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京中爷”王路

已不能确记初识王路其人是在何时，但第一次真正记住这名儿的场景却是清晰的：那是我入杭州大学从夏基松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的一个春夏之交的日子，我在杭大校园内的书亭得到了一册《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译者正是王路。那个册子伴随了我在杭大度过学生时代的最后三年时光——虽然我从事的并不是分析哲学的“正宗”，而只是日常语言哲学的“支流”。

在我的博士生涯时代，寻觅做论文所需的外文资料是一桩极大的难题，虽然可以通过学校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渠道在北京图书馆（后改称国家图书馆）搜索，但也基本形如大海捞针。我甚至推测，由于我的论文传主Peter Strawson的主要论著出版的年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期前）正是国内政治形势和状况的特殊阶段，所以在北京图书馆也很难找到Strawson的书。

真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除了我所能想到的其他办法，也忘记具体的动因，可能是因为看了某篇文章，有一天我忽然给其时还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逻辑室任职的王路研究员写信，直接问他手里有没有Strawson的书可借我复印，我得到了他的回复，信里写道，他并没有Strawson的书，但是他认为Strawson所编的Philosophical Logic一书，特别是编者所写的导言，是颇为重要的——这就是我与王路“交往”之始。

博士生涯总是寂寞的，好在那时候杭州有一家湖畔居三联分销店，那里是西湖的一个绝佳观景点——杭州的六公园，更重要的，那里有些品位高端趣味雅致的书籍，我的那部《顾准文集》就是在那里买到的。有一次，我在那里看到一本其貌不扬的小书，《寂寞求真》，作者正是王路。我收下了这本书，而且在准备博士论文的间隙读得津津有味。书中既有那种青灯黄卷的中土古风，又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西洋智识范儿，实在让人颇为动容。

很多年后，我还引用了那本书中的一个段子，来“证明”王路和当代中国哲学界的许多其他哲学家一样曾是文艺青年一枚：就是说，不但懂得逻辑，更懂得语境：《求真》中记录到沈有鼎先生有一句“王路懂什么逻辑”的话，原来这话的语境是，当年公武先生想把他的研究生巫寿康留在所里，但是老先生不通人情世故，更不懂得怎么和领导打交道，他到院所领导办公室一坐半晌，就只有一句话：我要把巫寿康留下来！于是，在公武先生心目中把属于巫寿康竞争者（在留所问题上）的王路做了一番“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也就是说，在公武先生那里，“王路懂什么逻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要把巫寿康留下来”。

无论如何，《寂寞求真》伴随我做完了博士论文，但是毕业以后，我转到了与博士论文不相干的领域，一直要到有机会出版自己的论文时，在我修订旧稿的当儿，王路的《走进分析哲学》出版了，我仔细读了这本书，并转引了其中对于Strawson的哲学自传《我的哲学》的引用。在此意义上，对于我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王路教授之“功”真可谓“善始善终”也。

在独闯江湖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王路的电话：我在杭州金都饭店，你来请我吃饭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我那时正忙于各种琐细事务，抑或竟是在装修紫金港的房子，在弄清王路那次来杭的“底细”后，我并没有爽快地答应出来请饭，后来一忙，此事就更是不了了之，这让我一直引以为憾，亦引以为愧。

此后我应该还在不同场合见过王路，有印象的一次是在重庆合川钓鱼城，那次是在西南大学会议之后，东道主安排一众代表出游。在钓鱼城山顶上中餐时，我遇到倪梁康教授的两位弟子，席间忙着认师侄，竟至没有顾得上和同桌的王路好好寒暄招呼，而他，当然是照例一脸“京中爷”的范儿。

作为中国哲学界难得的“清流”兼“劳模”的代表，王路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走进分析哲学》之后，我印象最深的他的书是《是与真》，后来则有《逻辑与哲学》和《语言与世界》；译著则多了去了，至少有《算术的基础》、《分析哲学的起源》、《真之追求》、《真与谓述》，还有罗斯爵士的那部《亚里士多德》，以及奥康姆的《逻辑大全》，司各脱的《论第一原理》和，以及我忘记作者的《经院辩证法》。其中前四部都是分析哲学的经典，其中戴维森的那个册子还曾列入庞学铨教授和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套小丛书，不过那并不是我们的功劳，而应该是出版社原总编赵月瑟女士的主意。后三部则是关于一般人视为畏途的中世纪哲学的，以一人之力，从事如此体量和强度的工作，真是让人不服也难，其贡献则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了。

坦率讲，因为我做的是王路所谓“加字哲学”（政治哲学就在“哲学”前面加了“政治”两个字），所以对于纯哲学自然关注得少了，因此王路后来主要围绕“是”与“真”展开的纯哲学著作我就读得稀荒了，《一是到底论》和《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到现在还没有入手不说，有一次我还曾“吐槽”过后面这个书名。现在想来，那些当然都是轻率之论，需要慎重检讨的。

2018年十一月，我参加余杭韩公在杭州召开的汉语哲学论坛，多年之后在杭大路上重遇王路教授。也可能因为“失散”许多年的老同事萧阳教授在场，王路于头天晚上就打开了话匣子，一路情绪饱满，侃侃而谈。当我鼓动他，《寂寞求真》写了已有二十年，理当把这二十年的见闻再记录下来，给后世留下一部《闹中取静》，不想王路听了我的“劝进”，长叹一声：《寂寞求真》伴随着一种激越向上的旋律，而这二十年，我所见到的却都是急剧下坠的情景，你让我又如何下笔啊！

第二天上午，我又听了他的会议开场报告，其实这要算是我第一次听他做学术报告，博学而又雄辩，言辞犀利但并不过于咄咄逼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晚上闲聊时，除了谈及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前辈，他又聊到当年去清华，有人劝他主动找领导，解决相关待遇问题，例如给房子啥的，只听王路霍然正色曰：我堂堂社科院研究员，来清华，你给个房子不是挺正常的事儿嘛，难道还要我点头哈腰来找你领导不成？寥寥数语，“京中爷”范儿再次跃然纸上，更是让人不服也难。

有了杭州秋夜的畅聊，再说那次还加了微信，此后也偶有互动，近日在岛上和王路相逢，就似乎多出了几分“故友”的感觉。确实，无论外出参观，还是用餐时间，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当然主要是我听他讲，中间略加点评。王路对我很“慷慨”，每次开讲故事前，都会加上一句，亦可谓“命题态度”：你不是喜欢听段子嘛，那我就给你讲段子！

的确，作为出身北大西语系的社科院“黄埔一期生”，又长期身处中国最顶尖的学术机构，王路谓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对我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不过我觉得，王路之所以愿意对我讲段子，除了我无疑是一个好的段子听众，更是基于对于我的“文品”的信任，那就是说，虽然我雅好讲段子，更爱记录好段子，但我是不会把他讲的无论什么好段子都记录下来，更不要说公之于众了——例如特别是那些关于同辈人的段子，于是我以下就只记录三则关于其导师周礼全先生的“段子”：

一次，王路谈到周先生晚年和汪子嵩先生见面的情形，他当时陪侍在侧。因为周先生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学霸”，而汪先生学生时代即加入地下党，所以王路说，即使汪先生晚年已经“觉悟”了，但是两位先生见面时仍然有那种微妙的感觉。闻听这话，我当场就想起了谢泳笔下秦晖的老师赵俪生和余英时的老师杨联陞的那段有名的“公案”。

又一次，王路谈到他到新泽西去看望已经定居美国的周先生，向当年的老师谈论了一下午他的“一是到底论”，周先生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我幼稚而好奇到有些无知地问为什么呀？王路答：因为我的认识对自己的老师是颠覆性的啊！我这才“恍然大悟”。

在普济寺一起挤着茹素时，王路谈到周先生晚年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写了一部同名的书。书前有一张周先生伉俪和孩子在清华园的合影，因为我有这本书，对此有模糊的印象。王路又谈到，周先生对黑格尔的“感情”大可比拟于贺麟先生那一句“我可以和老婆离婚，却不能与黑格尔离婚”。王路举出的例证是，周先生给他的长字取名周郁（谐音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范畴“有”），长女取名周芜（谐音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范畴“无”），次子取名周易（拟义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三范畴“变”），三子取名周元（玄？），之所以叫“元”或“玄”，是因为汉语中，元学和玄学都可以是形而上学或辩证法的“代名词”！

前面说过，因为加了微信，我和王路平时也偶有互动，有一次我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段子（其实是在“读人”系列关于社科院哲学所年轻人的那篇小文中），是我所记得的俞宣孟老师回忆当年一次会议上周国平调侃赵越胜的一句话，王路教授看了这篇文章，对我说：周国平一句，准确。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说这话时微扬的嘴角和眼镜背后的眼神。

也是通过我的那篇文章，王路第一次知道，他的黄埔一期同学，也是周国平的同学，翁绍军已经去世，他闻听这个消息后，就写了一篇小文“怀念‘苏格拉底’”，其温雅而热烈的情致，读之让人感叹唏嘘不已。

也是在岛上，也是在“读人”系列上，我发布了“韩公与抒情”一文，王路教授瞄了两眼，特别指出，我形容韩公每到一地儿，如有感兴，回到听风阁就会写下深情款款的游记一语中，“深情款款”一词最为传神。

朱家尖惜别回到北京后，王路看到我发布的在岛上参加汉语大会留下印象最深的六条隽语，其中关于周先生为子女命名的雅事儿的那一条，因为我一时忘记“郁”之为“有”之谐音，把周先生的长子直接“改名”为周有，王路看到后特意私信我，周先生的长子是周郁，但是对于“元”“玄”之辨，王路并未有进一步的明示，也许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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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