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重温二十世纪的恐惧与……自由

《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英] 基思·罗威著，朱邦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637页，99.00元

谈到以二战后的历史为研究主题的著作，托尼· 朱特的《战后欧洲史》（林骧华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总是给我一种学术标杆的参照作用，它的高超的综合叙述能力以及充满思想性的大跨度历史追问描绘了从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图景，全面而又精炼地再现了欧洲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现实与精神历程。同时，在历史学的角度和叙事之上，朱特尖锐地把思考与追问投射到现实政治波涛的核心漩涡之中，比如他坚持追问对历史上国家罪恶的承认和忏悔问题，坚持认为对“大屠杀”的承认——当然也包括对在国家罪错中发生的大逃难、大饥荒的承认，是进入当代政治文明的“门票”。而且作为历史学家，他强调只有历史研究、历史学家——而不是政客——“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因此当我翻开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Keith Lowe）的《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原书名: 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朱邦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的时候，很自然会想起托尼·朱特的研究，读完之后我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者安东尼·比弗的评价，它“证明了罗威是我们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

作为历史学家，基思·罗威相信无数个体的真实故事“组成了我们共同的历史”，同时也认为“没有哪个人的经历完全属于他自己”，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故事和被分享的经历改变了历史，并且“以其微妙的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引言，第5页）以个人的故事引入，是这部《恐惧与自由》的最大特色。二战改变了我们，当然就是由于它所引起的一系列世界性的重大变化，从地缘政治来看有超级大国的出现、冷战的开始、核时代的诞生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崩溃等等，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则是自然环境的转变、人口状况和生活标准的变化、自由市场控制的兴衰和国际贸易的巨大变化等等，而在这些背后还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变化，如关于暴力的记忆、对战争与英雄的神话建构、国民心理的塑造、对恐惧与自由的看法与选择、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想象等等。“为了生动地阐释这些问题，我选择在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这不仅是本书的文体表现手法，也构成了我力图表达的观念的绝对基础。我不敢说一个人的叙述便可总结世人的全部经验，但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和记忆都含有普遍的元素，特别是我们彼此之间谈及自己和过去的那些内容。”（引言，10页）当然他也知道，“战争幸存者的故事是出了名的靠不住。事实会被人遗忘、误记或美化。人们对自己或其行为的看法会发生急剧的改变，而当这些看法真的改变时，它们就会被回溯以至于被当作最初的想法。国家和社会亦然。二战后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荒诞虚构的神话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真相一样影响和塑造了这个世界。把这些故事与那个时代的记录进行核对，并将其模铸成尽可能贴近客观真相的叙事，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他也注意到所引用的故事持左翼政治观点的多过右翼，“这也是故意为之。在全球史上，1945年大概是左翼的高位线——那些倡导社会进步，甚至是公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政治议程，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引言，11页）谈到观点与立场，他说“在如今这个回音室一样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只会倾听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点，那么让自己的观点偶尔接受一下挑战并愿意接受挑战，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引言，12页）对当下的舆论状况来说这更有现实的针对性。

罗威明确指出该书并非只是关注过去，而且同时关注今天。该书原著出版于2017年，当时作者在“种族的全球化”议题中所写的这段话放在今天来看同样具有精准的针对性，就差没有全球性的疫情危机这一项了：“如今，笼罩在世界之上的沮丧，对研究1930年代战争起因的学者来说非常熟悉。现在和那时一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陷入失业率升高、贫穷不断扩大和经济停滞的困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引起的愤怒不断上涨，对外人的怀疑与日俱增，还有最重要的，曾经称为现代性、现在变成全球化的东西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恐惧。1945年时，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除非我们再次着手解决它们，否则蛊惑人心者和革命分子将会介入，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他们曾经在20世纪中期所做的那样。”（473页）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也就是关于二战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六个方面，这是作者精心选择的叙事结构，其中蕴含着历史逻辑与思辨逻辑的对话和相互诠释。作为一种宏观历史叙事的框架，尤其是作为关于历史事件的延续性影响与变化的研究模式，这六个方面的选择与展开充分表现出作者的史观、史识和所掌握史料的广度与深度。第一部分“神话与传说”分别论述了在“世界末日”与“世界伊始”之间的英雄神话、魔鬼神话和殉难者神话，讨论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了应对所目睹的暴力和残酷所采用的新思维方式：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英雄、魔鬼和殉难者的宇宙，必须认同战争就是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斗争；“他们创造出一个神话，使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变得有意义，让他们相信牺牲是值得的，并给他们带来黑暗已经被永远放逐的希望。”（475页）第二部分“乌托邦”展示了这些理想如何激发那些认为人类应该从战争中吸取教训之人的乌托邦梦想，那些科学家、建筑师、社会规划师和哲学家的梦想。第三部分“天下一家”论述了战后的政治家、律师和经济学家如何试图建立一个让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行动的体制，在二战余波中如何设立全球性机构，以及世界大同的梦想如何破灭——“世界恰在试图团结起来的同时，也开始分裂。”（476页）第四部分“两个超级大国”论述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建构了分裂与对抗的局面，全世界在受到怂恿、欺骗和威胁的情况下如何选边、站队。第五部分“两百个国家”视野开阔、问题更为复杂：二战激发的自由梦想如何促发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复兴，欧盟的建立本是为了避免欧洲国家之间开战，最终却也激发了民族自由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威权政府和独裁政府如何以恢复秩序的名义夺取了政权，人民被强迫接受现实的结果是牺牲自由。在最后的第六部分“一万块碎片”，作者探讨了二战最具毁灭性的遗产：国家、社区和家庭的分裂，最终是个体内部的分裂——既无法摆脱过去，也难以面向未来。

从以上的内容概述可以看到作者对宏观历史的把握与选择的确扣紧着“变化”与“改变”的主题，但更重要的是在许多案例的具体论述中时有精辟的看法，或许会使我们改变以往的认识。比如有两个我很感兴趣的图像与历史案例，一是关于美国犹太摄影记者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Alfred Eisenstaedt）的那幅在1945年8月15日对日作战胜利日拍摄的最著名的摄影作品《时代广场胜利日之吻》，一个水手在纽约时代广场亲吻一位护士，作者提醒我们“这张照片包含了战争结束吋同盟国神话的所有元素”，在一个英雄战胜了魔鬼、重返家园俘获美女芳心的童话故事的背后是二战最有影响力的遗产：同盟军在民众心中根植了他们自己是“自由战士”的观念，这种“正义的化身”的形象一直影响到后来美国卷入的所有战争。（18页）另外一个方面的案例是在二战期间各方把敌人妖魔化的政治宣传的方式极为相似，各方都把敌人描写成权欲熏心、两面三刀、剥削成性、玩弄权术、血腥暴力、心理变态并且以袭击妇孺为乐的人，作者提到了在各方的宣传画、连环画、漫画中的把敌人妖魔化的图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图像中的那些极端残暴的行为都是在现实中真正的残暴行为发生之前就被绘制和被传播的，“因此，妖魔化敌人并非对暴行的反应，而是暴行的先兆。确乎如此，无数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这是起初导致这类暴行发生的诸多因素之一”。（32页）这是关于图像的作用的很恐怖的问题，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在战争善恶的绝对二元对立和英雄神话及恶魔宣传的思维模板的宰制下，人们无法认识到邪恶与环境的真实联系，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一方也曾有过同样残暴行为的事实，无法认清自己的国家等机构在事实上是如何纵容甚至鼓励施行残暴行为的。这不仅是指在战争期间的战斗中的残暴行为，同时更指向在战争结束后以正义的名义实行的复仇行为中的暴行。比如作者指出，人们纷纷利用暂时的权力真空来实施自己的正义——在审判之前处决数以万计的“通敌者”或“法西斯分子”，在南斯拉夫大约有七万名通敌军人和平民被枪毙或被扔下悬崖；在整个东欧大约有一千两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有德国血统的人被驱逐，其中至少有五十万人死在路上。以至一家法国抵抗组织的报纸发表文章说：“我们在某些令人发指的程序上重蹈了盖世太保的覆辙……如果只是模仿那些野蛮人，并且还变成他们那样，那么战胜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215-216页）而在战后的国际审判中也同样如此 ——审判当然是必要的、正义的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但是就连同盟国的检方也意识到审判使用的是双重标准，正如纽伦堡的美国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1945年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的那样：同盟国做过或是正在做某些我们起诉德国人做过的事情。“尤其荒谬的是，苏联人因纳粹领导人发动入侵波兰的战争而对其进行审判，但在1939年，苏联人自己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袭击了波兰，却同样免于审判。”（220页）而只要这些问题不被认识，新的仇恨与恐惧乃至暴行就仍有重现的可能。作者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在战斗胜利后，面对战场惨烈情景的前线士兵们经常会报告自己重新认识到敌人也是人，但是这种人性中的某种成分很快随着战争刚结束迅即大规模开展的公布敌人罪行的宣传而湮灭。问题的确很复杂，甚至导致改造德国和日本的计划也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开展的，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把战争说成绝对的善恶之争，我们共同的仇恨就永远不会消除”。（45页）

关于犹太人作为集体殉难者的形象和符合象征，作者认为既有实际的原因也有社会学的动机，而后者同样意义重大——“因为犹太人没有国家，他们实际上属于所有的国家。因此，我们所有的人不必重新唤醒危险的国家对立，便可认同他们的苦难，要知道那种对立可能会导致我们再次落入深渊。同样，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屠杀的共谋——要么是主动的参与者，要么是被动的旁观者——无须担忧独自承受这种罪恶感。……和普适的替罪羊一样，普适的受害者也有助于把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54页）另外，犹太人的这种形象和世界对他们的态度也不是立即就形成的，当时冲进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盟军士兵大多数因感到恐惧而畏缩不前，照料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机构也日渐因他们表现不“正常”甚或根本不感恩而颇受挫折，当这些犹太人回到家乡后也常常受到冷漠和敌意的对待。直到1960年代，世界才最终开始接受这些受难者，主动关注大屠杀带来的恐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包括了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新一代年轻人需要拒绝权威和拥抱局外人、各种群体开始自认为是受迫害的少数派等等，与此同时，有关大屠杀的历史、回忆录、小说、电视剧、纪录片和好莱坞电影更加促成了“大屠杀”故事模板的形成。这种模板的特征是受害者理想化和作恶者的妖魔化，最后是苦难被神圣化和基督教化。“但神话终究还是神话”，真正的受难者有一些人对这种状况深感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那种符号性的大屠杀形象是一种整齐划一的神话，他们各自的故事只是被祭献给一个更笼统也更省事的神话圣坛，幸存者已经沦为“博物馆的一件藏品、一块化石、一个怪胎，或是一个鬼魂”。（61-62页）

对于各种被建构的神话，作者承认其中的确包含大量事实，问题在于并非是全部事实，这些并不全面的事实掩盖了很多怀疑和焦虑，那些如此绝对和界限分明的故事有意无视了实际发生的在道德上模糊不清的混乱现实，并为今人不再仔细研究历史提供了借口。（76页）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些神话中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们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无论单个的神话有多站不住脚，但作为一组神话，它们互为支持，彼此充实，共同构成了关于新世界的崛起的神话。接着作者对关于二战的这些神话在过去与今天的作用做了区分：在过去、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是必要，因为需要团结、联合、勇气、对敌人的仇恨和正义感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在今天“再坚持这些神话也就没有实际的理由了”，我们仍然接受无非是因为对它们很熟悉，还可以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却没有想到“这与我们当代生活日常的种种疑虑形成强烈的反差”。（77-78页）

与二战刚结束时建构起来的各种神话相伴随而兴起的是规划的乌托邦，其核心是呼吁和要求政府更多介入社会，相信以国家的力量能够重建社会生活，持这种观念的包括共产主义者、保守党派、基督教民主党人、美国新政派、亚非民族主义者以及拉美右翼民粹派，从政治家、经济学家到科学家都有很多代表人物。作者指出，“然而，战争本身已经证明，国家提供解决方案的危险性不亚于其带来的好处。信仰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正是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吗？那些追求为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寻找国家解决方案的人，有时会相当狂热，反对他们的人也是一样。……但在这次论战中，中央集权者获得了前所末有的成功——有时还带来相当惊人的结果。”（103 页）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则非常警惕政府权力的增长，他认为消除不平等和不满的愿望固然可敬，但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则是错误的实践方式，所有的大政府都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在1947年，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思想家成立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成员提倡言论自由、政治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自由市场经济。作者认为，“就算是在政府干预最盛的时刻，也播下了反抗计划经济的种子。”（123页）

因此要回到该书的核心主题，重温20世纪的“恐惧与自由”。为什么是“自由”？作者告诉我们当二战结束的时候关于“自由”的图景：“每一个人脱口而出的词都是‘自由’”，“世界都举起了自由的火把，就连那些远离战火的国家也不例外”。罗斯福说有四种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和丘吉尔磋商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谈到所有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政体的自由；共产党人谈论的是免于剥削的自由，经济学家谈论的是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论述了直达人类境况的根基的更加深刻的自由。（引言，第7-第8页）为什么是“恐惧”？作者说二战不但为一种新的自由，同时也为一种新的恐惧播下了种子，因为“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之间，右翼与左翼之间，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之间，都恢复了紧张的局势。世界各地的人们刚刚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灾难，现在又开始担心一场规模更大的新的战争即将到来”。（引言，第8页）总之，“这场战争的结束传递出的真正信息不仅是自由，还有恐惧”。（79页）正是这两股力量成为创造战后世界最重要的推动力。

罗威指出，总是有那么一些不择手段的政客、大亨、宗教煽动者以煽动民族仇恨情绪来为自己谋利，而那些响应呼吁并让自己被仇恨情绪裹挟的人必然要付出放弃自由的代价。然而，“如果二战教会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旦放弃自由，想轻易重新获得它则几乎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拥抱自由也不是个容易的选择。……一个自由的人，是能担负起责任和直面令人不安的真相的人”。（480-481页）在全书的最后一段，他警告我们可能会重犯过去的错误——继续对自己讲那些英雄和魔鬼的神话故事，继续把自己想象成神圣的殉难者，继续证明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有道理，无论其中有多少邪恶，继续用二战的语言来表述这些神话——“仿佛把我们和那个时代隔开的这几十年全都白白流逝了。”（482页）

最后顺带想说的是该书译者的“出版说明”。 “说明”首先指出“该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然后更加严肃地声明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观点和结论，最后认真地建议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要带着批判的思维。这种为读者负责的认真态度有点久违了，在近两年的翻译出版物中也不是已经很常见的。有趣的是想到如果基思·罗威看到并且读懂了这一“说明”，他或许会把它看作是对书名的最好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