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岫庐︱普希金之后：读路易丝·格丽克的《预兆》

路易丝·格丽克

随着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路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这个名字突然大热起来。最早将格丽克的诗作引进中国的，是世纪文景出版社。2016年，他们曾首次将其作品《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收于“沉默的经典”诗歌译丛。在美国，格丽克早就是当代诗坛绝对不可或缺的存在，以其灵感的丰富与语言的凌厉，折服众多读者与评论家。自1968年出版诗集《新生儿》（Firstborn）以来，她一直佳作不断，曾多次获得各种大奖，其中《阿勒山》（Ararat，1990）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R. J. 波比特国家诗歌奖，《野鸢尾》（The Wild Iris，1992）获普利策诗歌奖和美国诗歌协会的W. C. 威廉姆斯奖。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一文中提醒我们，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艺术家，其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只有置于传统中，我们才能够评价个人的才华与意义。格丽克曾谈论过自己对写作的理解与期待。在散文集《证明与理论：诗歌随笔》（Proofs and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1994）的开篇，她申明自己希望能够摆脱“女性写作”的标签，进入以莎士比亚、布莱克和艾略特等人为代表的、更普遍的宏大英语文学传统。然而，格丽克的风格相当独特，想要直接在她身上里明确看到来自某个人的启发或者印记，几乎不太可能。我们只能从她的诗句中依稀辨识出一些朦胧而熟悉的影子。例如《学童》（The School Children，1995）一诗对现代公共教育的质疑与随之而来的沉默与绝望，与叶芝《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1927）一诗的情绪颇有相通。《翼马》（The Winged Horse，1999）的字里行间，让人禁不住联想到普拉斯心爱的坐骑“爱丽尔”（Ariel）。然而格丽克与历史上的诗人最直接的一次对话，也许发生在《预兆》（Omens，1999）一诗中。

Omens

        Louise Glück

I rode to meet you : dreams

like living beings swarmed around me

and the moon on my right side

followed me, burning.

I rode back : everything changed.

My soul in love was sad

and the moon on my left side

trailed me without hope.

To such endless impressions

we poets give ourselves absolutely,

making, in silence, omen of mere event

until the world reflects the deepest needs of the soul.

          After Alexander Pushkin    

预兆

        翻译/柳向阳

我骑马与你相会：梦

像生命之物在我四周聚集

而月亮在我右边

跟着我，燃烧。

我骑马回来：一切都已改变。

我恋爱的灵魂悲伤不已

而月亮在我左边

无望地跟着我。

我们诗人放任自己

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

在沉默中，虚构着只是事件的预兆，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这首诗收录于世纪文景2016年出版的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译者是柳向阳。编者（或译者）显然尤其珍爱这首诗，以至选取了全诗的最后一句作为诗集的标题。遗憾的是，这首诗原本最后还有一行小字“After Alexander Pushkin”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很多读者可能是在格丽克的诗集《阿弗尔诺》（Averno，2006）中读到这首诗，混杂在诗人其他的诗歌创作中，这行诗后附注的小字“写于亚历山大·普希金之后”，显然更有含糊不清的意味，很容易让人以为诗人创作此诗，是为了向另一位俄罗斯大师发出致敬或赞美。但是，如果读者知道格丽克这首《预兆》，初版收录于《普希金之后：当代诗人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诗歌而作的不同版本》（After Pushkin : Versions of the Poems of Alexander Sergeevich Pushkin by Contemporary Poets, 1999）一书中，也许就会意识到，格丽克这首《预兆》远非对普希金简单的致敬，而是基于普希金某一作品的改写，甚至可以说，“翻译”。

《普希金之后》的编者在书中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如何让说英语的公众相信，普希金的天才正如俄罗斯人声称的那样伟大？”她给出的答案，恰是这本特殊的诗集。作为普希金诞辰两百周年的献礼，《普希金之后》汇聚了十八位当代英语世界最优秀的诗人——包括特德·休斯（Ted Hugues）、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比尔·曼海尔（Bill Manhire），以及路易丝·格丽克等人——他们大多都并不直接通过俄语阅读普希金，但却都以诗人的笔触，将普希金“翻译”成了英语。《普希金之后》的编者在序言中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诗歌将由诗人翻译。毕竟莎士比亚是由帕斯捷尔纳克翻译成俄语的。所以我想：请我们在世的一些优秀诗人来‘翻译’普希金的诗，或者说把普希金的翻译制作成‘诗’，不知道会怎样呢？”这或者也暗示了《预兆》一诗的正确打开方式：格丽克的努力，是将普希金的翻译“制作成‘诗’”。

诗歌翻译，总会让人想到弗罗斯特的那句“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若想将诗歌的韵式、节奏、意象等全部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无疑做不到。翻译只能是一种再创造，在各种元素之间尝试实现平衡，最终在精神的层面实现对话。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诗歌的可译性不可能从语言字面转换与意义对等的角度去衡量，那么反而可能会愿意接受一种更具活力和创造潜力的诗歌翻译观。普希金写于1829年的作品“Приметы”在英语中有不同的译本，即便标题也有不一样的翻译。例如较早的一个译本是1888年Ivan Panin翻译的“Signs”，一个译本是1984年Walter Arndt 翻译的“Omens”， 另一个较为晚近的译本是2009年James Falen翻译的“Portents”。

普希金

从标题看，或者可以推测格丽克也许曾读过Arndt的翻译，然而我们其实无法确定格丽克《预兆》一诗的背后，到底参考过哪一个或哪几个译本。而原作始终是确定的。普希金一生写过两首同名的Приметы，一首写于1821年，是一首充满深厚感情的乡村田园诗。诗人告诉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观察自然界的种种细枝末节，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为我们提供的“预兆”，乡村的人们对于自然的蛛丝马迹，拥有着原始而令人羡慕的认识能力。另一首则是格丽克《预兆》所依据的文本。在此，不妨将普希金的原文，以及查良铮从俄语翻译为汉语的版本作为参照。

Приметы,    1829

        Alexandre Sergueïevitch Pouchkine

Я ехал к вам: живые сны

За мной вились толпой игривой,

И месяц с правой стороны

Сопровождал мой бег ретивый.

Я ехал прочь : иные сны...

Душе влюбленной грустно было,

И месяц с левой стороны

Сопровождал меня уныло.

Мечтанью вечному в тиши

Так предаемся мы, поэты ;

Так суеверные приметы

Согласны с чувствами души.    

征象

        查良铮/译

我来看你，一群活跃的梦

跟在我后面嬉笑，飞旋，

而月亮在我右边移动，

也健步如飞，和我相伴。

我走开了，另外一些梦……

我钟情的心充满了忧郁，

而月亮在我的左上空

缓缓地伴着我踱回家去.

我们诗人在孤独中

永远沉湎于一些幻想

因此，就把迷信的征象

也织入了我们的感情。

初看起来，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抒情诗，但实际上是一首关于诗人，甚至也可说是关于诗歌本体的元诗。普希金原作为抑扬格四音步四行诗，前两个诗节用了相同的韵式（ABAB），甚至每个诗节第一行和第三行都以同样的单词结尾，从结构上就暗示了这两节之间并列相关的紧密联系。这两个诗节讲述了诗人去见一位朋友（更可能是爱人），兴高采烈地出发，却垂头丧气地回来。去的路上，月亮在他的右边，回来的时候，月亮在他的左边。这是俄罗斯民间一个古老的迷信，认为月亮出现在右边天空是一个好兆头，在左边则是一个坏兆头。普希金的笔下，曾不止一次描写过这个意象。《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达吉亚娜，全心相信自古以来的民间传说，深知梦和月亮的寓意：“如果，突然她抬起头，看见左边的天空，一钩弯弯的新月正在上升，她会立刻颤抖，脸色苍白。”普希金在这首诗中间所写的月亮，同样也是大自然为人事而显现的征兆。诗的第三节改为抱韵（ABBA）的韵式，诗体结构的变化，迫使诗人跳出了探访爱人的实际场景，人间经验的悲欢就此悄然淡去，代之以对诗人与诗歌本体的沉思。

俄罗斯广袤而寒冷的大地上，充满了经验之外的幽暗与静寂，俄罗斯民族也由此滋生出神秘主义倾向。法国古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790-1857）1839年俄罗斯之行（La Russie en 1839）的记叙中，认为俄罗斯人“如士兵一般迷信、自大、勇敢和懒惰，又如牧羊人一般充满诗意、乐感与思想”。普希金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也非常相信征兆与宿命。据说他结婚的时候，手中的蜡烛一度熄灭，当时普希金立刻变得脸色苍白，预感到自己的婚姻终将不幸。西尼亚夫斯基在《与普希金散步》（Strolls with Pushkin）曾用普希金自己的诗句来评论他的迷信与宿命：“‘我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普希金永恒的副歌。”（‘We are not the masters of our fate’, was Pushkin’s eternal refrain.）因此，在这首不同寻常的诗中，普希金咏叹的并非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而是超越人世爱情的命运，以及自然对这一命运的全盘掌控，及其不动声色的彰显。

在诗的最后一节，普希金以他浪漫而敏感的心, 反复回味“命运”对诗人的意涵。值得琢磨的是，命运和自由似乎是人生的终极悖论。没有命运，显现不出自由的价值，若没有自由，又何来命运的说法？它们也是相互交织而相互成全的，命运发生冲突时，正是自由显现自身之时。普希金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是对自由的捍卫，不仅是在精神独立层面的自由，也是在现实政治中的自由。他将文学看作是“高尚而独立”的视野，要求诗人保持坚定、沉郁和平静的情绪，不要看重名利、赞誉，也不要在意世人的批判或嘲讽。在《致诗人》中，普希金这样写道：“你是帝王：独自生活吧。沿着自由的道路/向前走，让自由的智慧为你指明方向，/要竭力完善你那可爱思想的果实，/不要为高尚的业绩去索取报偿。”（汪剑钊译）这样独自生活的帝王形象，与这首诗中所说的“在孤独中”的诗人匹配得严丝合缝，然而诗人行走的那条“自由的道路”，却似乎并不明朗。这首诗中的普希金，在作为自然征兆而显灵的“月亮”面前，跳出了日常生活言说的自由，而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存在是否始终被命运的力量统治和左右？命运是否始终如月亮一般反复无常，且充满敌意？快乐是否终将逝去，忧伤的情感是否终将如影随形？这一系列追问，其实是贯穿了普希金更重要的作品，如《青铜骑士》《黑桃皇后》等作品的关键主题。俄罗斯的玄学派诗人——罗蒙诺索夫、德尔扎文、丘特切夫等人，曾用更深沉的智慧来回答自然提出的永恒问题。但普希金并不算是一个以哲思见长的诗人，浪漫的他最终回到情感，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周围的自然中：“因此，就把迷信的征象/也织入了我们的感情。”

让我们回过来看一看格丽克的《预兆》。在结构和逻辑的层面上，格丽克的诗作是对普希金原诗忠实的转写。尽管和原诗严谨的格律不一样，格丽克的诗歌以自由体写成，长短不一，也没有固定的韵式，但显然保留了原诗前两个诗节之间的平行叙事结构：我骑马与你相会（I rode to meet you）——我骑马回来（I rode back）；而月亮在我右边/跟着我，燃烧（and the moon on my right side/ followed me, burning）——而月亮在我左边/无望地跟着我（and the moon on my left side/trailed me without hope）。第三个诗节则与前两节的短句显然区分开来，以越来越长（分别为七、十、十一、十三个音节）的诗行，演示出诗人越发深沉的思绪。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对比诗中的细节，不难发现格丽克与普希金传达的诗歌情绪，大有出入。第一句中，普希金原诗用形容词живые（活着的）去形容梦，正如查良铮的译文：“一群活跃的梦”。这样的梦，再活泼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幻境；在格丽克的笔下，梦却被赋予了意义更为重大的生命，甚而因此获得了形而上的存在：“dreams / like living beings…”；第二句中的形容梦的игривой （嬉笑俏皮）的感觉，也随之一笔勾销，只留下蜂拥而至的聚集与逼仄：“swarmed around me.”这也解释了右边的月亮在格丽克的诗中的象征，与原诗之间的巨大差别。原诗中月亮陪伴诗人，乐观、温暖而充满善意的Ретивый（热情），被替换为中性的、有力的，甚至颇具威胁性的燃烧：burning。

普希金的原诗中，第二段诗节是作为第一节的平行结构而出现的。“Я ехал прочь”一句，相当优柔寡断，并没有准确地说明我到底何去何从。动词“ехать” （去）与副词“прочь”（远方），意味着离开，正如查良铮的译文“我走开了”。在格丽克的诗中，叙事则呈现得更为直接，前两节诗中，一来一去的方向感十分明确：I rode to meet you——I rode back。我骑马去见你——我骑马回来。明确的方向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原文的平行结构改写为一种更鲜明的倒置反思。这一鲜明的对比，也体现在第二节“梦”的彻底消失。普希金描写的失意的诗人，从爱人处离开后，原先围绕他的“活泼的梦”不见了，代之以“иные сны...”（另外一些梦……）。但是格丽克显然更加决绝，在她笔下，去程路上的梦并非是虚假的幻想，而似活生生的存在；回程路则将似真似幻的梦完全驱逐，一点幻想也不要保留：everything changed. 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普希金诗中描写的月亮，悲哀地一路相伴，在格丽克的诗中，则被断然改译为“毫无希望地”跟随我踽踽而行。“trailed me without hope.”

我们无法确知格丽克是否了解，俄罗斯传说中月亮在左或在右的不同征兆。但很显然，她并没有如普希金那般，感知并服膺于这一传说的神秘的力量。因此在她的笔下，右边的月亮也好，左边的月亮也罢，与其说是吉凶之兆，不如说是自然的符号。对格丽克而言，每一个视野，每一个风景，都可以被视为一个“预兆”，成为诗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这一点，也体现在诗的最后一节，格丽克的写作基本脱离了普希金的结构，转为更加轻灵地讲述起她自己的诗学主张。诗人的形象也从“沉湎于幻想”的“孤独”转为“沉迷于印象”的“放纵”：世界所展现的每一个符号，无论好坏，都可以因诗人瞬间捕捉而凝聚为诗；最伟大的诗，终究是以沉默写就，因为只有在言语之外，诗人才得以书写事件背后的“征兆”。这一过程始终在酝酿中，这种蓄势待发的酝酿，从格丽克最后一行诗“until”一词中可以看出来。世界为经验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印象源泉（endless impressions），诗人从其中汲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这样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因为如果世界激发了诗人的灵感，那么诗人就会更多地影响世界：“直到世界反映出灵魂最深处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格丽克的《预兆》与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观有更多共通，他们都试图以诗歌为媒介，拷问想象与现实的关系，试图以诗歌这一“最高虚构笔记”为现代人探索秩序、寻找精神慰藉。相比之下，普希金对自然的神秘力量充满敬畏与幻想，对现实始终饱含深情与希望，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与格丽克《预兆》中表达的现代情绪，差别甚远。

钱锺书曾评价，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然而格丽克笔下的《预兆》，要表达的并非是普希金的精神，而是“普希金之后”，属于格丽克及其时代的思想。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将这首疑似译诗的作品收录进自己的诗集，俨然成为自己的创作。我们最终也很难定义这首作品是翻译、仿作还是创作。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所说的“跟随传统”去理解。这一跟随传统的方式，绝非“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in a blind or timid adherence）前一代人的成功，而更多指向一种历史意识（the historical sense），一种既有时间感、也超越时间感，既有过去性，更有现在性的历史意识。在《诗人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oet）一文中，格丽克曾回忆过自己从童年就开始接触莎士比亚，后来又在布莱克和叶芝、济慈和艾略特的诗歌找到归属感：“我感到，这就是我的语言传统，正如英语是我的语言一样。是我的继承、我的财富。即便在我还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之前，一个孩子就可以感受到伟大的人类主题：时间中的失落、欲望与尘世之美。”也正如孩子一般，格丽克追随着普希金的脚步，甚至在她在真正了解普希金之前，就已经感受到那些“时间中的失落、欲望与尘世之美”（time which breeds loss, desire, the world’s beauty）。在作为源头的普希金，与“普希金之后”的格丽克之间，并不是断裂的文本背叛，而是传统的承继与转化，两个诗歌文本的相互牵扯与相互观照，或许才会让我们真正发现那些隐藏在互文间隙与皱褶中的、关于诗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