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林静读施米特｜超人的权力，超人的历史

《关于权力的对话》，[德]卡尔·施米特著，姜林静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2月出版，136页，39.80元

《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德]卡尔·施米特著，姜林静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8月出版，172页，40.00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备受争议的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先后被苏联和美国军队逮捕，在狱中度过一年多的时间，1947年又被作为“可能的被告人”带至纽伦堡国际法庭参加审判。但由于缺少直接的犯罪行为，最终并未被起诉。获释后，他隐居故乡普莱腾堡（Plettenberg）小镇，在那里潜心著书，度过了孤独却依旧丰盛的近半个世纪，直至1985年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

除了继续法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隐居故里后的施米特在五十年代还有两部奇特的著作，成为帮助后人拼凑出其思想全景图的重要马赛克。这就是1954年的《关于权力的对话》（Gespräche über die Macht und den Zugang zum Machthaber）以及1956年的《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Hamlet oder Hekuba. Der Einbruch der Zeit in das Spiel）。

《关于权力的对话》原是施米特为黑森广播电台所撰写的一篇虚构对话。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即应出版商要求整理成文字稿出版。对话是在一名老者和一个青年之间进行的。青年的问题咄咄逼人，老者的回答言简意赅、从容不迫。两人的对话前承古典政治哲学，后继对现代性的审视批判，使这篇冷静克制的小文成为二十世纪围绕权力这一主题最具影响力的文字之一。

1950年代的施米特

对话首先描绘出现代人身处的双重“不再”的世界：一方面，自觉可以统领自然的现代人不再愿意臣服于自然；另一方面，上帝对人类来说也不再是绝对权威。于是，权力就彻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自然限制和圣统秩序的逐渐退隐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此彻底掌控了权力。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权力的剩余价值越来越明显，因为无论多么强大的当权者，在现代世界浩淼的信息海洋里也顶多只能汲取几滴水珠。施米特由此引出了一切人类权力无法逃脱的内在辩证法：“任何直接权力都会即刻屈服于间接权力的影响之下。”也就是说，有限的肉身迫使人类的权力场必然存在一个前置场，它产生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却也可能是极具支配性的。施米特在对话中用许多生动的例证说明，这可能是个混合着情妇和副官、贴身侍卫和告解神父、大臣与御医的奇特场域。最聪明的头脑与最愚昧的口舌可能在此角力，直接权力与间接权力互相撕扯，永不停歇。而且权力越是集中，这一前置场问题就越突出，其间的斗争也相应越激烈、越隐秘。

尤其难能可贵之处是，对话并未止步于揭露匿名的权力前置场，而是进一步在本体论层面探究权力的本质。施米特巧妙地用两种极端的断言将我们带入其中。圣额我略（Gregor der Große）斩钉截铁地说，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因此权力本身是善的，唯独权力的意志有可能是恶的。但一千多年后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却反之判定，诸多现代当权者向我们证实了权力本身是恶的。对话中的老者认为，我们并不能因这彻底背道而驰的判词就得出结论：权力是非善非恶的，是中性的。因为这样就回避了更根本的问题，即：究竟是谁在善恶间做决断。老者认为，自利维坦式的现代国家诞生以降，再加上原子弹、氢弹等现代灭绝手段的助力，权力在技术政治时代已膨胀为一个“客观的、遵从自身固有法则的庞然大物”，作为个体的当权者根本无法凌驾于这个巨型机器之上。权力越来越展现出超越当权者的自主性。再强大的当权者都必然被拉入这一权力的内在辩证法中。正如施米特给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信中所写：“所有人，无论善恶，进入权力都犹如进入牢笼。”

对话一开始，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就向老者抛出一针见血的问题：“您是否掌有权力？”老者称自己属于无权者，年轻人却对此表示质疑。施米特之所以在这个虚构的对话伊始就进行了这样的自问自答，显然也与他对自己“无权状态”的思考有关。施米特1933年加入纳粹党后立即开始身兼要职。有三年时间，他在党内地位显赫。但到了1936年，他却突然受到党卫军机关报的猛烈攻击，被指是投机主义者。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猝不及防，他失去了在政治领域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职位，一夜之间被拉下纳粹法学家的宝座。再加上经历了四十年代的牢狱岁月和纽伦堡审判，彼时的施米特对掌权与无权状态之间的张力有了感同身受的思考，1954年的对话显然是一种总结。

施米特，1930年。

这或许也是施米特同时期为何会对世界文学中另一位深陷“无权状态”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产生巨大兴趣的原因之一。

从表面看，珍爱的独生女阿尼玛（Anima）是施米特开始莎士比亚研究的起因。1952年，她在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学习期间着手翻译英国文学史家丽莲·温斯坦利（Lilian Winstanley）一本名不见经传的著作——《哈姆雷特与苏格兰王位继承》（Hamlet and the Scottish Succession）。施米特不仅协助了女儿的翻译，还为德译本作序，并附文向德国读者推荐相关研究著作，介绍书中所引资料及该书的影响力，可见他围绕相关主题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1952年的序言成为施米特研究莎士比亚的开端，在随后几年里，他广泛阅读材料，并与各界莎士比亚专家通信交流，让自己在莎士比亚这个“无底洞”里获得了十足的满足感。1956年出版的《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正是他长期研究莎士比亚的成果。

2012年再版的《哈姆雷特与苏格兰王位继承》

温斯坦莉的书虽然侦查出《哈姆雷特》与时代历史之间的不少隐秘关联，但在英国学术界几乎没有取得多少认可。施米特之所以肯定该书的独特成就，并将其作为《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的基础之一，主要是因为它超越了十九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美学式主观性哈姆雷特研究，重新回归到莎翁创作这部作品的历史现实中。可以看出，施米特的起点是论战式的，与他早期代表作《政治的浪漫派》（Politische Romantik）一脉相承，直指浪漫主义的“审美膨胀”（die Expansion des Ästhetischen）。在他看来，这种“审美膨胀”极度提升了艺术的自我意识，使一切都成为审美感觉的对象，莎士比亚由此成为德国艺术哲学的终极典范。也难怪《哈姆雷特》在德国接受史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偏离，以至于出现将无力革命的德国视为哈姆雷特的政治诗人，抑或将忧郁王子尊为狄奥尼索斯式英雄的尼采，乃至揭露其“俄狄浦斯情结”心理错乱的弗洛伊德。

从论战式批判出发，施米特试图在《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中回归历史本身的纯度和尊严。他没有像温斯坦莉那样拘泥于历史人物与戏剧人物之间的一一对应，而是将时代历史对作品的影响划分为三个等级和类型：他将第一类称为“纯粹影射”（bloße Anspielungen），这些影射是偶然的，今天或许只存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第二类为“真实镜像”（wahre Spiegelungen），指的是某种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入剧中如同映入镜中”一般。而第三类，即最高级别的影响，被他称为“真正侵入”（echte Einbrüche）。这种侵入对戏剧结构有着最深刻最强烈的影响，能够将一部悲悼剧升华为悲剧。施米特在两个章节中详细描述了时代历史对《哈姆雷特》的两次“真正侵入”：其一是“王后的禁忌”——玛丽·斯图亚特是否参与了谋杀亲夫（即詹姆士国王的父亲）的历史悬案，以及它与剧中悬置王后罪责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二便是传统复仇者形象的转变——时代夹缝中的哲学与神学反思如何塑造出一个现代忧郁者的形象。

更精妙的是，施米特没有止步于对温斯坦利的修正，而是志向远大地指向更根本的问题——悲剧性的起源。“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这个别具匠心的标题，事实上正是源自现实的“悲剧性”（das Tragische）与臆造和表演出的“悲伤”（die Tragik）之间的选择。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表演/游戏（das Spiel）开始之时，正是悲剧性结束之处。施米特指出，莎士比亚之所以在第二幕第二场插入哈姆雷特质疑伶人的那段独白，正是要暗中提醒观众，倘若舞台上所发生的丹麦王子的故事与他们所处的现实毫无关联，那么他们所产生的共情，岂不就成了与为赫库芭而哭泣的演员的眼泪同样虚假的了吗？莎士比亚悲剧的核心恰恰就是它的“不可表演性”，或者说“非游戏性”。

这里能看到施米特依据的另一个基础——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不过施米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对一系列通常被列为经典悲剧的作品进行批判性考察，而是以《哈姆雷特》为代表，在一部作品的框架内直溯源头地探究“悲剧性的起源”问题。因此也就可以有意识地将讨论限定在这部悲剧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从而去聚焦他所认定的最根本的东西。

施米特虽然否定了本雅明所说《哈姆雷特》中的基督教内涵，但他在探寻“悲剧性的起源”这一核心问题时，却仍让独一无二的历史现实之“奥义”成为阐释的关键词，其根本出发点依旧是基督教信仰启示。由此，他为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重新戴上了冠冕，然而这一次，夺目的光芒不再来自莎士比亚的个人天才，也不是哈姆雷特的个人英雄意志，而是他们如何甘愿成为永恒设计的一部分：莎士比亚知道复杂的时代历史的侵入会给作品带来阴影，却并不任意凭借所谓的“诗性自由”去抹去这些阴影；哈姆雷特知道对真相的挖掘必定伴随着毁灭，却仍然努力接近真相，同时也接受真相的终究不可企及。这种阐释的价值与意义对当代学术界依旧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施米特写《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时的笔记

“奥义”恰好也是施米特在《关于权力的对话》中所强调的。虽然权力表面上还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实际上却已与个体相距甚远。权力有其超越当权者的奥义，人作为有限的认识者，事实上只能臣服权力巨兽之下。施米特的最终答案是：“然而成为人，却依旧是种决断。”无论是作为公法学家的施米特，还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他，都在作品中展现了他对于世界的回应：在政治领域，掌权者在权力面前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却依旧带着勇气与谦卑，如履薄冰地前行。在文学的世界，剧作家则唯有在历史面前心存敬畏，才有可能让人所创作的作品升华为神话。而处于权力与文字之间的灰色地带的施米特，也只能让自己彻底融入历史现实，在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中保持审慎清醒，不断区分敌友，做出决断。

将这两本书联系起来的，还有施米特失权后尤其关注的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在《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中，他危言耸听地称《哈姆雷特》为一部“野蛮的”（barbarisch）作品，并非因为戏剧的结尾血腥残忍，几乎无人幸存，而是用来显明莎士比亚时代的“非政治性”。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一方面还未完成从陆地性国家向海洋性国家的转型，一方面也并未走上通往欧洲大陆主权国家的道路。而恰恰是处在霍布斯所谓“理性帝国”之边缘的特殊时代，在欧洲命运的夹缝中孕育了伟大的悲剧。在《关于权力的对话》中，他也同样将霍布斯的现代主权国家视为分水岭，新政治秩序的诞生使权力越来越从个体当权者手中滑落，也愈来愈隐匿，愈来愈危险。

荣格尔在读完《关于权力的对话》之后写信给施米特，称自己不相信对话中的老者是无权的。记者玛格丽特·伯法利（Margret Boveri）更加直接：“您说您自己是无权者，但倘若有人能像您这样思考，并将所思所想像您这样通过文字表述出来，那他就是有权力的。”陷入失权泥潭的施米特在战后将一些在公共领域难以直接表达的思想，隐匿在虚构性作品和文学评论中，并将写作视为重新接近权力的曲折小径。因为借助文字影响公众舆论，显然也是通往权力的一条道路。事实上，他也确实通过文字多多少少重新进入权力的前置场。

《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和《关于权力的对话》这两本小书，都展现了施米特高超的表述才能以及有别于一般法学家的宽阔视野，以及他特有的直击事物本质的洞察力。此外，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和对话中的老者，也都是施米特的在1936年后的某种自我影射。然而这种文学式的反观却并未引向忏悔之路，他反而由此试图证明自己在历史现实中的无力感，以及当时所做的决断与其政治神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施米特相信，自己通过在历史现实中做出的决断而与一切敌基督形象划清了界限，即使他的决断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作为法学家的自己所无法回避的使命。文学成为一种陌生化手段，他一边从中寻找个人经历的回声，一边通过文学的镜子继续在战后小心翼翼地表明立场。这让我们在掩卷时，不得不喟然叹息。

施米特九十岁生日

在这些文字里，真知与谬解、深思与误读彼此交缠，难解难分。如何在施米特的整体创作背景下理解这些文字，如何在中国学术界的“施米特热潮”中客观清醒地看待这些文字，或许是摆放在每个拿到这两本书的读者面前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