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至刚，跋扈为公：史语所中的傅斯年

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张扬的就是“霸”，最受诟病的也是“霸”。他铮铮铁骨，坦荡狷介，一改某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之陈习，因此获得“傅大炮”、“傅老虎”、“曹大丞相”等绰号。爱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傅斯年

“他们看见我就跑，我很寂寞”

傅斯年之“霸”，正视之是担当、是勇气，显示其领导力、组织力；睥睨之是独断、是自负，难免对人对事有偏见、有误会，固然经常占理，不可能每次都占理。何况咄咄逼人，即使有理，也让人难以接受。傅斯年去世后，蒋梦麟回忆：“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1943年冬，王世襄从北平来到重庆，一心想去大腕云集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他是燕京大学硕士，英文好、历史好，又请大哥王世富的清华同学梁思成引荐，信心满满，觉得在史语所谋职有戏。没想到傅“霸王”面谈时只说两句话，就把他挤兑走了。

傅斯年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王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接着来第二句：“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王世襄脸一红，从他办公室出来。梁思成无奈，只好把他放在“自留地”中国营造学社做助理研究员。

除了母校北大，大概只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生的史学功底，才能让傅斯年刮目相看，其他大学入他法眼的不会多，难免以偏概全。

燕京大学是民国的名校之一，成立于1916年，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大刀阔斧，治校业绩斐然，燕大在中国教育界的声誉直追清华、北大。“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平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

傅斯年与王世襄的故事还有精彩的“两句话”后继。王世襄在中国营造学社干得很好，抗战胜利后，清理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贡献颇多。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就具体经办收回六批文物。

1946年11月，王世襄在南京出席清损会会议，即将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傅斯年在会上又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傅先入为主，念念不忘王的“跑腿打杂”办事功夫和燕京大学背景，而不是他的学术潜力，令人哭笑不得。

史语所的年轻人，都是傅斯年一手栽培，受过他的严格训练和薰陶，爱他、敬他、畏他，见他有如老鼠见猫。史语所每天下午五时晚饭后，职员都出来溜达，远远瞄见傅所长过来便跑开。傅很失落无奈，告诉弟子王叔岷：“他们看见我就跑，我很寂寞。”

傅斯年心正体胖，会拍拍肚子，以自己是胖子而自豪。有一天，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到史语所，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传神地说：“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对此感慨，“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历史学家何兹全是傅斯年的学生，后来随他入史语所走上学术之路。他说：“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何兹全还算好，他的堂兄何思源和傅斯年是北大同学，新潮社战友，在德国一起留学，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一起任教授。

何兹全入北大念书，何思源拜托傅斯年教授做担保人，所以何兹全怕归怕，还敢鼓起勇气，当面告诉傅所长：“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何答：“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1995年12月，何兹全受邀赴台，参加傅斯年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85岁高龄的何兹全去台大傅斯年墓前祭奠，行三鞠躬礼，然后和夫人郭良玉一起跪下默哀，何老先生还哭了。师者有仁，学生感恩，也是中国师生情、师生缘的一段佳话。

陈寅恪大师对傅斯年的“霸气”也头痛，敬而远之。因陈从香港返桂后滞留，不来李庄驻所，傅逼迫中央研究院将陈的专任研究员解聘、降薪，两人多少有些隔阂。

1943年春，陈寅恪写了首诗《癸未春日感赋》给史语所同仁，颌联是：“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据吴宓日记，1945年9月16日，陈寅恪夫人唐筼向来访的吴宓抱怨，“傅斯年来函之薄情无礼”。

“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在李庄时，史语所一个同事的小孩拿香火烧螳螂，他看到后，朝孩子的屁股踢了一脚，生气地说：“怎么从小就这么残忍！”他对这个调皮小孩的管教，流露出对小动物的仁心。

傅斯年具儒家名士之古风。对贪腐渎职权贵，从来没有好脸色，舍得一身剐，敢把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但对基层职员、学生、工友，脾气多不冲动，反而和蔼可亲；如有冲动，常常后悔且补救。

很多人怕傅斯年发飙，却有人“喜欢”他发飙。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在南京的所长办公室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对他发脾气。因为傅发泄之后，十次有九次会后悔，“上午发了大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的一笔稿费，一古脑儿送给了老裴”，以表歉意。

那廉君保护文物，傅所长屡被“折磨”，仍然乖乖配合。中国宋版书籍全是国宝，一直是收藏界趋之若鹜的珍品，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北宋刊《史记》、南宋刊蜀本《南华真经》、南宋刊《文苑英华》，合称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镇馆三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几经考虑、研究，又咨询专家们意见，拍板花巨款1亿元为史语所购入北宋版、南宋修补、南宋印的《史记》40册，放在保险柜中。胡适、赵万里等人共识，“此本为今存《史记》之最古本”。胡适支持傅斯年花巨款购书，鼓励说：“你此次豪举，并不错误。”傅很喜爱这部书，一有空就请负责保管的那廉君拿到办公室翻阅。

那廉君尽职尽责，每次都在所长身旁“紧盯”，防止他的烟斗或雪茄。傅办公室的大型吊电扇吹得“老古董”的书页嘶嘶作响，每页之间原来夹着一片用于防潮的烟叶，几乎飞舞起来，那廉君立刻把电扇关掉。傅体胖怕热，汗流浃背，也无可奈何，作了一个非常天真的表情，连说：“好，好！”另一次，叹口气对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据史语所的所务会议记录，傅斯年的提案几乎都是“议决 通过”，但也有个别未通过。例如，他在1931年1月25日所务会议上临时提案，“本所集刊每本最后一分（按：相当于季刊）须附此本所有论文译成英文提要。”

他的初衷很好，有英文摘要方便宣传，更容易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陈寅恪反对，认为“此事极难”，理由也很充分：本所同事研究方向不同，专业性太强，隔行如隔山，恐怕没有人能胜任翻译，即使自己翻译也吃力，最好只附英文题目。所务会议最后决定“保留待下次讨论”，实质是搁置傅斯年所长的提案。

傅“胖猫”主持史语所所务22年3个月，期间史语所需资金、设备、图书、项目等，主要靠他协调争取。他去向蒋介石、蔡元培、陈诚、朱家骅、胡适等人要经费，常常不会空手而归，更不会亏待他。1949年6月，台湾地区物价高涨，台大教授日子难过。朱家骅刚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傅斯年来电祝贺，虚晃一枪，即伸手要钱，申请为台大教员加一个月全薪。朱家骅批示：“中央财政困难已极，弟当设法商请阎公（按：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筹拨一款补助也。”

他长期处于政局不稳、战争不休、经济拮据、官僚腐败、社会动荡的年代，擅长利用与政府高层建立的紧密人际关系，为自己、朋友、新秀开展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寻找必要的支持、极限的突破。陶希圣曾说：“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有一次，傅斯年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托人带回李庄，分赠给史语所同仁。分法却反常：职位低人口多的，反而分钱更多。职位高的不爽了，有怨言。傅有先见之明，附信已预言：“你们分得这笔钱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骂。”

毛子水在北大同学中最佩服傅斯年，他到中大、北大、台大任职，都是傅斯年提携。毛肚中有货，但口才一般，也有自知之明，教书非己所长，爱好网罗文献，自谦是“dilettante”（按：半吊子）。傅斯年知人善任，推荐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但也不满意老友的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在台大当面对毛说：“不是因时局关系，我决不会请你教书的。”毛评论傅：“最伟大的地方，在他的大公至正的存心”；“对一个国家学术机构的首长，学识固然重要，公正无私尤为重要。孟真学问上的天才，固然是稀有的；而他的大公至正的心胸，则尤为罕见！”

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中国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斯年墓园——傅园

“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

孟真很猛很真。早在中山大学就和傅斯年共事的黄季陆教授认为，傅斯年的本性是“天真、纯洁和义侠一类的人物”；“在举世普遍被重利轻义，虚伪和势利种种恶习笼罩着的今日社会”，这类人物“使你心坎上钉着一件东西，永久都不会忘却”。另一位中山大学教授、和傅做了三十多年朋友的北大同窗伍俶说，“没有看见他向人低过一次头”，“没有丝毫官僚政客的气味”。

和傅交往二十多年、在中研院成立之初就熟悉的程沧波说，“从未觉得他骄傲，我只感到他的热情洋溢，醇厚有味。”在经常采访他的记者们眼中，“他是一个最和蔼朴实而平民化的学者”，“慈和、诚恳”。

思想者、先行者的灵魂必定是自由的，心胸通常是宽阔的，言行往往是孤寂的。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傅斯年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一骑绝尘，知音稀缺，非议不少。

有人骂傅斯年“对着镜子不认识自己的人”。台大法学院商学系主任刘溥仁教授针锋相对为傅校长解释：“其实，这何尝是傅先生的短处，相反的，这正是他那无私的伟大人格。”有人骂傅斯年“跋扈”。追随傅斯年十年的弟子王叔岷，为“一生最崇敬的老师”抱不平：“表面上看来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

朱家骅也为傅斯年的“狂狷”、“独行其是”辩护。他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常目空天下士，……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

傅斯年爱才胜命，不仅不霸道，简直甘为“保姆”。对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等大师敬重关照的事例不必多说，对有潜力的学术新人提携也很多。“一生最乐于成人之美，尤乐于指导青年，提携后进。”王世襄之所以被傅斯年“两句话”挤兑走，十之八九是他当时的才学，还不足以打动傅。

屈万里曾回忆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同事，怎么进的史语所。史语所驻四川李庄时，这个年轻人在附近逛来逛去，想见傅斯年又不敢见。恰巧碰到傅斯年出来，他鼓起勇气，迎上去自我介绍，说他是某大学的毕业生，听说史语所如何如何好，想进史语所工作而没有人介绍。傅斯年“找他一谈，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于是就用了他”。

他给史语所职员布置工作，会用商讨的口气；下属因故不能执行，他也不以为忤；与钱穆关系微妙，但钱在武大的得意门生严耕望有真才实学，他没有门户之见，依然录用、重用。1945年7月中旬，严耕望毛遂自荐，向傅斯年写了封求职信，附寄三篇论文，自己都“不存多大希望”。8月21日竟然收到傅斯年前一天的回信，说欣赏大作，答应请求，告知依据院章拟定职称，让严喜出望外。

8月22日，严耕望乐悠悠地到重庆中研院办事处见傅斯年，傅说自己现在事儿多，希望严暂时留在重庆，帮他处理一些文书方面的事。严却认为自己最无办事能力，文笔也很凝滞，所以第一天报到，就拒绝傅所长下达的第一个命令：“不能担任这项任务。”傅不勉强，立刻说：“那么你就先到李庄史语所去。”事后严回忆，也感觉自己太直率，“未免太书呆子气”，而“傅先生很有度量！”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邢慕寰院士、余英时院士听严耕望院士讲述这个故事，都哈哈大笑。

严耕望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妻子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长子出生后，家庭开销大，生活拮据。傅斯年从其他渠道获悉后，不仅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送给这位年青人救急，而且主动为其妻找工作。让严写一张妻子的履历表，他向考试院推荐录用，不成功；又向国立编译馆推荐，终于成功。恩师拿着其妻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经常在严眼前浮现。傅斯年去世后，严写追忆文章，“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零，不能成字！”

傅斯年的知遇之恩，严耕望舍命相报。1995年初，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征稿。79岁的严耕望自认为其一生事业学问，受惠于傅先生的赏识提拔，所以不顾年老血压高，不用多篇已完稿、未发表的成品，围绕“唐代人口”课题原创学术新作，“拼了老命也要赶出论文以纪念傅先生”。他改变年轻时就形成的早睡早起生活习惯，“连续两个多月赶写文章，常过深夜十二点才就寝，完稿前几天，甚至工作到凌晨两点多。”交稿之后大病一场，健康严重受损，次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同门师弟余英时悼文标题就是《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傅斯年正直冲动，严于律己律友，尤其是非善恶，非常较真。对“辣眼睛”之事不会躲闪“闭眼睛”，反而主动“怼眼睛”。或舌战、或笔战、或拳战、或心战，总要争一个结果，而且是争胜。殷海光评论，傅斯年“是一个有是非之心的人”、“是一个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

罗家伦和傅斯年吵了几十年的架，依然友谊之树常青。傅说，“彼此都有好吵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罗描述两人关系，“不见要想，见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傅斯年常说与世无争的赵元任，“如果办行政总是输给人，因为每件事若要发展必须有争的地方。”傅斯年经常气别人，也被别人气。“毛子水连骂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按：含沙射影），最后大吵一回。”

罗家伦对这位“最英勇的斗士”的性格长处看得透：“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满了人性的人。”对他的缺失看得也透：“孟真因为富于斗劲，所以常常好斗。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批评，不正确的主张，就立刻用口用笔和人家斗起来。”在他去世前两天，罗还讽刺傅：“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结果反引起他一顿反攻。”罗分析其中部分原委，“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

人贵有自知之明，傅斯年也有反省，惭愧自己“老是以前那个浮躁样子”。1942年2月6日，在高血压病治疗、休养大半年后，坦率向胡适解剖：自己的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自己的毛病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自己的病因是“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挣扎，终生未改，也改不了。

1948年4月5日，他致函胞弟傅斯岩分析自己高血压的病因有三：体胖、脾气坏、习惯坏（劳动无节制、睡不满六时等）。自认为脾气坏“最是大毛病，忧劳怒三事无一要得”，“我不算大劳而平日忧国忧民却并不自忧也”。1948年11月6日，他又向友人李田意反思，“我的脾气虽然个人的思念甚少，而很热心公事及别人的事，或者血压高病即与此相为因果。”

傅斯年能伸能屈，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却常为学者们及其家属的“五斗米折腰”。暂居李庄之时，就三天两头为中研院的三个研究所（史语所、社会所、人类所）和中央博物院“找米下锅”，安稳人心。

他经常坦率地写信向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化缘”：“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傅信中还自嘲这些学者是“豆腐先生”，因为穷得只能吃豆腐了，实际上连豆腐都吃不起、很少吃。上次他在南溪县陪王梦熊吃了餐饭，习惯清汤寡水的肠胃没福气消受，餐后腹泻一周，成为大伙的笑柄。

傅斯年对后学热情栽培，有时也不满、失望，而且毫不客气。元史专家杨志玖年轻时很受傅器重，傅一直想培养这个人才，又资助缓解他的经济拮据。1938年夏，杨志玖从史语所中英庚款中每月领取30元，够房租、饭费、买书和零花。1941年秋，杨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前夕，傅来信，建议他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语所来。杨听从导师姚从吾的推荐，去了南开大学。

南开的历史学术平台，和北大、史语所不在一个数量级。1944年，傅又将杨借调到史语所两年多，用的是“刘备借荆州”之策，准备留在史语所。1946年，南开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催杨回天津上课，杨守信用回了南开。傅还有意送杨出国深造，但杨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为由婉谢。傅失望之余，斥责他“没出息”。

杨志玖对傅斯年的栽培，一直感恩、遗憾、愧疚。1960年参加党外人士的交心会，他真诚说出与傅斯年的情感，“没有能够实现从傅斯年进一步学习，有违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内疚。”

傅斯年在学术界最为称道的是，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终身“掌门”。筹备中研院史语所时，傅斯年才30岁出头，风华正茂、活力四射，而且已有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经验。他展现高超的组织领导才能，构建现代学术体系，招揽优秀人才，筹措活动经费，指导编撰刊物，顺畅协调上下左右关系，团结、培养一批卓越的学术大师。他是非较真、霸气十足，却公道正派、“至大至刚”（按：孟子论“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堪称“中研院史语所之父”。

（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