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当桃花依旧笑春风——《寂静的春天》线上跨学科共读活动

【题记】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被奉作生态文学的“圣经”。2020年8月23日下午，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同仁借助腾讯会议，以团体探究的方式，围绕《寂静的春天》（辛红娟译，陶泽慧责编，译林出版社，2018年）举行了线上跨学科共读活动。参与共读的同仁包括：辛红娟（《寂静的春天》中译者，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鈄晓东（宁波大学法学院院长、浙江省智库东海研究院执行院长），陶泽慧（译林出版社《寂静的春天》责任编辑），秦文华（南京师范大学翻译学博士、美国文明史博士后），任大刚（上海满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媒体专栏作者），程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张勇（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系主任），车越（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重点实验室教授，副主任），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哲学系伦理学教授），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授），王韬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副教授），肖秋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科创项目“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逻辑审视”项目负责人），蔡添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冯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生）。

《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尔森著，辛红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版

一

刘梁剑：各位老师好！很高兴本次能够以线上团体探究的方式进行此次跨学科的对谈。阅读《寂静的春天》后，我注意到其中涉及不同的背景知识，一直希望能有一个跨学科的对话。我们首先进行一个热身环节：先简单地自我介绍，然后分享一段自己感触最深的一段内容，而后邀请另外一位发言。首先从我开始吧。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对其他方面也都比较感兴趣。关于《寂静的春天》，我感受最深的一则故事是加州的“清水湖事件”，人们用杀虫剂杀虫，虽然进行了周密的筹划，但结果依然很糟糕，经过生物链运转后，湖中的鱼含毒量也变得很高。我想到一个中国成语，人算不如天算。这后面也关联着许多哲学问题可以讨论。

辛红娟：感谢梁剑组织这样一次活动。我来自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是本书的译者。与《寂静的春天》相遇是在九十年代初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基础英语课本里有节选篇章。我的老师讲到这篇课文的时候简直是声泪俱下，使我第一次关注到了这本书，关注到了生态环保概念。后来我站上大学讲台，每年上这门课时讲到这节都会感触良多，我也有意识地去将环保信念分享给我的学生。

我一直特别喜欢第一章“明天的寓言”。后来梁剑邀请我从跨学科视角再读本书，我注意到了这么一段话。卡逊引用生物学家卡尔·斯旺森教授所说：“每一门科学都仿佛是一条河流。它的源头模糊不清、不引人注目，水流时而平稳，时而湍急，有枯水期也有丰水期。随着研究人员的勤勉努力，加之众多思想源流的汇入，河流水势日益迅猛。新的概念和理论日渐形成，河流会愈发宽广、深邃。”当然卡逊在此讲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生物防治科学，但我想，当来自跨度非常大的学科的我们聚集在一起读同一本书，或许就能对其他学科有不同的感触和了解。

陶泽慧：各位好，我是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出版中心的编辑陶泽慧，是这一版《寂静的春天》的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也是辛老师的学生。与本书结缘是在辛老师的基础英语课堂上，通过辛老师的课堂教学领悟到它如何同时兼具科学上的准确和文字上的文学性。毕业后我来到出版社工作，仍念念不忘这本书，所以我邀请辛红娟老师来翻译它，也促成它进入“译林经典”系列。我想与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未来的历史学家会难以置信我们在面对利弊选择时这种扭曲的判断力，聪明如人类怎么会为了控制一小撮不受欢迎的昆虫而污染整个环境，给自己招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可是人类偏偏就这么做了。”回顾历史，人们由于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和信息而做出的愚蠢的事情，比如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都历历在目。

秦文华：我是辛老师在南大读博时的师姐，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曾经对美国环境史有所涉猎。刘老师开展的这个团体探究的方式对我来说很新鲜，因此我也充满了期待。

本书打动我的地方很多，特别是第16章讲到的昆虫和人类间的赛跑：“抗药性并非在单独个体上产生的东西，如果他生来比其他人不易受毒素影响就有可能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因此抗药性需要一个族群历经数代才能形成。人类的繁衍速度大概是每个世纪三代人，而昆虫几天几个星期就会繁衍一代。”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有感触：人类自认为无所不能，发明杀虫剂以为能把昆虫赶尽杀绝；但昆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虽然微小，却有超越人类的地方，比如说它的繁衍能力。我认为人类应该警惕这种自大，尊重自然和每个生命体。

任大刚：非常感谢梁剑组织这样一个活动。自我介绍一下，我以前在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都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在做自媒体的工作。这本书在我们新闻界可谓是耳熟闻详，做环境报道更是必看此书。这本书给我最大震撼的是标题，对于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这种震撼显得尤为独特，因为我们尤其体会得到中国环境问题之严重。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已经将西方工业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原封不动复制了一遍。

就书而言，辛老师的翻译没有那么重的翻译腔，读起来更亲切。非常感谢辛老师做了如此重要的工作。如今环境报道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类似的环境事件是否还存在，所以今天读这本书，我也希望能够使这个问题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肖秋宁：感谢刘老师邀请。我是华东师大哲学系的一名本科生，最近在开展一个研究垃圾分类的项目。《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是我在读高一时很喜欢的一本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书中关于DDT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叙述。我的疑问是：是何种原因使得美国在当时对潜在威胁毫不知情且毫不在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使用DDT。《美国经历》系列纪录片对此有专门记述：杀虫剂的使用根本上源于二战时期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信仰，并在这种坚定信念中不断发酵，当时在受伤军人中会出现一些流行性疾病，而有效阻止这些疾病扩散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喷洒DDT切断传染源。为了保证军事力量而盛行起来，最后成为被人们日常频繁使用的杀虫剂，对此，卡尔逊说的非常好：“当你开始拥有某种工具，看上去似乎可以让你控制自然，你就会越发的想要控制自然。”所以我们看到之后接连出现了比DDT威力强几十倍几百倍的杀虫剂。

王韬洋：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的老师。我的专业就是环境伦理，与本书的结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这本书算是专业必读书目。

本书的第一章“明天的寓言”，特别是最后一段，给我的感触最深。作者指出“现实当中可能并没有我所讲述的小镇，但它们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其实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曾使用过这种寓言（或称之为思想实验）的方式，通过设定一个现实中没有的情景，进行头脑风暴。这个寓言除了文学性外也具有思想实验的特征，带领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情境，使我们感受由之带来的思想冲击和思考。

此外我还想引申一点，用环境伦理角度来切入这本书。伦理学一般意义上是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因此环境伦理这一讨论自然与人关系的学科的建立也遭到了许多质疑，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是否科学技术就能足以解决而不必再有环境伦理了。卡逊从科学角度反思了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技术应用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描述了以使用DDT这样一种农药为代表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后果。虽然人们使用这项技术并非是有意要造成这样坏的结果，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技术运用的后果难以预测。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环境问题看做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一些环境问题可能就是在人们旨在控制自然的这样一些过程当中产生的。相反应当从人们的观念的方面去看待问题。67年的时候美国著名科学家和神学家Lynn White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文章，可以被看作探讨环境危机时的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科学技术一直是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重要方式，以往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够发达，我们没有充分体会到它的弊端。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给人类中心主义插上了一个双翼，使得人类具有了所谓“异常的能力”。因此，在反思科学技术之外，我们还应当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

付长珍：非常感谢梁剑组织这样一场活动，能与《寂静的春天》的译者辛老师以及其他跨学科的老师一起在这里进行交谈。

我起初学习中国哲学，近年又专治伦理学，我认为《寂静的春天》所传达给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应当是在敬畏与洒落之间。“我们应当以什么态度对待其他的生命，它们的生物种群、压力、反压力以及它们的兴盛、衰弱。只有我们对于生命的力量认真考量，而且抱着谨慎的态度去引导人类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们才能与昆虫和谐共生。”周敦颐窗前草不除，问之则曰，“与自家意思一般”。我在读《寂静的春天》的时候，眼前就总是闪现这样一幅画面，从青草的勃勃生机里体会万物的生成长养。程颢有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儒家经典总是传达了一种对于生生之易的礼赞，而我在想，能否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个支点，既要保持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警惕，又要避免沦为自然的奴仆，在敬畏和洒落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程爱玲：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的老师程爱玲。与本书的结缘要从我家孩子说起，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老师推荐过这一本书。上学期承担了我们系的《环境化学》课程后，我也给学生推荐了这本书，几次看下来，辛老师翻译的版本最好。

以往给学生讲杀虫剂的时候，我常常会讲到杀虫剂的进步，比如含磷的杀虫剂毒性相对较小，降解很快，对人类和环境危害较小。然而当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发现虽然有机磷类杀虫剂降解速度快，毒性也相对较小，但是它对环境的潜在危害是非常大的。

我想分享的是第二章的“忍耐的义务”最后一段：“当民众对杀虫剂危害发起抗议时，他们就会用半真半假的话加以欺骗。我们迫切需要停止虚假的安慰和企图为丑恶事实包裹糖衣的做法。广大民众正承受杀虫剂带来的风险，民众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而只有掌握了全部真相，他们才能做出正确决定。正如法国生物学家、道德学者让·罗斯丹所言，我们有忍耐的义务，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车越：今天非常有幸和各位老师相约做一个跨学科的交流。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环境政策和公众的亲环境行为，这几年对于生态环境领域，不同学科的学术交流和交叉越来越多，我们近些年也与一批跨学科的老师开展了有关“生态智慧”的讨论。

在我看来，这本书中一个章节的名称非常有趣，叫：“大自然在反抗”。一直以来，我们都将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想要改造自然，通过很多工程项目证明自己的伟大。然而，当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和干扰之后再去讲拯救自然，这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人类和周边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我们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它不可能又以一个线性的方式得到恢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湖泊富氧化。我们排放了污染物之后，它产生了蓝藻水华。但是现在我们削减了污染排放之后，蓝藻水华依然每年都在发生。

张勇：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生态环境科学学院的张勇。在我看来，这本书最打动人的还是它的名字——“为什么春天不是大家原来想象的那样的，而是一个寂静的？”答案出乎意料，原来是我们用的杀虫剂把鸟儿和虫子都杀死了。本书讲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又有科学背景和科学名词的、关于未来世界的科学故事。因此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成为一个被全社会认可的作品。我个人觉得，它所带来的这种科学上的引导作用还是很明显的，直接就促进了环境科学、这么一个新学科诞生，但是它更大的作用还是在于让全社会一起从不同角度关注环境问题，无论是伦理的、科学的还是哲学的角度。

二

刘梁剑：经过热身，大家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的相互了解。接下来，我们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更深入一点的分享和交流。

辛红娟：几位老师的观点给我启发很大，接下来，我想谈一下这本书对于我伦理学特别是道家思想的激活。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也去看了《道德经》，发现这些年我们国家研究生态伦理的，有不少都是从道家的角度切入的。卡逊在本书中讲到的许多生态保护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道德经》中的观点。正如刚才车越老师提到的，人和自然是不能是对立的，人只能作为自然当中的一员而存在。《道德经》里讲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我们在践行自然界生物控制的过程中应当去借鉴和学习历史当中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何以能如此和谐——它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正如赫胥黎在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中讲到的，自然界虽然确实有优胜劣汰，但是它无疑是以更加和谐的方式，一种“天人合一”的方式表现其存在，而非“进化论”那么简单。

任大刚：作为一个四川人，我曾经关注到，四川盆地中的麻雀消失了。我小的时候，麻雀是很多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错觉，结果到网上查后发现很多人都在为这个现象感到疑惑。我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十几年，发现四川师范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研究这个问题。通过一系列分析，他最后发现麻雀消失的区域与农业发达的区域高度重合，麻雀开始消失的时间，正好是当时四川开始大规模使用农药的时候。由于每年将近20万吨的农药使用，高度依赖粮食和虫子生活的麻雀就消失了。但对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新闻报道，连学术论文我也只看到一篇。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动物的受伤害关注极少，大家关注的只是对于人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即使是某些标志性的动物（如白鳍豚）的灭绝，也都是伤心两天就结束了，更别说离我们更远的动植物了。所以我有一个很悲观的想法，我们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都是在想象中的，我们从来没有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

对于“现代农业的污染怎么办”的问题，我想说事实上最近十几年，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后，我国的生态环境在逐渐地恢复。并非因为粮食生产任务的紧迫性消失，或者本土生产量提高，而是通过大量进口来填补空缺。目前我们每年从国外进口的粮食达到一亿多吨，于是大量的土地被置换出来，重新种上树木，恢复生态。通过全球化的方式资源置换，中国的土地得到了非常好的恢复，可以说我国的粮食配置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中获益极大。从这一点来说，我是一个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这种生态优化，无论是对我们、还是世界其他地区，无论是发展经济、环境或是民生，都有很大的好处。由此我想到，《寂静的春天》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固然要靠我们的科技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通过国际交易，生态恢复和粮食生产，使全球资源有一个新的整合。

鈄晓东：近十年来，我主要的思考一直是如何在“回顾过去-反思当下-思考未来”的共时与历时视角下，思考如何使我们的环境保护行动充分走向实然与实效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让它落地，如何去有效实现它。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去推进。

一、理念定位的问题。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多的是通过反思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倡导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但我觉得仅仅立足于倡导性的生态中心主义是不够的，相反会面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诸多落差。相对而言，“人类责任中心主义”可能会比生态中心主义有更强的可行性。

二、价值的认知角度。伴随着文明演进与时势发展，除了经济利益的需求外，我们开始有更高层次的生态利益保护的诉求，或者从提升生活品质的层面来看，需要更多关注环境利益诉求或者生态利益享有等方面。如此，让公众充分形成共识，发起深度共治行动，将更有利于真正将生态文明推向深度演进。

三、规则的层面。如果说以前的环境保护大多停留在道德倡导层面，那么当我们逐步迈入法治建设时代，就需要借助更多地借助与通过法律规则，将我们的改革发展成果固化下来，借助与通过法律规则引导公众共同的环境法治行动。

四、转化机制。转化机制的内容即“如何转化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转化机制一旦设计成功，将更进一步推进人类环境保护目标的真正实现，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环境保护很重要”的倡导层面。

五、多中心主体的构筑。正如我在2003年一篇论文中写到的那样，环保应从单一的政府选择走向多元的社会选择。我相信生态利益维护和今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也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好处。

刘梁剑：感谢鈄老师。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其一，从专业的角度看，这本《寂静的春天》有没有什么知识上的“硬伤”？其二，《寂静的春天》中是否区分了我们对待环境的两种不同方式，即“杀虫剂的方式”和“自然防控的方式”？对于环境工程来说，我们所谓“工程”是否经常会碰到《寂静的春天》中的话题，也即我们试图在控制自然，但一个理想的设计最后却引发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张勇：在许多人眼里，工程似乎分为两种，一种是保护自然的而另一种则是破坏自然的，但事实上工程却远比这复杂得多。以三峡大坝为例，有些人认为三峡大坝使得动物灭绝，环境改变，因而破坏了环境。但又有些人指出，它保护了下游的人，如果我们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保护人当然也是保护大自然了。因此，按我个人理解，或许我们在逻辑上可以做好坏区分，但实际情况涉及我们的生态系统的方方面面，因而超出了简单的二分标准。

我自己对环境问题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前车之鉴，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先污染后治理”的事情，但总体而言我们确实避免了一些弯路。

车越：本书中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农药的：农药有许多类型，不能广而泛之地说所有农药都有问题，况且如果没有化肥农药，农业生产方面确实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这是这本书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如果有更多的数据支撑，更多定量的表述来指出农药在那些方面有怎样程度的影响，可能会更好一些。

此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硬性的工程方案解决自然问题，但近年来的国际趋势，越来越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而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工程方案和生态方案的平衡。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味采取工程方案，很容易导致各种问题，因而也需要基于自然方案。但对于许多发达地区，完全使用自然方案消耗过多资源又不现实，所以尤其对我们发展中国家而言，今后发展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怎样在自然功能和人类需求中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程爱玲：这本书中讲了很多杀虫剂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实例，作为一本通识性的科普类读物，其中很多说法可能是作者站在自身立场，依据当时社会的形式提出的。但对于我国而言，里面的许多问题再发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事实上，农药的使用具有两面性，是否使用或如何使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就像书中所说的，大范围使用的确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但是为了必要生产，小范围使用也是被允许的。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如此，适度地控制农药的运用，权衡利弊。同时对大众而言，要有环境意识，要意识到如何来合适地运用这些药品。

秦文华：王老师刚才提到科技与伦理的问题，我认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肯定不能把环境问题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科技问题，必须要考虑到伦理乃至宗教方面，从而牵制科技可能产生的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性因素。而在宗教力量不够强大的中国，尤其要运用到伦理的力量，辅以严格的法律监管与制裁。严复曾和自己英国的朋友提过，一棵树从英国移植到中国就长不好。这就涉及民情土壤的问题，包括环保问题，实际上需要包括公民的意识和专家的提醒，也包括政府重视和顶层设计在内的一股综合性力量，从社会力量向上反馈，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进而完成立法，方能有所成效。卡逊提到，美国对日本金龟子的防控，东部控制得很好，而西部则造成了巨大灾害。对此我认为它也涉及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西部人相较于东部居民在环保意识和举措方面也相对落后一些，加之由于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时半会没法停下来，才导致了这样的问题。这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很类似。因此我们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全国性的环保意识培养。

辛红娟：秦老师的发言，让我感受到她对环保事业非常强烈的共鸣意识。这也让我反思，虽然我关注本书有三十年，在这三十年当中教导学生，也组织学生翻译、评价本书，希望能在他们心中种下环保的种子。但我的影响仅停留在身边的学生，却并未在生活中对此进行反思。我是一名老师，但首先也是作为一名“生活家”而存在。因此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在社区的管理中，或者说在学校的，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做出一些引导和贡献。

陶泽慧：《寂静的春天》之所以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对科学思维进行了一定的反思，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被科学理解的世界中，但我们绝非完全用科学的规则去管理我们在这个社群中的生活。科学思维一旦过盛，就很容易引发教条主义的问题。

前段时间我也读了一些陈嘉映老师的著作，他正好讲到哲学、科学、常识之间的关系。的确，科学现在已经是一套非常有效的解释体系，但是我们同样不完全生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里，我们仍然要去理解这个社会。正如鈄院长所说，我们不能以人类中心主义，抑或纯科学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应当承担一种人类中心的责任。而卡逊的这本《寂静的春天》正是在告诉我们，只有我们能够去承担这个责任、更好地理解科学、更好地理解人类在运用科学层面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才能更好地作为个体和群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付长珍：《寂静的春天》提醒我们反思，在科技强势推进的时代，什么才是可欲的生活方式？我最开始讲到的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和实生物”“敬畏自然”的生生之意，这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提倡一种“天人合一”的“大我”境界和悲悯意识，以将我们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迷梦中唤醒。

刚才也有老师提到“社会的缺位”。我们可能不仅是在讲个人需要承担怎样的义务，讲国家应该承担一种现代治理的功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一个更加健全、合理的良善社会。《寂静的春天》教会我们深刻体察万物生意，如何更好地守护自然，照料生活与世界的周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要为这本书的意义设置一个合理的定位，本书作为一部经典，也有自己的限度，在科学知识上的过分苛求会遮蔽价值意义上的光辉，但它无疑是一座大地精神的丰碑，寄寓着对文明前景的考量和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秦文华：我赞同付老师的观点，因而倾向于将本书理解为一部人文作品而不是一部科学作品，乃至不是科普作品。刚才付老师也提到了中国社会发育的不成熟，而我也在想，中国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使得我们的社会力量不强大，社会没有什么反响？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之前也有社会学家提到 “腰鼓式”的社会构成，那才是相对健康的社会组成形式。因为如果是两头庞大中间脆弱的话，这个社会是容易被“折断”的，而“腰鼓式”社会结构则两头力量（极穷和极富）不是很强大而中间力量强大。这种社会构成中的一个要素是中产阶层的力量。“中产”不仅意味着经济收入，而更多的是一个智识的、行动的、影响力的“中产”。

肖秋宁：我认为目前有关环境传播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则我们缺少像卡逊的海洋三部曲这样促进我们积极主动地看待环境的作品，与《寂静的春天》不同的是，在那三本书当中，她讲的是海洋环境的优美和海洋生命的进化。她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进化的，我们能够完整地了解到这一切，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或者任何其他的一种生物与我们共享的环境中分离；二则从反面去揭露环境问题的著作也并不充分，刚才听了任老师的发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也踏上了和西方一样的进程，却没有类似《寂静的春天》的作品？如果可以，希望任老师就这两个问题予以解惑。

任大刚：好的，那我做一下回应。关于中国的环境报道这一块，现在非常的少，而且很有可能越来越少。大家可能都知道自从智能手机出现以来，传统媒体行业举步维艰，基本上是彻底崩溃了。过去在传统媒体比较发达的时候，每家报社和电视台都会有一些工资高、产出少的调查记者，而这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不划算。于是就导致传统媒体的经济压力增大，调查记者减少。愿意去挖新闻的人变少了，因此我们看到有深度的报道比过去少得非常多。

此外，记者说当地环境有问题，对于当地而言，就会被当成一种污蔑或抹黑。这就使得出版社或新闻机构减少这样的稿件。这些状况，对于环境改善都可以说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当然我也看到我国的森林面积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这一点令人欣慰。这种环境恢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背后，是我们每年从国外进口1亿多吨的粮食换来的。这个生态恢复背后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在支撑着。如果全球化没有中断，我觉得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趋势还是可以期待的。

三

刘梁剑：感谢大刚。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问题我们无法深入讨论了。现在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每个人用简短的几句话来为之前相关的话题做一些补充，再谈一谈对活动的感想。

陶泽慧：感谢辛老师和梁剑老师组织的这一次活动，我觉得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的确达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视角——既有像任老师这样从新闻报道的方面进行解读，也有像张勇老师、车越老师和程爱玲老师从科学工程的角度指出《寂静的春天》的一些局限性，也将我们的讨论推进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从人文经典或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寂静的春天》。这次我听下来感觉收获非常大，也谢谢诸位老师。

张勇：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哲学、新闻和外语的老师们一起分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让我们也知道除了科学、除了技术、除了工程，我们的社会还需要有新闻、有哲学、有伦理，有许多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我也听到了许多讲新闻、讲外语、讲哲学的，也能指导我们更好地工作。最后补充一点，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关于科普，关于自媒体的工作。我们也觉得有更多人参与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可能会让科学、工程、技术走得更好一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健康和环保的福利。

蔡添阳：就我个人而言，环保问题首先还是涉及经济问题。因为即使是保护环境，我们整体而言仍然是以经济为一个标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环境视为一种商业，或者牟利的商品。所以或许只有当某天，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那么强烈了，我们才会回头去反思，把生态当成更中心的东西，才能实现一种明显的改进。

辛红娟：首先感谢诸位同仁对于译本的表扬，虽然这个译本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但它却是我在承担翻译工作的二十年中最尽心尽力的，最具有情怀的。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泽慧，帮我调整润色了译作的很多地方，也感谢梁剑为我们提供了今天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能聚在一起表达观点。此外，我想谈一下秦文华老师发言中的两点：其一，她由美国对付日本金龟子的事例，指出不同地区经济水平的问题。这一点让我想起了人民富而知礼仪，或许只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才能想到生态问题。其二，她也提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腰鼓式的。我很赞同这个说法，一个健康的社会机制，应该是社会中间层比较强大。今天的云端讨论是一个跨学科的交流，这也让我意识到，对学生的引领和指导，要走到社会中间去，提供自己的智识。

秦文华：今天这个分享会使我受益匪浅，听到了各个领域不同的声音，确实是一个跨学科的汇集和分享。今天的讨论从一个语言文本的翻译扩展到了对环保、对伦理、对政治、对社会、对历史、对经济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在倾听的过程中，我想起来，现在我回到家乡，绿地也确实变多了。当然空气问题还有待改善，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靠一片绿植，几棵大树就能实现的，它可能需要一个循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我总的来说也还持乐观态度：从高层开始，环境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整个社会的大情怀也在往环境保护的方向上发展。辛老师刚才也讲到她的小情怀，在教学群体中她会想到要在语言教学之外把环保的、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内容提倡起来。这些都是非常乐观的信号。

车越：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与各位老师进行这样一个交流，我觉得跨学科研讨还是非常有意义和启发的，因为每位老师的思考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就之前的发言，我觉得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要平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当然，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都是大幅提升了的，包括整个监督体系的设计还是有效的，环保督查力度非常大，这是我们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非常大的进步。事实上我们的环境治理中，政府可以做的基本上都做到了，现在许多的缺位可能实际上是来自每个公民。因此，再回到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唤起了民众对于环保的关注。今后在整个环境治理体系中间，公民的参与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任大刚：我认为既然是跨学科的，就说明今天的话题是一个公共话题，就需要新闻的介入。可惜这些年新闻在环保问题的介入上，力度也越来越小，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希望能够有我们中国版的《寂静的春天》。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不太遥远。

肖秋宁：刚才听到辛老师的分享，我突然想起自己高中的时候有理想去创业做资源回收。结果我刚刚读大学，上海就已经强制垃圾分类了。我感觉今天的谈话真的圆了我年少时期的一个梦——一直以来我觉得像这种不懂得化学和环境科学的文科生去倡导保护环境好像显得有些天真，但今天我发现并非如此。今天听到各位老师分享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刘梁剑：我最后做一点小小的总结。今天我的收获也特别多，听大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对《寂静的春天》做一个解读。或许大家首先都能感到跨学科交流的魅力，我们有非常多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角度的互动。此外还有对话的魅力，我觉得在对话中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比如说关于“工程”概念的阐发也令我特别受启发。

除了这些之外，我也感到一种观念的力量，不管我们来自哪个学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读书人。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们或许做不了什么很实际的问题。但我们对一些观念问题的讨论本身就可以视作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些小朋友，像秋宁、添阳、冯瑄这些大二、大三的同学们，他们完全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平等的对话，就像刚才辛老师谈到的，环境的未来还是在下一代，希望他们有更多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也可以带来一种社会的改变。

最后我解释一下这次线上共读的标题，“何当桃花依旧笑春风”。首先也是和辛老师觉得一样，这本书的第一章写得非常美，“桃花”一词比较典雅，也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而“何当”也算一个多义词，一个意思是“应当”，也算表达一种理想、预期，另外一层意思则可以视作是一个“如何”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次跨学科对话的良好愿望以及对实际问题的关注。

感谢大家，希望下次如果能有机会可以再相聚讨论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