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贯峰读《隐喻学范式》｜关于自己，我们宁可沉默

《隐喻学范式》，[德]汉斯·布鲁门贝格著，李贯峰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4月出版，275页，59.80元

尽管我们可以将德国思想家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的学术研究视为现代欧陆哲学隐喻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但他的思想风格既无法完全归入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也不属于重返修辞的后哲学论说。有趣的是，倘若我们试着列一份康德之后以独特生活方式著称的思想家名单，布鲁门贝格一定位列其中。与大多数犹太裔学者一样，布鲁门贝格在二战结束后返回校园，最初在汉堡大学师从胡塞尔的助手兰德格里伯（Ludwig Landgrebe，1902-1991）学习哲学、日耳曼学和古典语文学，后跟随他转入基尔大学，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1947年起，布鲁门贝格辗转汉堡大学、吉森大学、波鸿鲁尔大学和明斯特大学任教，直到1985年在明斯特退休。不接受采访，不参与学术和公共活动，退休后的布鲁门贝格以哲学隐士的姿态隐居于僻静之处。这不禁让人想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题词：“关于自己，我们宁可沉默。”（De nobis ipsis silemus. 伽达默尔也曾将这句话写在自传扉页上）

1980年，布鲁门贝格获得弗洛伊德奖时发表演说。

归隐的生活状态和晦涩的写作风格削弱了布鲁门贝格的学术知名度，但也让一部分人相当着迷，小说家西碧拉·莱维查洛夫（Sibylle Lewitscharoff）便是其中之一。布鲁门贝格深爱与狮子有关的隐喻，他在《不在场的狮子：书斋里的圣哲罗姆》（Das Abwesende am Löwen: Hieronymus im Gehäus mit Sanduhr；收录于其身后整理出版的《狮子》一书）中讨论了一头试图攻击圣哲罗姆的狮子被圣人的雄辩和哲思驯服，从此庇护其左右的故事。莱维查洛夫由此得到灵感，创作了小说《布鲁门贝格》。在小说中，狮子在某天晚上悄然出现在布鲁门贝格的书房，从此成为其他人无法看到、独属于他一人的特殊存在。他从未触碰过狮子，甚至不清楚它是否真实存在（不过在他去世后，他的房间中充满狮子的气味，衣物上缠绕着狮子的棕色毛发）。尽管狮子成为语言无法企及的存在，但他想，“这只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狮子的确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某物上，从而以这一事件的一种新的其他形式显现。世界命名者的游戏恢复了狮子的存在和生命”（[德]西碧拉·莱维查洛夫：《布鲁门贝格》，顾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4-15页）。

丢勒《书斋中的圣哲罗姆》，线刻铜版画，1514年。

小说家用狮子的形象精准捕捉到了布鲁门贝格隐喻学的思想特质。狮子的意象在现实的布鲁门贝格哲学中象征着实在性抑或绝对真理与隐喻之间的内在关联。布鲁门贝格借用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的“匮乏性”（Mängelwesen）概念，将人的生存状态理解为“实在绝对主义”困境：由于人的生存本能并未给他们提供一套可以在其中活动的稳定结构，也就必然使其面临着一个敞开的世界，人的生存条件因此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种匮乏性并不是指人的生存能力低下，而是指人始终需要某种基本的意义导向，指向具体的实在性，从而为其活动创造能克服未知恐惧和存在焦虑的稳定结构。一切社会制度、语言、仪式和道德等行为模式便由此作为世界构造的核心，在文化上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惯性和连续性，进而填补本能匮乏所产生的空缺。布鲁门贝格在《神话研究》（Arbeit am Mythos）刻画了三种应对实在绝对主义的策略：以可信之物推测不熟悉之物，以解释应对神秘之物，以命名介入不可名状的混沌。这三种方式都是借用隐喻的结构将某种已知、熟悉或确定的内涵“转义”（übertragen）到未知、陌生或无名之物中。他甚至曾进一步宣称，“人之所以能够在缺乏恒定生物倾向的状态下依然有能力存在，是因为它不直接与实在性遭遇。人与实在的关系是间接的、迂回的、延迟的、选择性的，尤其是‘隐喻性’的”（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Suhrkamp 2001, S. 415）。

不过，与当前主流隐喻理论的研究不同，布鲁门贝格的隐喻学，关注的并非语言现象中的一切隐喻，亦非隐喻的精确界定或发生机制，而是那些无法被还原为哲学概念的“思想底层结构”。这些最初以隐喻形式呈现的思想结构通常与想象的整体性相关联，它们驱动和塑造着概念的形成与建构。在哲学话语中，这些整体性隐喻已经预先决定了哲学的对象和目标，甚至哲学体系本身都是在若干核心隐喻的持续作用下形成的。因此，隐喻学作为一种对哲学隐喻的历史性考察，其一般性任务便是鉴别和剥离出哲学史中潜藏的隐喻踪迹。这些隐喻一部分最终转变为笛卡尔式的明晰哲学概念，另一部分则始终无法被概念取代，成为“绝对隐喻”。隐喻学并不是简单重返修辞，或救赎诗性语言中的真理性；布鲁门贝格“将思想本身中无法泯灭的隐喻英雄化”，把诸种核心隐喻的演替纳入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与当代思想语境中的其他后哲学论说策略（尤其是德里达的隐喻理论）不同，他也并未因怀疑形而上学实在论而否定和消解整个以概念为基础的哲学传统，而是对概念底层的隐喻思维模式在历史中不断被构造、使用、误用、拒斥、遗忘和再生的各种表现进行重新诠释。

《隐喻学范式》（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960）是布鲁门贝格的第一部长篇著作，其写作初衷是补充德国“概念史”学派的思想史辞书系统规划。但他随后发现，我们不但无法将隐喻完全纳入概念的体系，而且它们比概念本身更具历史性。因为按照笛卡尔的思想原则，一旦语词（经由隐喻）达成清楚明白的概念终极状态，也就不再需要考察它们临时性、过渡性的历史了。尽管《隐喻学范式》选取了哲学中最核心的“真理”问题及其相关隐喻特征（光之真理、赤裸真理、真理之强力、逼真性等）作为典型范例，但该书对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具有预备性和纲领性意义。这不仅因为他在书中提出“绝对隐喻”“隐喻实在论”“背景隐喻”等关键术语，并将隐喻分析作为基本研究方法，而且在后续论著中（包括确立其思想地位的《现代的正当性》[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神话研究》和《哥白尼世界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等）持续扩展和深化了《隐喻学范式》中的主要论题。纵观其整个思想历程，布鲁门贝格往返于哲学史的重要思想事件之间，围绕诸个核心绝对隐喻，几乎重构了西方哲学史的脉络。

小说中的狮子就像“绝对真理”的隐喻，无论它是否真实存在，我们都会由于对实在性的渴求而将其视为救命稻草。在对真理理解的诸多可能性中，哲学最先选择了“光”的隐喻意象来刻画真理。由此我们发现，各种与真理有关的活动和词语都和光有关。光的隐喻或许切中了真理之要害，抑或对探求真理产生了误导，但无论如何，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由光的绝对隐喻所塑造。布鲁门贝格在早期论文《光作为真理的隐喻》（Licht als Metapher der Wahrheit）和《隐喻学范式》中深入考察了光的隐喻历史：在古典哲学中，存在物在光之中作为可理解和可领会的宇宙秩序而显现，由此真理得以自行显明，而哲学思考就是静观自然。真理之光的显现带有相当强烈的“强力”属性，会驱动灵魂去探求和揭示（显然揭示这个词本身就和光有关）真理；而伴随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兴起，真理之强力从被动转变为对真理和自然主动施加的强力，真理成为需要拷问自然，努力赢得的东西。“逼真性”（Wahrscheinlichkeit）则是另一个由光之真理的意象衍生出的绝对隐喻。这个词的德文表达即由真理和发光、显现两种词义组合而成。逼真性的字面意思是“显现为真”或“逼近真实”，但逐渐引申为“可能为真”以及“概率”“可能性”等。然而，这两种内涵却颇为不同：逼真性无论是切近真实还是显得像真，与真之间始终是异质的；但可能性或概率却有成为真的可能。同时，前者包含与真的内容的结合，只是无法成为绝对的真（用库萨的尼古拉的隐喻：内接多边形可以无限趋近于圆，却永远不会成为圆；逼真性完美展现了绝对隐喻与绝对真理或实在性之间的关系）；可能性或概率则缺乏与内容的结合。《隐喻学范式》详细考察了逼真性隐喻从古希腊哲学中的混用，到近代数学将其术语化为数学概念的历史过程，是隐喻学方法和思路最为经典的一次呈现。

《隐喻学范式》的其他章节同样与真理隐喻密切相关：未知大陆和未完成宇宙、有机论与机械论两对世界观是人类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作为隐含背景存在的绝对隐喻。宇宙是一劳永逸地处于完整状态，还是需要人的参与呢？不同的回答体现了哲学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理解。倘若宇宙已经完成，那么人就只有关于宇宙的知识，不存在关于宇宙的行动，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将是徒劳的；一旦宇宙未完成，人的存在便有了目的论的意义，人的自由才有可能。机械论和有机论的世界观是近代哲学对世界建构性与生成性二元理解的体现，这两个隐喻的核心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世界和人的构成中的精神性要素。此外，对地心说和日心说的讨论在《隐喻学范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布鲁门贝格的分析围绕近代天文学革命中的一系列科学和思想事件展开，并且提出，在宇宙论转换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将历史中的连续性思维模式与隐喻混淆在一起，即假定地球在目的论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与我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认知和现实需求带有隐喻式的一致关系。地心宇宙观向日心说转变的巨大革命性并不在天文学和物理学，而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冲击。在他看来，哥白尼自始至终都在与同一隐喻对抗。他在此书中对宇宙论的讨论显然意犹未尽，于是在《哥白尼世界的起源》中用了近八百页的篇幅再度返回到这个议题。

毫无疑问，布鲁门贝格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处理隐喻问题。其成名作《现代的正当性》亦是对隐喻学方法的直接运用：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在《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中提出“现代国家学说的一切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这一经典命题，从而暗示了近代世界并非完全独立于中世纪的崭新时代。但布鲁门贝格认为，现代性的转变同样挪用了隐喻的结构。他把现代性的根源解释为人的“自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通过隐喻式地“重新占据”（Umbesetzung）基督教上帝的身位来对抗“灵知主义”（Gnostizismus）的过程，从而为解读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神话研究》被誉为德国“新神话学”的扛鼎之作。布鲁门贝格在该书中要回应的问题是，神话和隐喻为何没有按照启蒙哲学历史进步论的判断，随着世俗科学思维的兴盛而消失？他提出，神话在现代并非只能扮演一种审美想象的角色，科学理性与我们对所继承的神话不断进行的“加工”（Arbeit）不仅相容，而且二者的往复交融对于人类经验的可能性不可或缺。

《布鲁门贝格与施密特通信集，1971-1978》，苏尔坎普出版社，2007年。

我们在此处当然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世界的可读性》（Die Lesbarkeit der Welt）聚焦于“自然之书”的隐喻；《洞穴出口》（Höhlenausgänge）讨论的是柏拉图著名的“洞穴隐喻”；《海难与目击者》（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 Paradigma einer Daseinsmetapher）考察了“存在隐喻”，等等等等。从布鲁门贝格的关注点和思想风格中可以发现，他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启蒙哲学、理性主义、实在论等经典哲学叙事。对他来说，如果隐喻的多音性为理解绝对真理或实在性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可能性，那么“历史便是一个在无尽的隐喻和神话指引下不断筹划和具体化的思想史”（伯伦贝格：《神义论失败后的审美神话——布鲁门贝格的马太受难曲》，吴增定译，出自《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华夏出版社，2004年，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