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开本即王道——小开文化在中国(上)

刘柠

2020-11-02 12: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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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五千年(一说为六千年)的书籍发达史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如纸的发明、活版印刷的出现、古腾堡印刷术问世等。但人们一般只着眼于物理硬件,目光轻易越过那些软件,而软件往往更重要,如印刷物的尺幅问题。浏览卷本的人们(古埃及雕塑,三世纪)

浏览卷本的人们(古埃及雕塑,三世纪)

读书人和制书业者对印刷物的尺幅,即书籍开本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中国古书从卷轴制向册页制的发展,东洋和本从美浓版系向半纸版系的过渡,均是这种文化探求的中间形态。在欧洲,近代以降,印刷所和制书匠深受“魔法数字”的诱惑。所谓魔法数字,是一些数学常数,用来规范印刷品的尺寸。其中最尊贵者,就是1×1.618的所谓“黄金比例”。如著名的《古滕堡圣经》的开本,其长度即为宽度的1.618倍。德国信天翁出版社(Albatross Verlag)的平装书和英国企鹅版经典橘色条带平装书,也按照这个比例裁切书页。德语《圣经》(1535)

德语《圣经》(1535)

现代的造纸厂和印刷所,多采用另一个同样实用的魔法数字,即毕达哥拉斯常数:2的平方根(√2),约等于1.414。由头是1786年,德国物理学家乔治·利希滕贝格(George Lichtenberg)给朋友的一封信。在信中,利希滕贝格告诉友人,一张纸的长边若是短边的1.414倍,只要以平行于短边的方式将其裁切,或对折成半,形成的纸张将与原纸维持相同的比例。只需重复这个步骤,便能做出越来越小的纸张,且毫无浪费。这个发现,改写了现代出版业。长宽比例为1:1.414的矩形,成为出版物开本的模板,日本出版业界,称之为“黄金矩形”或“√2矩形”。今天我们无比熟悉的A3、A4等A系列纸张,及主流的出版物开本,均源于此。
书的文化史告诉我们,现代书籍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时期,“唯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发挥聪明才智的结果。他们既有逐利的本能,也有一定的艺术文化诉求,会在平衡书籍的实用和美学功能的前提下,计算投入与产出,逐步形成了对印张尺寸的规范,从而奠定了现代制本装订业的基础。古腾堡的铅合金活字在德国美因茨问世四十年之后,一位名叫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的威尼斯出版商,印制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集。那本书很小,长约6英寸(15.2公分),宽为4.5英寸(11.4公分)。在序言中,阿尔杜斯称诗集为“手册”(enchiridion/handbook),在为新书所做的硬广中,他称这类书籍为“可携带书籍”(libri portatiles/portable books)。这是史上最早的八开本书籍,用18英寸(45.7公分)×12英寸(30.4公分)规格的印张印制。阿尔杜斯版八开本维吉尔诗集开启了便携书籍的时代,其基本规格沿用至今。无论是从制本装订的经济性出发,还是着眼于作为知识载体的图书的美学标准,对出版商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开本即王道。这种被泛着油墨味儿的纸张熏陶出来的印刷传统气场之大,对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着“未来”的去纸化阅读,仍不失规训的力量:据说,两种世界通用的主要电子阅读器——Kindle和iPad mini的尺寸设计,都参考了阿尔杜斯版古书。

多年前,我在一篇关于东瀛书业和出版文化的文字中曾写道:“本人作为一介读书人和藏书者,近二十年来,眼瞅着中国本土图书的开本越做越大,异形本渐增,乃至在居大不易的京城不得不为藏书空间而犯愁。后来,待我进入某家出版社短暂工作后才明白,从编辑到读者,似乎有种默契的‘共识’:凡畅销书,必大开本。如此出版文化真害人不浅,杀空间,资源浪费,低环保,对书价造成直接影响,酿成恶性循环。”(见《漫话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一文,收入拙著《东京文艺散策》,台湾远景出版公司2018年1月版,212页)可从近两三年来看,情况似乎正在起变化:虽然大开本仍未见少,小开本却显著增加,且日益定型化。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断:中国出版业即将迎来一个小开时代。
对本土出版业来说,小开本并非全新事物。民国时代,受大正期到昭和初期日本出版文化的影响,曾掀起过一次小开本热。著名者,如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的“万有文库”,森罗万有,开启民智,旨在“以极低的代价”得到“人人当读之书”。从1929年起,积八年之功,共推出二辑一千七百余种袖珍书,计四千册,成为中外出版史上的壮举。毋庸讳言,王云五的尝试,既是文化事业,也有那个时代资本游戏的一面。与之相比,小本经营者,如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曾出版过一套袖珍本文丛“现代散文新集”,由靳以主编,包括巴金、芦焚、严文井、臧克家等人的作品,共十二种。 
1949年之后,到“改开”之前,出版种类不多,形式比较单一,且开本,包括精简的装帧规格,均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变化极少,作为出版文化而论,话语空间其实有限。但在清一色的“普罗”范儿出版物中,仍有一些气质比较文艺的小开本,显得卓尔不群。不过,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小开本,其实是小三十二开,还不是后来的口袋本。典型者,如“文革”时期海量印刷的鲁迅著作单行本(小白本)。检点书房,硬是翻出几种那个时代出的小书,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
《西洋哲学史简编》,[苏]薛格洛夫主编,王子野译,新中国书局发行,1948年8月大连初版,1949年4月长春再版;屠格涅夫著、巴金译《蒲宁与巴布林》,是“新译文丛刊”之一种,上海平明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印了三千册;1953年3月再版,增印至六千册,笔者所藏是二刷;同样为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的乔治·桑《魔沼》(罗玉君译),卷首有作者画像,内文中有E. Rudaux所作的铜版画插绘,颇珍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曹雪芹的故事》(吴恩裕著),是被家慈读破的一本小书,书里还夹着她用绘图笔精心绘制的“荣国府院宇示意图”;《想起了国歌》,是姚文元的杂感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7月版;《海猎》是朱良仪描写海军生活的小说集,“萌芽丛书”之一种,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5年9月版,且是插图版。透过这五种,或许能一窥那个坚硬时代小开文化之一斑,不用说,肯定是“非主流”。从1949年到“改开”之前,出版的几种小开本

从1949年到“改开”之前,出版的几种小开本


“改开”时代,特别是前期,即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百花齐放”,直听到双耳生茧。究竟算不算真正的“百花齐放”,见仁见智,历史自有公论,但倘若单就作为思想文化内容载体的图书的开本来说,那绝对称得上是“百花齐放”了,甚至“百花”都不一定打得住。
回过头来看,改开初中期,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随着国产印刷技术和纸张品质的提升,本土出版物开本进入战国时代,感觉每家社的每一套丛书,都会创造一种新开本,自由到任性。一些名声赫赫的装帧大家,对异型本的痴迷,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个时期的书,插在书架上,真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最难收纳。不过,在那种“野蛮生长”式的丛林乱象中,还是能隐约发现“一溪清流淙淙过”般的景致,那就是小开本。虽然一点都不“高大上”,摆在书店的新书台上,完全不打眼,可它却始终不断,且途中不时有支流汇入,遂由“淙淙”而“汩汩”。
尽管这种小开本在改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作为一种出版文化,应该说其本身就是改开的产物。我最早对小开文化的关注,始于诗集。改开的头两年,社会虽已转舵,但文化还没跟上,内容生产明显滞后。最初的产品,多停留在对上一个时代的清算,或是以再版的形式,重印有革命背景的普罗诗人的作品,开本也以小三十二开为主,但装帧设计已开始呈现不同的面孔。如《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田间的《给战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月初版,1978年9月第二版),冯雪峰《雪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艾青《彩色的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等。“改开”初期的小开本诗集

“改开”初期的小开本诗集

进入八十年代,内容生产开始提速,范围逐步扩大。就诗歌来说,出版对象从革命诗人,过渡到小资诗人,外国诗人也进入视野,但当代本土诗人还很少,朦胧诗等现代主义诗歌,则要再等上几年。诗集的开本则从大小三十二开,到口袋本,该有的都有了,生态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时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的《徐志摩诗集》《戴望舒诗集》(均为1981年1月初版)和《闻一多诗集》(1984年7月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初版的《九叶集》(1981年7月初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白色花:二十人集》(1981年8月初版),及何其芳的《预言》(1982年12月版),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特别是《九叶集》的扉二页上,由八位诗人联署、纪念九叶中最早凋谢的一叶穆旦的一段话,暴露了伤痕期犹未弥合的创伤:
在编纂本籍时,我们深深怀念当年的战友、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幸于1977年2月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谨以此书表示对他的衷心悼念。《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与《八叶集》(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

《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与《八叶集》(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

与此同时,一大波外国诗人——从莎士比亚到泰戈尔,从惠特曼到聂鲁达,从歌德、席勒、海涅,到拜伦、雪莱、济慈,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跨越时空,成群结队而来。这个时期的口袋本诗集,有《中国现代抒情短诗100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版),《法国近代名家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叶赛宁诗选》(漓江出版社,1983年6月版)等。最是由巫宁坤作序的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深绿色封皮,普希金标志性的翘鼻子速写侧像,白色的俄语手写体签名,美到不行。然而,如此美本,居然被我给弄丢了。耿耿于怀好多年,直到前两年,才从一位书人朋友处再度入手了一套,吾心甚慰。巫宁坤作序、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

巫宁坤作序、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

说到改开初期的小开本诗集,不能不提《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的素白口袋本,外加一册小黄皮书——诗话《青年诗人谈诗》。诗集和诗话的扉页上,都印着“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字样,诗集的后勒口上还打出了“未名湖丛书”编委会的班底。实际的主编是老木(刘卫国),后来好像去了法国。谁承想,一部从内容到开本、装设,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且对后来的出版物发生过不小辐射的朦胧诗集,竟然是地下出版物(所谓“内部交流”版)。不过,说是“地下”,当时却是公开发售的,且销量相当可观。1986年4月,我从北大三角地的板车书摊上,买过两套。其中一套,送了朋友。在我看来,这部诗集起到了为朦胧诗彻底正名的作用,谢冕先生在为诗集所写的序文《新诗潮的检阅》结尾处的话,带有结论的性质:“新诗现阶段的探索不仅是开拓性的,而且用它的日趋成熟而证明是充满希望的。”北大五四文学社编《新诗潮诗集》(上·下)和《青年诗人谈诗》

北大五四文学社编《新诗潮诗集》(上·下)和《青年诗人谈诗》

果然,从那以后,朦胧诗人迅速浮出水面,结束了“民刊”和“地下本”状态,坦坦走向了“正刊”和“地上本”,一时间,坊间冒出了无数种朦胧诗集。而《新诗潮诗集》,则成了当然的摹本。后来入手的诗集,自然也不乏大小三十二开本,但只要是口袋本,基本都是“新诗潮”版的拷贝,如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版),非马编《台湾现代诗四十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海子的《土地》和骆一禾《世界的血》(二者均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及柏桦诗集《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等等,不一而足。
八九十年代,是丛书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丛书的规模相比,今天所有的丛书都是小打小闹。从几度“文化热”,到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如果真究其幕后黑手的话,可以看到,基本是几套丛书(或译丛)惹的祸。而那几套丛书大流行的一个副产品,是小开文化的做大。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单看编委会的阵容,就知道动静有多大。在每种书序言前面的《编者献词》中,引用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序言中的话,希望读者诸君“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那种炙热的理想主义,只属于八十年代,在那之前没有过,之后亦不复见。那套书确实对我个人产生过影响,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有些段落至今能背诵。总共出过多少种,我不大清楚,现藏九种,买过的应该更多。素白小本,黑体字书名,格调与“新诗潮”近似,但更富于设计感。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有一帧长条画,也是黑白的,抽象风格,应该是戴士和的作品。因了这套书的设计,我也开始关注艺术家戴士和。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1983)

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1983)

当时,国中小开文化,方兴未艾,有实力、且自恃“有文化”的出版社,纷纷试水。但大多浅尝辄止,不成规模,无疾而终。碍于篇幅,单本书暂不列入论述对象,我们只对具有丛书性质的小开系列出版物,略作评点,以期梳理出一条文化发展的脉络。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美国史话”丛书,计六种,包括《美国建国史话》《美国扩张与发展史话》《美国社会史话》《美国科学技术史话》《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和《美国文学艺术史话》。系从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引进的版权,装帧素朴淡雅,每本以不同颜色的封面区分,并无一般人民系的呆板气。翻译精良,且书后均附有中英文的“人名译名对照表”,通俗而不失学术品质。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美国史话”丛书,计六种(1984)

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美国史话”丛书,计六种(1984)

差不多同一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百花洲文库”。好像出过两辑,每一辑有十种书目,题材庞杂,既有楼适夷、俞平伯、郁达夫等民国作家散文,也有外国文学和诗歌。我曾买过一本冯亦代译的《第五纵队及其他》,是由海明威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剧本《第五纵队》和五个短篇组成。扉页上用钢笔写着“1984年4月27日,于甘家口新华书店”。目录页下方的空白处,还题了一首我读后写的短诗,幼稚得可笑,重读一遍,尴尬癌都要犯了。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有几套小开本值得一提:一是作家出版社的“四季文丛”,一套作家随笔集。这套作为丛书,比较松散,扉页、勒口或封底并没有注明相关信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其实是难达标的。据我所知,应该出了四种,分别为汪曾祺的《蒲桥集》、贾平凹的《报散集》、姜德明的《王府井小集》和张承志的《绿风土》,我收了前三种。素无记书帐习惯的我,惟那个时期,买书时会在扉页上签名,所以知道三本分别购于和平里书亭和海淀图书城。这套书除了选文比较精当(体现了作家社的专业标准)之外,最大特点是质朴大方,没什么花里胡哨花的元素:封面近乎素白,书脊设计很鲜明,即使竖插在书架中,也不至于看漏。用纸虽不高级,但在那个时代也并不寒碜。作家出版社“四季文丛”(1988-1992)

作家出版社“四季文丛”(1988-1992)

1992年初,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名人之侣回忆丛书”,全四种,分别为《我与萧乾》(文洁若)、《我与郁达夫》(王映霞)、《我与萧军》(王德芬)和《我与蒋光慈》(吴似鸿),我同样收了前三本。我买这套,纯属资料需求,其实并不喜欢。首先,丛书名的所谓“名人之侣”,就显得很轻佻,且不说文洁若、王映霞等,本身也是名人。特别是文(洁若),其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并不下于夫君。其次,装帧设计过于花哨,格调不高,甚至把文本的价值给坠低了,而有品的装设原本是可以提升文本价值的,正如所谓椟与珠的关系一样。
1994年,海南出版社高调推出了一套“人人袖珍文库”。大胆采用四十八开本规格(16.6×9.1公分),比日本文库本还要窄不少,是口袋本中的口袋本。在文库的“缘起”中,策划者开宗明义:“文库的选目贯彻‘双百’方针,不限类,不限时,不限地,不限人,只限一条:一定要有全人类文化积累价值,不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父亲读过儿子还会要读的书……总之,为了人人,是‘人人袖珍文库’的唯一宗旨。”看得出来,这套由资深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参与主持的大型文库策划,启蒙色彩相当浓厚,第一辑中,就囊括了从唐诗宋词元曲、三国、红楼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马基雅维里《君王论》、戴季陶《日本论》和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十八种书目,无视边界,踏破藩篱,透着中外古今,一网尽扫的野心。可遗憾的是,作为小开本,印装品质确实不高,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印象中好像连第一辑都未出完就挂掉了。说明改开初期的读者,虽则选项有限,可也并不是给喂什么,就照嚼不误的。海南出版社“人人袖珍文库”(1994)

海南出版社“人人袖珍文库”(1994)

那个时代小开文化的集大成者,当首推“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简称“F. 20丛书”)。这套由柳鸣九先生主导的大型文学译丛,1985开始筹划,翌年秋天正式启动,共分十辑,每辑七种(“取人类生息劳作一周为七日之意,亦有‘七星’之喻”),在封底上打出当辑的书目。我手头第一辑的第一种,是莫洛亚《栗树下的晚餐》,孙传才、罗新璋译;第二种是加缪的《正义者》,李玉民译,二者均为1986年9月,一版一刷;前者起印一万三千五百册,后者印一万七千两百册,那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出版有分工,前五辑为漓江出版社,后五辑为安徽文艺出版社。七十种书,计七十一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分上下两册),历时十四年,到1999年才划上休止符——用总策划柳鸣九的话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基本上每一种前面都有柳鸣九的译本序,或那一辑的总序,既有研究性,亦具有导读的性质。整套丛书仅柳序部分,便有约五十万字,后结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花城版)和《凯旋门前的桐叶》(三联版)两本书,“基本上表达了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看法与见解”(柳鸣九语)。可以说,从选目的专业性到超精英的译者团队,从编辑水准到装帧设计,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如此大规模的对法国当代文学的系统译介,几为1949年以来所仅见,至今也未见诸其他国别研究。柳鸣九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简称“F. 20丛书”,1985-1999)

柳鸣九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简称“F. 20丛书”,1985-1999)

这套丛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即使单就装设来说,也堪称是一次小开文化的全面养成,对这种风格清新的出版形态的落地生根,及进一步的标准化、精致化,功莫大焉。以至于丛书尚在出版过程之中,便成为业界争相克隆的对象。如花城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至少出过两辑,每辑二十种。如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七星文丛”,有郭宏安的《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叶渭渠的《樱园拾叶》和柳鸣九的《米拉波桥下的流水》(三种均为2001年1月版)等,包括丛书名的“七星”在内,应该也是源于“F. 20丛书”的灵感。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丛书,有四种,我收了其中的三种,分别为: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柳鸣九的《巴黎名士印象记》和吴岳添的《世纪末的巴黎文化》(三种均为1997年12月版)
如此,“F. 20丛书”跨越了八十年代中叶到整个九十年代,中间经历了出版业的“大挫折”(指1992年7月30日,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但最终,却成了草创期小开文化的一次成功彩排。不过,在小开文化做大的动力中,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力量。

观察本土小开文化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有不同的标准和维度。其中,出版社和出版家,绝对是两个绕不开的视角。而在某些特定时期,这两个视角可能会高度重合,像是宣纸上两团彼此交融的墨块,随着墨迹的洇开,会变得边界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我们谈到岩波书店便离不开岩波茂雄,谈巴黎的午夜出版社便不能不说到热罗姆·兰东一样。
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出版社是哪一家?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话,我们随便会联想到人民文学、理想国、世纪文景、读库等出版机构,一只手的手指未必数得过来。可在改开初期的八十年代,答案几乎是唯一的:三联书店。是的,三联才是与文青、小资的想象最接轨的、知识文化的生产据点,且前店后厂,门槛低,不端着。“生活·读书·新知”的出版理念,包括它的Logo,不要说在当年,搁四十年后的今天,不,哪怕再过四十年,都不会有半点落伍感。只要生活之水还在流淌,读书的日课便会持续,新知会分分钟哺育我们。
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是靠几套丛书撬动的。其中最著名者,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确切说来,那并不是单一的丛书,而是一套学术“组合拳”:包括思想文化集刊《文化:中国与世界》,现代经典汉译“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及用短小洗练的篇幅介绍西方人文社科前沿成果的“新知文库”。前二者为通常的三十二开本,而“新知文库”则是小开出版物(2006年开始,新知文库推出新版,注重科学人文,称新版新知文库,以区别于旧版新知文库,则是另外的系列)。文库从1986年起陆续付梓,截至1998年,共推出八十三种,是改开初中期思想资源的重要矿脉。与“F. 20丛书”一样,重视选本和翻译,是这套文库的品质保障:如[日]鹿野政直著《福泽谕吉》(卞崇道译,1987年1月版),[法]加缪著《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1987年3月版),[英]詹姆斯·里德著《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1989年5月版)和[德]梅尼克著《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1991年7月版)等,均是我早年迷恋不已、一读再读者,无论原著和翻译,都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另一种我当时错过,多年后才从旧书店入手的名著、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1995年6月版),责任编辑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许医农先生。三联书店“新知文库”(1986-1998)

三联书店“新知文库”(1986-1998)

内容如此,装帧更是有品,珠椟相宜,自不待言。文库按不同的辑次,封面分成几种颜色。书脊的设计别具匠心,除了通常的书名、作者之外,还直观地体现出文库名、序号等要素,颇得日本新书(此新书非指新近出版物,而是日版书的一种独特的开本,相当于四十二开)文化之精髓。
提到三联书店,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读书》杂志。我识《读书》可谓早矣,最初是家母的兴趣,后传染给了我。我一期不落地购买《读书》,是从1987年开始。人在海外的岁月,让家人代买,近四五年则是受赠。因此,我比较熟悉《读书》志上的内容。坐拥如此得天独厚的作者“富矿”,三联怎么会不经营?何况范(用)公以降,沈(昌文)公和董秀玉两任老总,都是非常善于经营的出版家。于是,我们才得见国版中的“白娘子”——三联小白本。
小白本其实是由两种版本构成,但两种均为同样开本,封面、封底是白色布纹纸,往往被归成一类。其一是叙事文本,如陈白尘的《寂寞的童年》(1985年11月版),金克木的《天竺旧事》(1986年7月版),杨绛的《干校六记》(1981年7月版)和《将饮茶》(1987年5月版)等;其二是书评随笔,书脊上均印有“读书文丛”字样。前者封面是一帧黑白植物小绘,后者则是单色印的手稿,或中文或英文,钢笔字,带着稿纸格式。我个人更钟情第二种小白本。但同样是对第二种,也并非“从一而终”,而是从起初的思想文化随笔,如朱虹的《英美文化散论》(1984年5月版),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1985年11月版),赵一凡的《美国文化批评集》(1994年6月版)和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1994年9月版),渐次“移情”到了后期的书评书话,如董鼎山的《天下真小》(1984年5月版),黄裳的《珠还记幸》(1985年5月版),姜德明的《书味集》(1986年7月版)及陈原的《人和书》(1988年12月版),等等。小白本共出了多少册,也不大清楚,但我藏有不下二十五种。三联小白本——“读书文丛”(1981-1994)

三联小白本——“读书文丛”(1981-1994)

可不知为什么,三联随后竟“遗弃”了白娘子——尽管“读书文丛”仍在出,后面辑次的开本也照旧,可装帧风格却为之一变。这样一来,我收的就比较少了,大概后几辑加起来,也就收了十种上下。不过,三联作为国版小开文化的开风气之先者,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小开本,其实是在变换打法。我个人倾向于把后来的“三联精选”文库,看作是“读书文丛”的余脉。关于这套书的出笼背景,后来任《读书》总编的郑勇在纪念范公的文章中写道:
时间长了,终于明白为什么读者那么尊敬他,读者那么喜欢他,只是因为他的心中时刻装着读者,眼前始终立着作者。说起书越来越厚,越来越重,越来越贵,自绝于读者,他拿出“人人丛书”和“岩波文库”,说就该做这种口袋本。按照这种思路,我推动、策划、组织出版“三联精选”文库,1999年开始陆续推出四五十种,小三十二开,不到十元。都是大家小书,唐弢、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的,不少是范先生做过的书。(见《书痴范用》,吴禾编,三联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168-169页)
说是小三十二开,其实比一般的小三十二开要小一圈,大致与辽教版的“新时期万有文库”相当,且都是无勒口普通平装本,便携而易读。因多系公版,定价良心至极。而荦荦大者,是选本选文之精粹,对得起“精选”的文库名。文库从1999年陆续出到2002年,随出随绝版。我因彼时基本不在国内而错过了大半,只收了十一种,坐下了心中的一大遗恨。这套书是我至今仍会时而翻阅的读品,如《北京城杂忆》(萧乾著,1999年11月初版)、《书带集》(陈从周著,2002年7月初版)、《晚翠文谈新编》(汪曾祺著,2002年7月初版)、《龙坡杂文》(台静农著,2002年12月初版)等,都是可当“文章读本”读、且无“赏味期限”的隽永之作。那个时代的三联,旗下三家公司——三联总社(北京)、上海三联和香港三联,出版物的风格很接近。所谓“三联系”,在书业的丛林中,有很强的辨识度。如“新知文库”问世后,上海三联也曾推出过一套小开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从选题内容,到装帧设计,都很洗练。大约出过两辑,每辑十种,封面分别为蓝和红,但我只收了七种。
值得一提的,是港三联版小开本。内地读者多以为,既然是香港的出版机构,尺度一定与京沪迥异。后来我自己在港三联出过书之后才知道,其实与内地也并没有太大“温差”。不过,虽说如此,诸如繁体竖排、图版的清晰,包括一些设计上较比洋范儿的细节,到底对大陆读者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一些港三联版书长年摆放在三联书店地下一层三联版书的区位,因比陆版略贵,少有人问津。那些年,有一搭无一搭的,我收了不少港版现代作家回忆录(“回忆与随想文丛”或“读者良友文库”)和诗集(“中国历代诗人选集”),多为横排版小开本。如徐铸成的《炸弹与水果》(1981年5月初版),柯灵的《长相思》(1981年12月初版),萧乾的《负笈剑桥》(1986年12月初版);如《黄遵宪诗选》(1987年7月初版)和《吴梅村诗选》(1987年4月初版)等。如上文中提到的江苏人民版《九叶集》之后,港三联曾出过一本《八叶集》(1984年11月初版),收录了九位诗人中的八位,1949年之后的创作,其中有的人一直写到了八十年代。九叶中的杭约赫(曹辛之),因“新中国成立后,专心于美术装帧设计,很少写诗”的缘故,故只撷“八叶”——“这也许是时代的安排吧”(《八叶集》作序者木令耆语)。
当然,不惟港三联版,也不仅是三联陆版的小开丛书,改开初期,三联打造的一些非丛书类单册小开本,选题之佳、装设之美、趣味之正,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常常令人产生某种“时代错误”般的错愕感。错愕在于:为什么彼时,竟然能做出如此美本?又为什么到后来,条件日渐优越,令人怦然心动的小开佳本却反而难觅芳踪了呢?
如《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1984年5月版),是曾在柯灵主持的老《万象》杂志上连载过的长篇掌故,原题为《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爱俪园的称谓,今已鲜为人知,即旧上海的哈同花园。沧海桑田,花园早已不再,后变成上海工业展览馆,又改称上海展览中心,现在是一年一度上海书展的展场。作者李恩绩的父亲,曾是爱俪园的一名画师。李自小聪慧过人,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长于丹青,精于词章和文字学,甚至通甲骨文。但一生困顿潦倒,继承父业后,主要工作是在园内写字、作画。但他的作品虽然广为流传,姓氏却几乎不为人知,只是爱俪园总管姬觉弥的捉刀人。姬氏不仅权倾一时,踌躇满志,还以书画家的身份厕身艺坛,附庸风雅……柯灵的序文《爱俪园的噩梦》曾在《读书》上发表,激起过好大的涟漪。《梦影录》写爱俪园,却并不囿于爱俪园,而是一部关于殖民地老上海的“里面史”(柯灵语)。笔者爱读的两种三联版平装小书:《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1984年5月版)和《香港,香港……》(柳苏著,1986年12月初版)

笔者爱读的两种三联版平装小书:《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1984年5月版)和《香港,香港……》(柳苏著,1986年12月初版)

另一本三联早年推出的小开本话题之作,是《香港,香港……》(1986年12月初版,1992年3月二刷)。作者柳苏是化名,本尊是香港名报人罗孚,即那位当年以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点燃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董桥热”的始作俑者。1984年夏天,因某种原因滞留北京的罗报人和夫人去三联书店访编辑“四姑娘”(周健强),邂逅范用公,被留午饭。席间,范公“悍然”约稿,“让作文谈香港”。于是,文章一篇篇炮制,写出一篇来,便先由四姑娘拿到《读书》上发表,“既可以多得一笔稿费,也可以为这本小书做宣传”。范用还建议约香港画家欧阳乃沾绘插画,那画风,酷似贺友直。成书阶段,范公再次技痒,亲自设计封面,笔名“叶雨”(大约是“业余”之谦)。后罗在回忆录中回忆:
……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八五年秋天才写完,书出来时已是八七年春天了。这时已经有了“九七”问题,香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内地到香港来的人也更多了。这本小书也就因缘际会,多了些读者。
别人告诉我,有些单位派人到香港,不管短期还是长期,先发这本小书,让他们初步对香港有一个认识,不致到香港来时一无所知。果然也有人认为有用,我的一位新知就告诉过我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秘密。
朋友还是第一次出差到香港,他和别人接触时,谈到一些事情,居然像是已经知情的人士,并不陌生,有人问他是何道理,他笑着说,因为看过《香港,香港……》,心里有数。
(见罗孚著《北京十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3月初版,79-80页)
说到罗孚,不能不提到另一件事。兹事体大,事关国中——特别是三联版小开文化之隆盛。范(用)老板之后,三联书店由沈公掌舵,自然少不了与这位客居京城的香江文化名人发生关系。他在《书商的旧梦》中写道:
柳苏先生还乐于助人。知道我对金庸小说有兴趣,专门写一介绍信,让我于一九九八年一月去见作者,洽谈出书。我同金庸先生谈得很愉快。可惜的是,我不久退出出版舞台,没时间在任内办成此事,但金作后来在我们三联书店终于出了,并且着实热闹了一阵,以致人们戏说,这家出版社的经济来源全来自“吃菜”(蔡志忠)和“拾金”(金庸)。(见沈昌文著《书商的旧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初版,18-19页)
金著之最终落地三联,应该是沈公的后任董秀玉老板的统战成果,但最初的作筏者正是罗孚。1994年,三联推出《金庸作品集》,共十二种三十六册,平装本全套定价六百八十八元,从此打开了金著在内地的市场,基本终结了盗版金庸。我至今犹记得在三联书店,金庸热销的盛况,不过,那与本文的主旨无关。我要说的是,1999年4月,三联在老平装三十二开本的基础上,推出了《金庸作品集》小开本(即所谓口袋本金庸),同样是全套十二种三十六册。装帧既古色古香,又透着三联范儿。开本比《香港,香港……》还略小一圈,与我最爱的岩波新书是同等规格。我其实不是金庸粉,也不读金著,但也收了一套镇宅。以金庸的市场效力,对普及口袋本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至此,三联从改开初期起,积二十年之功,孜孜矻矻,一路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的小开文化,终于在新旧世纪之交,以金庸这个醒目的通俗文化标签,完美收官了。三联口袋版《金庸作品集》,共十二种三十六册(1994)

三联口袋版《金庸作品集》,共十二种三十六册(1994)

后来,关于金庸与三联的合作,我还听到不少八卦。三联之所以在1999年推出口袋本金庸,应该也是与金庸的独家版权协议即将到期,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发白不发了。据京城藏书家谢其章爆料,“版税最高以前是金庸,15%,他嫌少要18%,三联给不起金庸就找别家出版社了。”(见谢其章著《搜书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版,226页)果然,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版金庸成了花城版。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之初,还有一套文库,应该记上一笔。尽管从开本来说,它并不是本文所论的典型小开,但与战前王云五主导的“万有文库”有承接关系,且其策划和实操者,都是过去四十年来,在出版界呼风唤雨,折腾出老大动静的资深出版家,不提就没天理了:书,是“新世纪万有文库”;人,是沈昌文和俞晓群。
沈公在他的回忆录中交待,1996年他从三联退休,成为“自由身”,与辽教社的老总俞晓群的“谈情说爱”遂公开化。沈、俞,加上沪上陆公子灏,一起干了不少事,极大改写了晚近中国的出版文化。其中,一项有目共睹的跨世纪工程,便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关于这套文库,已不乏相关的研究,无需笔者再来饶舌。在文库第六辑“弁言”中,编者提出的诉求,是“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窃以为,此话已然道尽了该说的和能说的全部。前两年,读库出版了一本精致绝伦的小册子《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在跋文中,作者徐辰在谈到王云五先生的事功后,笔锋一转写道:
一甲子后,俞晓群先生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主持“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共刊行六辑数百册——这套从书哺育无数求书若渴的老中青读者,弁言中“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漾溢”的字句,深得我心。乃至今日,虽已两鬓斑白,仍不时约上二三好友,前往书肆搜罗“新世纪万有文库”,乐此不疲。读库版《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徐辰著,2017年1月版)

读库版《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徐辰著,2017年1月版)

其实,这也是本人的写真。老万圣一进门,一楼楼梯的旁边,曾是我搜求辽教版万有文库的主要据点。大致清点了一下,五个色系,我共藏有三十五种。有些买重的复本,都送了朋友。如果让我举出一本最爱的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奥威尔的这部传世经典,从最早家父所持的党内参考资料黄皮书(上下册),到企鹅版英文文库,到早川书房版日文文库,到上海译文中英文对照精装版,我藏有不下十种,却独钟这本平装辽教版。至于个中原由嘛,一两句话还真难以说清。但翻阅过那本浅褐色暗纹版小书,实际领略过其简素的装帧和触觉手感的人,会懂得我的话,这就够了。“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笔者最爱的两种:董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与《书林清话(附一种)》(叶德辉著,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笔者最爱的两种:董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与《书林清话(附一种)》(叶德辉著,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若是再举一本的话,我会推同一色系中的《书林清话(附一种)》(叶德辉著,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对书客来说,此书的重要性似无需赘言。但我之格外推崇这本,其实还有其它原因——我比较看重两种附文:一是叶著《书林余话》,二是长泽规矩也撰《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摘要)。《书林清话》是书林传世之作,坊间有不少版本,但收“余话”者夥,附长泽文者寡。长泽规矩也时任法政大学教授,作为日本汉学耆宿,中文几乎可乱真京片子,素有“日本文献学第一人”之誉。1923年,在籍东京帝大中文科时,首次去中国修学旅行。后七度赴华访书,广交中土文士书贾,遍蒐典籍珍本。著有《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堪称全景版中国书肆地图,既有广角视界,亦不乏对重要书肆的聚焦,其对琉璃厂、东安市场等京城书肆和吴城(苏州)、杭州书肆的描绘,带有日人特有的视角和品位,饶有趣味。试想,若是没点品位和文化自信的话,一个日本人,敢为《书林清话》纠缪且补遗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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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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