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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脊梁

2020-11-06 17: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群学君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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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先生，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空气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的烈士，也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事业中都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振宁曾问大学同学邓稼先，研发原子弹、氢弹，获得多少国家奖金，邓稼先说，一共二十元，研究原子弹，十元；研究氢弹，十元。

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很难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操守担当——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哪个不是世代诗书传家的望族子弟？哪个不是从小锦衣玉食家里一路供着直到负笈海外成为“洋博士”？哪个又不是毅然放弃海外的优渥生活毅然回国，“虽九死其犹未悔”？

严格来说，这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热爱祖国”或者“报效祖国”那么简单，这一代知识分子，尽管沐浴着“新文化”运动的新风长大，但依旧没有褪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情怀，他们效忠的，与其说是一个国，不如说是一种坚定的文化信仰。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脊梁

文 | 群学君

1968年12月5日清晨六点刚过，北京东北郊首都机场附近很多居民在睡梦中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很快，人们在附近一片玉米地里，找到散落一地的苏制伊尔14小飞机残骸和十几具面目全非的遗体。

当前来救援的士兵们，把其中两具紧紧抱在一起，已烧焦如木炭的罹难者遗体掰开时，他们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两人胸部中间，护卫着一个皮包，里面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纸质文件，竟然完好无损。

有人从其中一位死者后脑下方一小片没有烧完的花白头认出，这是刚刚从西安飞来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局（对外代号“九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博士，而他和18岁的警卫员牟方东在临死前以血肉之躯紧紧护卫的这份绝密文件，是他刚刚从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区获得的热核导弹最新试验数据。

飞机上唯一的幸存者后来回忆说，飞机失事前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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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先生

消息在第一时间被送到了三个人那里：周恩来、钱学森和郭永怀夫人李佩。

据说，正在接待外宾的周恩来收到消息，一脸肃容，良久不语，当即下令民航彻查此事。一周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刊发一则简短的讣告：

新华社十一日讯，中国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五十九岁。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要知道，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则只有六十一个字的简短消息，恐怕已是一位知识分子所能享受的最高哀荣——就在一个半月前，郭永怀的恩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饶毓泰先生，就是在北大燕南园家中自缢身亡，十年后才得平反的。

又过了十三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两天后，靠着那份郭永怀用躯体护卫的数据材料，中国第一次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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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先生烈士纪念证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是在前一天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的。先生告知她，明天就要回到北京的消息。她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也不知道他身在哪里——从1961年开始，郭永怀就经常出差，打个招呼就走，李佩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且还不能问。李佩隐约知道丈夫的工作，事关国家最高机密，也就渐渐“习惯于他说走就走的工作方式”。

只是这一次，李佩等来的，是丈夫遇难的噩耗和民航管理局转交给她的一个信封，里面包着一片已被熏黑的镜片和一块手表——那是飞机失事现场唯一能找到的郭永怀牺牲时的随身之物。

当时，郭永怀、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远在内蒙古下乡，一时无法联系，12月5日当晚，中科院力学所安排了两位年轻的女同志去给独自在中关村家中的李佩作伴，其中一位，是顾准的长女顾淑林。

这是顾淑林第一次见到李佩，她后来回忆说，整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极其镇静，几乎没有说一句话，躺在床上也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只有在不经意间的几声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几年以后，李佩从王淦昌那里得知，郭永怀当晚其实不必走得那么匆忙，王淦昌劝他别坐小飞机，可郭永怀一来想尽快把实验数据送到北京，二来想尽快见到被诬为“美国特务”，正在遭受错误批判妻子，归心似箭，终遭不测。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敢于和正在接受审查的李佩说一句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那些时候，邻居们常听到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词：

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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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先生一家三口

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振宁曾问邓稼先，研发原子弹、氢弹，获得多少国家奖金，邓稼先说，二十元，研究原子弹，十元；研究氢弹，十元。

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很难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操守担当——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那个不是世代诗书传家的望族子弟？哪个不是从小锦衣玉食家里一路供着直到负笈海外成为“洋博士”？哪个又不是毅然放弃海外的优渥生活毅然回国，“虽九死其犹未悔”？严格来说，这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热爱祖国”或者“报效祖国”那么简单，这一代知识分子，尽管沐浴着“新文化”运动的新风长大，但依旧没有褪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情怀，他们效忠的，与其说是一个国，不如说是一种坚定的文化信仰。

郭永怀夫妇也是这样。

在互联网上有不少郭永怀李佩夫妇年轻时在美国的照片，丰姿俊朗，仪态优雅，这是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最典型的精神面貌：从容不迫，自信开放。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也是一种人格上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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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郭永怀夫妇

跟他的同学和终身挚友钱学森相比，郭永怀没有太过显赫的身世，不过一个山东普通农家子弟，一路披荆斩棘成为北大毕业生，也足见那一代“最强大脑”的成长轨迹。

郭永怀人生第一个传奇，发生在1938年。这一年，中美庚款招考，三千多名应试者中，力学专业只有一个名额，结果发生了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三人并列第一，幸亏当时西南联大叶企孙、饶毓泰教授极力争取，三人破天荒被同时录取。半年后，三个年轻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都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同时拿下了硕士学位，一时传为佳话；再后来，三位学生都成为力学研究开山立派的宗师，而两位慧眼识珠的伯乐，却都晚景凄凉，不得善终，这部现代中国文化痛史，至今想来还是叫人思之泫然的。

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研习空气动力学。他的博士论文挑选了当时最具挑战性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同门师兄，也是终身挚友钱学森说：

郭永怀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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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与美国宇航精英同列的中国科学家。一排左三钱学森，一排四冯·卡门，二排一位林家翘，二排左三郭永怀。

从四十年代中叶到五十年代中叶，郭永怀在美国过着从容、体面的上层知识分子生活，他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了，待遇优渥，家庭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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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创建美国康乃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的五员大将。左一为郭永怀。

转折出现在1955年。

师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成为当年中美科学界最重要的文化事件。郭永怀当然也受到了感召——既来自钱学森，更来自内心那种士大夫的情怀与担当。

在康奈尔大学为自己举行的欢送野餐会上，郭永怀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为了不让移民局再以科学机密的借口阻挠自己回国，他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那晚，他对无比惋惜的妻子李佩说：别担心，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离开美国之前，郭永怀一家在赵元任先生家里吃了最后一段饭，杨步伟还特意转达了胡适先生的一句话：连郭永怀这样不问政治的科学家都要回国了，这是人心所向。

据说，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郭永怀看到中国的第一眼，是灰色的海岸线上一些零散着的灰色的石头房子，那里是日后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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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夫妇在回国的轮船上

许多人都把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视为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由于政策开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国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外国专家突然撤走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收获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建设成就。郭永怀此时回国，可以说是适得其时，人得其所，才得其用。

尽管如此，五六十年代，是二战后西方科技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处于上升期的美国，郭永怀的回国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从十几年来所遨游的学术前沿全身而退，对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言，退出学术前沿其代价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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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郭永怀在中国科技大

1957年6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永怀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他写道：

对所有问题我们都空怀若谷，不经过讨论，就没有定论。对每一方面我们需要权威，但是权威绝不能专有真理。这点，我相信一年以来，已经是做到了。

此时的郭永怀身份是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他们二人一人抓规划，一人抓落实，契合无间，这就是为后来科学界所艳称为“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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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基地查看爆炸成型实验结果，右一为郭永怀，右二为钱学森。

他的学生，日后也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俞鸿儒说，郭老师第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就说，他回来把个人的学术成就已经不计较了，他只是想，怎么能够把咱们国家的科学事业搞上去。回国以后，郭永怀放弃了几乎所有娱乐时间，甚至仅有的一些从美国带回的唱片，也捐给了广播电台。

1964年春节，毛泽东接见了部分中国科学家代表，接见现场，科学家们争相和毛泽东握手，郭永怀在人群背后憨笑着，远远地感受着这种氛围。

除了事业，他心里装不下更多的功名利禄和一己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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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指导学生

1960年3月末，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从那个时候开始，李佩开始习惯了先生说走就走，高度机密的工作方式。工作成为这个家庭生活的全部。

六十年代初，中国队在世界乒乓球比赛取得傲人成绩，中国科学院为了照顾专家，特地分给郭永怀两张票。结果郭永怀夫妇只看了半个小时就退场回家了，后来同事问他原因，他说乒乓给国家争光了，我相信原子弹会争更大的光，就坐不住了，回来想想原子弹问题心里踏实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只能靠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他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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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左三）在试验现场

郭永怀去世后，李佩又独自生活了五十年，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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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先生

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79岁那年，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84岁那年，李佩把郭永怀获得的那枚一斤多，纯金度99.8%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随手装在朋友一位朋友的行李箱里，托他带去合肥，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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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李佩将自己的毕生积蓄60万元通过电汇的方式，分两笔捐给了中科大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设立的“郭永怀奖学金”。当有人问李佩是否要搞个仪式时，她回答：“要什么仪式，捐了就捐了。”

90岁那年，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99岁时，记者去看望她，“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有时候，她会问：民国时候的人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