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评《人类大瘟疫》︱是回顾,还是预言?

郭晔旻

2020-11-06 16: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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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英] 马克·霍布斯鲍姆著,谷晓阳、李曈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480页,78.00元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英] 马克·霍布斯鲍姆著,谷晓阳、李曈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480页,78.00元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的这本《人类大瘟疫》俨然成了“应景之作”。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201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感谢谷晓阳与李曈两位译者的辛勤努力,让中国的读者在第二年的上半年就看到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的大作。
就像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所归纳的那样,马克·霍尼斯鲍姆这位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高级讲师以一起足够惊悚的“鲨鱼咬人事件”(发生在1916年7月1日,美国的新泽西州泽西岛)作为引子,向读者展示了二十世纪初期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震惊全世界的几次疾病大流行:1918-1919年大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1930年的“鹦鹉热”、1976年的“军团病”、1980年在美国神秘出现的“艾滋病”、2003年的SARS、2013年的“埃博拉”出血热以及稍后在巴西肆虐的“寨卡”病毒……其中发生在本世纪的几次,在许多读者的脑海中尚是鲜活的记忆,而余下的一些,已然成为有些久远的历史——以至于今天的人们无法切身体验到当时的恐慌。比如,“西班牙大流感”最后造成了五千万人死亡,是历时四年(1914-1918)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五倍,更占到了当时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死亡数字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放大的话,竟相当于今天的两亿四千万人,跟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的总人口相垺。西班牙大流感

西班牙大流感

如果只是回顾人类近百年历史上瘟疫所造成的灾难的话,本书的画风,大概就会变得与中世纪欧洲编年史作者对十四世纪中期可怕的“黑死病”的描述没什么两样——“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疾病通过呼吸在他们中蔓延……似乎受害者在一瞬间就被击倒了,立刻衰弱下去……患者出现咳血,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不停呕吐,无药可医,然后死去……”
好在,曾在《柳叶刀》这样的权威专业医学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书评与论文的马克·霍尼斯鲍姆先生见识远高于此。他将本书的主要篇幅用来描述人类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致命疾病。这一探究过程,较之推理小说更加真实,又比侦探故事更讲究科学证据。被称为“蓝死病”(这一名词很容易让人想起“黑死病”)的“西班牙流感”就是如此。作者首先为老实却吃亏的西班牙人澄清了名誉——“之所以叫‘西班牙流感’,是因为面对这场正在蔓延的疾病,所有国家中只有西班牙没有删减疫情报告”。
今天的人们当然都知道,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体是一种病毒。但一个世纪之前的医学界却认为这种疾病是由“流感杆菌”引起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这一不幸误解的恰恰是人类医学在那些年里取得的巨大成功。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德国的罗伯特·科赫与法国的路易·巴斯德这两位伟大的细菌生物学家,将一系列既往难以看到的细菌呈现在世人面前。人类之所以能够降服,或者说至少控制住有着“十九世纪的流行病”之称的霍乱,以及从古代延续而来的梦魇——鼠疫的传播,正是因为霍乱弧菌与鼠疫杆菌在医学界面前无所遁形的结果。
当时的医学界,普遍遵照巴斯德的名言(“生命隐含于细菌,细菌蕴化着生命”),相信细菌在“西班牙流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毕竟,早在1892年,罗伯特·科赫的女婿理查德·普法伊费尔就宣布自己业已找到了流感的罪魁祸首——一种被称为“流感杆菌”的“微小革兰氏阴形细菌”。这种“流感杆菌”的疫苗很快被制作出来,发放给了美国军队与美国钢铁公司的二十七万五千名雇员。结果当然是可以预料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粗制的疫苗和血清对流感起到了任何作用”。事实上,流感是可以通过陶瓷过滤器滤孔的病毒(而细菌无法通过)感染引起的,所谓的“流感杆菌”只是一种合并感染的病原菌。可惜这一点得到医学界公认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彼时的流感病毒早已“成长为迅猛且无差别的杀人猛兽”,在“西班牙大流感”中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并逐渐退化为一种周期性的季节疾病了。
相比之下,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揭开艾滋病传播谜团的故事,更给人一种“抽丝剥茧”的强烈印象。1980年12月,一个名叫迈克尔的患者被送进了洛杉矶的医院。当时的医生回忆,“他身上萦绕着一种免疫缺陷的气息”。这当然是准确的直觉。今天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艾滋病(AIDS)”其实就是“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的简称,罪魁祸首同样是一种“逆转录病毒”(HIV)。但一开始,病因却“完全无人知晓”。起初,公众将艾滋病的流行归咎于“纵情声色”的生活方式,称其为“同性恋瘟疫”。一位名叫杜拉斯的法裔加拿大空乘也随之成为“零号病人”——“传给我们艾滋病的那个男人”,因为“他频繁前往法国,或许还去过非洲——那个长期被疑为瘟疫之地的大陆”。直到2016年,杜加斯身上的“黑锅”才被彻底证明是冤枉的,因为科学家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储存血液里发现了艾滋病病毒的抗体。长期被误认为“零号病人”的杜拉斯

长期被误认为“零号病人”的杜拉斯

但人们对杜拉斯的另一个怀疑却得到了“证实”,通过筛查血清,科学家逐渐发现,艾滋病的确是起源于非洲。“这不仅是因为两个最古老的HIV分离株都来自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还因为它在非洲的多样性远超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类的艾滋病病毒由猴免疫缺陷病毒(SIV)演变而来。对于它如何从猿扩散到人身上。作者也给出了解释,非洲中部的猎人热衷对中部黑猩猩的狩猎,在此过程中,猿猴身上的病毒很容易传染给人。对非洲土著猎人的血清学检测发现,许多人的血液里都有SIV抗体。在某一个时间,SIV进化成为AIDS,于是一场悲剧降临人间……
实际上,无论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抑或是1980年的“艾滋病”,它们对于当时的人类社会而言都是一种陌生的疾病。作者在书中也记述了在恐惧下应运而生的种种阴谋论。比如,1976年费城爆发“军团病”时,有人怀疑是一次毒气甚至是化学武器攻击。而当艾滋病出现时,“病毒是五角大楼、制药巨头和中央情报局合谋在生物武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留言也不胫而走……科学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原体并研发出相应的检测手段,花了五个月时间才证明军团病是由空调水系统里的“军团菌”引起的。相比之下,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医学界识别出来,并确定为疫情的元凶,为什么依然成为一场世界卫生组织所宣布的“大流行病”呢?
其实,本书在记述SARS的章节里早就明白无误地预言——“真正的全球威胁并不是SARS病毒,而是一种具有全新抗原性变异、高致病性、高传播性的流感病毒”。但有些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就像本书记述的那样,1918年时,当“西班牙流感”侵袭芝加哥时,专家们建议市民们“在打喷嚏的时候掩住口鼻”,“因此在流感肆虐的地区,一个明显的表现便是警察与有轨电车乘务员都戴上了纱布口罩。这种趋势很快风行起来……”可是到了2020年,却有那么多的欧洲、美洲国家的领导人与民众,在早期坚决抵制戴上口罩——这样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
从本书的叙述看,早已有人对此表现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洞察力。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专家罗伊·安德森在对SARS进行事后盘点时就指出,家庭隔离与大规模隔离检疫,帮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克服了疫情。但是,“这类公共卫生措施在北美会遇到更大阻力,那里的人往往更爱诉诸法律,西欧也是类似……”。这仿佛就是对2020年以来欧美国家光怪陆离的抗疫表现(从鼓吹“群体免疫”到民众上街反对隔离措施)的一个精准预言。更有甚者,即使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能够及时问世,本书也用历史经验告诉读者未必就能万事大吉。1976年,当美国政府准备应对“猪流感”的流行,打算“给美国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种时”,美国民众却已经不那么坚信科学权威的言论,“逐渐忘却了在疫苗问世前,脊髓灰质炎、麻疹和其他诗人衰弱的儿童期疾病肆虐的情形”,在可能会有一场1918年大流感那样规模的流行病卷土重来的时候,“公众的反映却是不屑一顾”,“10月初,当接种活动开始后,冷漠变成了抵制……”用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名言形容这一局面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无论如何,面对大流行病,人类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仍旧只是科技。指望科技,至少比相信本书提到的那些美国保守派政客鼓吹的“上帝的惩罚”要靠谱得多。艾滋病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距离艾滋病在1982年正式定名到今天还不到四十年,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公众对它的态度已从漠不关心,到恐惧、再到认为它不过是又一种传染病而已”。究其原因,按照本书里的描述,1981年,用来区分不同亚型T细胞(与人类免疫系统相关)的商用单克隆抗体技术面世。这年冬天,科学家就发现了那位艾滋病患者迈克尔的血液里几乎没有CD4细胞(T细胞的一个亚类,负责控制人体免疫系统),进而推测其症状是由免疫缺陷引起的。可以说,直到科学家掌握了这种能够追踪CD4细胞数量减少HIV感染的标志)的技术工具并且理解了“逆转录病毒”的特性之后,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才告真相大白。检测和治疗的方法也渐次成熟。目前“尽管尚无法根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但已有一系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以控制病情”——艾滋病不再意味着必死无疑。
尽管如此,就像书中引用的路易·巴斯德的话所说的那样,“先生们,最终决定权在微生物手中”。作者早已意识到,“医学即将征服传染病”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狂妄口号。历史上的霍乱传播曾经被形象地称为“骑着骆驼旅行”,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南亚次大陆的地方病。而现代技术尤其是交通工具的进步,让“天平向有利于微生物的方向倾斜”。作者仍旧以艾滋病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在前殖民时代,由于缺乏枪支,人类很难捕捉到在林间穿梭的猿猴,即便偶尔成功捕获了黑猩猩,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是不幸感染上了HIV病毒并在十年后丧命。这种疾病也很难从热带雨林里的偏远村子向外传播。但欧洲人带着近代文明来到“黑暗大陆”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1892年,刚果河上的蒸汽航运开通了,六年之后,刚果的第一条铁路开通了。在这个时期,就像凡尔纳在小说里所写的那样,环游地球也只需要八十天而已。到了下个世纪,刚果通往比利时的国际航班开通,铁路和公路更是从西非沿海深入了刚果的腹地——艾滋病的发源地。通过卡车司机和商务旅客,艾滋病走出了中非丛林,又通过轮船和飞机传播到了全世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交通网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交通网

作者因此在本书里提出了警告,“在拥有国际航班的今天,一种新病毒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不是微生物自己完成了这项创举,而是我们人类的技术替他们完成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国际航空业在2020年的疫情中受到了特别重大的打击——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旅游业。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书将近结尾时的一段话:“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
看到这段话时,读者又会意识到,这又是一个业已验证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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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瘟疫,医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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