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夜雨︱杂谈鲁迅先生与宋版书影笺及永乐大典笺

（一）

中国古籍独特的美感和巨大的价值，早已为人所共知。对珍贵的宋版书，藏书界历来有“一页宋版一两金”这种看似夸张实则平常的说法。2020年7月法国新发现的两册明代《永乐大典》，拍出了折合人民币六千五百万元的天价，给古籍传奇增添了一笔新的注脚。民国年间，制笺业发达，文人雅士众多，知名笺肆依照宋版书与《永乐大典》摹制的书影笺纸受到广泛喜爱。制笺者可对外展现工艺精湛、藏品丰富，收藏者静坐书案前，欣赏字体纸张之美，追慕先贤文章，怡情养眼。

然而，偏偏有人对此不以为意，这并非旁人，正是《北平笺谱》的编辑者鲁迅先生。他虽然在《北平笺谱》中遍选北平十家笺肆的代表作品，却偏偏将宋版书影笺和永乐大典笺排除在外。1933年9月，在与郑振铎商讨笺谱的第二通信中，他便明言，“宋元书影笺可不加入，因其与《留真谱》无大差别也。大典笺亦可不要。”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曾假人之口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我们不妨也顽皮地问一句，“鲁迅先生说的，便对么？”是否宋版书影笺和永乐大典笺只是版刻文字的留真样本，完完全全地照搬古籍？或者鲁迅对收藏家津津乐道的古籍，还留有一点弗洛伊德般的“潜意识”？一部《红楼梦》，能让“经学家看见《易》，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么我也对手边的几枚书影笺纸“索隐”一番，略窥大先生的偏爱与“偏恨”。

（二）

民国年间，琉璃厂作为京城文化枢纽，古籍藏家、刻工名手均在此云集。荣宝斋、清秘阁等诸家笺肆所制宋版书影笺，并非像通常流行的画笺用白宣印制，更不像印制古籍一样施以浓墨。笺肆常选用淡土色、浅橙色等仿古纸张，用略深一度的红褐色刷印文字与格栏，题材内容是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珍刊叶子。我对宋版书影笺并未特别留意，但见过的也有三十几种，对当时爱书爱笺之人，肯定可以说“总有几款适合您”吧！

宋版书影笺种类虽多，但带图案的却非常少见。我有幸收到两纸，颇可一观。其一为荣宝斋制笺，宽二十厘米，高二十九厘米，取宋版书一面，尺幅宽阔，笺色仿古。文字取自《周礼·地官·乡师》，曰：“地官乡师，及葬，执纛以与匠师御柩而治役......”画面中刻绘“乡师”处于页面正中，执龙头纛而行，衣冠方正，面相敦厚，动作稳健。其二为横版宽幅笺，宽三十二厘米，高二十四厘米，摹整页宋版书影，为《乐书卷第一百七十三·乐图论·胡部·舞·韎师》。文字部分曰：“盖四夷之乐，东曰韎，南曰任，西曰侏离，北曰禁，或以服色名之……”“韎师”左手举矛，右手执牦牛尾，高鼻深目，脚蹬尖头靴，像卓别林一样站立。此笺为米白色，图文用浅橙色印出，雅致怡人。但制笺者却并非琉璃厂的笺肆，笺纸右下方有篆书条记说明“印铸局取宋椠书制笺”。印铸局是清末民国专为中枢内阁铸字、排版、印刷的机构，此笺纸系徐世昌任大总统时专用笺纸，徐与任内两名印铸局长易顺鼎、陈汉第皆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无不精到，这种“官制”笺的水准自然不难想见了。

 宋版书影笺：周礼乡师

宋版书影笺：乐书韎师

郑振铎在名著《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论及宋代版画时写道：“（除佛经外），其他书籍也都以木刻画为插图，特别是福建建安的出版家，连经、子诸书也都以‘纂图互注’为标榜了。（像《纂图互注毛诗》《礼记》《荀子》等）。”他又有言，“《乐书》的插图很多，但我们所见均是补版后印本，看不出原书精工的原样子来”。我所收到的两枚宋版书影笺恰与郑振铎所载相符。乡师与韎师，一庄一谐，行进中的乡师步态稳重，立定的韎师却给人似将起舞的感觉，这样的笺纸是能够看出“原书精工”样子的，它们所依据的版本似乎比郑振铎收藏的还要好一些，不由让人由衷赞叹宋版书的魅力以及琉璃厂工匠的高超技艺。

 宋版书影笺刻绘的韎师像

印铸局制笺之条记

（三）

宋版书影笺系选用各种书籍的散页分别印制，而永乐大典笺则是五枚一组成套。大典原书高与宽分别约五十厘米、三十厘米，笺纸缩摹成高十九点五厘米，宽十六厘米。笺纸第一枚记载目录系《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一屋·服·后妃服》，其中四枚笺有后妃图像，人物大小、单人双人各异，分别选自该卷第一、四、五、八页。《永乐大典》虽是明代类书，但所绘后妃像并不似明代版画中的女子体质瘦削、弯眉如笑，而是仪态雍容，具有唐代仕女的丰度。第五枚笺纸为文字版，摹刻有二十种“服”字的篆体字，气韵高古，这半叶与其他四枚笺纸不同，实取自大典第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卷。这五枚笺纸图像、文字各有侧重，缩摹比例适宜，很好地代表了两卷大典的风貌，编选者和翻刻者都足足用了一番苦心。

 永乐大典笺：后妃服

 永乐大典笺：双人服饰像

 永乐大典笺：服字篆书

我所收到的这一组笺纸，刻印边注为永乐大典残帙，荣宝斋制笺，其实《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至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为完整一册两卷，分别有十二页、二十页，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乐大典》“服”字部尚存其他三册四卷，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但只在“斋服”目下有一幅不含人像的衣服图案，更显出笺纸所摹制的第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卷的卓尔不同。

《永乐大典》天命华贵而厄途多舛，既有被晚清翰林院大臣偷盗出宫的，也有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番侵华时抛却的。根据张升教授研究，1912年，北洋政府要员、著名藏书家董康将十七册《永乐大典》带到日本贩卖，引发了日本藏书界的浓厚兴趣。1918年10月初，“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在北京搜购到十一册《永乐大典》，将其中的一册（即卷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至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转售给美国植物学家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施永高当时正在中国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采购古籍，于是这一册历经周转后入藏美国。据民国教育部1919年10月向京师图书馆颁发的训令记载，“本部现准美国国会图书馆函送影本《永乐大典》一册到部，计卷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之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共二卷，合行发给该馆（京师图书馆）妥为庋藏”。这项训令印证了这一册珍贵的《永乐大典》流入美国的时间，其时鲁迅恰在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

除了荣宝斋之外，我也曾见过“印铸局”所制大典笺，当时以为已经有了荣宝斋的，留作笺样足矣，因此无知错过，再想求得，已是刻舟求剑。按上文所说，铸造局在民国期间，专为内阁办理文书印制事务，徐世昌于1918年至1922年任民国总统，刚好与《永乐大典》影本入藏京师图书馆同时，很可能印铸局借该册大典影本设计了笺纸。然而荣宝斋早在1896年即设立刻印信笺的“帖套作坊”，1910年起专门有人从事勾描分色，或许《永乐大典》原书在去国前就已在琉璃厂书肆间流传，书主借荣宝斋制笺以提高其声价，亦未可知。至于“荣宝斋”与“印铸局”两版大典笺纸是否有先后借鉴关系，譬如印铸局将荣宝斋制笺翻刻供徐世昌使用，或者徐世昌下台后笺样为荣宝斋所得而加以推广，如今已不可详考。

永乐大典残帙字样

荣宝斋制笺字样

（四）

鲁迅先生对中国古典版画及当代笺纸有着由衷的热爱与多方的赞美，然而对古籍却抱以实用和冷眼，这种态度默默影响着他对宋版书影笺和永乐大典笺的看法，不可避免。

根据韦力先生所著《鲁迅藏书志（古籍之部）》，鲁迅先生藏书更注重古籍的底本精良，藏书中很多是晚近刻本乃至影印本，只有少数几部够得上善本级别，可见鲁迅买书更多是为了读和用，而非囤积居奇和升值牟利。在这大量古籍中，大约只有十五部属于经书，不到他古籍类藏书的百分之一，鲁迅对《礼》《乐》之书并无兴趣是显然的。

鲁迅在任教育部佥事期间，曾奉教育总长、藏书大家傅增湘的命令，去检视清宫内阁大库遗留的“八千麻袋”里装载了哪些文物。他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中记录当时的情形，“（F先生）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鲁迅在这里一片游戏口吻，将宋版孤本和绣鞋相提并论，将价比黄金的宋版叶子叫做破烂，就像孙大圣将“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化作“破烂留丢一口钟”。他对宋版书尚且如此，对宋版书影笺更可想而知了。

琉璃厂各家多年来陆续印制的宋版书影笺有数十种之多，而带画图的极少，郑振铎在给鲁迅邮寄的宋版书影笺中，恐怕就不包括有画图的。按常理说，将丧葬题材入笺是制笺的大忌，但荣宝斋选用葬礼执事的乡师入笺，恰恰说明了带图案的宋版书非常稀缺。鲁迅先生多年学医，心思通透，他还在《朝花夕拾》中手绘过“死有分”“活无常”的形象，对“乡师”图案应不怀忌讳。或许他未曾见过这一幅笺纸，或是担心这样的题材影响《北平笺谱》的销路，但也不必处处和他人明说，既然不是自己属意的题材，于是就一笔带过了。

至于铸造局为徐世昌总统特制的“韎师笺”，郑振铎大抵是无缘为他从琉璃厂收集到的。但依着鲁迅先生的脾气，即使见到了，又会如何？他曾在致郑振铎信中批评“清秘阁”南纸店“专走官场、官派十足”，认为除去这一家的画笺对《北平笺谱》也无妨碍——幸亏郑振铎先是“舌疲唇焦”、后来“再三奉托刘淑度女士和他们商量”，才不致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想必鲁迅见到“印铸局”这种不仅是“官场”甚至属“内府”的用笺，无论多别致，也会像他在《朝花夕拾后记》中揶揄“徐大总统”本人的哲学：听其自然吧。

 鲁迅手绘死有分、活无常

（五）

时间有时像一把神奇的放大镜，将来自不同方向的光线都聚焦在一个点上。两卷《永乐大典》流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鲁迅检视“八千麻袋”文档、印铸局开始为徐世昌特制笺纸，这几件平行的历史小事都发生在1918年，而这一年的文化大事，是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其中最石破天惊的情节，就是狂人对着古书仔细看了半夜，从字缝里看出整本书都写着“吃人”二字。鲁迅先生在其他杂文中提到永乐皇帝时，特揭露了他残酷的杀人手段。永乐皇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剥皮、油炸还不算完，还将他们的妻女罚为官妓。帝王的残忍，真不知比狂人“吃人”可怖多少倍了。

鲁迅虽深恶永乐帝的暴行，但并不因人废事，将一切归结于酱缸。他深知《永乐大典》的文化价值，在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期间，多次建议征集大典残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清末状元陆润庠府上留存的六十四册《永乐大典》——此系八国联军劫掠翰林院后仅存的一批——终于成为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多年以后，当鲁迅先生看到郑振铎为他寄来大典笺样供编纂《北平笺谱》挑选时，一定会想到自己追索大典、翻检麻袋那些遥远的下午。绘刻着如此典雅后妃服饰的纸张背后，是永乐大帝怎样屠戮前朝忠臣的功绩？当人们街谈巷议清宫破麻袋藏着宝物的时候，当大总统欣赏特供笺纸的时候，又有多少册《永乐大典》正流入异国他乡？“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一部《永乐大典》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的伤心史？

鲁迅先生最终的选择，一是不将令人百感交集的大典笺选入《北平笺谱》，二是将编成的《北平笺谱》自费寄送给美、英、法图书馆各一部，既是同行间悠久流传的礼尚往来，同时也是展现中国健康、晴朗的木刻断代史上的丰碑。

（六）

曾有一则西方笑话说，一名书商常给总统寄新书看，如果总统说好，他便打出广告，“一本总统都说好的书！”。总统下次知道被利用了，故意说不好，他就打广告，“一本总统说很不好的书！”总统索性不回复，他又打广告，“一本让总统无法评价的书！”

在爱笺者眼中，鲁迅先生正仿佛笺谱界这位高尚的总统。选入《北平笺谱》的名笺，自然值得收藏与研究，而他言明不选的笺纸，也让人不由生出深究的愿望。或许他对各类花笺，依据的是画艺的高低、气韵的多寡，但对宋版书影笺、永乐大典笺，他一定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基于文化的取舍。虽然乡师、韎师、后妃的形象足可以与《北平笺谱》中赵之谦的仿古人物、姚茫父的唐砖人物鼎足而三，但我们也只得尊重编者底气十足的好恶与深远一生的任性。

鲁迅先生若是在冥冥中知道后世有这样一个人，花很高的价钱、费很多的夜晚，只是为了“研究”几枚他轻易就放弃的笺纸，或许会用《北平笺谱序》中的八个字来形容吧，那正是：吾侪好事，亦多杞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