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威谈碑帖收藏风气的古今断裂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2020-11-01 10:5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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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威(章静绘)

仲威(章静绘)

仲威先生长期致力于整理、研究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碑帖,所著《善本碑帖过眼录》(初编、续编)《碑帖鉴定概论》等专著,系统地总结了他在碑帖整理研究中的发现和成果。最近在上海图书馆推出的系列视频课程中,他更是首次开讲二十年来研究碑帖的心得。在此次访谈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当代碑帖收藏风气的种种看法。
您曾经谈到,关于碑帖收藏,古人与今人的观念之间存在着断裂,这个断裂在晚清民国时期体现得比较明显。想先请您详细谈谈这个话题。
仲威:我前两天还跟浙博、上博的几个朋友聊到这个问题。近年来,施蛰存先生收藏的碑帖整理出版了,李可染先生收藏的碑帖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开办过展览,陆维钊美术馆最近举行了陆氏后人捐赠陆维钊碑帖拓片的仪式,他们的碑帖拓片收藏数量成百上千,且大多是晚清民国时的整幅拓片,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批前辈名家的碑帖收藏的丰富。近日,又得知上世纪六十年代,陆维钊先生创建中国美院书法专业时,曾去全国各地采购图书资料,短短二十天里,购得碑帖拓片两千三百张,陆先生关注的是拓片的书法资料和参考作用。
眼下民间也有一大批碑帖爱好者,而且可以说是酷爱收藏碑帖的超级发烧友,大量搜集碑帖拓片,他们推崇“丰碑大碣”的展厅陈列效应。前段时间我在山东一个县里看到一家美术馆,整整几千平方米,墙上挂满了这类气势磅礴的碑帖拓片,我问他们:收藏这些碑帖花了多长时间?回答是四个月。可见民间碑帖收藏的热情是多么高涨,要成为一名碑帖收藏家,现在好像成了轻而易举的事。
类似的碑帖收藏情况,其实在上海图书馆和其他公藏机构也比比皆是。就拿我自己来说,在整理上海图书馆所藏二十五万件碑帖的过程中,我天天看到的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装裱过的整幅拓片,这类碑帖资料我已经看得太多了,几乎到了审美疲劳的地步。这种碑帖藏品留存情况,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古人的碑帖收藏理念呢?其实不然,古人传统的碑帖收藏路数,也就是清代乾嘉以后,特别是同光时期,那些碑帖收藏大家的收藏路数,主要重视三个方面:重汉魏,重唐碑,重宋帖。明拓汉碑、宋拓唐碑与法帖,才是传统碑帖收藏家的最爱;收藏质量才是他们的追求,而不是数量。
你提到了观念上的“断裂”,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书法审美观是受到康有为影响以后形成的,他觉得传统的东西都太保守了,应该予以全盘否定。在康有为鼓吹“碑学”以后,六朝的墓志、造像、残碑,这些古人眼中的“穷乡儿女书体”逐渐流行开来,登堂入室,碑帖收藏的风气为之一变,逐渐向民间普及开来。这种民间收藏热情的高涨,极大地推动了碑刻传拓与碑帖买卖。
从晚清、民国开始,碑帖收藏似乎只能收藏这些拓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以吴湖帆为代表的碑帖收藏家们,还是坚持着传统收藏理念。你去看吴湖帆的碑帖收藏,依然还是汉魏唐碑和宋代法帖,而且光从他对这些藏品的装帧上也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收藏理念的坚持与维护:凡是传世碑帖善本,都装裱成裱本、卷轴或手卷,好的裱本,必然是用古锦或楠木面板装潢而成。今天看来,那些未经装裱的拓片里是找不出什么善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这张拓片真的很好,乾嘉时期就已被人拿去装裱了,最晚在同光时也会装裱,不会只是一张简简单单的拓片。所以,有的公藏机构要我去鉴定碑帖,我要先问一下他们,裱本有多少?卷轴有多少?一听裱本和卷轴都没有,全是拓片,那我就说不用去看了,肯定都是晚清、民国以后的,不必再鉴定。因为,从装帧形式就已经能判断碑帖的文物价值了。
那么,为什么古人要装裱碑帖?因为碑帖是用来临摹的,不是用来展览的,体量巨大的汉碑唐碑拓片是无法在书房里观看临摹的,必须剪裁装裱成册,便于桌案上翻阅欣赏。古人墙上是不挂碑帖的,要挂就是书画,今人墙上挂满整幅墓志、墓碑,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样是展示,古人会拿出装裱精良的传世稀少善本裱册,今人拿出“丰碑大碣”,其实,陈列整幅拓片,反倒凸显了它的身价的低微和普通。古人呈现的是文物珍贵性,今人显摆的是书法艺术性。
当然,民间出现这种碑帖收藏风气,确实存在着客观原因,因为真正的善本碑帖,旧时在王公贵族家里,如今都集中在公藏机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同光以后的碑帖传拓数量,可以说是像“雪崩”一样剧增,无论是从上图还是其他公藏机构的馆藏,都可以看出这一情况。如果为整个金石碑帖的存世量画一张示意图的话,它不是“金字塔”,而是“埃菲尔铁塔”的形状,顶上的碑帖善本是很少的,越往下,也就是到了同光以后,传拓数量突然之间激增,此时碑帖拓片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收藏。明确这点,就能正确区分什么是文物、什么是资料。
这些晚清民国拓片,虽然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但是现在它依然不是文物,再过一百年,它也不会变为文物,可能连重要资料都称不上。传世的数量和珍稀程度,才是衡量文物的唯一标准。
您能结合具体例子,谈谈古人的收藏理念与今人的收藏理念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仲威: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和我们现在不同,古人在拓碑的时候是不拓碑额的,只拓碑身文字,传拓碑额是乾嘉以后流行的风气,更不拓碑额周边的螭首图案,也不玩汉画像石。对汉画像石,今人认为是了解汉代的图像资料,从美术角度来研究汉画像石,但是古人是不讲究碑刻图案的,古人只注重碑刻文字。早期比较有名的汉画像石,像陈介祺收藏的《君车画像》,还有《武氏祠画像》等,都是因为有汉代文字,如果没有文字,古人就认为没有文献收藏价值,早期的《武氏祠画像》只拓题榜文字而不拓画像图画,就清楚地交代了古人对碑帖收藏的好恶。《武氏祠画像》题榜

《武氏祠画像》题榜

《君车画像》

《君车画像》

现在全国各地的书法家都喜欢为画像石、画像砖题跋,既不问来历,也不问真假。事实上,古人对这些画像石还是很忌讳的,因为它们都出自墓葬。所以,古人收藏六朝墓志者,在乾嘉以前也很少,当然,出土数量也少得可怜,像《王居士砖塔铭》《崔敬邕墓志》《董美人墓志》等早期出土的墓志的早期拓本,后来都成了善本,因为原石都没有了,或者残损了。到了晚清、民国以后,墓志收藏才被广泛接受,甚至还有人把它们装成卷轴挂在家里,从这个角度来讲,收藏的理念是放开了,收藏标准也更宽泛了。收藏品种的拓宽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主要还是因为传世善本太稀缺了,而且都集中在沈树镛、吴大澂、端方这些收藏大家手上,普通老百姓只能玩玩新拓片。《王居士砖塔铭》

《王居士砖塔铭》

《崔敬邕墓志》

《崔敬邕墓志》

《董美人墓志》

《董美人墓志》

又比如说,现在很流行全形拓。全形拓是在乾嘉以后出现的金石拓片新样式,当时只是在小范围传播。收藏青铜器的藏家,收藏格调一般都比较高,因为他们收藏的器物,文物价值都非常珍贵,轻易不会让人家传拓,不像露天野外的碑刻,为了出售拓片,想怎么拓就可以怎么拓,藏这些青铜器的人并不差钱,不可能随随便便给你弄一张拓片。旧时传拓青铜器,也仅仅是传拓铭文,而非全形,古人关注点依然还是文字。所以,一直要到晚清,在潘祖荫、陈介祺、端方等人的带动下,传拓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和十钟等等全形拓片才开始流行,变成一种新的拓片收藏门类。全形拓虽然逐渐流行开来,但依然是铭文的附庸,铭文是主角,全形是配角。今人正好相反,只关注全形拓的审美价值,忽视铭文的文物价值。毛公鼎全形拓

毛公鼎全形拓

其实,全形拓的价值,受到青铜器本身文物价值的制约,在文物价值高的青铜器上传拓的铭文和全形才有收藏价值,与全形拓的传拓摹画精粗关系不大。我的观点是,一张从珍贵文物青铜器上传拓出的劣本,哪怕是外行传拓,日后依然可能成为文物,因为它与国宝亲密“接触”过,传拓数量稀少。一张从潘家园地摊青铜器上传拓的精本,哪怕再惟妙惟肖,也是一张画纸,永远不会成为文物。
再举一个例子。六舟和尚现在很火,他的《雁足灯图》成了全形拓的一个标志性收藏品,数量也比较多,我已经看到好几件了。实际上,这个方面的研究我觉得是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了。怎么讲呢?清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间,徽州著名收藏家程洪溥(木庵)曾多次相邀六舟前往新安述古堂,传拓商周青铜彝器千余件以及宋元明三朝古墨二千多品,金石僧六舟自此声名远扬。六舟传拓的一千多件商周青铜器,现在留存的很少,我们上海图书馆只有几件,在故宫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也只有几件,说明程洪溥是严格管控传拓数量的。但是,《雁足灯》并非商周器物,只是一件汉器,在程洪溥眼里可能就是最平常的藏品,所以就交给六舟,让他随便玩,才有了六舟剔出铭文和传拓分赠好友的故事。如果我们穿越时空,回到程木庵的时代,告诉他今天六舟如何受到重视,他说不定要哈哈大笑。古人与今人的收藏与欣赏的观念,已经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雁足灯图》

《雁足灯图》

我十五年前觉得全形拓绝掉了,再没人会拓,事实上,人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只要能卖钱,全形拓不会绝,现在越来越红火,更有新拓新画泛滥之势。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古典文学、古文字研究者的收入都很可观,国家经费拨得也多,马上就能够迎来一个新的研究高潮,传统文化并不会消亡。
所以,在时代新旧交替的时候,整个收藏理念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产生许多的矛盾,情况很复杂。如果能穿越时空,今人认为好的东西,古人说不定都嗤之以鼻。现在碑帖收藏活跃的几个省,如山东、河南、陕西等,在我看来,就是“农家乐”,正确的收藏理念无法推广普及开来,碑帖“扶贫”工作相当艰巨。当然,善本确实也难得,拍卖价格也很高,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收藏价值观,什么东西放一百年还是资料,什么东西放一百年会是文物,明白了这一点,就是未来的收藏家。碑帖收藏受制于资金是一个原因,受制于见识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原因。以前翁方纲、潘祖荫、刘喜海这些藏家,几十年前才出土的拓片同样也收藏、题跋,他们有他们的眼光,后来证明这些东西确实成了善本。古旧与否不是关键因素,存世多少才是关键。
当然,越是书法精品,传拓越多;传拓越多,就越失去收藏价值。这是一对无法调解的矛盾。有些东西以后连重要资料都还称不上,因为存世的数量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多宝塔碑》的书法是很好的,清末民初的传世数量很多,一位山东朋友收藏了不少,斋号“百宝堂”,我觉得这种收藏意思不大,多是普品资料。但是,1923年出土的《三体石经》只拓了十三张,张张都是国宝善本。再比如说,宋拓本《集王圣教序》传世数量有数十件之多,清代出土的《崔敬邕墓志》传世只有六件,它们都同样珍贵,所以,碑帖收藏和古籍版本还是有点区别的,稀缺性还是一个主要的价值判断因素。
当代的这种碑帖收藏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而兴起的?
仲威:从传统金石文化淡出文人生活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收藏各种各样的残石的人也很多,哪怕造像、墓志的一块残石,也玩得津津有味。收藏残石是有先例和传统的,收藏残石的清代学者也不少,前人主要收集汉魏六朝石经和汉碑的残石。因为,金石学的初衷就是证经补史,彼时的石刻残石拓片多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是,一块无名的六朝造像或者墓志残石,于经于史都没有帮助,文献价值几乎为零,虽然也是古物,以前的金石家是不会去收藏的。再比如收藏汉砖,一藏就是一屋子,实际上,清代收藏家里最有地位的,像潘祖荫等一流金石藏家都是收藏钟鼎,是玩青铜器的,下一档的收藏家玩善本古籍和善本碑拓,再下一档是玩书画的,最次,才玩砖瓦、残石、钱币和杂件。到了晚清民国,这些遗老善本和书画都玩不起了,不得已才开始把玩各种各样的小玩意——金石小品拓片,例如雁足灯、金石残件、瓦当、砚台等等拓片,然后大家都在边上题跋,属于苦中作乐的收藏样式。
按照您的标准,您认为大家应该如何收藏碑帖呢?
仲威:我现在的标准就是看文物价值,也就是看稀缺性。我是不谈碑帖的书法价值的,拿印刷品也可以欣赏书法价值。我一直对收藏的朋友说,买资料越便宜越好,哪怕复印也可以,收藏一定是越贵越好,你现在买的这些东西以后成了文物,作为收藏者,你能藏个三五件绝世精品就是收藏大家了。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和民间收藏家有“阶级仇恨”。这我是不同意的,这里没有“阶级仇恨”,只有“不忘初心”。北京的孟宪钧先生是文物出版社的编辑,他就是工薪阶层,收藏了很多碑帖善本。他的收藏理念就是我前面讲的,收藏汉魏名品,讲究版本,还要注重名家题跋。又如日本的伊藤滋先生也是工薪阶层,一名普通的高中教师,照样拥有众多善本。并不是说一定要花很多钱才能去实现我讲的理念。
当然,我也不是一味地让大家追求善本,收藏本身是多元的,现在有的朋友专门收藏宋代的碑刻,还有些人专门收藏篆书碑刻和各种碑额,山东已经有朋友开始收藏陈介祺旧藏金石碑帖,然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专题。这些都是不错的,形成自己独特的收藏价值评判体系也未尝不可。
在您看来,当代有哪些收藏家的收藏理念是值得推崇的?
仲威:我想举陈郁先生为例。他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无论是从他的本专业角度、学术研究角度,还是碑帖收藏角度来讲,都是值得推崇的代表。《崔敬邕碑》《麓山寺碑》等等许多存世精品都归他所有。陈郁先生收藏不忘研究,研究不忘著述,还开拓了碑帖版本研究的新领域。他是一个读书狂,家里就像图书馆一样,堆满了书,他现在热衷于从各种历史文献去搜寻碑帖的传拓时间和珍稀程度。最近,他又在研究刘喜海,准备编撰刘喜海学术活动的年谱,查阅各种清人文集、方志、年谱资料,遍访了刘喜海当年朋友圈的相关文献资料,顺便把不少碑帖出土和传拓的确切时间弄清楚了,做到了明明白白收藏碑帖,研究的快乐胜于收藏的快乐。以前的研究,像《校碑随笔》,实际上已经做到尽头了,陈郁这种研究是以后碑帖版本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他是一位值得推崇的,也是幸福的碑帖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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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沈关哲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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