公余辑录》（以下简称《公余辑录》）正是他任槟榔屿副领事时编著的。其中筹海论说、琐屑丛谈、游历诗歌一一具备，显然援仿使臣之例。晚清使臣大多走科举仕途，熬够资历、取得朝廷充分信任后放洋出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莫不如此。而张煜南却与众不同，他既是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政府任命的甲必丹，又是大清朝驻槟榔屿的副领事（编注：甲必丹是葡萄牙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殖民地所推行的侨领制度，即任命前来经商、谋生或定居的华侨领袖为侨民的首领，以协助殖民政府处理侨民事务）。《公余辑录》的序言中称颂他“服官中外、恩洽华夷”。

《海国公余辑录》，张煜南辑，王晶晶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在传统中国，迫于生计、谋食海外的华人往往被视同“叛国者”，张煜南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才能身兼中外两职，他的《海国公余辑录》又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怎样的晚清外交与中外交流画卷？

逆袭的人生

张煜南（1851-1911）又名榕轩，广东梅县淞口人，幼时极寒苦，待至青年，生活艰难，不得不远走南洋，来到印尼的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谋生。据说张煜南吃苦耐劳、人品纯实。在富商张振勋的一再提携下，张煜南得以自立门户、发家致富。1878年，张煜南和张振勋合资开办笠旺垦殖公司，垦荒种植咖啡和茶叶。后来二人又合资创办一家日惹银行。

张煜南

张煜南为了开拓商机，把目光投向了苏门答腊岛东北部日里平原上的棉兰，当时那里还是一块榛莽瘴疠之地，沼泽丛生、人烟稀少，但张煜南却看到了无限商机。他招工辟土，开拓利源，雇佣从家乡来的乡亲和原住民，开垦种植烟草、橡胶、甘蔗等经济作物，不久胞弟鸿南也被召来协助。兄弟二人开辟了七八座橡胶园以及茶叶、油、糖等加工场。1898年张煜南兄弟又与张振勋合股创办轮船公司，往来于棉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上海各埠，逐渐形成了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业帝国。

因张煜南为富商中翘楚，在南洋商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开埠有功，被荷印政府任命为甲必丹（Capitein 音译），管辖日里，一时“财土大辟，商贾辐辏”。后清政府听取张之洞、薛福成等奏议，在新加坡设一总领事，负责南洋诸岛，在槟榔屿则设副领事。出于省钱和收效的考虑，清政府同时任命当地甲必丹为领事。甲必丹本是华民中最具声望者，这样清政府几乎不用另出经费，就可以收到“保护华民、振兴商务”的效果；而华商向国内捐献的可观赈款，大量华佣携寄回华的白银，为衰敝的晚清帝国输入了血液。对清政府而言，保护华民实在利益攸关。

1894年张煜南被任命为槟榔屿副领事，比起荷印政府任命的值守棉兰的甲必丹，张煜南对奉命中朝、服官槟屿显然有着更多的身份认同。尽管槟榔屿副领事是个很小的地方官，不但职位不高，而且没有薪俸，手下仅有一名翻译官和一名书记员（也没有薪水），但这毕竟是得到中朝认可、步入仕途的开始。此后他通过不断地在中国捐款、投资，获得官衔、荣誉和声望。

槟榔屿“华人大会堂”（(Chinese Town Hall)，前身是“平章会馆“，成立于1875年。张之洞曾送书法“赤县同春”。现为槟城华人古迹代表。

1902年他得到四品京堂候补的官衔，人称“张京堂”。1903年获得慈禧太后两次接见的殊荣。1903年9月，张煜南等联名呈请清政府商部批准潮汕铁路立案，10月底获批。1904年3月潮汕铁路动工，1906年10月竣工，11月正式通车。铁路建成后，清政府于1907年授张煜南为三品京堂候补，后又委任他为考察南洋商务大臣。

铁路建设先驱

晚清名臣往往到了香港、欧洲等地，亲眼见到西人治下“国政民风之美”后，思想上才发生重大变化，如郭嵩焘、薛福成。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日记中写道：“昔郭筠仙（郭嵩焘）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牴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相比之下，张煜南不但目睹，而且参与了英荷属地开辟的过程，亲历了所谓“由荒岛而骤变巨埠”。可以说《公余辑录》卷三《名臣筹海文钞》中所辑各类论述兴商务、重使职、励人才重要性的文章，一方面荟萃了当时关于强国的最先进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张煜南真切的思考。

晚清使臣看到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南洋昔日荒岛如今民物藩昌、蒸蒸日上，普遍认识到通商是关键，通商才能致富强，又普遍认为通商的基础是修建铁路。铁路成为一个时代国家富强、走向现代化的强烈表征。张煜南一生中的重要贡献是建筑潮汕铁路。

潮汕铁路

在近代中国，张煜南不仅是最早认识到铁路重要性的有识之士之一，而且是最早投资铁路建设的华侨资本家。甚至有论者认为，“在清朝末年，如果不是张煜南率先行动可能不会出现华侨对中国铁路建设的大规模投资。1904年到1905间建设的潮州铁路为华侨投资者树立了榜样”（颜清湟：《张煜南与潮汕铁路( 1904 -1908 年) ：华侨在中国现代企业投资实例研究》，美国《现代亚洲研究》第18卷，1984年2月，第135页）。

1897-1900年中国展开向列强收回铁路和矿山权的斗争时，清政府修建铁路的计划和努力却缺乏建设资金支持，张煜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投资潮汕铁路建设的。潮汕铁路共花费300余万银元，张煜南、鸿南兄弟各认股100万银元，实际后来又加上与日本人股权纠纷中林丽生退股的加价30万银元。

然而钱还不是问题。潮汕铁路的修筑困难重重，牵涉到日本对股份的控制、复杂的潮汕本地人和客家人的矛盾（张是客家人）、铁路公司和地方利益的纷争，甚至在两名日本工人被乡民打死后，激起了外交事变。但潮汕铁路最终还是在开工不到三年后（1904.3-1906.11）建成通车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条以侨资为主成功修建的民营铁路。尽管加上支线也不过42公里，也没能接入更重要的干线，但潮汕铁路的建成在政治和精神上有重要作用，在收回路矿权的斗争中，它向列强证明中国人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建成现代化的铁路，由此带来的民族自信心不可估量。此后国人在中华大地上纷纷筹资、开建的铁路就是最好的明证。

1906年11月25日，潮汕铁路举行通车典礼。

而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正肇端于1911年夏各省爆发的保路运动。1911年9月11日，国内保路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张煜南病逝于印尼棉兰。张煜南去世两个星期后，四川荣县独立，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张去世仅一个月（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枪响；四个月后（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1939年6月，潮汕铁路建成通车33年后，在日军侵略的炮火中被国民政府拆毁。

边缘与中心的转换

对于自认为是天下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而言，南洋向来是边缘地带；比起持节欧美的晚清大员，在海国一隅就地任职的张煜南也处于边缘地位。而《公余辑录》所关注的十九世纪后五十年，恰是“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的五十年：从前南洋作为海外杂国，是中朝教化不及的蛮夷之地，而在此古今大变局中，南洋边缘的海外之地反而成为首当其冲的先锋。收入《公余辑录》的《南洋各岛国论》一文认为：“中西关键，全在南洋”（《公余辑录》卷三，《名臣筹海文钞》）。张煜南立足南洋的观察和书写，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呼应了这一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他对国际形势的理解和观察，对现代经济的思考，对中国现代化的关心，他的价值追求与情感认同等都反映在他所编著的《公余辑录》及《杂著》中。

《公余辑录》有两个版本。一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共六卷；一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本，共九卷。除了内容上的增删补改，九卷本比六卷本多了张煜南亲著的《海国公余杂著》三卷。本次笔者点校整理该书依据九卷本进行。

《海国公余辑录》六卷本（左）与《海国公余杂著》

各卷内容如下：卷一《槟屿纪事本末》。记槟榔屿事，各书中举凡关于槟榔屿地理、人文、风俗习惯者，分门别类，加以辑录。《槟屿纪事本末》是晚清关于南洋的第一本专书，以张煜南任职的槟榔屿为中心，折射出整个南洋的世界。

卷二《辨正瀛寰志略》。对徐继畬《瀛寰志略》一书中的错漏舛误，参考近人的著作，加以纠正补充。《瀛寰志略》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19世纪的后五十年，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被当时人奉为认识世界的必读书，对一个时代知识界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而到了张煜南刊行《公余辑录》的1898年及1901年，五十多年过去，人们对域外的认识不断进益，张煜南遂“采取群说以辨原书之非”。

卷三《名臣筹海文抄》。分上下两集，辑录了晚清改革派大臣如曾国藩、张之洞、薛福成等人的重要文章，集中体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士大夫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这些文章广泛关注经济、外交、科技、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变革，具有开放进取的眼光、务实的精神以及与各国竞利争雄的气魄。选文充分体现了张煜南本人的思想。

卷四《槎使游历诗歌》。记晚清使臣的海外游历诗。搜集了晚清使臣及少数其他士人的海外游历诗歌共176首。从最初探访西方的斌椿，到后来的郭嵩焘、曾纪泽、王之春、何如璋等众多使臣的诗歌，罔不毕集，几乎可看作一代使臣的心史。

卷五《海国轶事》。记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所记多是欧美大邦，也有南洋、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地见闻。张煜南并没有亲临其地，他所记载的皆“采自群书，述由诸客”。

卷六《海国咏事诗》。收张煜南好友张芝田（字仙根）诗歌545首。实际是张芝田以竹枝词的方式重述了《瀛寰志略》中各国的地理、风俗、历史，并加上自己的想像和理解，使各地的风土人情读来更为醒豁有趣。

《海国公余杂著》卷一、卷二分别为《推广瀛寰志略》和《增益瀛寰近事》，张煜南著，可看作《瀛环志略》的续作，“自成一说以补原书之阙”，补充增益了近五十年南洋、西洋各国的政事。《杂著》卷三为《续海国咏事诗》。张煜南诗集，主要吟咏南洋、欧美各国风俗人情，取张芝田“所未及咏者”，补充张芝田所不知道的域外各国内容。共写了25个国家地区，诗403首。

细读之下，会发现《公余辑录》至少具有以下两点文化思想史上独特的价值：

第一，南洋诸岛，也就是今天的东南亚及南海，曾经被看作海国一隅，而到了晚清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凡出使泰西诸臣道出于此”（关广槐序）。这一“枢纽”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它们最早成为西方列强的海外属地，形成东西交融的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中土多事，又皆肇端于此。张煜南对此抱有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感慨南洋诸岛被西人蚕食殆尽，另一方面肯定西人的经营布置，他认为中国应当奋发图强，积极争利。如果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代表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和世界最先进最全面的认识，那么张煜南《公余辑录》则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对世界各国和国际关系最新的认识和眼光，对世界形势、东西文化最新的认识和思考。

第二，晚清世人竞言西学，而多有讹传误解，张煜南的《公余辑录》无论取自典籍，还是搜集时文，都采用注明他说，加一按语的形式，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张煜南在自序中表示，他所做的一切不但为了尽力尽到一个使臣的使命，还为了“化通海外”，使流寓海外的华人找到文化和身份上的归属感，这是《公余辑录》有别于晚清其他使臣日记的又一个地方，同时也启发了我们的又一阅读视角。

（作者系盐城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