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托·施瓦兹谈博索纳罗主义与巴西文化

[巴西]罗伯托·施瓦兹/文 丁雄飞/译

2020-11-08 11: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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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托·施瓦兹(邵仄炯绘)

罗伯托·施瓦兹(邵仄炯绘)

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 Schwarz),生于1938年,巴西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被佩里·安德森誉为“继阿多诺之后最出色的辩证批评家”。英译著作有《不合时宜的观念:巴西文化文集》(Misplaced Ideas: Essays on Brazilian Culture, 1992)《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大师:马查多·德·阿西斯》(A Master on the Periphery of Capitalism: Machado de Assis, 2001)《两个女孩:批评文集》(Two Girls: And Other Essays, 2013)《给胜利者,土豆!巴西小说起点的文学形式和社会进程》(To the Victor, the Potatoes!: Literary Form and Social Process in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azilian Novel, 2019)。
以下访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克劳迪奥·莱亚尔(Claudio Leal)采访,以“罗伯托·施瓦兹说,博索纳罗主义导致的新落后让我们再次嗅到了1964年的气氛”(Neoatraso bolsonarista repete clima de 1964, diz Roberto Schwarz)为题,发表于2019年11月15日的《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 Paulo)。第二部分由布鲁纳·黛拉·托雷(Bruna Della Torre)和莫妮卡·冈萨雷斯·加西亚(Mónica González García)采访,以“文化与政治的过往今昔”(Cultura e política, ontem e hoje)为题,发表于《南方人:智利拉美研究学刊》(Meridional: Revista Chilena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第十一卷(2018年10月-2019年3月)“巴西与文化研究”(Brasil y los estudios culturales)专号。《新左评论II》(New Left Review)第一二三期(2020年5/6月刊)以“博索纳罗治下巴西的新落后”(Neo-Backwardness in Bolsonaro’s Brazil)为题,刊发了两篇访谈的英文版,由马克斯·施泰因(Max Stein)翻译、注释,罗伯托·施瓦兹本人对译文作了修订、补充。《上海书评》经授权翻译发表这些内容,中文版译自英文版,并参照了葡萄牙文版。
在访谈中,施瓦兹讨论了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崛起,与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之间的异同。资本是不是又一次在这个国家最反动的势力加持下,推动现代化方案?施瓦兹还回顾了长期绵延于巴西的政治与文化的矛盾:从安德拉德的食人诗、马查多的小说开始,历经热带主义音乐和格劳贝尔·罗恰的电影,直到现在。


您曾说,1964年的巴西军事政变犹如“被现代化驱逐的一切的巨大复归”(《巴西的文化与政治,1964-1969》[Culture and Politics in Brazil, 1964–1969],载《不合时宜的观念》)。您会用同样的话来描述博索纳罗的胜利吗?极右翼回潮是否也表明,在这个国家执政了二十年的社民党(psdb)和劳工党(pt)存在许多弱点和缺陷?《不合时宜的观念:巴西文化文集》,[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英]约翰·格雷德森编,Verso,1992年7月出版,228页,14.99英镑

《不合时宜的观念:巴西文化文集》,[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英]约翰·格雷德森编,Verso,1992年7月出版,228页,14.99英镑

施瓦兹:2018年博索纳罗的胜利与1964年的政变之间确实有相当的共性。二者都是公开支持资本的计划,通过动员不满文明的自由(liberal, liberais)航向的、巴西社会深处的倒退势力(regressive depths, fundo regressivo)而成功上位。在赋予这些反现代情绪以政治领导角色,作为对部分选民的某种补偿时,资本的军师们盘算着自己的利益,不惜放手一搏——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经典的例子便是德国在1930年代的一百八十度反启蒙大转弯。德国的大资本家们释放出了一个不可控的进程,到最后,已然分辨不清哪一方会被另一方吞噬。现在值得重看维斯康蒂的《纳粹狂魔》(The Damned),博索纳罗可能不会到那一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尝试的意愿。
1964年是一次军事接管,2018是一场选举。尽管很难承认维护独裁、攻击成功的社会改革能够赢得选票——但它们确实可以。社民党和劳动党哪里做错了?以至于它们竟为极右翼开出了一条道?形形色色的解释不绝于耳,其中包含了政治对手彼此的攻讦。如今博索纳罗主义则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都是国家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是共产主义的可怖例证。如是指控无疑诞妄,但即使如此,它未尝不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事情。社民党(曾经的巴西民主运动,简称mdb)和劳工党在1980年代再民主化的历史时刻崭露头角,将纠正和弥补独裁造成的“社会赤字”作为其政纲。于是,在当时,国家的角色便是包容被排斥者,提高可怜的最低工资,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以便创造出一个得体的、更加团结(solidaristic, solidária)的社会。从选举的角度看,这些都被证明是不可战胜的战斗号角,仿佛接下来两党将享有几十年的领导权。然而……卢拉(2003-2010年任巴西总统)在1980年参与创建了劳工党。

卢拉(2003-2010年任巴西总统)在1980年参与创建了劳工党。

抛开两党肯定犯下的各种错误不谈,有一个更为悲观的假说可以解释这次右转。曾经一系列向前赶超的势头,一度让人以为巴西终于跻身第一世界,如今这一势头或许达到了其限度——至少如果它仍然处于为保护既有秩序利益而设定的边界之内的话。当有利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商品繁荣的局面烟消云散,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便不复存在,这打断了国家整合的进程,以及与之相伴的普遍乐观的氛围。随着时代潮流发生逆转,一些出其不意的骇人花招,辅之以社交媒体的宣传技术,将民众的认可改造成了嫌恶。在缺少任何政治组织深化民主,或者说,深化对集体性本身的社会反应(reflex, reflexão)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先前从现有政策中获益的人,因为晚近产生的不满,可能重新权衡他们的位置,把筹码放到相反的一边。在增长停滞的语境下,他们试图捍卫既有所得,转而以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心态面对未来。运气好的话,这样的决定或许会在未来发生反转。2018年10月28日,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在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中,社会自由党候选人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获胜并当选巴西总统。 2019年1月1日,博索纳罗在国会众议院大厅宣誓就职,成为巴西第三十八任总统。

2018年10月28日,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在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中,社会自由党候选人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获胜并当选巴西总统。 2019年1月1日,博索纳罗在国会众议院大厅宣誓就职,成为巴西第三十八任总统。

在同一篇文章里,您还说,“在危机时刻,现代的东西和最陈旧的东西蝇营狗苟”。如今,博索纳罗集团的军国主义计划,和他的金融团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者得到了商业领袖和金融市场支持)和平共存,这是不是也印证了您当年的观察?
施瓦兹:历史的情形遥相呼应,却并非如出一辙。1960年代,在依附理论的语境下,许多讨论都围绕“落后的反复”(recurrence of backwardness, reposição do atraso),指向了巴西历史中的一个常数。在现代化进程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也恰好就在这个国家为了适应现时代,似乎终于要克服其阶级关系的极度不平等的时候——一个退步现代化(retrogressive-modernizing, modernista-passadista)的方案就会出现,允许资本主义一路向前,而社会则继续沉溺于老一套的不平等。于是,巴西便没有能力,或没有欲望进行自我改革,转而依赖落后的资源,徘徊于“保守的现代化”。专制时期的热带主义(tropicalismo)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痛苦。(热带主义:1964至1985年巴西军事独裁下出现的反文化运动,主要在流行音乐领域,将嘉年华和巴萨诺瓦元素,与对迷幻乐和英美流行工业的借用结合起来;1968年,卡耶塔诺·费洛索[Caetano Veloso]、吉尔伯托·吉尔[Gilberto Gil]、嘉尔·科斯塔[Gal Costa]等乐手发行了合辑——《热带主义,或面包和马戏团》[Tropicália, or Bread and Circuses]。——英译者注)《热带主义,或面包和马戏团》(Tropicália: ou Panis et Circencis)

《热带主义,或面包和马戏团》(Tropicália: ou Panis et Circencis

似乎清楚的是,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博索纳罗主义复古计划之间的权宜联姻,我们正生活在上述历史的新篇章中。尽管如此,时代还是不一样了。不管怎样,在1964年,左右都许诺要克服不发达的状况,如今却再也没有人向往这样的视野了。与此同时,就倒退到落后状态而言,今天无疑变本加厉。五十年前,那些站在上帝、家庭、财产一边的,是现代化绕开的人们,是旧巴西的遗骸,即便他们成了胜利者,他们也感到自己不得不挣扎求存,抵抗消失的命运。就好像拖着一箱子过时观念的右翼会胜利,只是个意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正方向。即便先进的力量失败了,人们依然有可能——至少看起来如此——对进步的存在和未来下赌注,相信来日方长,终会时移世易。
博索纳罗主义的新落后(neo-backwardness, neoatraso)虽然同样恶名昭著,却是不同的类型,它也远没有到灯尽油干的地步。政治的去世俗化,繁荣的神学,平民生活中的武器,以及对超速摄像机的攻击,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憎恨:这些都不是来自一个逝去时代的古旧习俗。它们是反社会的,却萌芽于当代社会的土壤,发轫于国家失败留下的真空。很可能它们会在我们的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如此,我们,开明的(enlightened, esclarecido)我们,便成了遗骸。当然,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的灯塔也早已光彩不在。
您会怎么评价国家对戏剧、展览、书籍、电影的审查在巴西的复归?这些审查或是出于宗教理由,或是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压迫动机。
施瓦兹:据我所知,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卢拉、迪尔玛执政时期,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谈论审查制度。就此而言,我们成了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其时,文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在国家支持下,按照自身的标准运作,但其绝大部分,还是受到市场支配。从文化的立场看,这样的平衡差强人意,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比如今大行其道的威权主义-宗教干预要可取得多。
不过,在意识到这种堕落后,仍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的文化自由总带有阶级特权的烙印。抛开一些伟大的例外瞬间,[我们文化生活]主要都聚焦于追赶处在支配地位的国家的时尚,而非清算我们周围的阶级不平等。因此,如果要在眼下的倒退中看到一个具有生产性的面向的话,那便是,当我们不得不与新宗教狂热、新威权主义、新半文化(half-culture, meia-cultura)短兵相接,我们可能也获得了一个历史机遇——抛弃未免肤浅的现代性文化,谋求更为实在的社会现实的实现(substantive actualization, atualidade substantive)。举个例子说,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 agnosticismo)站出来宣称其拥有城市权利的时刻。
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巴西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集中程度,在民主国家里是最高的。可与此同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拥趸,后者致力于将反抗不平等的斗争从公共议题中抹除。该如何解释这一悖论?
施瓦兹:我想引用路易斯·费利佩·德·阿伦卡斯特罗(Luiz Felipe de Alencastro)的一段话来间接回答这个问题,以便赋予其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奴隶制遗赠给我们的,是对大多数人命运某种程度上的无动于衷与漠不关心,这亦是今天富裕阶级所采取的策略的实质,他们自我隔离,创造了一个只有他们可以进入的世界,在那里,安全是私有的,教育是私有的,健康……”(《观察周刊》[Revista Veja],1996年5月15日)

您曾说,热带主义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的食人主义(antropofagia)同为第三世界美学方案(见施瓦兹:《彩虹色政治:变色的卡耶塔诺·费洛索》[Political Iridescence: The Changing Hues of Caetano Veloso],《新左评论II》,第七十五期,2012年5/6月刊,110页,该文是对费洛索自传《热带真相》[Verdade Tropical, 1997年出版;英译本Tropical Truth, 2002年出版]的思考)。该怎么理解您的话?您不觉得把安德拉德与热带主义相提并论,对他有点不公平吗?最终,他的“文化食人主义”(cultural cannibalism)可谓赤色的主义(dressed in red, vestiu-se de vermelho),并且,不论后面发生了什么,他的戏剧《蜡烛之王》(The Candle King)是对于资产阶级,及其与外国资本联合的批判。(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巴西1920年代先锋派运动的杰出实践者,他的《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 1928]赞扬巴西“吞食”(cannibalization)其他文化,包括殖民者的文化。亦可参见施瓦兹在《巴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扫帚》[Brazilian Culture: Nationalism by Elimination]一文中对食人主义的讨论,《新左评论I》第一六七期,1988年1/2月刊,83-84页。——英译者注)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

施瓦兹: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食人”诗,从标题开始就是幽默的,诗歌诉诸的简单公式,散发着极简主义的魅力。在先锋派蒙太奇精神的感召下,位于诗歌核心的,是巴西古今代表性意象的鲜明对置(counter-position, contraposição),无疑,这些意象都是为了使对比活泼生动而被精挑细选出来的。由此导致的高度不和谐(其中还带有几分愚蠢和荒唐),被视为关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幽默寓言(allegory, alegoria):它正心心念念地想要克服其落后状态。诗人的艺术手段非常先进,充满了对欧洲革命文学的不恭,于是,这些作品便洋溢着一股乐观明快的情绪,甚至还好像承诺了一种愉悦的(即便说不上是乌托邦的)时间性的协作:三种不匹配时间性——前现代的、现代的、革命的——在诗歌里和平共处。
四十年后的1967年,热带主义同样会把超古代(ultra-archaic, ultrapassado)和超现代(ultra-modern, ultramoderno)的东西结合,把遥远的过去和最新的时尚(dernier cri)结合,或者更进一步:把取自古老父权制巴西的意象,和国际流行音乐的最新技巧混搭。它与奥斯瓦尔德式的食人主义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除了一点不同。在安德拉德那里,不同历史阶段的冲突是一个愉快的民族未来的许诺,在这个未来,历史和现代性被别出心裁、出其不意地融为一体;而在热带主义那里,如是冲突是民族荒诞和分裂的化身,体现出对于社会整合能力匮乏的局面束手无策,简言之,它昭示了历史性的失败会是我们的本质。就像卡耶塔诺·费洛索自己所说的,巴西流行歌曲最激进的时刻,也是它最伟大的悲观主义时刻。依我之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对于1964年社会-政治经验的一种有力的、充满嘲讽的形式化:其时,反革命势力再次巩固了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公,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对社会不公的蓄意重复结合起来。热带主义的意象类型(image-type, imagem-tipo)浓缩了这一非常令人不安的拉美经验:“进步”只是对落后的重演,而非超克。诗歌犹如药片,就像安德拉德的诗歌,但这次的药方,是无休止地堕入谬误,让人一眼望去,既嫌恶又着迷——这便是著名的巴西荒诞剧(Brazilian Absurd, Absurdo Brasil)。《热带真相:一个关于巴西音乐和革命的故事》(插图版),[巴西]卡耶塔诺·费洛索著,Da Capo,2003年10月出版,384页,19.99美元

《热带真相:一个关于巴西音乐和革命的故事》(插图版),[巴西]卡耶塔诺·费洛索著,Da Capo,2003年10月出版,384页,19.99美元

因此,食人主义和热带主义都是第三世界的美学方案,是对迟发现代化问题的回应——安德拉德在发展主义进程的开端,他的回应伴随着某种兴奋感,而当民族发展主义的远景貌似不复存在,卡耶塔诺的回应里便只剩刺耳的幻灭。不论是不是“赤色”,二者都积极捕获了历史的动能,这使它们成为我们文化辩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说过,把不发达状态改造成艺术,要比克服它容易。这是个有趣的观察,但就像维尼休斯·丹塔斯(Vinícius Dantas)指出的,第一世界的危机可能也更容易变成艺术。
巴西电影界也在军事独裁时期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是1967年上映的格劳贝尔·罗恰(Glauber Rocha)编剧、执导的《痛苦的大地》(Terra em Transe)。可以说,这部电影不光预言了第五号制度法(Institutional Act Number 5, ai-5)治下军事统治的强硬化,还预言了切·格瓦拉在当年被杀,以及南锥体国家的军事政变——拜华府秃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所赐,这真可谓是“双姝并蒂”(sistered, irmanadas)。有一种观点认为,格劳贝尔塑造保罗·马丁斯(Paulo Martins)可能受到了切·格瓦拉的启发——他那时正考虑与古巴合作,再拍一部关于阿根廷游击队的最后岁月的电影。您同意吗?《痛苦的大地》海报

《痛苦的大地》海报

施瓦兹:在我看来,《痛苦的大地》的焦点是1964年的危机,即巴西民主化的广阔进程被美国支持下的右翼军民破坏。这部电影直到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忘记,要归功于它面对左翼僵局时展现出的勇气和亢奋。影片中,实现这一自我反省的是保罗·马丁斯这个人物——一名渴望绝对(the absolute, de absoluto)的诗人兼记者,他在寡头政治下的富裕家庭长大,后来投身于人民的事业和共产党的战略行动。电影故意也是非常无情地让这个角色受困于各种难题(problematic, problemática),令他在色欲、革命、特权、党纪、死亡这些彼此矛盾的召唤中挣扎。最后一幕,手持机关枪的他,终于和死亡相遇。在希望、挣扎、激烈的政治分歧、矛盾、背叛、挫折之间,电影用场面调度向我们呈现了一段通往武装斗争的思想之旅。这段旅程当然是那个历史时刻的表征,但《痛苦的大地》之所以成就斐然,之所以如此的深邃、神秘,却有赖于另外一重维度。电影一开始,就有某种来自人民的通奏低音(basso-continuo)搅扰着情节的发展:那是梅斯蒂索(mestizo,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民众在击鼓、唱歌、跳祭祀舞,这些受压迫的贫苦人,远离白人的政治讨论,生活在别一种时间里。这便是《痛苦的大地》的热带主义面向:一边是电影的先锋派技术和现代情节,一边是在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的殖民关系里的底层(substratum, substrato),二者并置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这里悬殊的差异富含历史-政治意味,它把巴西和作为整体的拉丁美洲的现实,铭刻在了热带主义美学中,而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小说则是对如是现实的另一种编码(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1839–1908,著有约两百篇短篇小说和九部长篇小说,包括《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The Posthumous Memories of Brás Cubas, 又译作Epitaph of a Small Winner,“小赢家的墓志铭”,1880]《沉默先生》[Dom Casmurro, 1900]《以扫和雅各》[Esau and Jacob, 1904]——英译者注)。至于保罗·马丁斯和切·格瓦拉的相似之处,我也许是错的,但我真没有看出来。马查多·德·阿西斯,摄于1896年左右。

马查多·德·阿西斯,摄于1896年左右。

关于马查多:您不少著述都聚焦于这位伟大的十九世纪小说家。您曾说,他成功地塑造、合成了一个自身缺乏连贯文化史的国家的历史,而他所仰赖的是从欧洲引进的外国模型。其实,不单是巴西,拉美的共和国都面临类似的处境,它们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却继续从欧洲获取艺术、文化和思想的模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马查多的文学不仅是“巴西的寓言”,也包含了更广泛的拉美文化精英的倾向?
施瓦兹: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对我们批评家而言总是一个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都被视为巴西文学的异类。巴西独立后,文坛流行的是以语言生动形象(picturesque, pitoresco)著称的爱国浪漫主义,马查多的写作与这种潮流分道扬镳,因而对很多读者而言,它虽说不上是洋腔洋调、缺乏血肉,却似乎也少了点民族特性。马查多以牺牲历险故事为代价,对分析情有独钟,也指向了这一方向。而当同时代的自然主义作家专注于种族和气候造成的惨剧,他又似乎对新的科学精神颇为抵触。对那些作家来说,一部巴西小说如果没有异族通婚、热带风情作为佐料,就不够现代。尽管如此,由于一些难以解释的原因,马查多被公认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家,也是唯一具有普世意义的作家。这一悖论集中体现在了马里奥·德·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所写的一篇并不公允,却颇为敏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看来,马查多任何长篇小说都进不了巴西虚构文学前十,但它却以这位同胞的天才为傲,因为他会被视为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马里奥·德·安德拉德:《马查多·德·阿西斯》[1939],《巴西文学的面貌》[Aspectos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圣保罗,1943年)。今天,对于马查多小说非凡的社会和民族洞察力,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他的批评广度和美学现代性,就更不必说了。《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大师: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杜克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232页,25.95美元

《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大师: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杜克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232页,25.95美元

这样的转变是缓慢地、逐步地发生的。1935年,奥古斯托·迈耶(Augusto Meyer)发表了一组短文,改变了讨论的图景(奥古斯托·迈耶:《马查多·德·阿西斯》[1935],《马查多·德·阿西斯,1935-1958》[Machado de Assis 1935–1958],里约热内卢,1958年)。原先那个端庄得体、温吞乏味、值得当权派为之鼓掌的语言大师销声匿迹,一个倒错的马查多,一名高度现代主义的(high-modernist)“理智怪物”横空出世,如今他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尽管他钟情古典,从不吝于引用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伊拉斯谟、帕斯卡或叔本华,但在这极度严苛的散文风格底下,其实隐藏着一个比谁都放浪形骸的先锋派作家。迈耶把马查多从传统文学官场的资辈里除名,置于时彦之中,这确实有助于其才华的彰显,但也使要理解他与巴西文化落后性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
解决这个难题的是安东尼奥·坎迪多(Antonio Candido)。在他对巴西浪漫小说的综合概述中(《主题与表达》[Temas e expressão],《巴西文学的形成:决定性时刻,1750-1880》[Formação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 Momentos Decisivos, 1750–1880],里约热内卢,2017年,436-437页),那个普遍主义的马查多形象——受到西方文学巨匠的影响,却对巴西当地的文学和现实漠不关心——遭到了挑战。与当代流行意见相反,坎迪多注意到,马查多曾仔细研究过,并且挪用了他巴西前辈们的作品。这些人多为二流作家,和他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他们却对他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闵雪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出版,336页,49.00元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闵雪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出版,336页,49.00元

在被赋魅了(enchantment, magia)的地方色彩的旗号下,浪漫小说实施了一个文学收编计划,收编了这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的不同地域、风俗和社会现实。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准社会志(quasi-sociographical, quase sociográfico)方案,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小说传统。这些小说水平参差不齐,却满足了其时渴望民族认同且要求不高的公众的趣味。凭借卓越的批评慧眼,马查多能够在这些粗野的作品里看到另一种秩序的基础(substratum, substrato),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可能性——伟大文学的可能性——值得他继续探索。就像现代性的底片,它们用自己有待被克服的天真幼稚,反衬了现代性,指向一个隐匿的反面。人们可能没想到,浪漫的地方主义,那些亲切琐细的人事,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即巴西特有的、混合了自由主义和蓄奴制的恩庇主义(complex of liberal-slaveholding clientelism, o complexo tão brasileiro do liberal-escravismo clientelista),它错综复杂,面目可憎。这使马查多透过他那双眼镜,在现今世界里辨认出了一个异物(insertion, inserção)。总之,前殖民地的非布尔乔亚社会关系(奴隶制、直接的人身依附、伪资产阶级秩序),以及它们在浪漫主义散文中的显现,为马查多提供了稠密的历史浆料,它们伴随着其尚未显豁的当代意涵,使他的超级现代主义冒险成为可能。尽管这里的联系是困难的、深刻辩证的,但它却是马查多文学的秘密之一。
那个此前独享批评家们专宠的、博学的散文风格家——他行文好引经据典,亦不乏世界主义的雅致——并没有消失,他毋宁是被过度决定的(overdetermined, sobredeterminado),极为讽刺的是,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有他浸淫于其中的当地社会关系,而它们和任何文质彬彬的东西都不沾边。在这惊人的不一致中,地方的褊狭得到了极大纾解,并获得了一种深度,即在其固有的社会精确性外,平添了一种新品格:高度的幽默感。马查多的叙述者,栖身于他博雅而欧化的作品,生长在落后的、明显二流的,甚至还有点野蛮的环境,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苦恼的叙述者(emblematic and problematic, emblemática e problemática)——事实上,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成就。在被语境重构之后,这位叙述者演绎了一出新颖的意识形态喜剧,呈现了在布尔乔亚秩序的边缘,或者更恰当地说,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社会特有的生活。巴西国家图书馆藏马查多著《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巴西国家图书馆藏马查多著《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中译本收录于《幻灭三部曲》,翁怡兰、李淑廉、井勤荪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652页,10.90元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中译本收录于《幻灭三部曲》,翁怡兰、李淑廉、井勤荪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652页,10.90元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马查多并非白手起家。当他在1880年写下第一部杰作《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他是在继续之前四十年的虚构尝试,尽管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何种意义上的继续。他那些天赋或高或低的前辈们,挑选并确立了各式各样的景象、特定情境、有趣的社会类型、阶级斗争[形态]、散文和幽默的语调、叙述视点、外国模型……这些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从彻底失败的到引人入胜的,从平庸陈腐的到离奇古怪的,从循规蹈矩的到桀傲不恭的,无论结果如何,都把本地现实中的某些方面恰当地形式化了。总的说来,这些作品是谦逊朴实的,代表了一个新生国民社会认识自己、为自己赋形的努力,换言之,这个社会力图通过浪漫的想象来发现自我。或许这么说也不无道理:这些作品在今天之所以还值得苛刻的读者关注,是因为它们在马查多作品的准备阶段——不自觉地——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马查多不仅重视这些水平一般的小说,还用“理性的小刀”(knife of reason, faca do raciocínio)——这是他的表述——解剖它们,查验它们的社会和艺术实质(substance, substância),得出自己的结论,不消说,他是一个拒绝被欺骗的作家。凭借异常清醒的头脑(这在今天仍让人感到惊诧),他开始检验同行作品中的现实和内部一致性,并将[在自己的创作中]矫正它们。爱国的热情、家庭的神圣、社会的秩序、精神的常态、形式和语言的方案、当代的观念、进步的确信:一切都被批评的眼光检视过,于是,一个在巴西前所未有(或者说始终被埋没)、在任何国家都颇为罕见的意识(awareness, consciência)层面应运而生。我们不妨说,在反思的基础上与一个二流传统保持连续性,是马查多迈出的非同寻常的一步,是以一种宏大风格、一种充满悖论的现代风格所完成的批评性超克,这或许是他作为一名后殖民艺术家,留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遗产。《给胜利者,土豆!巴西小说起点的文学形式和社会进程》,[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Brill,2019年11月出版,180页,138.00美元

《给胜利者,土豆!巴西小说起点的文学形式和社会进程》,[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Brill,2019年11月出版,180页,138.00美元

再次联系到你的问题,从我们说的这个质的飞跃中,能得出若干反直觉的结论:第一,伟大文学所拥有的否定和扬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所反对的那个艺术世界的局限性。第二,在边缘国家,形式发明并非来自对宗主国模型的拒绝,而是来自这些模型对于本土经验的批评性检验,经由这一相遇,新形式超越了地方经验,并将其普遍化。第三,诚然,边缘国家的艺术生产往往会有一重额外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 alegoria nacional)维度,因为残缺破碎和低人一等的经验,在这些国家的生活中无所不在,这无可逃遁的经验会使人产生克服它的焦虑,并在这个意义上,将克服的努力寓言化。然而,在或多或少属于现实主义类型的小说中,艺术作品的实质在于对现实关系的收编和变形,这固然使社会关系因被再现而获得了分量,但它们也只是次要地参与了寓言式抽象的艺术手法。第四,马查多的叙述者以世界主义的文雅姿态,穿行在前殖民地的古色(picturesque environment, ambiente pitoresco)中,这里的落后关系尤其映照出了他自身的复杂性和理解的广度。事实上,马查多的叙述者可以看作拉美精英的象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了同样的处境。
但为什么是“寓言”?这个叙述者并不是抽象实体的替身,不论这个抽象实体是正义、工业、金融,还是巴西,他毋宁是真实历史条件的综合——一个天才用笔捕捉到了这个历史条件。即便如此,这一捕捉也只是一半的功绩。另一半,就好像一个天大的恶作剧,是把这个叙述者,一个显然可供批评criticizable, criticável)的角色,改造成了一条形式原则、一个文学发明的发生器,改造成了虚构的组织者。
对于作为“元思想家”(meta-thinker, meta-pensador)的文化批评家,今天拉美地区呈现的难题,与安东尼奥·坎迪多在《文学与不发达》(Literature and Underdevelopment),或者您本人在《文化与政治,1964-1969》(Culture and Politics, 1964-1969)所检视的那些难题,已经颇为不同,不过今天与那个历史时刻之间也有继承关系。对此您会作何评价?
施瓦兹:《文学与不发达》之于文学,就好比其他不发达理论的经典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文学与不发达》[1970],载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编:《安东尼奥·坎迪多论文学与社会》[Antonio Candido: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亦可见施瓦兹:《安东尼奥·坎迪多,1918-2017》[Antonio Candido, 1918–2017],《新左评论II》一〇七期,2017年9/10月刊)。这是一篇值得一读再读的文章,是非常罕见的将一个国家、一块大陆的文化经验条理化的思考。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克服“温和的落后意识”的研究,巴西的独立和浪漫主义是这个安适的旧意识的温床,对浪漫主义而言,进步的到来理所当然,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站在如是褊狭、近乎天真的前殖民地乐观主义对立面的,是针对落后的“战斗意识”,它把落后视为灾难,认为与之搏斗刻不容缓。换句话说,“新国家”的自满情绪——对前途充满希望,骨子里却保守得很——将让位于对“不发达国家”的现实的体认:这个国家受到内外敌人夹击,她的未来毋宁是成问题的。这一转向始于1930年前后,到1950年代已深入人心。它在巴西的最早体现是东北小说,它们使该地区贫穷落后的状况成为了全国辩论的对象。1950年代,不发达理论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概念工具,其时,相关理论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这个国家突然发现,它哪哪都是不发达的。
就像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已经开始论证的,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 subdesenvolvimento)并非充分发展(full development, desenvolvimento pleno)前的过渡阶段,它作为一个时期、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不加干预,就有自我再生产的倾向,甚至会往坏的方面转变(见氏著《巴西的前革命》[A Pre-Revoluçao Brasileira],里约热内卢,1962年)。比如在文化领域,被催眠的人们,梦想着绝对的民族独创性,他们的倒车开到极端,便会要求“禁止接触和影响”,此时必须有对文化依赖性的清醒诊断与之论战,甚至根据最好的情况,提出广义的相互依赖的论题,迈向全面的美学-政治质询。显然,抛弃最初的自给自足幻觉,代表了某种关键的进步,它指向了一个不那么蒙蔽人心、更为关系性的角度:期待中的所谓独创性,只是不同民族相互自由影响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这一视野也是虚幻的,因为帝国主义的现实,以及我们被不发达理论揭示出来的、让人无法接受的社会结构,使得普遍的互惠互利成了痴心妄想。在下一步中,与结构性不平等和帝国主义持续短兵相接,可能会呼唤出革命知识分子,从而标志着一个新层面的到来。《两个女孩:批评文集》,[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编,Verso,2013年1月出版,288页,16.99英镑

《两个女孩:批评文集》,[巴西]罗伯托·施瓦兹著,[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编,Verso,2013年1月出版,288页,16.99英镑

《文化与政治,1964-1969》,就其本身而言,概括了巴西思想和艺术在右翼政变后军事独裁第一阶段的发展。这里,艺术界(建筑、电影、戏剧、歌曲、视觉艺术)的进步阵营、学生运动,以及政治辩论本身,面对原本正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进程被打断,勇敢地做出了回应。对于所有这些领域,如是反民主性质的中断无疑是一个刺激,它强迫人们回到卑劣、过时的生活方式,接受这种安排简直荒唐透顶。由此导致的愤怒是其时各种艺术立场的基础,它还使部分学生投入武装斗争,更不用说已经有学生预备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从这个角度反思1964年失败的原因,一部分左翼将灾难归咎于共产党的阶级和解政治,尽管这一运动范围很广,结果却不战而一败涂地。左翼的这个批判乍看起来非常有道理,它使各个领域——不论是美学的还是政治的——都进一步激进化,最后,武装反叛这个当时尚未被检验的选项,终于隆重登场。新的战略相对于调和政治似乎是一个重大胜利,它承诺将会开启新的历史视野——然而它很快就被证明也是虚妄的,军事独裁又一次击败了左翼,后者输得鲜血淋漓,前者赢得更加易如反掌。和解失败之后,激进照样失败:社会主义淘汰出局,资本主义宣称自己是唯一的当代视野——你别无选择。
《文学与不发达》和《文化与政治》都对革命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将其视为自己的坐标之一。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970年,最初都在海外,其时距第五号制度法颁布不久,军事独裁的至暗时刻已经到来。在政治领域,开展武装斗争的名义是存在一个广大人民的阵营,然而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人民都处境凄惨,有相当一部分还不识字(占百分之五十),他们并不怎么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说,当时的思想动员即便不是一无所成,也是非常薄弱的,这使斗争获得社会支持的希望十分渺茫,宣传上的乏力也体现在了其时左翼著述和小册子的智识品格,以至于用今天的眼光看,它们显得如此不切实际。
尽管政治领域节节败退,文化领域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竟结出了不同凡响、历久不衰的成果。在这里,同样的革命愿望——以先锋姿态同过去决裂、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引起了强烈共鸣,也变得更为邃密。于是,文化领域的革命目标便是:迫使狭隘的布尔乔亚文化敞开自身,站在被完全或部分排斥的普罗大众的立场,彻底改造文化和艺术形式,也就说要结合巴西实际,依靠贫困学生、城市工人,甚至农村人口。这一抱负与1968年的国际精神,与巴西现代主义的深层性格(它在1920年代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某种类似的东西)汇聚在了一起,同时也回应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正是巴西文化界的这种抱负使巴西的现实变得可见,同时也创造出了优秀的艺术成果。所以,虽然有政治上的失败,但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凭借着其形式和主题的大胆,突显了激进主义的价值——不论是美学的还是美学之外的。右翼的胜利并没有妨碍其时持左翼立场的人们为巴西文化贡献杰作,直到现在,五十年后,依然如此。不过,商业化大潮在今天势如破竹,早先被排斥的人们正因为自己的不幸,反倒沦为了消费主义的傀儡(consumerist-miserabilist realignment, enquadramento consumista-miserabilista),左翼面对的是几乎不可战胜的敌人,因此也亟需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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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巴西,博索纳罗,拉美作家,现代主义,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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