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开本即王道——小开文化在中国（上）

一

在长达五千年（一说为六千年）的书籍发达史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如纸的发明、活版印刷的出现、古腾堡印刷术问世等。但人们一般只着眼于物理硬件，目光轻易越过那些软件，而软件往往更重要，如印刷物的尺幅问题。

浏览卷本的人们（古埃及雕塑，三世纪）

读书人和制书业者对印刷物的尺幅，即书籍开本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中国古书从卷轴制向册页制的发展，东洋和本从美浓版系向半纸版系的过渡，均是这种文化探求的中间形态。在欧洲，近代以降，印刷所和制书匠深受“魔法数字”的诱惑。所谓魔法数字，是一些数学常数，用来规范印刷品的尺寸。其中最尊贵者，就是1×1.618的所谓“黄金比例”。如著名的《古滕堡圣经》的开本，其长度即为宽度的1.618倍。德国信天翁出版社（Albatross Verlag）的平装书和英国企鹅版经典橘色条带平装书，也按照这个比例裁切书页。

德语《圣经》（1535）

现代的造纸厂和印刷所，多采用另一个同样实用的魔法数字，即毕达哥拉斯常数：2的平方根（√2），约等于1.414。由头是1786年，德国物理学家乔治·利希滕贝格（George Lichtenberg）给朋友的一封信。在信中，利希滕贝格告诉友人，一张纸的长边若是短边的1.414倍，只要以平行于短边的方式将其裁切，或对折成半，形成的纸张将与原纸维持相同的比例。只需重复这个步骤，便能做出越来越小的纸张，且毫无浪费。这个发现，改写了现代出版业。长宽比例为1：1.414的矩形，成为出版物开本的模板，日本出版业界，称之为“黄金矩形”或“√2矩形”。今天我们无比熟悉的A3、A4等A系列纸张，及主流的出版物开本，均源于此。

书的文化史告诉我们，现代书籍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时期，“唯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发挥聪明才智的结果。他们既有逐利的本能，也有一定的艺术文化诉求，会在平衡书籍的实用和美学功能的前提下，计算投入与产出，逐步形成了对印张尺寸的规范，从而奠定了现代制本装订业的基础。古腾堡的铅合金活字在德国美因茨问世四十年之后，一位名叫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的威尼斯出版商，印制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集。那本书很小，长约6英寸（15.2公分），宽为4.5英寸（11.4公分）。在序言中，阿尔杜斯称诗集为“手册”（enchiridion/handbook），在为新书所做的硬广中，他称这类书籍为“可携带书籍”（libri portatiles/portable books）。这是史上最早的八开本书籍，用18英寸（45.7公分）×12英寸（30.4公分）规格的印张印制。阿尔杜斯版八开本维吉尔诗集开启了便携书籍的时代，其基本规格沿用至今。无论是从制本装订的经济性出发，还是着眼于作为知识载体的图书的美学标准，对出版商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开本即王道。这种被泛着油墨味儿的纸张熏陶出来的印刷传统气场之大，对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着“未来”的去纸化阅读，仍不失规训的力量：据说，两种世界通用的主要电子阅读器——Kindle和iPad mini的尺寸设计，都参考了阿尔杜斯版古书。

二

多年前，我在一篇关于东瀛书业和出版文化的文字中曾写道：“本人作为一介读书人和藏书者，近二十年来，眼瞅着中国本土图书的开本越做越大，异形本渐增，乃至在居大不易的京城不得不为藏书空间而犯愁。后来，待我进入某家出版社短暂工作后才明白，从编辑到读者，似乎有种默契的‘共识’：凡畅销书，必大开本。如此出版文化真害人不浅，杀空间，资源浪费，低环保，对书价造成直接影响，酿成恶性循环。”（见《漫话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一文，收入拙著《东京文艺散策》，台湾远景出版公司2018年1月版，212页）可从近两三年来看，情况似乎正在起变化：虽然大开本仍未见少，小开本却显著增加，且日益定型化。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断：中国出版业即将迎来一个小开时代。

对本土出版业来说，小开本并非全新事物。民国时代，受大正期到昭和初期日本出版文化的影响，曾掀起过一次小开本热。著名者，如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的“万有文库”，森罗万有，开启民智，旨在“以极低的代价”得到“人人当读之书”。从1929年起，积八年之功，共推出二辑一千七百余种袖珍书，计四千册，成为中外出版史上的壮举。毋庸讳言，王云五的尝试，既是文化事业，也有那个时代资本游戏的一面。与之相比，小本经营者，如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曾出版过一套袖珍本文丛“现代散文新集”，由靳以主编，包括巴金、芦焚、严文井、臧克家等人的作品，共十二种。 

1949年之后，到“改开”之前，出版种类不多，形式比较单一，且开本，包括精简的装帧规格，均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变化极少，作为出版文化而论，话语空间其实有限。但在清一色的“普罗”范儿出版物中，仍有一些气质比较文艺的小开本，显得卓尔不群。不过，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小开本，其实是小三十二开，还不是后来的口袋本。典型者，如“文革”时期海量印刷的鲁迅著作单行本（小白本）。检点书房，硬是翻出几种那个时代出的小书，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

《西洋哲学史简编》，[苏]薛格洛夫主编，王子野译，新中国书局发行，1948年8月大连初版，1949年4月长春再版；屠格涅夫著、巴金译《蒲宁与巴布林》，是“新译文丛刊”之一种，上海平明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印了三千册；1953年3月再版，增印至六千册，笔者所藏是二刷；同样为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的乔治·桑《魔沼》（罗玉君译），卷首有作者画像，内文中有E. Rudaux所作的铜版画插绘，颇珍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曹雪芹的故事》（吴恩裕著），是被家慈读破的一本小书，书里还夹着她用绘图笔精心绘制的“荣国府院宇示意图”；《想起了国歌》，是姚文元的杂感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7月版；《海猎》是朱良仪描写海军生活的小说集，“萌芽丛书”之一种，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5年9月版，且是插图版。透过这五种，或许能一窥那个坚硬时代小开文化之一斑，不用说，肯定是“非主流”。

从1949年到“改开”之前，出版的几种小开本

三

“改开”时代，特别是前期，即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百花齐放”，直听到双耳生茧。究竟算不算真正的“百花齐放”，见仁见智，历史自有公论，但倘若单就作为思想文化内容载体的图书的开本来说，那绝对称得上是“百花齐放”了，甚至“百花”都不一定打得住。

回过头来看，改开初中期，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随着国产印刷技术和纸张品质的提升，本土出版物开本进入战国时代，感觉每家社的每一套丛书，都会创造一种新开本，自由到任性。一些名声赫赫的装帧大家，对异型本的痴迷，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个时期的书，插在书架上，真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最难收纳。不过，在那种“野蛮生长”式的丛林乱象中，还是能隐约发现“一溪清流淙淙过”般的景致，那就是小开本。虽然一点都不“高大上”，摆在书店的新书台上，完全不打眼，可它却始终不断，且途中不时有支流汇入，遂由“淙淙”而“汩汩”。

尽管这种小开本在改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作为一种出版文化，应该说其本身就是改开的产物。我最早对小开文化的关注，始于诗集。改开的头两年，社会虽已转舵，但文化还没跟上，内容生产明显滞后。最初的产品，多停留在对上一个时代的清算，或是以再版的形式，重印有革命背景的普罗诗人的作品，开本也以小三十二开为主，但装帧设计已开始呈现不同的面孔。如《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田间的《给战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月初版，1978年9月第二版），冯雪峰《雪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艾青《彩色的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等。

“改开”初期的小开本诗集

进入八十年代，内容生产开始提速，范围逐步扩大。就诗歌来说，出版对象从革命诗人，过渡到小资诗人，外国诗人也进入视野，但当代本土诗人还很少，朦胧诗等现代主义诗歌，则要再等上几年。诗集的开本则从大小三十二开，到口袋本，该有的都有了，生态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时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的《徐志摩诗集》《戴望舒诗集》（均为1981年1月初版）和《闻一多诗集》（1984年7月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初版的《九叶集》（1981年7月初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白色花：二十人集》（1981年8月初版），及何其芳的《预言》（1982年12月版），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特别是《九叶集》的扉二页上，由八位诗人联署、纪念九叶中最早凋谢的一叶穆旦的一段话，暴露了伤痕期犹未弥合的创伤：

在编纂本籍时，我们深深怀念当年的战友、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幸于1977年2月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谨以此书表示对他的衷心悼念。

《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与《八叶集》（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

与此同时，一大波外国诗人——从莎士比亚到泰戈尔，从惠特曼到聂鲁达，从歌德、席勒、海涅，到拜伦、雪莱、济慈，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跨越时空，成群结队而来。这个时期的口袋本诗集，有《中国现代抒情短诗100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版），《法国近代名家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叶赛宁诗选》（漓江出版社，1983年6月版）等。最是由巫宁坤作序的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深绿色封皮，普希金标志性的翘鼻子速写侧像，白色的俄语手写体签名，美到不行。然而，如此美本，居然被我给弄丢了。耿耿于怀好多年，直到前两年，才从一位书人朋友处再度入手了一套，吾心甚慰。

巫宁坤作序、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

说到改开初期的小开本诗集，不能不提《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的素白口袋本，外加一册小黄皮书——诗话《青年诗人谈诗》。诗集和诗话的扉页上，都印着“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字样，诗集的后勒口上还打出了“未名湖丛书”编委会的班底。实际的主编是老木（刘卫国），后来好像去了法国。谁承想，一部从内容到开本、装设，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且对后来的出版物发生过不小辐射的朦胧诗集，竟然是地下出版物（所谓“内部交流”版）。不过，说是“地下”，当时却是公开发售的，且销量相当可观。1986年4月，我从北大三角地的板车书摊上，买过两套。其中一套，送了朋友。在我看来，这部诗集起到了为朦胧诗彻底正名的作用，谢冕先生在为诗集所写的序文《新诗潮的检阅》结尾处的话，带有结论的性质：“新诗现阶段的探索不仅是开拓性的，而且用它的日趋成熟而证明是充满希望的。”

北大五四文学社编《新诗潮诗集》（上·下）和《青年诗人谈诗》

果然，从那以后，朦胧诗人迅速浮出水面，结束了“民刊”和“地下本”状态，坦坦走向了“正刊”和“地上本”，一时间，坊间冒出了无数种朦胧诗集。而《新诗潮诗集》，则成了当然的摹本。后来入手的诗集，自然也不乏大小三十二开本，但只要是口袋本，基本都是“新诗潮”版的拷贝，如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版），非马编《台湾现代诗四十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海子的《土地》和骆一禾《世界的血》（二者均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及柏桦诗集《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等等，不一而足。

八九十年代，是丛书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丛书的规模相比，今天所有的丛书都是小打小闹。从几度“文化热”，到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如果真究其幕后黑手的话，可以看到，基本是几套丛书（或译丛）惹的祸。而那几套丛书大流行的一个副产品，是小开文化的做大。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单看编委会的阵容，就知道动静有多大。在每种书序言前面的《编者献词》中，引用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序言中的话，希望读者诸君“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那种炙热的理想主义，只属于八十年代，在那之前没有过，之后亦不复见。那套书确实对我个人产生过影响，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有些段落至今能背诵。总共出过多少种，我不大清楚，现藏九种，买过的应该更多。素白小本，黑体字书名，格调与“新诗潮”近似，但更富于设计感。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有一帧长条画，也是黑白的，抽象风格，应该是戴士和的作品。因了这套书的设计，我也开始关注艺术家戴士和。

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1983）

当时，国中小开文化，方兴未艾，有实力、且自恃“有文化”的出版社，纷纷试水。但大多浅尝辄止，不成规模，无疾而终。碍于篇幅，单本书暂不列入论述对象，我们只对具有丛书性质的小开系列出版物，略作评点，以期梳理出一条文化发展的脉络。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美国史话”丛书，计六种，包括《美国建国史话》《美国扩张与发展史话》《美国社会史话》《美国科学技术史话》《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和《美国文学艺术史话》。系从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引进的版权，装帧素朴淡雅，每本以不同颜色的封面区分，并无一般人民系的呆板气。翻译精良，且书后均附有中英文的“人名译名对照表”，通俗而不失学术品质。

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美国史话”丛书，计六种（1984）

差不多同一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百花洲文库”。好像出过两辑，每一辑有十种书目，题材庞杂，既有楼适夷、俞平伯、郁达夫等民国作家散文，也有外国文学和诗歌。我曾买过一本冯亦代译的《第五纵队及其他》，是由海明威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剧本《第五纵队》和五个短篇组成。扉页上用钢笔写着“1984年4月27日，于甘家口新华书店”。目录页下方的空白处，还题了一首我读后写的短诗，幼稚得可笑，重读一遍，尴尬癌都要犯了。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有几套小开本值得一提：一是作家出版社的“四季文丛”，一套作家随笔集。这套作为丛书，比较松散，扉页、勒口或封底并没有注明相关信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其实是难达标的。据我所知，应该出了四种，分别为汪曾祺的《蒲桥集》、贾平凹的《报散集》、姜德明的《王府井小集》和张承志的《绿风土》，我收了前三种。素无记书帐习惯的我，惟那个时期，买书时会在扉页上签名，所以知道三本分别购于和平里书亭和海淀图书城。这套书除了选文比较精当（体现了作家社的专业标准）之外，最大特点是质朴大方，没什么花里胡哨花的元素：封面近乎素白，书脊设计很鲜明，即使竖插在书架中，也不至于看漏。用纸虽不高级，但在那个时代也并不寒碜。

作家出版社“四季文丛”（1988-1992）

1992年初，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名人之侣回忆丛书”，全四种，分别为《我与萧乾》（文洁若）、《我与郁达夫》（王映霞）、《我与萧军》（王德芬）和《我与蒋光慈》（吴似鸿），我同样收了前三本。我买这套，纯属资料需求，其实并不喜欢。首先，丛书名的所谓“名人之侣”，就显得很轻佻，且不说文洁若、王映霞等，本身也是名人。特别是文（洁若），其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并不下于夫君。其次，装帧设计过于花哨，格调不高，甚至把文本的价值给坠低了，而有品的装设原本是可以提升文本价值的，正如所谓椟与珠的关系一样。

1994年，海南出版社高调推出了一套“人人袖珍文库”。大胆采用四十八开本规格（16.6×9.1公分），比日本文库本还要窄不少，是口袋本中的口袋本。在文库的“缘起”中，策划者开宗明义：“文库的选目贯彻‘双百’方针，不限类，不限时，不限地，不限人，只限一条：一定要有全人类文化积累价值，不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父亲读过儿子还会要读的书……总之，为了人人，是‘人人袖珍文库’的唯一宗旨。”看得出来，这套由资深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参与主持的大型文库策划，启蒙色彩相当浓厚，第一辑中，就囊括了从唐诗宋词元曲、三国、红楼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马基雅维里《君王论》、戴季陶《日本论》和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十八种书目，无视边界，踏破藩篱，透着中外古今，一网尽扫的野心。可遗憾的是，作为小开本，印装品质确实不高，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印象中好像连第一辑都未出完就挂掉了。说明改开初期的读者，虽则选项有限，可也并不是给喂什么，就照嚼不误的。

海南出版社“人人袖珍文库”（1994）

那个时代小开文化的集大成者，当首推“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简称“F. 20丛书”）。这套由柳鸣九先生主导的大型文学译丛，1985开始筹划，翌年秋天正式启动，共分十辑，每辑七种（“取人类生息劳作一周为七日之意，亦有‘七星’之喻”），在封底上打出当辑的书目。我手头第一辑的第一种，是莫洛亚《栗树下的晚餐》，孙传才、罗新璋译；第二种是加缪的《正义者》，李玉民译，二者均为1986年9月，一版一刷；前者起印一万三千五百册，后者印一万七千两百册，那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出版有分工，前五辑为漓江出版社，后五辑为安徽文艺出版社。七十种书，计七十一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分上下两册），历时十四年，到1999年才划上休止符——用总策划柳鸣九的话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基本上每一种前面都有柳鸣九的译本序，或那一辑的总序，既有研究性，亦具有导读的性质。整套丛书仅柳序部分，便有约五十万字，后结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花城版）和《凯旋门前的桐叶》（三联版）两本书，“基本上表达了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看法与见解”（柳鸣九语）。可以说，从选目的专业性到超精英的译者团队，从编辑水准到装帧设计，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如此大规模的对法国当代文学的系统译介，几为1949年以来所仅见，至今也未见诸其他国别研究。

柳鸣九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简称“F. 20丛书”，1985-1999）

这套丛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即使单就装设来说，也堪称是一次小开文化的全面养成，对这种风格清新的出版形态的落地生根，及进一步的标准化、精致化，功莫大焉。以至于丛书尚在出版过程之中，便成为业界争相克隆的对象。如花城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至少出过两辑，每辑二十种。如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七星文丛”，有郭宏安的《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叶渭渠的《樱园拾叶》和柳鸣九的《米拉波桥下的流水》（三种均为2001年1月版）等，包括丛书名的“七星”在内，应该也是源于“F. 20丛书”的灵感。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丛书，有四种，我收了其中的三种，分别为：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柳鸣九的《巴黎名士印象记》和吴岳添的《世纪末的巴黎文化》（三种均为1997年12月版）。

如此，“F. 20丛书”跨越了八十年代中叶到整个九十年代，中间经历了出版业的“大挫折”（指1992年7月30日，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但最终，却成了草创期小开文化的一次成功彩排。不过，在小开文化做大的动力中，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力量。

四

观察本土小开文化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有不同的标准和维度。其中，出版社和出版家，绝对是两个绕不开的视角。而在某些特定时期，这两个视角可能会高度重合，像是宣纸上两团彼此交融的墨块，随着墨迹的洇开，会变得边界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我们谈到岩波书店便离不开岩波茂雄，谈巴黎的午夜出版社便不能不说到热罗姆·兰东一样。

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出版社是哪一家？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话，我们随便会联想到人民文学、理想国、世纪文景、读库等出版机构，一只手的手指未必数得过来。可在改开初期的八十年代，答案几乎是唯一的：三联书店。是的，三联才是与文青、小资的想象最接轨的、知识文化的生产据点，且前店后厂，门槛低，不端着。“生活·读书·新知”的出版理念，包括它的Logo，不要说在当年，搁四十年后的今天，不，哪怕再过四十年，都不会有半点落伍感。只要生活之水还在流淌，读书的日课便会持续，新知会分分钟哺育我们。

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是靠几套丛书撬动的。其中最著名者，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确切说来，那并不是单一的丛书，而是一套学术“组合拳”：包括思想文化集刊《文化：中国与世界》，现代经典汉译“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及用短小洗练的篇幅介绍西方人文社科前沿成果的“新知文库”。前二者为通常的三十二开本，而“新知文库”则是小开出版物（2006年开始，新知文库推出新版，注重科学人文，称新版新知文库，以区别于旧版新知文库，则是另外的系列）。文库从1986年起陆续付梓，截至1998年，共推出八十三种，是改开初中期思想资源的重要矿脉。与“F. 20丛书”一样，重视选本和翻译，是这套文库的品质保障：如［日］鹿野政直著《福泽谕吉》（卞崇道译，1987年1月版），［法］加缪著《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1987年3月版），［英］詹姆斯·里德著《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1989年5月版）和［德］梅尼克著《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1991年7月版）等，均是我早年迷恋不已、一读再读者，无论原著和翻译，都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另一种我当时错过，多年后才从旧书店入手的名著、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1995年6月版），责任编辑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许医农先生。

三联书店“新知文库”（1986-1998）

内容如此，装帧更是有品，珠椟相宜，自不待言。文库按不同的辑次，封面分成几种颜色。书脊的设计别具匠心，除了通常的书名、作者之外，还直观地体现出文库名、序号等要素，颇得日本新书（此新书非指新近出版物，而是日版书的一种独特的开本，相当于四十二开）文化之精髓。

提到三联书店，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读书》杂志。我识《读书》可谓早矣，最初是家母的兴趣，后传染给了我。我一期不落地购买《读书》，是从1987年开始。人在海外的岁月，让家人代买，近四五年则是受赠。因此，我比较熟悉《读书》志上的内容。坐拥如此得天独厚的作者“富矿”，三联怎么会不经营？何况范（用）公以降，沈（昌文）公和董秀玉两任老总，都是非常善于经营的出版家。于是，我们才得见国版中的“白娘子”——三联小白本。

小白本其实是由两种版本构成，但两种均为同样开本，封面、封底是白色布纹纸，往往被归成一类。其一是叙事文本，如陈白尘的《寂寞的童年》（1985年11月版），金克木的《天竺旧事》（1986年7月版），杨绛的《干校六记》（1981年7月版）和《将饮茶》（1987年5月版）等；其二是书评随笔，书脊上均印有“读书文丛”字样。前者封面是一帧黑白植物小绘，后者则是单色印的手稿，或中文或英文，钢笔字，带着稿纸格式。我个人更钟情第二种小白本。但同样是对第二种，也并非“从一而终”，而是从起初的思想文化随笔，如朱虹的《英美文化散论》（1984年5月版），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1985年11月版），赵一凡的《美国文化批评集》（1994年6月版）和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1994年9月版），渐次“移情”到了后期的书评书话，如董鼎山的《天下真小》（1984年5月版），黄裳的《珠还记幸》（1985年5月版），姜德明的《书味集》（1986年7月版）及陈原的《人和书》（1988年12月版），等等。小白本共出了多少册，也不大清楚，但我藏有不下二十五种。

三联小白本——“读书文丛”（1981-1994）

可不知为什么，三联随后竟“遗弃”了白娘子——尽管“读书文丛”仍在出，后面辑次的开本也照旧，可装帧风格却为之一变。这样一来，我收的就比较少了，大概后几辑加起来，也就收了十种上下。不过，三联作为国版小开文化的开风气之先者，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小开本，其实是在变换打法。我个人倾向于把后来的“三联精选”文库，看作是“读书文丛”的余脉。关于这套书的出笼背景，后来任《读书》总编的郑勇在纪念范公的文章中写道：

时间长了，终于明白为什么读者那么尊敬他，读者那么喜欢他，只是因为他的心中时刻装着读者，眼前始终立着作者。说起书越来越厚，越来越重，越来越贵，自绝于读者，他拿出“人人丛书”和“岩波文库”，说就该做这种口袋本。按照这种思路，我推动、策划、组织出版“三联精选”文库，1999年开始陆续推出四五十种，小三十二开，不到十元。都是大家小书，唐弢、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的，不少是范先生做过的书。（见《书痴范用》，吴禾编，三联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168-169页）

说是小三十二开，其实比一般的小三十二开要小一圈，大致与辽教版的“新时期万有文库”相当，且都是无勒口普通平装本，便携而易读。因多系公版，定价良心至极。而荦荦大者，是选本选文之精粹，对得起“精选”的文库名。文库从1999年陆续出到2002年，随出随绝版。我因彼时基本不在国内而错过了大半，只收了十一种，坐下了心中的一大遗恨。这套书是我至今仍会时而翻阅的读品，如《北京城杂忆》（萧乾著，1999年11月初版）、《书带集》（陈从周著，2002年7月初版）、《晚翠文谈新编》（汪曾祺著，2002年7月初版）、《龙坡杂文》（台静农著，2002年12月初版）等，都是可当“文章读本”读、且无“赏味期限”的隽永之作。

那个时代的三联，旗下三家公司——三联总社（北京）、上海三联和香港三联，出版物的风格很接近。所谓“三联系”，在书业的丛林中，有很强的辨识度。如“新知文库”问世后，上海三联也曾推出过一套小开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从选题内容，到装帧设计，都很洗练。大约出过两辑，每辑十种，封面分别为蓝和红，但我只收了七种。

值得一提的，是港三联版小开本。内地读者多以为，既然是香港的出版机构，尺度一定与京沪迥异。后来我自己在港三联出过书之后才知道，其实与内地也并没有太大“温差”。不过，虽说如此，诸如繁体竖排、图版的清晰，包括一些设计上较比洋范儿的细节，到底对大陆读者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一些港三联版书长年摆放在三联书店地下一层三联版书的区位，因比陆版略贵，少有人问津。那些年，有一搭无一搭的，我收了不少港版现代作家回忆录（“回忆与随想文丛”或“读者良友文库”）和诗集（“中国历代诗人选集”），多为横排版小开本。如徐铸成的《炸弹与水果》（1981年5月初版），柯灵的《长相思》（1981年12月初版），萧乾的《负笈剑桥》（1986年12月初版）；如《黄遵宪诗选》（1987年7月初版）和《吴梅村诗选》（1987年4月初版）等。如上文中提到的江苏人民版《九叶集》之后，港三联曾出过一本《八叶集》（1984年11月初版），收录了九位诗人中的八位，1949年之后的创作，其中有的人一直写到了八十年代。九叶中的杭约赫（曹辛之），因“新中国成立后，专心于美术装帧设计，很少写诗”的缘故，故只撷“八叶”——“这也许是时代的安排吧”（《八叶集》作序者木令耆语）。

当然，不惟港三联版，也不仅是三联陆版的小开丛书，改开初期，三联打造的一些非丛书类单册小开本，选题之佳、装设之美、趣味之正，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常常令人产生某种“时代错误”般的错愕感。错愕在于：为什么彼时，竟然能做出如此美本？又为什么到后来，条件日渐优越，令人怦然心动的小开佳本却反而难觅芳踪了呢？

如《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1984年5月版），是曾在柯灵主持的老《万象》杂志上连载过的长篇掌故，原题为《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爱俪园的称谓，今已鲜为人知，即旧上海的哈同花园。沧海桑田，花园早已不再，后变成上海工业展览馆，又改称上海展览中心，现在是一年一度上海书展的展场。作者李恩绩的父亲，曾是爱俪园的一名画师。李自小聪慧过人，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长于丹青，精于词章和文字学，甚至通甲骨文。但一生困顿潦倒，继承父业后，主要工作是在园内写字、作画。但他的作品虽然广为流传，姓氏却几乎不为人知，只是爱俪园总管姬觉弥的捉刀人。姬氏不仅权倾一时，踌躇满志，还以书画家的身份厕身艺坛，附庸风雅……柯灵的序文《爱俪园的噩梦》曾在《读书》上发表，激起过好大的涟漪。《梦影录》写爱俪园，却并不囿于爱俪园，而是一部关于殖民地老上海的“里面史”（柯灵语）。

笔者爱读的两种三联版平装小书：《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1984年5月版）和《香港，香港……》（柳苏著，1986年12月初版）

另一本三联早年推出的小开本话题之作，是《香港，香港……》（1986年12月初版，1992年3月二刷）。作者柳苏是化名，本尊是香港名报人罗孚，即那位当年以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点燃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董桥热”的始作俑者。1984年夏天，因某种原因滞留北京的罗报人和夫人去三联书店访编辑“四姑娘”（周健强），邂逅范用公，被留午饭。席间，范公“悍然”约稿，“让作文谈香港”。于是，文章一篇篇炮制，写出一篇来，便先由四姑娘拿到《读书》上发表，“既可以多得一笔稿费，也可以为这本小书做宣传”。范用还建议约香港画家欧阳乃沾绘插画，那画风，酷似贺友直。成书阶段，范公再次技痒，亲自设计封面，笔名“叶雨”（大约是“业余”之谦）。后罗在回忆录中回忆：

……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八五年秋天才写完，书出来时已是八七年春天了。这时已经有了“九七”问题，香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内地到香港来的人也更多了。这本小书也就因缘际会，多了些读者。

别人告诉我，有些单位派人到香港，不管短期还是长期，先发这本小书，让他们初步对香港有一个认识，不致到香港来时一无所知。果然也有人认为有用，我的一位新知就告诉过我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秘密。

朋友还是第一次出差到香港，他和别人接触时，谈到一些事情，居然像是已经知情的人士，并不陌生，有人问他是何道理，他笑着说，因为看过《香港，香港……》，心里有数。（见罗孚著《北京十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3月初版，79-80页）

说到罗孚，不能不提到另一件事。兹事体大，事关国中——特别是三联版小开文化之隆盛。范（用）老板之后，三联书店由沈公掌舵，自然少不了与这位客居京城的香江文化名人发生关系。他在《书商的旧梦》中写道：

柳苏先生还乐于助人。知道我对金庸小说有兴趣，专门写一介绍信，让我于一九九八年一月去见作者，洽谈出书。我同金庸先生谈得很愉快。可惜的是，我不久退出出版舞台，没时间在任内办成此事，但金作后来在我们三联书店终于出了，并且着实热闹了一阵，以致人们戏说，这家出版社的经济来源全来自“吃菜”（蔡志忠）和“拾金”（金庸）。（见沈昌文著《书商的旧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初版，18-19页）

金著之最终落地三联，应该是沈公的后任董秀玉老板的统战成果，但最初的作筏者正是罗孚。1994年，三联推出《金庸作品集》，共十二种三十六册，平装本全套定价六百八十八元，从此打开了金著在内地的市场，基本终结了盗版金庸。我至今犹记得在三联书店，金庸热销的盛况，不过，那与本文的主旨无关。我要说的是，1999年4月，三联在老平装三十二开本的基础上，推出了《金庸作品集》小开本（即所谓口袋本金庸），同样是全套十二种三十六册。装帧既古色古香，又透着三联范儿。开本比《香港，香港……》还略小一圈，与我最爱的岩波新书是同等规格。我其实不是金庸粉，也不读金著，但也收了一套镇宅。以金庸的市场效力，对普及口袋本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至此，三联从改开初期起，积二十年之功，孜孜矻矻，一路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的小开文化，终于在新旧世纪之交，以金庸这个醒目的通俗文化标签，完美收官了。

三联口袋版《金庸作品集》，共十二种三十六册（1994）

后来，关于金庸与三联的合作，我还听到不少八卦。三联之所以在1999年推出口袋本金庸，应该也是与金庸的独家版权协议即将到期，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发白不发了。据京城藏书家谢其章爆料，“版税最高以前是金庸，15%，他嫌少要18%，三联给不起金庸就找别家出版社了。”（见谢其章著《搜书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版，226页）果然，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版金庸成了花城版。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之初，还有一套文库，应该记上一笔。尽管从开本来说，它并不是本文所论的典型小开，但与战前王云五主导的“万有文库”有承接关系，且其策划和实操者，都是过去四十年来，在出版界呼风唤雨，折腾出老大动静的资深出版家，不提就没天理了：书，是“新世纪万有文库”；人，是沈昌文和俞晓群。

沈公在他的回忆录中交待，1996年他从三联退休，成为“自由身”，与辽教社的老总俞晓群的“谈情说爱”遂公开化。沈、俞，加上沪上陆公子灏，一起干了不少事，极大改写了晚近中国的出版文化。其中，一项有目共睹的跨世纪工程，便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关于这套文库，已不乏相关的研究，无需笔者再来饶舌。在文库第六辑“弁言”中，编者提出的诉求，是“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窃以为，此话已然道尽了该说的和能说的全部。前两年，读库出版了一本精致绝伦的小册子《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在跋文中，作者徐辰在谈到王云五先生的事功后，笔锋一转写道：

一甲子后，俞晓群先生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主持“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共刊行六辑数百册——这套从书哺育无数求书若渴的老中青读者，弁言中“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漾溢”的字句，深得我心。乃至今日，虽已两鬓斑白，仍不时约上二三好友，前往书肆搜罗“新世纪万有文库”，乐此不疲。

读库版《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徐辰著，2017年1月版）

其实，这也是本人的写真。老万圣一进门，一楼楼梯的旁边，曾是我搜求辽教版万有文库的主要据点。大致清点了一下，五个色系，我共藏有三十五种。有些买重的复本，都送了朋友。如果让我举出一本最爱的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奥威尔的这部传世经典，从最早家父所持的党内参考资料黄皮书（上下册），到企鹅版英文文库，到早川书房版日文文库，到上海译文中英文对照精装版，我藏有不下十种，却独钟这本平装辽教版。至于个中原由嘛，一两句话还真难以说清。但翻阅过那本浅褐色暗纹版小书，实际领略过其简素的装帧和触觉手感的人，会懂得我的话，这就够了。

“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笔者最爱的两种：董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与《书林清话（附一种）》（叶德辉著，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若是再举一本的话，我会推同一色系中的《书林清话（附一种）》（叶德辉著，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对书客来说，此书的重要性似无需赘言。但我之格外推崇这本，其实还有其它原因——我比较看重两种附文：一是叶著《书林余话》，二是长泽规矩也撰《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摘要）。《书林清话》是书林传世之作，坊间有不少版本，但收“余话”者夥，附长泽文者寡。长泽规矩也时任法政大学教授，作为日本汉学耆宿，中文几乎可乱真京片子，素有“日本文献学第一人”之誉。1923年，在籍东京帝大中文科时，首次去中国修学旅行。后七度赴华访书，广交中土文士书贾，遍蒐典籍珍本。著有《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堪称全景版中国书肆地图，既有广角视界，亦不乏对重要书肆的聚焦，其对琉璃厂、东安市场等京城书肆和吴城（苏州）、杭州书肆的描绘，带有日人特有的视角和品位，饶有趣味。试想，若是没点品位和文化自信的话，一个日本人，敢为《书林清话》纠缪且补遗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