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顾士敏：终是不忘读书心（上）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

顾士敏，祖籍贵州，生于云南昆明，原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历史系教授，1983—1993年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任编辑，1993—2012年于云南大学任教，是中国经济史、哲学人类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在红学、儒学、诗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 ;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儒学导论》《哲学人类学导论》;主要学术论文有《早期中国文化之发展与儒教》(中国台北《孔孟月刊》)、《儒学还原》(北京《中国哲学史》杂志)等。

采访者:罗宁，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陈滢至，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作为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建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前辈学者们的经历、 感悟、思考，对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不光要记住历史，同时也要反思当下，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积极的探索，在继承中发展、创新，不断推动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前进。

顾老师已退休多年，虽年事渐高，但风采依然。在我们访谈期间，顾老师虽然身体稍有不适，但神思敏捷不减当年，儒雅俊朗不让年轻。谈笑间，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当年的坎坷曲折已云淡风轻，曾经的瞻望正渐渐实现。作为后学，顾老师的学识让我们高山仰止，而他的宽厚和气又让我们感如慈父。顾老师问起当年的同事、学生，深深关切，谈起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他信心满怀。对我等后学，他充满了殷殷期望。

经历：任它风波险恶、命途多舛，亦是不忘矢志求学心

采访者 : 首先，顾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生平经历吗?

顾士敏 : 我是1945年生人。1945年、1946年的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代。我们小时候过得非常简朴，我们家属于大家庭，父亲原来在国民政府机关做事，后来因为被镇压死在了外面。父亲过世后，家里就只剩下母亲和我们三兄弟，生活非常艰难，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很早就参加工作了。1963年念完初中以后就参加工作，当时18岁。

我当时的工作地就在昆明第一农场，旧址在龙泉路上的地质学校。当时在农场当工人，种果树养奶牛。在那个时候，苹果是比较奢侈的食品，种出来的苹果要给飞行员吃，听说那些飞行员在培训期间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个饭后苹果。

我1964年的时候开始以同等学力去云南大学上夜校，1966年“文革” 夜大不再授课，我也就没书读了，再后来到了农场做农场工人。1969年的时候我的母亲被下放农村，我担心她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在农村，我也就跟着下去了。我在农村生活过5年，1969年到1974年。1973年母亲逝世，1974年我又转回农场，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当时的工作环境很不好，我们工作也是下憨气力，所以每天的生活中除了劳动，我就在看书。我记得当时农场靠近铁峰庵和虚凝庵，这是两个破旧的寺庙，有时候星期天我就拿着书去到这些荒废的寺庙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我记得我在虚凝庵用一整天看完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当时农场周围的人说莫非你要看书过掉这一生?我想其实是可以的。

“文革”结束后，1978年国家开始恢复夜校、高考招生。当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报考了夜大。当时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很多，真是一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景！有志青年太多了，本来只准备招60人，结果有4000多人报考，所以就最后扩招到130名。当时考试要考一天，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出来逛翠湖，看到草地上全是考生，两眼望着青天，数以千计，口中还念念有词。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到学校开始上学，一直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也没有公布成绩，周围的学生就都强烈要求公布分数，后来学校就把分数公布了。公布分数之后发现个个都是精英，当时学校扩招130个人，结果我就恰好考到第130名，还真是做了一次“孙山”啊！考到孙山之末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分数公布的那个晚上没有一个人与我同行。我想，那个时代的学生真是特殊啊，他们在上了一个月之后便强烈要求布置作业。等我交上去之后，孙克勤(助教)把我的作业给了王玉笙(老师)，王认为这个作业很厉害，就找我单独谈话，让我直接去考研。

其实，我在1978年考过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学专业，考了300多分落榜了，因为外语分数太低。王老师劝我不要执着于北京，也可以选择云南大学来报考。但我认为云南大学没有合适的专业，因为当时云南大学历史系下面只有三个专业：方国瑜的地方史、江应樑的民族史、李埏的唐宋经济史。王老师听完反问我：到底是人将就专业还是专业将就人呢？我恍然大悟，被他这一句话点醒。在1980年我以同等学力直接考的云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算是李埏先生的首批弟子，学中国古代经济史。当时夜大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教师与机关公务员，工人里看似最差的就是农场工人——我，然而后来的我就像牙买加闪电一样，远远把他们甩在了后面。

采访者 : 您当时在云南大学的研究生生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顾士敏 : 我当时跟着李埏先生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就是读书。当时一进门，李埏先生就讲了一句话，《宋史》《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史必读的四本书。然后我就开始读，当时怀周楼四楼，有一间历史系资料室，我就一直在那里读书，幸好我在农场的时候练就了可以坐一整天念一整天书的本事，一般来说，用现在的量化标准来说就是，一年不低于300本书，坐在资料室里面，四周都是书架，我们读书跟现在这些不一样，不是以本论，是以架论，我们都是一架一架地读。依旧八几年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手机，都是靠笔写，读书做卡片，不懂的地方就去问老师，每次老师检查我们阅读是否扎实就是看札记，读不读书也是看札记。

我记得有一天，李埏先生满头银发，他骑着自行车，让我跟他去苗圃买树苗，当时已经60多岁接近70岁，满头银发。他边骑着自行车边跟我说：你看公路上骑车的还有谁比我年纪大?他说读研不只需要的是课堂里面的知识，而且需要闲谈，与比自己厉害的人闲谈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课堂里讲到的东西并不是神来之笔，往往与他一起去花鸟市场买花，去圆通山看樱花，去苗圃买树苗得到的东西更多。偶尔他即兴讲起来，范祖锜也来听，或者就在怀周楼四楼，他都是很随意地跟聊天似的说。那个时候都兴抽烟，李埏先生也抽，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别人从窗户外面看见冒青烟，跑来救火，以为着火了。那个时候抽烟的人很多，当时答辩，方国瑜先生抽云烟，那种白壳子，我们是不敢问津的，很贵，他一下就抽完一盒，我们都很佩服，当时他作为云南大学的唯一几个二级教授之一，穿一套呢子制服，抽最好的烟。

采访者 : 您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哪呢?

顾士敏 : 去了民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云南民族大学。

采访者 : 您是怎么到了民族学院的?

顾士敏 : 去民族学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当时马耀院长就把让我去考研的这个恩师要去，结果我也就跟过去了，然后马就说办学报。当时我觉得这个工作很不错。当时历史系非常“左”，我们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云南大学只留了林超民，我们其他人全部走人。

采访者 : 您到了民族学院过后是教书还是做学问或者做其他什么呢?

顾士敏 : 12月的时候，我被分到民族学院。12月过去，第二年3月就开始办学报。要办那种大板报。学报这一块我当时主要负责历史、经济，然后就待在编辑部，这一待就待了10年。

采访者 : 后来您还是一直待在民族学院?

顾士敏 :1993年的时候我回到了云南大学。因为当时民族学院整个学报编辑部六七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汉族，其他都是少数民族学院。我家以前住在潘家湾，要骑车经过一二一大街去民族学院上班。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了林超民，他说：“你老兄又不是少数民族同胞，待在民族学院干什么？”我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很对，就跟他说，那你把我调回来嘛，他就把我调回云南大学了。这样我就来到了云南大学，在云南大学一直待到我退休。

见证：人类学从建立到崛起

采访者 : 顾老师从1993年开始在云南大学任教，您也算是见证了云南大学人类学的建立及发展，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过吗?

顾士敏 : 云南大学人类学的定位是复兴，而并非兴起。西南联大来了以后，传播了很多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就有了新的学科，有了全新的师生关系。

1952年，云南大学院系调整，人类学、社会学都被打成伪科学。70年代之后开始复兴，人类学、社会学全部都并到民族学之下。80年代后，从民族史——人文社科类学科云南省的第一个博士林超民开始。我们与别的学校不同，云南大学的人类学从历史系开始复兴。历史系下设5个专业：历史学、世界史、人类学、社会工作、国际事务。当时第一届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我知道的有一名，就是现在历史档案学院的副书记赵永忠。

与好友林超民合影

要说云南大学人类学真正的建立及发展就不得不说林超民。说起林超民，他和我当时算是云南大学的第一批研究生。还记得当时我们班上一共有7个研究生，只有林超民一个是党员，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班长。

虽然云南大学人类学1992年就有了，但到1996年人类学与社会工作才独立成系。1996年的时候王筑生来到了云南大学，这算是云南大学人类学的一次“大跃进”。王筑生是个很厉害的人，过去有一部电视剧《武则天》，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武则天跟别人说，你们不是个个都想穿这件皇帝的袍子吗，你穿穿看像不像。无独有偶，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费孝通说现在有五六个人准备穿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掌门人的袍子，你王筑生也算是一个。后来王筑生早逝，尹绍亭调了过来。在尹老师的带领之下才真正将民族学、人类学的那些专家并未发挥的优势发挥出来，因为在当时，只是将民族学作为做民族调查的一个工具。

云南大学民族学经历过两次大的转折：一次就是王筑生老师他们的回归，另一个就是尹绍亭老师的到来。人类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同时这个学术研究中心也从北京来到昆明，50年代民族调查是民族学的第二次兴起，因此有一部分骨干留在了云南大学。当时民族调查的组长是宋恩常(东北人，人称中国的摩尔根，研究中国的婚姻家庭)，费孝通是副组长。当时周恩来总理来云南大学的时候提出云南大学要注重地方史的研究，因此方国瑜先生就被用起来了。但是研究云南民族，特别是被称作活的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主体还是在民族学院。几乎可以说从原始公社起的很多遗存都在云南地区得以保存，当时研究各个民族的专家都在民族学院。然而自从王筑生来到云南大学，这一研究重心就转移到了云南大学。第二次可能要算是尹绍亭老师调回云南大学，当时王筑生英年早逝，尹绍亭老师来到云南大学，使得云南大学人类学进入了第二次大转折时期。

一个学科的发展和一个人的发展一样，机遇很重要，所以作为一个领导，抓住机遇很重要，要有眼光要看得准。我记得，年轻时候读柳青的《创业史》，“人生有很多岔路，在很多路口往往几步就能决定人生”，路遥的小说往往都在讲这个命题。云南大学就是抓住两次机遇，一次是将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嫁接在了云南大学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第二次就是让它凤凰涅槃。

采访者 : 您能跟我们详细谈谈王筑生先生吗?

顾士敏 : 王筑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很有才，也非常有趣。当时的学生学习的外语不是英语，而是俄语，再加上王筑生的班主任，省政协副主席习克敏有白俄血统，一口俄语说得很溜，所以王筑生的俄语功底也很不错。

我前面说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里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文革” 时候，有八个样板戏很流行，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红色娘子军》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时候是用芭蕾舞的形式表现舞台效果的，一般的芭蕾都是穿着白色的纱裙跳，但是那个时候的《红色娘子军》是穿着短裤跳，他就调侃说，没见过穿着裤衩跳芭蕾的，大家听了都笑。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人口第一大县、最穷困的农业县镇雄，这个地方到现在都是“大名鼎鼎”。他就利用在那里的时光学习英语，天天背单词，一个单词一旦记下来就终生不忘。后又考到民族学院读经济学硕士，因为有外语基础，再后来就公派留学了。

1987年，王筑生被公派到美国学习经济人类学。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融入美国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至少说在他那一代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他来说，当时在美国只有三条路可以走：红、黄、黑。第一条红路，即融入主流社会从政，但这几乎不可能，美国很难接受一个黄皮肤的公务员；第二条黄路，即下海从商，但是那个时候在美国街边卖牛仔裤、T恤衫就能发财的日子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也行不通；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也就是黑路，也就是做学问。但是当时在美国哪怕做学问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在美国做学问一年要修3—4门课，一年内还必须出著作，哪怕只打印50本也得出，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当时国内的学术环境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亟须一批有识有志之士。所以后来王就归国发展了。

毕业回国后，最开始是在中央民族学院，在那里待了一年多。一年之后他回昆明，来到了民族学院，当时民族学院的规模很小，我1982年去时也只有六七百人，他在民族学院也只是待了一到两年的时间。后来才来到云南大学，他回云南大学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1994年我在云南大学当班主任，当时有5个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招20个人。因为当班主任的缘故，要送学生去炮兵第四师军训。在路上遇到同样送自己女儿去军训的林超民，我跟他一起坐在老图书馆的柏树下聊天。我还记得，当时他第一句话就说，可惜了，王筑生回来的消息我知道得晚了。我跟他说，不算晚，我去跟他说，一准把他挖过来。

王筑生当时在民族学院待得不是很情愿，他一个受纯正人类学训练出来的人，当时在民族学院历史系教高年级英语，反而他的妻子杨慧被派到民研院去了，这和他当时的设想出入很大。他本来想做“泰国北部的云南人”这个研究，但后来这个课题又让段颖做了，所以他当时的确是有点郁郁不得志。后来我就跑去跟他说让他到云南大学来。民族学院那边便说要走就两个一起走，这对于他们两夫妻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就这样王筑生和杨慧都来到了云南大学。

王筑生1996年回到云南大学，1997年参加高级研讨班，1998年检出肝癌，1999年去世，真真是英年早逝。当时林超民还为其写了一篇文章叫作《闪亮的流星》，详细地介绍了王的一生。（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