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同学少年都不贱》的真实与虚构

《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205页，20.00元

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2004年出版，与张爱玲后期其他作品一样，也引起过不少争议，如出版是否违反作者本意，作品是否未完成，是否江郎才尽之作等等。另外小说写到了同性间的情谊，也比较敏感。其中主线是赵珏、恩娟从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到中年女子这数十年间友情渐渐淡漠的故事，情节性不强，完全采用张爱玲后期那种平淡自然的风格。其中教会女校的学生生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她曾经就读的圣玛利亚女中，很多读者还曾经猜测书中这段友谊有张爱玲和炎樱的影子。

出版多年后，宋以朗“解密”指出小说应该有本事，恩娟大概是张爱玲的中学同学、低一级的张秀爱，后来也在美国，嫁得很好；恩娟-秀爱，语义也相近。小说中的司徒华则来自张爱玲与乔志高共事的职场印象。后一项相对简单，2020年张宋通信集出版，只要看过张爱玲1979年12月8日和1980年2月9日写给宋淇夫妇的信，自然明白小说里的司徒华应该就是照着张对乔志高的观感写就的。至于前一项，冯晞乾整理和解读了张爱玲的笔记簿，其中关于《同学少年》的六则笔记可以确认宋以朗的猜测是对的，恩娟正是秀爱。这不免令人起了好奇心，人物有所本，那么小说中哪些情节是取材自真实的呢？众所周知，张大多重要的作品都有本事，赵珏、恩娟的经历是否也可以溯源，不妨试着找找看。

一

小说中的人物不多，故事基本围绕着赵珏、恩娟展开，也涉及两人的同学家人。叙事以赵珏的角度为主，兼用全知视角。总的来说，赵珏、恩娟的来往大致有三个阶段：从十一岁开始的六年中学生活和大学前后经历，抗战胜利后两人在上海重逢，以及多年后在美国的最后一次见面。

先看人物。小说中的恩娟出身于教会家庭，和父母一样信教虔诚，人缘极好，“入校第二年就当选级长”，有一副好歌喉。赵珏毕业了没升学，因为抗婚被父母关了起来，恩娟来看她，赵珏知道她们“都进了圣芳济大学，不过因为沪战停课了”。恩娟还去大场看护伤兵。后来赵珏也进了芳大，比恩娟低一级，见面少了。圣诞前夕，恩娟拉赵珏去教堂听钟，说起一度跟随上海交响乐队新进的著名犹太提琴手学琴。之后一次恩娟告诉赵珏，有个同学写信来要她也去内地，这个同学是犹太人，早几年才从德国逃到上海，在芳大半工半读，毕业后去了重庆，在洋行工作。赵珏看到集体照上是个漂亮的黑发青年，立刻赞成恩娟去。恩娟下了决心。赵珏也知道这是她男友。

这一段是两人的学生时代，也是小说故事的第一部分。

现实中，张爱玲1937年夏高中毕业，正好遇上“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因为留学考试的事被父亲毒打囚禁，直到1938年初逃出家投奔母亲。1939年夏去香港大学读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港大停课，1942年5月回到上海。秋天转入圣约翰大学，最初想读到毕业，但不久就辍学卖文。

至于张秀爱，根据张爱玲同学的回忆，她要低一班，也就是1938年高中毕业。她是1938年的学生会会长，圣玛利亚女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学生自治组织就是学生会，每年的会长任期一年，由毕业班学生担任，基本都是公认为最有能力的学生。同时她也是当年的体育会主席，可见热爱体育运动且成绩不错，这一点和好友张爱玲南辕北辙。书中写恩娟“人缘极好”，必定是写实的，她同班同学张祥保的堂妹后来写回忆文章，说记得小时候见过姐姐的同学来玩儿，隔了多年后，记忆清晰的几个名字中也有张秀爱。

1937年沪战爆发，圣玛利亚校舍被占，旁边的圣约翰大学被炸坏多处，也被日军占领。当时放假在家的学生着急万分，暑假也被迫延长。女中后来的校刊《凤藻》1938年版中有学生回忆这段历史：

“八一三”烽火爆发时，正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我级有很多同学，就很勇敢地加入了后方的救护工作。她们的服务热忱是院方所称许的。在九月末同学们见各学校都纷纷上课了，而我们学校音信沉沉尚无开学的意思，便在同学张君祥保府上，召集了一个会议，向校方提出了几条具体的要求。校方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就借大陆商场开学了。

这些事和1938届学生会长自然密切相关。在诸方努力下，圣约翰大学宣布迁到南京路大陆商场楼上，学校租下数十间房屋，容纳约大及附中、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上课。1938届的学生克服种种不便顺利毕业。综合各种文献记录和回忆，张秀爱多半是个开朗合群，很有能力，也受同伴爱戴的学生领袖。小说里这一阶段的写法，大致按照真实，其中的“圣方济大学”显然是指圣约翰大学，这也是1936年约大接受女生入学以后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升学的主要选择之一。既然如此，检索1940年代前期的约大毕业生名录，很容易便找到了张秀爱的名字，她主修历史，1941年冬天毕业。

图一：引自1938年的《凤藻》，是毕业班部分同学在大陆商场顶楼，校刊上没有张秀爱的标准照，我认为后排左一是张秀爱。

时间稍有提前，这是因为处于战时，约大鼓励学生暑假也继续上课，如果能修完课程便可提前毕业，当时这样选择的学生很不少，张秀爱显然也是如此，1941年冬天毕业拿到文凭，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相比之下，1939年才进港大的张爱玲确实要晚一级（如果能正常毕业的话）。

到这里为止，真实与小说情节大致相合，但是小说有个关键，开篇就点出恩娟向好友问起男同学要自己也去重庆好不好。这似乎只能发生在战争时期，不然和小说第二阶段战后两人重逢的情节就对不上了。1944年初张秀爱在《新闻报》上登了一条结婚启事：

费景天、张秀爱结婚启事：我俩征得双方家长之同意，业于卅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按：1943年12月22日）在贵阳圣公会内由黄奎元牧师主礼结婚，特此敬告亲友同学。通询处：贵阳花溪清华中学校。

图二：《新闻报》1944年1月15日广告

张爱玲在多年后写给宋淇的信里确实称张秀爱为“费太太”，所以小说里的犹太青年“汴·李外”应该是找到了，现实中并不是犹太人，不过费景天确实有外国血统，下文会详述。

综合我目前能看到的所有关于费景天的资料，大致是这样的：费家祖籍河北通县，几代都住在北京。费景天1936年毕业于北京育英学校，跟圣玛利亚女中类似，这是个著名严格的教会男校。

图三：1936年《育英年刊》登载的毕业生费景天

他还拿到过学校举办的独唱比赛的第三名。同时也是体育健将，1935年2月，北京举办了第一届越野赛跑，费景天参加了比赛并获得中级组第二名。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他还参加了校篮球队。之后也许是因为北京的战事，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选修经济，和张秀爱一样，都在1941年冬毕业。他们确实是同校同级的同学。看起来相似的地方还不少：都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参加教会活动，也都热爱体育和音乐。

如果现实真如小说描述的那样，张秀爱会征求好友意见，那么只可能发生在1942年初夏张爱玲回到上海以后。抗战时期年轻人从北京、上海去内地的很多，大多是为了完成学业，跟着大学迁徙。费张两位都拿到了文凭，去内地自然是不愿意留在沦陷区。至于结婚启事上的那个地址“贵阳花溪清华中学校”，倒确实是抗战时期西南一所著名的中学。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毕业的王万福、唐宝心、索天章等年轻人决定创办一所清华中学，得到了原清华学校老校长周诒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以及贵州当地人士的支持，1938年5月1日正式开学，定名为贵阳私立清华中学。学校建成之后，渐渐吸引了很多学生，也募集到不少优秀教师，校董周诒春就将自己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女儿周珊凤、刚刚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儿子周耀康都送到清中任教，著名的医学专家李宗恩此时正在创办贵阳医学院，也是清中的校董，他的两个弟弟：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的李宗瀛和美专毕业的李宗津也到清中担任历史和音画教师。战火中弦歌不辍，学校的名声越来越响，到了1943年，清中已经有了繁荣景象，当时的老师中就有费景天，他教的是音乐。

语言学家赵世开和翻译家梅绍武这个时期都曾在清中读过书，他们多年后还对清中的英语教育念念不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费景天，说他教学灵活，教学生唱歌非常动人，歌曲基本来自当时最为流行的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带学生打棒球，用的全是地道的美式术语，非常受学生喜爱。梅绍武还记得费景天“有一半美国血统”。

而这一时期的张秀爱也已在贵阳，编纂于1943年5月的各地学生救济委员会通讯处，贵阳的通讯处主席是李宗恩，干事是俞敏良和“张秀爱女士”，地址在贵阳黔灵路女青年会，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工作地点和住处。清中的老师以清华毕业的居多，也有西南联大的，费景天在这里工作多半和周耀康以及周诒春有关。周费两家很有渊源，一度还共同做生意，周耀康也同样在圣约翰大学读书，选修理科（他在清中教化学），1942年暑假毕业，秋天就到清中任教，费景天很可能就是跟着周耀康到的贵阳清中。

1943年12月，费景天和张秀爱结婚，跟李宗津周珊凤夫妇一起举行婚礼。为他们主持婚礼的黄奎元牧师是基督教贵阳圣公会创办人，也是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主教。结婚之后，张秀爱似乎也在清中教过英语。根据校长唐宝心的回忆录，他显然对费景天的音乐教学非常满意，说他在清中培养了一支无伴奏男生四部合唱队，有一年在贵阳参加校际比赛，得到在场的马思聪的称赞。他也记得师生曾合演过话剧《皇后的丈夫》，剧本是李宗瀛翻译的，唐宝心也参加了演出，女主角由张秀爱出演。唐宝心说张秀爱是英语教师，不过似乎清中的正式教职工名单上没有她，也许只是兼职。

这样的繁荣一直持续到1944年冬天，由于日军进犯贵州，情势紧张起来，清中师生撤离花溪，有不少老师也因此离开了贵阳。这时候离抗战胜利也已经不远了。

二

小说的第二阶段是战后赵珏、恩娟重逢，恩娟已经有了个儿子，衣着俭朴。战时的赵珏没能从大学毕业，以跑单帮为生，认识了个高丽浪人，未婚同居，名声变坏了。两人见了面，赵珏也见到了汴·李外。如果熟悉张爱玲的经历，不难看出赵珏的经历是将现实中张的职业和情感经历都做了变形——保留了结果不变，“战后还一度谣传她要下海做舞女了”，正是抗战胜利后小报上关于张的类似谣言之一。赵珏和恩娟的这次见面，除了久别的生疏感，渐渐有点话不投机的味道了，虽然也还是密友。但是这里除了赵珏的经历不论，恩娟的经历写得相当概括，只有两条：赵珏听出她和丈夫“至少作为合伙营业，他们是最理想的一对”。恩娟对这一点满意，感情则看不出来。另外一点是侧写，以前对恩娟赞不绝口的赵珏姨妈“摇头笑道：‘这股子少年得意的劲受不了！’”这有点令人不太明白。是说恩娟夫妇复员回来很得意？小说也并没描述。

不过现实倒是有答案的。抗战胜利后，费景天进入联合救济总署北平办事处工作。

二战后期，英美考虑到战后帮助与重建在战争中受创严重的同盟国参战国家，1943年11月，由罗斯福总统发起成立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即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UNRRA，中文则多称为联总或联总救济署。总署设于华盛顿，主要工作是提供救济金和物资，主要通过同受援助国家的政府部门达成一系列协议来开展。中国是当时最大的受益国，联总在上海设立中国分署，国内对应部门为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行总和解放区设立的解总。

费景天在联总担任过北平视察专员，1946年初作为联总代表到晋察冀解放区视察受灾情况和救济需要。《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羽山曾经陪同联合国救济总署赴张市调查团费景天一行共同去张北视察。羽山多年后还记得这段往事，他说费景天是“美籍华人，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这当然是误认。不过他对联总和费的印象都很坏，说初见面时费景天态度高傲，对于《晋察冀日报》派出记者陪同前去颇为冷淡。第二天去赤城无人区，费景天一行态度敷衍，随便看看拍了照就返回了。第三天早上，驻军杨成武司令请调查团吃了一顿不错的早餐，合影之后便送他们登上去北平的火车。羽山认为联总中国总部被美国人把持，来解放区只是装装样子的，因此视察之后再无下文。

我推测费景天进入联总也许跟费家的背景，以及费家在北京教会中的人脉不无关系。简单看一下这个家族。费景天的父亲费兴仁（1886-1946）早年就读于通州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of Tungchow），这最初是1867年创办的公理会潞河书院，之后留学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1914年获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与Elizabeth Cornish结婚，之后回到北京定居。费兴仁在美国时就积极参加中国学生会和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回北京后最初也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之后他从事过很多不同的职业，但以经商为主，曾经和周诒春等人共同经营仁立地毯公司，后来独立开展古玩业务，事业比较成功。他的妻子Elizabeth Cornish，中文名字康彩蓉，是英国工程师Nicholas Edward Cornish和中国妻子的女儿，他在华期间主要受聘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Kiangnan Arsenal），担任土木工程师，1920年代退休回到英国。康彩蓉有一半英国血统，但在上海长大，同样在教会学校晏摩氏女中接受教育，之后到美国奥伯林学院（Oberlin Academy，按：相当于大学预科）学习。

费兴仁夫妇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三子四女，分别是长子费景云（生于1915年）、长女费皎云（1916）、次女费绮云（1918）、次子费景天（1919）、三女费美云（1921）、三子费景汉（1923）和四女费裁云（1927）。康彩蓉养育儿女的同时，在社会和教会中都非常活跃，1920-1930年代的北京报纸上，经常看到“费兴仁夫人”参与各种活动的消息，尤其是教会主办的活动。他们较大的几个孩子都进了北京美国学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读书，几个女儿也都从小学习钢琴。费兴仁曾经写信给美国的朋友提到儿女教育，说这种安排可以让孩子们“拥有（第一）美国精神，（第二）英语和中文，这是最重要的工具……（第三）然后是一般文化和教育”。

图四：1926年的费兴仁康彩蓉夫妇和六个孩子，看起来他们是按照身高而不是次序排列的，最小的女儿尚未出生。图片引自费家的家谱网站。

 之后的大学教育也一脉相承，费景云毕业于燕京大学（1938），之后进入辅仁大学任职英文教员。费皎云先后就读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协和医学院护士科（1938），取得注册护士资格。之后嫁给了同样毕业于协和的医学专家雷爱德医生。费绮云、费美云姐妹和费景天、费景汉兄弟也都在高中毕业后先后进入燕京大学就读，除了费绮云因为很早结婚因此没有完成学业外，其余三位因为遇到抗战，学业都受到影响，费美云和费景汉辗转追随燕京大学到成都就读，费景天则转到了上海的圣约翰。

读书时期，费家兄妹都热衷于体育，男孩子们大多参加燕大校篮球队，对各种运动都很有热情，女孩子也参加各种钢琴演奏、燕大歌咏队、学校宣传戒毒开展的少女时装表演等等，费家的女儿们在大学期间都很活跃，报纸上也不时提到她们的名字。看得出，这是一个从信仰到教育背景、家庭环境乃至爱好都完全西化，或者说美国化了的家庭。

战后，除了费景天以外，费景汉和费皎云的丈夫雷爱德医生也都曾在联总任职，费景天的职位也主要在北京和晋察冀等周边地区。

联总是个暂时性的组织，在完成了救济任务以后，渐告结束，1947年解散。差不多这个时候，费景天和费景汉兄弟先后到美国留学。小说中写到战后赵珏跟着恩娟去她家见了他丈夫一面，“他们就快出国了，当然有许多事要料理”。看起来也非常写实。

特别有趣的是，小说里恩娟的丈夫是避难上海的犹太人，赵珏从照片上看是戴着黑框眼镜的黑发青年，“不说也看不出来是外国人”，对应现实中有部分外国血统但看起来完全是中国人的费景天，真实与虚构相映成趣。

三

至于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写离开大陆后的赵珏、恩娟，交往更少了，除了小说详写的最后一次见面，只有“赵珏出了大陆写信去，打听去美国的事。恩娟回信非常尽职而有距离，赵珏后来到了美国就没去找她。汴是在那大学读博士，所以当时只有恩娟一个人做事”。现实中，张爱玲还在香港的时候，曾经跟同样是密友的邝文美提到：

我最好的朋友——中学时的张秀爱和后来的炎樱——都到美国去了，而且都是从来没有想到会去，兼且没有亲人在美。

接着1955年秋天，张爱玲移民美国，在船上写信给邝文美，说自己买了墨水以防不够，其实只需要写信给姑姑和秀爱、Mrs.Rodell（按：张的文学经纪人）三个人。从这一时期的语气看，张爱玲提起张秀爱还是当成“最好的朋友”的。张爱玲去美国时，身份不是问题，目的地是纽约，经纪人Rodell和炎樱也都在那里，写信给张秀爱自然不是求助，更可能是询问美国的情况。但自此以后似乎不见张再提起，也许就如小说中所写，因为回信很有距离，因此很长时间都没有通信也没有来往。事实上，费景天夫妇到美国后最初几年都在华盛顿，费1948年取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上文提到的曾任贵阳清中校长的唐宝心这一时期也在美国留学，曾于1948年暑假专程去西雅图看望费景天和张秀爱一家。

景天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当讲师，他的弟弟妹妹以及秀爱的弟弟也都在美国。……景天夫妇热情接待我这远来的故人，陪我到处游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们初到美国时的奋斗生活。他们那时去农场当临时工摘草莓，累得腰酸腿疼也挣不了几个钱，还要受监工的气。

这时候费家兄妹大多都已在美国，张秀爱的两个弟弟也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从唐宝心的回忆看，最初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从费家后人建立的家谱网页上看，费景天只注明是“diplomat”（外交官），1970年代去世，除此以外没有更详细的内容。张秀爱一直活到2019年九十九岁才去世，她的讣告里倒是有一些关于费景天工作以及他们夫妇来美以后生活的内容。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张秀爱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费景天在同一所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A Study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Lebanon，1951 and 1952（《黎巴嫩的国际收支研究：1951和1952》），也确实进入美国政府下设的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即A.I.D），从事有关经济规划和发展的工作。因此他们全家很长时间都住在国外，比如黎巴嫩的贝鲁特、孟加拉国的达卡、利比里亚、法国等地，最后迁到马里兰州的Chevy Chase定居。1974年费景天因为多年前在利比里亚感染的疾病去世后，张秀爱一直住在当地，也参加了不少慈善组织的活动。直到2019年在公寓中去世。

小说将现实中张秀爱丈夫的种族加以改变，看起来是为了符合对恩娟夫妇社会地位的设定：基辛格之前第一个入阁的犹太人，从上海来的移民。最终还是为了要突显小说中赵珏、恩娟的渐行渐远以后的“云泥之感”。

四

至于她们多年后最后一次见面，小说有个有趣的细节：赵珏想到“刚巧住在这文化首都，又是专供讲师院士住的一座大楼，多少称得上清贵。……此地租约期满后她得要搬家。要托恩娟找事，不如趁现在有这体面的住址”。当时的房子“有两间房”。隔了一阵恩娟来了：

她四面看看，见是一间相当大的起坐间兼卧室，凸出的窗户有古风；因笑道：“你不是说有两间房？”

“本来有两间，最近这层楼上空出这一间房的公寓，我就搬了过来。”

……赵珏感到困惑。……竟没想到指出信上说过公寓门牌号码现在是五〇七，不是五〇二了。

这个细节看起来眼熟，按照夏志清的记录，张爱玲申请到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的一笔奖金，准备英译《海上花列传》，1967年夏天搬到麻州康桥（今习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在9月迁居83 Brattle Street，一直住到迁往加州之前。1968年7月初张在致夏志清的信中提到，8月底会“搬到同宅较小的Apt.43”。当年8月2日张给宋淇的信里也提到“我月底搬到Apt.43，小些”。17日的信里又提了一次“月底又要忙着搬家”。10月初的信里说“我搬家两次伤手，写字都不便，好了更忙得发昏。——旧式窗户开关要crank（用曲轴转开），crank不动，要用钉锤敲……”小说和现实中的地理位置、校园背景、同一座楼里的搬家甚至屋里窗户的“古风”，都一一相合。至于书中提到想托人找事这一点，也正是这一时期张一直在筹划的心事，当时她在Radcliffe的翻译延长了一年，但她1969年初给夏志清的信里也提到“我找事是个chronic case而不是急症，也都只好慢慢的再说了”。说是慢性病而非急症，跟书中的这段刚好相合。因此有可能书中两人最后见面这次的大致时间也可以确定，总在张1968年8月底搬到更小的公寓之后，1969年6月离开波士顿之前。

五

小说中的赵珏有张爱玲的影子，其实这一点在张的作品中并不典型，除了那一系列自传文本以外，张并不经常将自己的经历写入小说中，《同学少年》还是较有特色的一部。不过有意思的是，其中可以明显追溯到张本人经历的，往往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如赵珏中学时代不会说上海话，对应的正是张自己十八岁到了香港以后才会讲的现实；读书的时候家里的女佣每周来送衣服点心，包括“各色俄国小甜面包”，对应的是现实中圣玛利亚女中附近的老大昌分店和保姆何干的日常；赵珏家的老洋房就是张后来逃出去的父亲的家等等。

在《同学少年》写作的当时，上述细节或者还没有在其他作品中写出来过，或者写出来了却没有出版，大多都不是会立即引起联想的内容。赵珏的经历跟张本人比起来，多是在一些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一致，重要的关节都改掉了，如因为留学考试的事情被父亲毒打囚禁改为因为抗婚，职业从写作改为跑单帮，因为第一任丈夫的汉奸身份在战后备受大报小报的口诛笔伐，改为因为高丽人崔相逸的浪人身份，第二次婚姻中在不同学校间靠申请的资助工作改为跟随丈夫迁徙，但是大致经历并没有变化。我提出这些并不是说《同学》也是张的自传或者全部是真实，而是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到作者处理真实的手法，看到真实的事件是如何最终成为小说的。

小说中关于赵珏、恩娟少年时期在教会学校的经历，很多人都推测是取材于张爱玲的母校圣玛利亚女中，或许可以说得更清楚些，涉及学校的部分，就是照着张记忆中的母校描述的，写实性极强，几乎可以当作“圣校回忆录”（按：“圣校”是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对学校的常用称呼）来看。比如浴室的荷花缸、打乱班级分配的学生宿舍、拥挤的食堂和锅巴煮成的“饭是粥”，以及教会学校的宗教仪式，还有1930年代女校中的“拖朋友”风气：

学校里流行“拖朋友”，发现谁对谁“痴得不得了”，就用抢亲的方式把两人拖到一起，强迫她们挽臂同行。晚饭后或是周末，常听见一声呐喊，啸聚四五个人，分头飞跑追捕猎物。捉到了，有时候在宿舍走廊上转两个圈子就可以交卷了。如果在校园里，就在那黄昏的曼陀罗花径上散步。

这种习俗在很多圣玛利亚毕业生后来的回忆里都曾提到，也都视为平常之举，要好的朋友有时候友谊可以延续很久。当时的校刊《凤藻》就曾有过这样的漫画：

图五：1936年的《凤藻》中一组漫画“学校生活速写”

将“拉朋友”和“钻书”、练琴、上课相提并论，正如宋淇在看完《同学少年》的稿子之后给张爱玲的信中所说，这篇小说“其实很innocent（单纯）”，是女孩子们不失天真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