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谷曙光

2020-10-23 09: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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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年谱》,张斯琦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512页,98.00元

《余叔岩年谱》,张斯琦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512页,98.00元

由《余叔岩年谱》思及一桩公案
近日,笔者读到一本新书——《余叔岩年谱》,其书从晚清民国大量的旧报刊和老戏单中,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细致勾勒出一代名伶余叔岩的演剧生涯、艺术人生。平心而论,这种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很难完成的,因为彼时,晚清以来的大量报刊文献尚未电子化,而纯人工的检索,精力和效率都毕竟有限。朱经畬老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有《余叔岩艺事年谱》(后刊于《余叔岩研究》),虽简略且有错讹,但在当时亦属难得。现在,《余叔岩年谱》的作者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电子文献;然而,光有“利器”而不谙熟皮黄,也是“空对宝山”,故更重要的是,作者沉潜其中,勤勉从事,遂后来居上,著成信而可征的年谱。《戏剧旬刊》以上色之“余叔岩赏荷”为封面

《戏剧旬刊》以上色之“余叔岩赏荷”为封面

《余叔岩年谱》的体例设计很用心,多数年份的正文之前都加按语,将余氏一年之重要经历撮述,同时旁及剧坛大事。对部分事件的考异辨析,亦以按语形式出之,下笔审慎。年谱中颇多旧文征引,看似篇幅较长,实则引文多稀见或独具史料价值之文献,故引用非但不嫌其长,反而对谱主及梨园生态有烘云托月之效。年谱的另一个特别的优长,是照片的选择精当,影印清晰,令整本书收图文并茂之效。可惜的是,年谱没有影印老戏单,令人颇觉遗憾。就目前已出版的数种名伶年谱论,这本无疑是品质较高的,亦可算作电子化时代的学术馈赠,值得向学术界、戏曲界和爱好者推荐。
余叔岩是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的京剧“三大贤”,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而舞台生涯却在三人中最短促。在余的一生中,有几件事,一直流传众口,屡被提及,如拜谭鑫培为师、“十八张半”老唱片、收孟小冬和李少春为徒等;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恐怕是1931年6月拒绝赴沪参加杜月笙家祠落成之盛大堂会。关于此事,众说纷纭,由来已久,俨然成为一大公案。观《余叔岩年谱》,只引了两家说法,且未加裁断。笔者思及此事重要,关涉谱主“出处大节”,不妨排比诸说,细加寻绎,以廓清迷雾,探查真相。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杜祠堂会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有名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有谁知道?又有何快乐可言?大约杜月笙就是信奉此“名言”者,于是在发迹后,心心念念在浦东高桥家乡修建水木清华的宏伟祠堂。章君榖著、陆京士校订的《杜月笙传》谈到:“杜氏家祠竣工,举行栗主奉安之礼,时在民国二十年六月十日,是为杜月笙一生之中,巅峰状态时期的空前豪举。”所言不虚,杜祠落成,确为杜氏一生之高潮。
祠堂肇建,如果只举行庄严典礼,显然不够吸引人,按照惯例,是一定要热热闹闹唱几天戏的,何况杜月笙本人就是超级大戏迷。于是,名伶堂会就成为整个庆典的重中之重。九十年过去了,当日奉安典礼早已风流云散,而盛大堂会却依旧脍炙人口、历久如新。据钱华《杜祠堂会写真》(《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杜月笙先生浦东高桥宗祠落成典礼,于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举行盛大堂会三日。会集南北名伶,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及杨小楼、龚云甫、王又宸、马连良、谭小培父子、王少楼、高庆奎、言菊朋等莫不参与,可谓沪上空前未有之会串。宾客日以数万计,高桥道上,冠盖如云。
三天堂会南北名伶荟萃,祠堂内外高搭两个彩台同时上演,万人空巷来观,真可谓“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为整个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关于剧目,诸多书刊都有记载,不必再费篇幅。据《荀慧生日记》,杜祠堂会固然宏盛,但也实在混乱。因地点偏僻,交通极为不便,人潮汹涌而至,接待方面就显得捉襟见肘,各种突发状况不断。连参加堂会的两大头号名伶都无专人迎迓,“国剧宗师”杨小楼竟从浦东码头步行至杜祠;梅兰芳更离谱,“觅汽车不得,竟坐老汉所推之独轮小车,俗称老汉推车是也”,一时传为笑谈。而实际演出与原订节目,亦有较多变化,这是仅看预告所不能知者。最后一天的压轴戏《五花洞》,由“四大名旦”外加雪艳琴、高庆奎、金少山演出,竟然迟至第二天凌晨四点四十分才登场,五点二十分演毕。最后还有一出南方名伶周信芳等的送客戏《庆赏黄马褂》,才算功德圆满。如果从11日中午十二点开戏算起,直演到12日旭日东升,整整十六个小时(傍晚有休息),堪称空前绝后之国剧盛宴!杜祠堂会举办后之大合影

杜祠堂会举办后之大合影

杜祠堂会固然万头攒动、举市若狂,但还是留有遗憾。明眼人可以看出,重量级的名伶几乎都到场,唯独缺了当时的“须生王座”余叔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高规格的京剧堂会,梅、杨、余“三大贤”到齐,才算是“顶级标配”。正如翁思再《余叔岩传》所言:“如今是三贤缺一,就像青铜大鼎只备两只脚,何能支撑而鼎立?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譬喻甚妙。
如何看待今古纷纭、聚讼盈庭
关于杜祠堂会,过去喋喋不休地谈其盛况空前的一面,对其政治宣示和实力隐喻的另一面,多少有些忽略。名伶堂会固然显示了杜月笙的风雅品味和“与民同乐”的态度,但更是在向社会大众彰显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呼风唤雨的权势。因此,说堂会是娱乐消遣,当然不错;但深层次,更是一种娱乐政治,巩固和强化了杜的上海滩头等大亨形象、地位。余叔岩的缺席,为何社会影响那么大,也就可以思过半矣。
关于余的缺席,当时报刊就有报道,上海《梨园公报》第三百三十号(1931年6月12日)刊登简短启事:“杜祠会串原有近代须生泰斗余叔岩,因余有病,未克来沪,对杜公极表抱歉。并云将来如有机会,必特别效劳,意气勤勤恳恳。往平代表返沪后向杜公言之如此。”
启事虽短,却说明坊间一定议论纷纷,甚至已流言满天飞,于是才有必要在上海伶界联合会的机关报上澄清一下,反倒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了。当时的民间舆论究竟是怎样的看法?能否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名记者、名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谈到了彼时的“舆情”:
我当时在汉口听到的“舆论”,一致赞许余叔岩,认为他能“顶”住再三的邀请,坚决不南下,真是了不起的硬骨头。
这或可代表社会舆论的一般看法,即民众口碑。
日久迁延,余大贤未到沪捧场的消息,一是口耳相传,二是不断被写入书刊,一提再提,遂酿成一大公案。棘手的是,这些说法,颇有差异,甚至彼此抵牾,令人无所适从。想要解决问题,拨开云雾,首先必须梳理史料,最好能竭泽而渔,并特别关注那些重要而具代表性的说法,然后按迹循踪,钩沉因果,论断是非,最后下结论。余叔岩《镇潭州》剧照

余叔岩《镇潭州》剧照

笔者认为,关于此事,最值得重视的,自然是余、杜两人自己的叙述,可惜目前找不到相关史料。在存世的多种记载里,与余熟识的友人和合作者的说法,可采信程度较高。因为他们接近余,很可能亲自听余本人谈过此事。其次是参加了杜祠堂会的当事人的记述,再次是同时代人转述当事人的话。等而下之者,是年代较晚的材料和传闻,辗转抄袭改篡,有时还添油加醋,越发没有价值了。
张伯驹的诗文及反驳
余叔岩友人的说法,兹以影响最大的张伯驹为例。张氏《红毹纪梦诗注》有诗云:“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难再到,不来出演杜家祠。”诗下注云:“上海帮首杜月笙建筑家祠,告成,款待贺客,遍约京沪名演员演剧。京梅、杨以及各演员皆到,独叔岩一再约不去。杜使人传语曰:‘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叔岩曰:‘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此足见叔岩之气节。”余叔岩与张伯驹合摄之《四郎探母》

余叔岩与张伯驹合摄之《四郎探母》

张氏诗文,流传甚广,既不乏赞同者,亦有言为“肉麻”者。然则,张的说法,是否有溢美拔高的成分?反驳者何许人也?颇有意味的是,笔者找到了“杜家人”的辩驳。在杜月笙长子杜维藩写的《我的父亲杜月笙》里,专门谈及此事。杜云:“另有件事,是我必须为先父澄清的。……(张伯驹的说法)这绝对是误传。……余叔岩辞谢邀约,事后即有此传言,苦于无从辩解,也无法请余叔岩出面辟谣。多年以来,我对这件事,不无耿耿。”足见杜家人念兹在兹。杜维藩还进一步披露了从黄金荣的孙子那里听来的“秘闻”。即:余之所以“不敢”去上海,缘于最后一次赴沪演出的失败。那次是黄金荣的邀约,在共舞台,但曲高和寡,卖座惨淡,余栽了跟头,不等合同期满,就铩羽北归了。但黄老板仍“大度”地支付了全部包银,惟要求余承诺,如再到上海,务必“补足”这次所欠的日子。余一直忌惮对黄的宿诺。……
这番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又有黄家披露的秘辛,其实却距史实甚远,根本不值一驳。按,余叔岩一生三次到沪演剧。最后一次,是1923年10月下旬,应上海陶宅堂会,演了三场。之后,共舞台的老板黄金荣“打秋风”,邀余登台。这可省却往返川资等许多花销,差不多是无本买卖,也只有帮会大亨敢这样“敲竹杠”吧?黄还“顺道”邀了在沪的程艳秋与余合作。如此坚强阵容,何愁不上座?黄恨不得让余、程多演些日子。但余仅唱了八天即北返,盖不愿被大亨榨取太多“剩余价值”也。请看,连基本事实都南辕北辙,杜家人的辩驳就很“苍白”了,难以取信于人。
有趣的是,“杜家人”出来说话,而“余家人”后来也有表态。余叔岩之女慧清《忆父亲余叔岩》亦谈到其父不赴沪:“这是由于他不拜客,以前来上海演出时已受够恶势力的苦头,所以不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因写杜子之说,姑且先将余女之言附笔于此,后文再与他人之说合议。
除了杜家人,上海前辈剧评家张古愚也曾公开反驳张伯驹。古愚翁写了《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竟认为杜月笙压根就没邀请余,而余“宁可日后不去上海演出也不愿为大流氓效劳”云云,纯属张伯驹的臆说。古愚文的关键情节是:杜祠的这三天大堂会的总提调是金廷荪,协助办事的有洪雁宾、孙兰亭。洪是杜家人,孙是金的干儿子。不邀余叔岩,是余叔岩的好友、上海名票罗亮生(陈彦衡弟子)提出的。罗亮生认为,杜祠内外的两个戏台都是临时搭起的,台上没有拢音设备,场子大、四面空风(周围皆为农田),余叔岩嗓音细小,在戏园里十排后就听不清了,这种戏台是根本没法让余叔岩登台唱戏的。金廷荪接受了罗亮生的建议,所以未邀余叔岩。
这“新说”石破天惊,乍看起来,也颇足令人相信。文章牵涉的关键人物,是早年沪上名票罗亮生,似乎张是听罗亲口说的。至此,可谓迷雾重重矣。关键还是当事人的叙述。好在笔者费了一番功夫,查到了罗亮生本人的说法,罗《五十年前京戏老生之回忆》云:
浦东高桥杜祠落成堂会(杜月笙,上海头等白相人),所有在北京(包括上海)的名演员……都被邀来参加演出,独有余叔岩不买杜月笙的帐,不管如何威迫利诱就是坚决不来,这一点是值得佩服的。
白纸黑字,张古愚的“没邀余”的离奇说法已不攻自破。罗是上海滩很有权威的前辈名票,余叔岩有一次在上海碰到票房的麻烦,就是托罗帮忙解围的。罗文值得重视,等于是“加持”了张伯驹的观点。余叔岩《洗浮山》剧照

余叔岩《洗浮山》剧照

试问,张伯驹的说法从何而来?张氏其人早已盖棺论定,他虽有“张大怪”的外号,但身行方正、耿介直言,人品为人称道,故其所谈当不是空穴来风。合理推测,余叔岩于小范围的朋友圈,在二三知己聚会聊天中,很可能会拿拒绝杜月笙做“谈资”,而言下恐怕不无傲岸意。张伯驹的叙述,应得之于余府座中闲谈。
杭、孙、何:另几家需要介绍的说法
余叔岩合作者的说法,以“鼓佬”杭子和为例。1931年,余已辍演很久,杭为生计,早另“傍”他人了。关于杜祠堂会,杭晚年在《司鼓生涯》里大谈特谈:
可是不管怎么劝,余叔岩就愣没去。按那时候凡是大堂会,如果没有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三人参加,或是缺其中之一,就算不上讲究,这堂会就不够派头,不算阔气。而余叔岩就不去上海,杜月笙也奈何他不得。但是一个艺人脾气耿直,敢于顶撞黄金荣、杜月笙,可是从此他不再去上海,虽说是赌气,说实在的也是提防他们下毒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做艺人吃戏饭真是提心吊胆!
其说法跟张伯驹、罗亮生差不多。按说,杭的年辈老,又是当事人,所谈应有价值,但实际却大打折扣。再引一段杭谈老旦泰斗龚云甫的:
那时候龚云甫已经六十多岁了,正患重病,本不打算去上海,但是抗不过杜月笙派来邀角儿人的威胁逼迫,不为挣钱也为保性命,也只可抱病动身了。那时候我除了给余叔岩打鼓以外,还给陈德霖、王凤卿、龚云甫打鼓,这三位都是被邀去上海参加堂会演出,我当然也随同他们一起去上海了。那是六月间,天气闷热,加上路上劳累,龚云甫到了上海病更加重,已经沉沉卧床不起,但是杜月笙毫无人性,仍逼迫龚云甫唱《太君辞朝》……
后来的情节是龚在台上摔倒,病上加病,送回北京没几天就“呜呼哀哉”了。可惜杭的口述存在颇多问题。杜祠堂会,王凤卿没去,陈德霖已死,而杭说跟他们一同去沪,岂非痴人说梦!至于龚云甫,是参加堂会后的第二年去世的,差不多相隔一整年,远非回北京没几天就故去。
杭子和的口述那么多事实错误,恐怕不是偶然。张古愚甚至认为,杭是“故意造谣”。古愚的《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也爆了“猛料”:
余叔岩的鼓师杭子和听说这次去上海参加杜祠堂会,酬劳相当可观,为马连良司鼓的乔玉林、为程砚秋司鼓的白登云,都满载而归。不邀余叔岩,杭子和也捞不到油水,因此对杜月笙怀恨,制造“龚云甫之死”的谣言。
由此言之,杭有没有去上海参加堂会,都成问题!“亲历者”的回忆,却存在那么多错讹;可见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欲探查,何其难哉!然而,说杭“故意造谣”,恐怕亦非事实。杭口述《司鼓生涯》是在1962、1963年,那时已七十五岁高龄,听力又差。彼时老艺人回忆录的“主旋律”,大率为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重笔写艺人受压迫的悲惨遭遇……或许有关方面有“引导”,而杭为了迎合,就信口开河了。
孙养农、孙曜东兄弟,出身名门,乃银行家,都是余宅座上客,可以登堂入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孙养农五十年代在香港写了《谈余叔岩》一书,其中谈到:
那次余氏之不参加,实在是为了从前屡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另有苦衷。如若去了,再有人约唱营业戏,唱也不好,不唱也不好,所以再三考虑之下,就毅然决然地不参加,况且身体也实在是太坏,所以就向杜氏婉言推辞了。
孙的一番话,倒合情合理,不过也话里有话。余叔岩在上海,确实屡次碰到不愉快的事,亦与帮会有关。这恰好可与余女慧清的说法相印证。孙曜东晚年口述的《浮世万象》则说:“余硬顶着不去唱,显示了他不畏强暴的骨气。同时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就是那时嗓子已经坏了,……万一演砸了,这个名声就不好收拾,所以硬着头皮顶。”故强项硬顶是一面,而爱惜羽毛是另一面。关于因病不能参加,赞同者亦多,媒体人徐铸成认为:
余叔岩高风亮节,自然极可钦敬,但他也有一个与梅、杨等不同的具体情况,他那时已得了肝腰重病,基本已不能公演了,“上海这个码头我不要了”,因此就更可以理直气壮,无所恐惧。
既肯定了余的风骨,也指出他无欲者无畏,而无畏者则刚。孙养农之《谈余叔岩》书影

孙养农之《谈余叔岩》书影

小生名票何时希撰《余叔岩与杜月笙的决裂》,标题用“决裂”,颇为惹眼。何文有“独得之秘”,系当年与八十八岁的南方名丑刘斌昆交谈,而知悉了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杜派到北平的邀角人有名净金少山,而金与余还是把兄弟,故金以为约妥余十拿九稳。谁知金策略不对,惹恼秉性刚强的余,双方话不投机,终于不欢而散。何文的结论是:“归根结底是他(指余)有财、有病,可以不倚唱戏为生计,加以金少山又刺激了他,这是最洞彻的事实。”何为表示确凿可信,还特别说明系当事人所谈,且有多个信息源相互印证。
“杜先生的面子”
众所周知,上海滩早年流行一句话——“杜先生的面子”,似乎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从杜月笙一贯行事的风格来看,不干则已,若干的话,就一定要拔得头筹。其实黄金荣、张啸林等大亨何尝未办过堂会?然而,就是没有杜月笙的声势浩大。
从杜祠堂会规模看,杜月笙真是打算将北平名伶一网打尽的。笔者以为,杜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办一场民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堂会。单缺某一名伶,不算什么;但余是须生首座,地位举足轻重,影响了杜的面子,就成为美中不足。
杜祠堂会的大运作,杜不必亲自出马,当是成立“公关小组”,派专人到北平,接洽联络。负责邀角者,必定神通广大。笔者很好奇,都有哪些人呢?据杜祠庆典《积善余庆》小册子,总理庆典者为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三人。另设有专门的剧务处,主任张啸林、副主任朱联馥,成员有周信芳、罗曲缘、赵如泉、孙兰亭、常云恒、王元龙、孙克友、林树勋、浦贤元、苗胜春、高庆奎、黄全生、裘剑飞。这其中,既有南方名伶,也有戏院老板,而北方仅一名老生高庆奎。大亨张啸林应是演剧方面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名净金少山正依附于张,于邀角上必定大卖力气。笔者疑心,在北平出力较多者,应是高庆奎和金少山。
行文至此,笔者浮想联翩,是否可以“还原”一下邀角人与余交涉的场面?这当然不可能,但又不妨做一些揆情度理的推想。话说杜月笙的门徒,在金少山的带领下,见到余叔岩。杜为示郑重,极有可能事先起草了亲笔书信(起码是签名信)。而上海来人必定先好言相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余则以病婉拒。这是第一回合。余、梅、金——一张“合成”的假照片

余、梅、金——一张“合成”的假照片

接着,上海来人喋喋不休,继续纠缠,余无奈拿出医院的“诊断书”(当时小报玩笑,余为谢绝演戏邀请,经常巧施“血盆计”,故意留病血示人),外加他近两年未有任何公开演剧的客观事实,来人必定无可奈何。这是第二回合。
一个关键而有趣的问题是,公关过程中是否有威逼利诱?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历程必定曲折,且软硬兼施。在这个过程中,劝诱者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当反复规劝不成,以帮会中人的一贯行事风格,甩几句狠话,威胁一下,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余两年未演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口咬定病莫能兴,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余近几月恰好演过,那就真无法推脱了。若上海来人“放硬话”,以余的强项个性,是要“回敬”的。杭子和就说:“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况且北平毕竟不是杜月笙的势力范围,邀角人再狠,也只能以“休想再到上海滩”为恫吓。故前文引张伯驹之言合乎情理。两方终于“谈崩”,不欢而散。这是第三回合。
后续,杜月笙方面不排除还有伎俩花招,各方说客纷至沓来;但余抱定宗旨,就是不上“贼船”,其奈我何?笔者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曾分析:“稍事犹疑,即入彀中。”虽说不是千钧一发,但余叔岩确要顶住各方压力。
其实,杜祠堂会邀角,犹如“田忌赛马”,北平的角儿是分成上中下三等的,梅、杨、余三人,就属上等,在必约之列,目标是“务必拿下”。还有的,或者如虎添翼,或属锦上添花,或是可有可无,不可一概而论。再者,因酬劳丰厚,人又风光,很多名伶想方设法也要“挤”进去;但杜、张等大亨还不见得能看上呢!邀约的未必愿去,而想去的未必被邀,这就是“围城”。需要说明的是,威胁余叔岩,未必是杜月笙的意思。但是接受邀角任务者,为完成使命,会不择手段的。说几句难听话,又算什么?根本用不着杜月笙授意。邀余失败后,派往北平的“戏公关”,向杜、张报告,大亨肯定不快;但天下事,难得十全十美。余的缺席,固然遗憾;假设邀一百人,如九十九位都给了面子,那也是天大的面子了。杜先生的公关和运作,总体已是叹为观止矣。
马连良的难堪
上面的“情景演绎”真实否?或许有人认为,邀角从头到尾和和气气,只怕没有什么威逼利诱吧。笔者要说,社会很残酷,不要太天真。何况是“水极深”的帮会和梨园打交道!“戏饭难吃”,自来如此。帮会人物与梨园关系密切,那些大亨对名伶表面上礼貌有加,但如果触及他们的利益或忌讳,有时就是头等大角儿,也丝毫不假颜色。
笔者姑且举一个名伶马连良的例子,也跟杜月笙有关。1947年9月,杜月笙六旬大寿举办堂会兼义演,前后十天,在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亦是名伶云集。虽不如1931年杜祠那次宏盛,但在时局不靖之情况下,亦极难得了。据《周信芳日记》,9月7日,大家一起商量后续数日之戏码,9日的压轴戏安排了《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大轴是梅兰芳、小翠花《樊江关》),“派戏时,金廷荪不满马连良只演《借东风》,不带《群英会》诸葛亮,面辱之”。当着梅兰芳、周信芳等名伶的面,杜月笙的心腹金廷荪居然直接给马难看,这有多么尴尬!金发脾气后,“马连良不自安,烦兰亭、其俊,同到金家,愿一人演诸葛亮”。事后马竟拉上孙兰亭、汪其俊去金家赔礼,到底还是妥协了。按,《群英会》连演《借东风》,马在自己的“扶风社”的通常演法是前鲁肃、后孔明。《群英会》的主角是鲁肃,孔明是二路活儿;《借东风》的主角才是孔明。这次名伶荟萃,《群·借·华》由马连良、周信芳、林树森、叶盛兰、裘盛戎、李少春等合演,自然不能再让马前鲁肃、后孔明,而是希望马演孔明一人到底,由周信芳、谭富英双演鲁肃(后又改为周一人演),这么派,也是为了“拴”更多角儿,令戏更好看。客观讲,让马演《群英会》的孔明,是有点屈就的意思。但那是杜先生的大好日子,又有义演的由头,马摆谱计较,明智乎?1947年9月中国大戏院杜寿义演剪报

1947年9月中国大戏院杜寿义演剪报

这件事非常耐人寻味。那时余叔岩已亡故数年,马连良差不多是须生第一了。此次堂会,跟梅兰芳在大轴合演生旦对儿戏的,就是马;名伶大合作的《四郎探母》,四个四郎,马也是最后出场,可知地位重要。即便如此,帮会大佬对马这样的头等大角,还是当众给了难堪,足见厉害!由此反推一下,余叔岩私下里被威胁几句“虎狼之言”,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老病号”余叔岩
1931年6月的余叔岩,是否真的病体沉重,演不了戏呢?早在1930年4月,余接受《全民报》采访时就表示:“现因病辍演,未登台者年余,刻虽稍愈,但医嘱静养,故未演唱也”。据《余叔岩年谱》,余1929年只参加了几次义务戏的演出,最末次乃7月1、2日将军唐生智之堂会。1930年则整年未出演。1931年年初到6月,也未有任何登台消息。余叔岩的病是客观存在的,他已整整两年谢绝舞台了。到1932年,余又接受记者采访,仍自言苦于“便血症”,俨然养疴已久之老病号矣。余叔岩临池

余叔岩临池

余叔岩确有久病苦衷,而且更有现实的困难。6月正是上海暑热难耐之时,演剧又是在浦东高桥现搭的露天台子,人山人海,这种阵仗,余必定视为畏途。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据《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剧场广可容数千人,但观者近万,几无插足地。加以天热场低,四围密不通风,观众挥扇观剧,莫不汗流浃背。全场空气,异常混浊。“人气白热化”五字,形容最为恰当。台上由张啸林、王晓籁两君维持秩序,卒亦无法驱散台上观客。入晚客复陆续而来,跋涉十余里,畏难而退者日必数千人。贵宾席中占有位置者,虽极视听之乐,但兀坐通宵,呼吸急促,头痛欲裂,一身不能转侧,大有欲罢不得之势,诚有说不出之痛苦也。
这种“白热化”的场面,确实是不适宜一个大病之后、身体孱弱的人的。不妨做一假设,退一步,余如果只去上海拜寿,但不唱,成不成?答曰:不成。一但到了上海,进了杜月笙的地盘,届时人情包围,形势逼人,唱不唱就由不得余叔岩了。上面谈到的黄金荣“劫道邀演”,就是前车之鉴!
再者,余叔岩对上海有一种“心理阴影”。余之前的三次上海之行,都不甚愉快,个性刚强的他,不愿低眉顺眼,而四处拜客、敷衍大亨,都令余不快。其实,1923年之后,余实际已放弃上海这个大码头。这么说,有根据么?试看梅兰芳,跟上海多亲近!
但是,余跟梅不一样,梅的大红,是靠了上海。第一次赴沪演剧的成功,标志着梅成为驰名全国的优伶。再回到北京,梅的身价就扶摇直上了。上海是梅兰芳的福地,也是发迹之地。梅靠上海赚钱出名;而余则不是,余还是主要以故都为根据地的。余的艺术,古雅精致;但体力不佳,音量也不甚大。客观讲,余的演剧,比较适合千人以下的中小戏园子。再准确说,小范围的堂会,厅堂艺术,余叔岩固优为之;但像上海那种动辄两三千人的新式大剧场,余演起来是相对吃力的。在北京,余一星期演一两天即可,游刃有余;而京伶去一趟上海,都是连演四十天左右,要累脱层皮的。余叔岩与梅兰芳合奏

余叔岩与梅兰芳合奏

“意难平”:余叔岩的复出与意外
杜祠堂会是6月间的事,而到了9月的11日至13日,北平第一舞台有三天盛大赈灾义务戏,由头为“十六省水灾急赈”,最大看点是辍演了两年多的余叔岩重登氍毹。11日和13日的大轴,都是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分别是《游龙戏凤》和《打渔杀家》。12日大轴为梅兰芳、杨小楼之《霸王别姬》。梅、杨、余“三大贤”又一次齐集,极为轰动,头级八座包厢的售价达到空前的一百二十元,前排散座竟也要十元。即便如此,加座后都一票难求,向隅者甚多。
余叔岩的复出消息传到上海,想必杜月笙不高兴。6月坚辞杜祠堂会,而9月就在北平出演,终归有些“意难平”吧!说句诛心之论,不排除余有隐隐示威较劲之意。然而,笔者要披露一个特殊意外。根据当日《正气报》的报道,余只演了11日的戏,而13日,余都到了后台,调嗓却突然一字不出,前后台震惊,然无计可施,只得临时“回戏”(按,当日报道说法不一,仍待详考)。这个意外肯定也会传到上海,杜月笙闻听,当“意稍平”矣。看来余叔岩确是带病挣扎登台,而非闹意气。6月不来上海,情有可原乎?1931年9月11日第一舞台盛大义务戏戏单

1931年9月11日第一舞台盛大义务戏戏单

钩玄决疑:纷歧之中有相通
笔者前引多种说法,其中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杭子和、罗亮生、张古愚、何时希、余慧清、杜维藩、徐铸成的,较值得重视。十人中,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是友人;杭子和是鼓佬;罗亮生既是朋友,也是当事人;张古愚是交游广泛的剧评家;何时希则听了当事人刘斌昆等的叙述;杜维藩、余慧清分别是杜、余两家的子女,代表家人的态度;徐铸成则是媒体人,记录了民间传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闲谭脞说,就不再征引了。
综合研判,杭子和的口述,错谬丛出,已不值得采信;张古愚的新奇说法,恰可被罗亮生之说否定;“杜家人”杜维藩的解释,基本史实都错误,有点“泼墨画煤——越描越黑”的味道;余叔岩之女所谈简略,毕竟是揄扬自己的父亲,需要与他人之说相印证。故真正有价值的,是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罗亮生、何时希五人的记述。诸家解说纷歧,但钩玄提要,纷纭之中又有相通、相包之处。虽然各自强调某一方面,不过内在指向是趋同的,且不互相排斥。总体看,诸家所言都以风骨气节为主,至少是赞同的。余叔岩萧宅堂会剧照

余叔岩萧宅堂会剧照

行文至此,笔者还要谈一个人的说法,也是余叔岩的好友——薛观澜,他是薛福成之孙、袁世凯之婿,与余极熟稔。叔岩故后,薛撰长文《忆叔岩》,情辞恳切。薛虽未在文中正面谈余不赴杜祠,但却直言余对北洋军阀的无奈和忿懑。当日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二帅,对余“宠任逾恒”,屡召堂会,或令清唱,赏赐极优渥,然而“颐指气使,殆视名伶如傅婢”,余叔岩时常“攒眉不快”“局促不安”,连杨小楼“亦深苦之”。薛本人即北洋中人,亲眼目睹,所谈最可信。薛文此处突然横插一笔:“后之杜门辍演,起因实系于此。”这句话去皮见骨,实通人之论。余叔岩一辈子为古英雄传神写照,程婴、伍子胥、诸葛亮、秦琼、杨继业、花云……而他本人却不得不长期与军阀、大亨相周旋,甚至违背心意,歌舞承欢。这种无奈,大约在重病后体会更深刻吧。
笔者忽忆及陈寅恪之诗“权门奔走喘吴牛”,权且改末一句作“最是艺人不自由”!久病的余叔岩,实在是厌倦了为达官显贵唱堂会的歌场生涯,于人格不受尊重更是难以释怀。余最拿手的《琼林宴》里有句唱词:“恨贼子把我的牙咬断”,不知现实中的他,是否感同身受?总之,大病之后,余更多参悟人生,难免会产生“爷不伺候了”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