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郭家骥：驽马不舍骐骥功（下）

郭家骥，汉族。1970—1979年在云南汽车厂当工人；1979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至今，1997 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历任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室主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院科研处处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任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省委宣传部“云南藏区建设与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郭家骥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迄今已有33年，田野调查的足迹遍及云南民族地区和全国西部民族省区，先后参加和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省级和国际合作重点项目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关系研究、生态人类学、民族文化保护、云南藏区研究等。迄今有个人专著4种、主编专著10余种、论文100多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云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省政府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是中共云南省委联系专家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采访者：王俊，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野调查经历

王俊：听您介绍了这么多领域，感觉真像一匹马一样在学术的天地里纵横驰骋。我发现您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您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依据第一手资料创作出来的。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您一定有很多故事和感悟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郭家骥：是的，几十年的田野调查经历确实有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我就选几个至今记忆特别深刻的说说吧。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1983年1月赴基诺山调查的故事。当时我还是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时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杜玉亭先生，与我们学校达成协议，带领我们这一届历史系学生到基诺山去进行毕业实习调查。1979级的云南大学历史系学生只有我们一个班，是一个有80名同学的超级大班。在还有半年就即将毕业的时候，许多同学选择考研究生继续深造，这部分同学就留下来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到基诺山去调查的都是决定不考研究生的同学，总共有40多人。当时我们对田野调查没有任何认识和准备，行前只是由杜玉亭先生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基诺山基诺族的情况，然后自带行李乘坐一辆大巴车就出发了。整整走了3天才到景洪，从景洪又走了半天，才到基诺山乡政府。由于我是在云南汽车厂当了10年工人之后才考入大学读书的，在班上算是比较老到的人，所以被安排到基诺山乡距离乡政府最远的曼瓦老寨（毛俄老寨）去。

早上7点，在一位从曼瓦老寨来接我们的基诺小伙的带领下，我和班上的一位同学出发了。基诺山深山老林的羊肠小道，崎岖起伏、蜿蜒曲折，基诺小伙帮我们背着行李仍然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很快就消失在山路弯道中，而在城市中生活惯了的我们俩就惨了，由于害怕走丢了，我们只有使出洪荒之力来赶路，在后面跌跌撞撞、气喘吁吁地紧紧跟随。大约在中午1点钟，我们来到小黑江边等待竹筏过江，肚子已饿得咕咕叫。基诺小伙从背包中取出早已用芭蕉叶包好的冷饭和酸菜，又从江边石头缝中捉了一些叫作“爬爬虫”的虫子，在火堆里烧熟后蘸上盐巴辣子就请我们吃起来。我生平第一次深入“不毛”之地尝到的野味，味道很怪，但还是很香的。我们狼吞虎咽匆匆吃完饭后便划竹筏渡过小黑江，继续赶路，一直到傍晚7点，赶在天黑之前终于来到了曼瓦老寨。我们的到来引起了这个小山村的轰动，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到我们居住的村长家来参观我们，直到夜深方才散去。此后的7 天时间，我的双腿都是在剧痛中度过的，7天后才慢慢缓解。那一次，我们在曼瓦老寨调查了半个月时间，当时的基诺山寨，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电话，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老百姓的生活刚刚从饥饿状态中摆脱出来，粮食可以吃饱，但油荤和副食品十分匮乏，半个月时间几乎没有见过荤腥，由于基诺人不善于种菜，吃的蔬菜也很少，大多数时间吃的都是辣椒盐巴下饭，偶尔炒一个鸡蛋就算是招待贵客的上品菜了。调查工作之余，我常常到村子后面的山头上望着茫茫群山发呆，只见大山一座接一座，绵延不绝，看不到边，绝望之感油然而生。我想，如果在这里突发某些急性病，如急性阑尾炎之类，在城里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或许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我每天早晨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算时间，掰着手指头数数还要熬几天才能结束调查，从而离开大山返回城市。其间，我们的班主任唐敏老师亲自到曼瓦老寨来看望慰问我们，使我们感动不已。离开曼瓦老寨的头一天晚上，全村群众在村中的小广场上跳舞唱歌欢送我们，他们吹起芦笙，跳起“三跺脚”，唱着“三个石头支口锅，有吃无吃来相会”的歌曲，气氛热烈欢快，情绪高亢激昂，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觉得大山中的生活是不可接受的。

这次并不算正规的田野调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在33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历历在目。这次田野调查使我初步领略了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艰辛，同时也初步感受到认知和了解“他者”文化的乐趣，及其跨文化视野开阔带来的震撼，我对民族学研究有了苦乐参半、乐在苦中的感觉。

第二个要讲的是我在拉祜族地区调查的故事。由杜玉亭和郭大烈先生领导的民族学研究所，确定的办所方针是：“熟悉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研究一个专题。”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要深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去，与村社群众同吃、同住、共同生活，开展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有的放矢地撰写解决问题的文章。所以每一个新到民族学所的科研人员，都可以领到一件军大衣、一把雨伞、一个军用背壶和一盏马灯。军大衣用作下乡调查时御寒或当被子，雨伞用来挡雨，军用背壶用来装酒，酒是与少数民族沟通的媒介，马灯用来夜晚在村寨中走家串户调查时照明。我转到民族学所后就按照所里的要求，于1984年11月，带着这四样东西，一头扎进澜沧县木戛区（现在的乡当时叫区）开始了对拉祜族的调查研究。

初次接触拉祜族，给我带来的跨文化震撼是喝酒。我抵达木戛区政府所在地的当天，刚好是当地每周一次的赶街天，我在小街子上反复转悠半天后，就发现这个街子有“三多”，一是卖酒的摊点多，在这个可容纳1000多人的街子上，至少有30个卖酒的摊点。说是摊点，其实很简单，卖主背一坛酒配几只碗，找个地方随地一蹲或坐，就开卖了；二是买酒喝的人多，每个摊点都有一二十人围着酒坛随地或蹲或坐，几个人买一碗酒一人一口慢慢喝起；三是喝酒醉的人多，围着酒坛买酒喝的人一旦喝得兴起，就会一碗接一碗地喝下去，不知不觉就醉了，于是每个街天都要留下10多个醉汉（间或也有妇女），他们在街上吹着芦笙唱歌跳舞，直到精疲力竭才倒地酣睡，或跌倒在回家的路上。这“三多”使我发现了值得研究的问题，我随即展开对拉祜族喝酒问题的调查。在后来的几个月内，我到木戛区的大、小班利，富勐、哈卜玛等村寨，与拉祜族群众同吃同住和共同生活，为了调查他们的喝酒习俗，我自己也不得不喝醉了多次，结果以扎实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澜沧县木戛区拉祜族嗜酒习俗问题研究》得以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此后的五六年时间，我围绕拉祜族研究走遍了澜沧、孟连、西盟、双江、临沧、镇沅、金平、勐海等拉祜族相对聚居的县，开展了艰苦的田野调查。记得1988 年冬天在勐海县布朗山坝卡囡村整整调查了18天，住在老百姓家里，没有铺盖每天只能围着火塘和衣而眠，天寒水冷也不能洗澡，只感觉身上到处发痒。其间正值该村挖通了公路，勐海县委书记亲率全县相关部门领导赴该村举行通车典礼，发现村中居然住着一个来自省城的工作人员，大为吃惊。吃饭时一定要敬我三碗酒，我观其头发花白估计至少已50岁，或许没有多少酒力，就冒冒失失地答应了。三碗酒喝干后就到村中的一块平地上观看村民的歌舞表演，冷风一吹我就醉了，不得不几次退场呕吐，头发花白的县委书记却精精神神地坐在那里直到演出结束。第二天，县委书记同情我太辛苦也太孤单，邀我坐他的车回县城，我也刚好做完了调查，就随他出村了。当天又从勐海赶到澜沧，终于在澜沧县招待所中好好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将内衣内裤用开水好好地烫一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只见水面上漂满了一层白白的虱子，难怪我全身上下到处发痒。

第三个要讲的是我在独龙江调查的故事。独龙江位于滇西北与西藏和缅甸接壤之处，是独龙族聚居的地方。独龙族是云南人口最少的民族，现在也只有6000多人，其中就有近5000人聚居在独龙江乡。独龙江乡是怒江州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下辖的一个乡，与贡山县城隔着一座高黎贡山，由于山高谷深，每年有半年雪封山，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了还没有修通一条外界进入独龙江乡的公路。独龙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全靠人背马驮在每年的5—10月抢运进去，11月至翌年4月，便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由于交通闭塞，再加上剽牛、过江用溜索、妇女纹面等习俗，使独龙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吸引着每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情不自禁地都想揭开这层神秘面纱一窥真容……

2000年1月，机会终于来了。为完成“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之“文化模块”的研究，何耀华先生率领着我们社会科学院总课题组一行6人，到怒江州和贡山县调查。这一年，国家投巨资刚刚修通了县城至独龙江乡的公路，而且由于气候反常，这年直到新年的1月居然还没有雪封山。因此，贡山县委政府同意了我们进独龙江乡调查的请求，并安排两辆据说动力超过日本三菱车的老式北京吉普车送我们进去。临行之际，怒族县长反复交代我们说，现在这个季节，独龙江随时有可能下雪封山，所以你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动向，乡政府所在地孔当村是河谷地区，那里只要下雨，高黎贡山山头就一定下雪了，因此，只要发现孔当下雨，你们就必须马上返回，即使是夜间也必须连夜跑出来，否则就可能被大雪封在里面半年之后才能出来。

进去的路尽管崎岖不平险象环生，但由于天气晴好因而比较顺利，90多公里的路走了六七个小时就到了。2000年1月9日这天，正好是独龙族一年一度的“卡雀哇”节（类似于汉族的春节），本来是要剽牛祭天的，但这里正在进行上海市与独龙族“手拉手”结对帮扶的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省里专门派了工作组安营扎寨帮助工作，工作组认为剽牛与扶贫相去甚远，干脆就把剽牛改成了卡拉OK大奖赛，我们正在为取消剽牛感到失望的时候却被邀请充当卡拉OK 大奖赛的评委。晚上8点，2000年独龙族卡雀哇节庆典——卡拉OK大奖赛，就在驻独龙江边防部队的篮球场上开始，部队用柴油发电机为球场照明，球场周围挤满了围观的独龙族群众。“北国风光”“青藏高原”等内地流行歌曲以及一些港台流行歌曲，从独龙族青年口中一首首流淌出来，其模仿之准确、音色之纯正，使我这个来自大都市的民族学者深感自愧不如。在冬日寒风中，卡拉OK大奖赛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钟才结束。我深切地感到，独龙族青年是如此地渴求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也真是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即便是闭塞的独龙江，独龙族的传统文化也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不断流失。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应当是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于头天坐车太累，晚上又睡得晚，所以睡得熟，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发现地上湿漉漉的，我们也没在意，就到村寨中调查去了。大约10点钟，只见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们，昨天晚上这里下雨了，也就是说，高黎贡山山头上已经下雪了，必须马上出去，否则就会被大雪封在里面。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一次很想调查几天，但大雪就是命令，容不得犹豫，只有马上收拾行李返程。而与我们同车进去的民族学院的两位老师，却在他们担任副乡长的学生保证下，决定留下多待几天。

返程的路才走了10多公里，就碰到山体滑坡公路受阻，还好当地的车辆随车带有锄头和铲子，全车人下来趁滑坡的间隙赶挖土石，安排一个人专门观察滑坡体移动情况，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避让。就这样边挖边滑，边滑边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大体清理出一条斜坡路来。贡山县的两个驾驶员看着高高的斜坡路和旁边几百米深的独龙江峡谷，摇摇头抱着手走到一边不敢开车了，只有把我们带进去的社会科学院的驾驶员王永奇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在部队时虽曾有过多次跑滇藏路的经历，但这样的险况也是第一次碰到。他做好了若有危险便弃车逃生的准备，只见他开着车门，慢慢地滑动过去，快到斜坡时轻点油门，由于给油太少，车子上到半坡就冲不上去了，只好倒车回来再试。我们屏住呼吸看他重新再来，只见他滑动时便轻轻加油使车子形成冲力，到斜坡时中点油门慢慢冲上去，车身虽向峡谷倾斜大有要翻下去的样子，最终还是安然走过了斜坡。贡山驾驶员模仿着也将另一辆车开了过来，大家禁不住鼓掌庆贺。接着我们便驱车赶路，高黎贡山垭口两边约40公里的路段已经积起了漫过脚踝的雪，道路异常湿滑，我们坐的车几次滑向路边，一旦冲出路基，一边是撞山，一边就是掉进深渊，车子只能慢慢爬行，90多公里的路走了10多个小时。我们一边庆幸终于跑了出来，一边又担心留在里边的民族学院的同事。后来才知道，几天后那个学生乡长带他们出来时，大雪已将高黎贡山封得严严实实，任何人都不可能出来了，结果他们只有返回独龙江乡，在没有任何生活和工作准备的情况下度过了难以忍受的岁月，6月份雪化以后才得以从独龙江乡出来返回昆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经历。

“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

王俊：郭老师，您的学术研究除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外，还有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而且以应用研究见长，即便是对云南民族关系历史的研究，也是为着科学地认识现实民族关系而进行的。能跟我们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考虑吗？

郭家骥：你的眼光很厉害，确实揭示了我学术研究的两个突出特点。就像我从历史研究转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一样，我的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而以应用研究见长的特点，也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我从历史所调入民族学所，立即就参加了杜玉亭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内容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就等于是从原来属于基础学科的历史研究，被动地转入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应用研究。后来，随着田野调查的增多，少数民族极度贫困的生活给我带来了强烈刺激，我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民族学学者，不应该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应该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点事情，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发展文化。于是，我主动调整研究方向，主动申请应用研究课题，逐渐就形成了以应用研究见长的学术特点。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以“志在富民”为终身学术追求，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在“行行重行行”，为边区开发、小城镇建设和全国一盘棋发展，殚精竭虑，贡献智慧和力量。先生晚年创作的似乎是属于纯基础研究的成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为科学认识今天的全国民族关系而服务的。我没有费先生那么大的志向，当然更没有费先生贯通古今中西的大师才学，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努力向大师学习却是必需的。梁漱溟先生晚年曾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这个世界会好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为科学地认识世界服务的，而科学认识世界的自然结果，就是推动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基础研究也就自然转化为应用研究了。因此，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为着让世界或者说是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而进行的，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

王俊：郭老师，我曾读过2003年5月17日《都市时报》记者陈鹏采访您的文章，您说“人类学家、民族研究工作者恐怕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职业了。我们可以不停地走，不停地‘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这种工作真是其乐无穷”！作为今天访谈的结束语，能给我们再简略地谈一下您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吗？

郭家骥：这段话是10多年前讲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现在一些城市里面长大的年轻的人类学、民族学博士、硕士，对田野调查有一种畏惧感，他们只看到了田野工作的“苦”，而没有或较少体会到田野工作的“乐”。的确，当你在田野中长时间不能洗澡、长时间没有荤腥、长时间孤独奋斗时，你会巴不得马上返回城市来享受现代文明。但是，当你在城市中按部就班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又会觉得城市生活太乏味太无聊而想尽快重返田野，这其实就是人类学家对田野工作有苦有乐，既讨厌又热爱的复杂体验。前几年，我在报纸上看到贾平凹说作家的工作堪称“神工”，亦即是神仙干的工作。作家一年到头只干三件事，一是采风，二是读书，三是写作，三件事都是既高雅又好玩的事，难道还不是神仙干的工作吗？我想，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专职研究人员不也是“神工”吗？一年到头的工作也就是调查、读书、写作三件事，而且还是政府发着工资养着你去干这三件事，难道还不是一个天下难找、世上难寻的神仙职业吗？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了。同人们，让我们且行且珍惜吧！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