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谈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研究生通识课主讲人朱国华老师

10月28日晚6点，《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第六课如期开始。课程邀请朱国华老师主讲，题为“漫长的革命：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正式开始前，课程助教胡顺向在座的同学介绍了我校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老师。他说，朱国华教授是我国知名的西方文论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特别对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情有独钟，在我国文学界享有盛誉。

一、东洋的反抗与民族文化无意识

朱老师首先坦言，自从事当代西方美学或文论研究以来，常常会遭遇到诸多师友这样的诘问：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异域的理论学习之中，意欲何为？成天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还能指望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吗？中国人难道失去了文化自信力了么？

朱老师认为，中国对西方人文学科的欲迎而拒、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态，为时之久，在世界历史上都可能堪称一大奇观。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多世纪前，张之洞定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战略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依然具有文化实践的有效性。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所热切欢迎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后者已经大获全胜：我们不仅不再将科学技术（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目之为役心损德的奇技淫巧或异端邪术，而且我们甚至不再意识到它原本是西学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将它自然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把科学发展观定为自己的国策。

朱老师继而认为，西方人文学科却始终没有获得此待遇，作为某种借以奠基民族认同的核心精神内容，在对它的取舍上我们始终逡巡迟疑，心存疑虑，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情势视之为一种与西方刻意保持距离的民族无意识。日本学者竹内好也许会将这样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具体化为“东洋的反抗”，他是通过熟读鲁迅才敏锐地体悟出这样的倾向的。竹内好如是说：“奴才拒绝自己成为奴才，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即无路可走而必须前行，或者说正因为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

日本学者竹内好

对鲁迅来说，学习并不是要让我们变成黄皮肤的西方人，而是建构自身民族文化的途径。我们假如能够接受有价值的西方文化成就，我们不仅不会丧失文化创造的民族自信力，反而还由于得到良好的精神营养得以更为茁壮的成长。无论是鲁迅的绝望的反抗，还是国人对西学的踌躇难决，虽然采取的具体策略或许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是我们都拒绝成为欧美人。

在朱老师看来，竹内好所发现的所谓“东洋的抵抗”，其根本性质是政治学的，而不是知识论的，即某种外在的批判而非内在批判，并未真正触及知识体系内部。从另一个层次上来说，与鲁迅相反，对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对西学的抵触情绪，来源于丧失民族赖以实现自我确认的文化身份。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了一个欧美人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吗？这样的政治焦虑在“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中最为凸显。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经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改朝换代的亡国仅仅事关一家一姓的衰荣，与此迥然有异，文化的沦亡则是全局性的、不可逆的溃败和劫难。

现如今情况大不相同。过往夷狄多来自蛮荒之地，中华文化较之呈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如今，比历代夷狄都更强大的西人对获取政权没有太大兴趣，其威胁恰恰来自于他们的强大文化。这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朱老师最后提出了当下亟待我们思考的一大困境以供同学参考：假如我们奋力学习西学，尤其是与价值观难脱干系的人文学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变成另一种我们陌生的、丧失我们民族特性的、列祖列宗必不乐见的新人类；假如我们因循守旧，拒绝西化，那么我们又可能无法摆脱降为劣等民族的悲惨命运。这样两难推论，也就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焦虑，显然是“东洋的反抗”的内在条件。

二、作为求真意志的“知”与作为述行性的“知”

朱老师在第二部分将问题进一步深化，指出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借用福柯理论来看，西学之所以被质疑，与我们民族的认识型（épistémè）的性质相关。与西方民族强调求真意志不同，那奠基了我们民族感知、经验、信念的笃识（doxa）即深层心智秩序，乃是实践智慧、伦理态度这样的基本向度。西方的知识系统致力于寻求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存在，但中国思想者则关心的是构建社会内部的和谐关系。

东亚受中国文化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有优越性，但也有缺陷。我们对知识的判分，也是把德性之知的价值放在高于见闻之知之上，认为不假闻见的德性之知是具有普遍性的，老子之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与其说是一种知识，倒不如说内心澄明的境界。

在朱老师看来，西学东渐，意味着西学被中国特有的认识型所过滤、甚至重新形塑的一个过程。我们至少可以注意这样的现象：即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显著有效性的科学技术很快就征服了国人，但是人文学科中，具有纯粹知识论倾向那些理论系统并未获得足够重视。

尽管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主流倾向似乎是奉行“拿来主义”，是虚心地做西哲的学生，但西学赖以发生发展的引擎即爱智或求真意志或“为知识而知识”的冲动。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西方在古代的时候就被认识的激情所抓住了。但我们并未打算照单全收。我们依然感兴趣的是与中国的社会实践发生互动的、能够经世致用的、最好挪用后能马上立竿见影的那一种理论。对事实性的独特发现并不能引燃我们的激情，理论自身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除非它可以作为工具之用。我们庄禅传统固然赞美“无用之用”，但与功用无关的认识上的好奇心并不在其列。西学种种分析的、演绎的复杂思想系统，在中土并无丰厚肥沃的接受土壤。

三、知识政治化与政治知识化

朱老师特别指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人文学科发生了一场方兴未艾、影响深远的政治转向。米勒认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重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但实际上，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早在1965-1980年间，欧洲已经产生了意义深远的诸多文化理论，它们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连：“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真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

当然，这些充满着政治批判性的文化理论横渡大西洋，传到新大陆并生根发芽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从“批评的年代”转向“理论的年代”，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由拉康、德里达、福柯等等法国理论家的美国追随者们所引发的各种指向解放的社会思潮汹涌而来，一浪高过一浪。激进的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将自己的任务局限于寻求文学内部的结构规则，相反，他们认为新批评作为培养阅读能力的理论工具，不过是对源自于“死去的欧洲白种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所谓经典的霸权地位的不断再确认和再生产，也同时隐藏着对统治阶级之统治地位的合法化和自然化，因为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比被统治阶级有更多的机会拥有对这些经典的解码能力。

新一代的人文学者们不再画地为牢，不再甘心在文学的狭小疆域内作茧自缚。在对象上，他们不再将自己的兴趣集中在文学话语的形式上，而是指向所有的文本即所谓社会文本，从而将文学的特权予以废除或祛魅；在方法上，他们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归并为所谓人的科学，这样，一种不再有状语的单独被称之为“理论”（意即非政治理论、法学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史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的学科，横跨诸多学科，统辖了一切。他们不再关心文学价值，而是关心文学或文化生产或赋值的社会过程。

因此朱老师进一步指出，防范我们学人容易产生的一种误解，认为我们自己强调的东西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们强调政治，他们也强调政治。不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是政治的知识化，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甚至到今天，无不如此。知识不过是为某种政治理念进行正当化辩护的工具，它并无特别值得重视的独立价值；西方的所谓文化政治，则为知识的政治化：其区分于传统学术研究不过在于，知识之为事实的描述依旧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只不过理论家们现在殚精竭虑地盘算的是，这些事实如何碰巧论证了他们所倾向于揭示的价值关联性。

四、回归传统：民国大师们绕道后的必然选择

吴宓《日记》载陈寅恪云：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朱老师细绎其旨，谓在穷困臻极的、百余年前的中国，陈寅恪即预言今日经济技术的发展，颇具卓识。陈寅恪表示，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当代中国固然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但并没有公认的学术大师。而文怀沙之徒被某些人尤其是媒体界人士称为大师，不过是学界的一个笑柄。我们今天每每言必称民国，推尊王国维、朱光潜、陈寅恪等等大师，但其实，民国的学术成就果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了么？朱老师点明：对民国的怀旧情绪，很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对那个时代学术环境的浪漫化想象，或者更直白地说，是出于对当下恶劣学术状况的强烈不满。

吴宓

老师进一步分析：实际上我们所推尊的民国大师们，其学术影响范围还局限于国内，并未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广泛的深度认可。尽管这些大师们几乎无一不强调指出，吸收外来之学术与保守本土文化两者同为创造未来民族文化之根本，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们的中学底子相当出色，但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他们总体上来看，还是有所缺失。以王国维、朱光潜为例，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学者，他们分别对叔本华、克罗齐的接受，还是有缺陷的。

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术研究虽然较之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本土文化研究者们往往满足于就事论事，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角，侧重于材料的堆砌，以考据发现为能事，无心于通过绵密的论证在事实数据与意义阐释之间建立联系，每每将本是学术研究中最低层次的材料准备工作——例如版本、系年之类考证——视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今天，我们中国学术界获得盛誉的往往是某种规模宏大的通史的撰写，全集的整理修订，或对某种新材料的独特发现以及对旧材料的颠覆性重新考证。但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学科，它需要的恰恰是个人独立的思考。

最后，朱国华老师总结道：从根本上来说，西学获得压倒性胜利只是表面现象，中国的学术研究的根柢还是在乾嘉学派的余风流韵笼罩之下。

五、漫长的革命

朱老师表示：真正的学术原创有赖于对伟大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在如今中学、西学都不振的情势下，如果无法从中汲取充足学术养分的学人谋求学术原创，那么就很可能是个“伪原创”。

在课堂临近结束的时候，朱老师感慨道，我们现在太焦虑了，要构建文化软实力，要翻译输出，要中华外译，学者们高呼“中华文化已经失语啦！”这个可以理解，不能视为浅薄的中国民族文化的虚荣心。但是，一个古老文化谋求脱胎换骨，其成长发育并无速成的道理，它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它依赖于知识阶层的观念渐变，依赖于教育体制的深度改革，或者毋宁更彻底地说，依赖于整个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因为一国之学术文化无非是对一国国民的智慧结晶。它需要时间川流让一种异质文化浸润流淌到一个古老民族的心田，并激活华夏民族已经沉睡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

朱老师认为，我们其实不必如此焦虑，以佛教为例，佛教从公元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到慧能的时候，才产生了伟大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可以说中国人用六七百年才在某种意义上彻底消化了佛教文化。而西学东渐至今，方才一个半世纪有余，而且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单一宗教文化。我们必须对西学怀抱更耐心、更虚心的学习态度，绝对不能以学术大跃进的方式来想象对异质文化的吸收。今日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彼此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留学潮越来越大，为中国学子更全面、更深刻、更及时地接受西学提供了可能性。

最后，朱老师回顾了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在一场学术龟兔赛跑的过程中，我们该何去何从？”老师贡献了自己的答案：必须首先摆脱各种抱残守缺的心态，超越各种民族虚荣心和文化自卑，诚实地批判性反思我们人文学科的不足，对于西学，我们应该继续聆听鲁迅的声音，就是“拿来”。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龟兔赛跑也许角色易位，但是孰先孰后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有必要重复王国维精彩的论断：

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

师生互动（Q&A环节）

问：在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的原创的未来中，您说：“西学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朱老师：我认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时候是一种把它“博物馆化”的一种研究。因为我们许多古代文学研究者，没有激活古代文学当下的意义。什么样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我欣赏的呢？它能够焕发、引起我的好奇心，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哦，原来是这回事，原来对这首诗，还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或者，我知道一种古代的生活方式，哦，原来我们生活还可以这个样子。我们找出了古人的文化世界与当下的很多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拓我们想象的空间。古代文化的意义是什么？它作为一个当代生活的他者，它能够激活我们对于传统东西的思考。我们的研究者应该激活它对于当代他者的意义，丰富当代生活的理解。如果不是这样，把它供起来，把它博物馆化，与当下语境没有任何关系，那样的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到今天，依然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

课堂感悟

取朱老师意旨，紬绎而发皇之，则可谓今日之局，当以希腊求知之性，治国人价值高于事实之疾，盖价值高则私心重，私心重则公理晦，公理晦则学术隳，学术隳则国运衰，彼时虽欲保存一隅之所爱而不可得。虽然，希腊知性，求知臻极，流宕不返，殉於物外，一转而生启蒙之强势理性，宰制自然，灭绝噍类。倾溢於工具理性，消磨人之共情，而戕贼如禽兽，孟子云：“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至于西方近代以来用知识参预政治，来日正未必不蹈中土旧日之辙，此尤可深戒。故学者于多方，当皆存取精用宏之意，而必存一高尚远大之理想，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义理明，非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苟不能于求是处理会，亦不能摆脱自圆其说、惑学诬民之陋局。

吾每观清初诸儒，博学醇懿，犹矻矻于当时本土仅存半片之西学，其会通超胜，精解屡见。无不废卷噫吁，哀清帝之愚迷，不能敦成其意。向使诸帝爱育黎首，葆其性，启其智，老师宿儒俱在，废食於斯，未必贻今日之讥。亚里士多德云：“人的本性是求知的！”夫人岂不欲扩充其知，而臻会于精微高明之境哉？特不得其时，屡遭摧陷。清氓之愚，安小之陋，岂下之过？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孟子云：“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今日正不可不爱其机，周子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2020级中国古代文学 吴斌斌

（本文转自华师政治公众号）

原标题：《​长江学者谈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第六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