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观念史中被遮蔽的观念与……时代病症

《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观念史肖像》，[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著，梁乐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268页，72.00元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是著名德国社会哲学家，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著作对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多年前读过他的《为承认而斗争》（Kampf um Anerkennung，1985；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当时想到的是在我们的思想启蒙历程中，对于在个体经验中人的自信、道德尊严和自我实现的希望究竟是如何被摧毁、被蔑视的。这个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在社会理论研究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读到霍耐特从青年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发展出他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时候确有一种震撼之感。但是对于霍耐特从规范性范畴出发建构爱、法律和共同体意识等三种承认模式，并且深信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承认模式与共同体的团结具有现实可能性，我的疑虑则从未消失。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观念史的从“认同”到“承认”的发展问题，而首先是“承认”作为一种在现实经验中如何能够被承认的问题；关于“承认”的观念性阐释的可能性与诱惑反而更凸显了在现实语境中的困惑性。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霍耐特在观念史与社会理论建构方面的穿透性阐释的能力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日读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观念史肖像》（原书名Vivisektionen eines Zeitalters:Porträtes zur Ideenheschichte des 20Jahrhunderts，2014），有一种在观念史与个体经验及时代现实感之间紧密联系的感受，由此想到的是霍耐特的这个研究视角及其在论述中呈现的思想观念冲突对我们而言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启发性和现实意义。霍耐特在该书中所选取的十一位理论家的共同点是“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空间中获得理论创作的灵感，即便是在这种完全外在的意义上，他们就已殊途同归”（前言）。更重要的是“他们穷其一生，都不愿超然于政治-历史的事件之外来理解自己的工作。即使如罗宾·科林伍德这般看似遁世而怀旧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理论或许能为时代的挑战提供解答。然而，这里所谈论的大多数作者都并非出于自愿才成为知识分子，而是迫于流亡与政治上的无所归依，才不得不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紧跟历史的时代步伐，唯其如此，他们方能幸免于难”（同上，ii）。正是因为流亡或者在政治上的“无所归依”，使他们从个人切身经验中思考痛苦、灾难和抵抗的可能，“不愿超然于政治-历史的事件之外来理解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的理论工作就是剖析社会肌体的解剖刀，是揭示社会深层结构与内在生命的利器。如果说霍耐特所描绘的这幅“20世纪观念史肖像”有什么是最令人瞩目之处，这些理论家的政治认同意识和自觉的现实批判意识无疑是最为突出的。尽管霍耐特对他们的研究也揭示了他们的观念在观念史上被遮蔽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时代病症的深刻揭示和所给予的政治批判无疑是阅读该书最有意义的收获。

霍耐特使用的“活体解剖”这个概念来自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论文，用于该书是因为“一方面，这些论文所论及的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对社会运作方式进行分析，借此对社会活体进行解剖，从而推导出关于历史、社会或者政治的合适概念；而另一方面，这些论文又一同构成了对整个时代的‘活体解剖’，因为它们会在所选取的20世纪理论中清晰说明，这些理论在其创作过程中那些关于痛苦、灾难以及驱逐的深层经验究竟是什么”（前言，ii）。这可以看作是对“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空间中获得理论创作的灵感”和“不愿超然于政治-历史的事件之外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具体解释。因此，霍耐特把自己的工作描述为一种尝试：“把该时代的思想史视作一个过程——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同上）在霍耐特的研究视野中，无论是弗朗茨·罗森茨威格、齐格弗里德·克拉科夫、奥雷尔·科尔奈、罗宾·科林伍德、朱迪丝·施克莱还是昆廷·斯金纳，都是力图把理论研究与从个体经验、历史政治事件以及时代所面临的难题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在被遮蔽的深层经验中的可能阐发出来的批判性理论诠释。

该书前面有一篇“总序：从直觉到理论——我走向承认学说之路”，是霍耐特在2021年7月为中文版“霍耐特选集”而撰写的。这套选集之前已经翻译出版的还有一本《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与当前》（谢永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这篇“总序”除了可以帮助读者认识他的学术思想发展之外，对于我们来说则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自我反思意义。霍耐特在“总序”中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自己的理论信念的这种自传式起源进行说明，是自身启蒙的永恒且绝无休止的任务的组成部分：关于我们如何成长为今天的自己，我们越是捉摸不透，就越不能放弃至少弄清楚这个混乱发展过程中那些碎片的努力。”对此我感到不应轻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我们”是被研究的对象，那么这是研究者要力图进入的对象的成长历史语境；而在这里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的自我反思，则是属于研究者力图从成长记忆中梳理个体经验与思想成长的关系。这种不放弃弄清思想发展中的碎片的努力当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不应中止的自我启蒙工作的一部分。说不应轻视这个问题，想到的是这在当下思想界、学术界中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有些学者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观点变化固然或许有很多原因，但是放弃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启蒙的工作肯定是一个原因。对他们而言，如何转变为“今天”的自己可能是一个很严酷的问题，这样的追问难以被他们“承认”，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霍耐特说，“我想向自己澄清，我是如何从一些最初的、还是完全散乱的经验，走到了我的承认理论今天这种形式的。”（总序，ii）令我感受很深的是，霍耐特记忆中的重要转折是发生在1965年的德国教育改革，它使更多平民子弟进入原来属于上层社会子弟的学校，家庭条件较好的霍耐特因此而感受到“羞愧、不安和同情的一种难以分清的混合情绪”，因此而不会再去同学家里探访，“以不费言辞地避开各自阶级地位带来的羞愧的压力。……对这些社会的情感波动的觉察，仿佛已结成了一条细线，将我引向日后的理论好奇心的中心点（Fluchtpunkt），我此时开始对地位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处境的情绪后果这个主题进行更为广泛的探究”（iii）。“我现在阅读和研究的是在最宽泛意义上与这个问题——人们的自身理解和认同是如何被社会地位所影响的——相关联的所有东西。”（v）在这篇“总序”最后他说：“我以某种方式返回到了我智识发展的最初开端；因为我想主题化的，恰恰是劳动群众受到的社会歧视，早在我的学生时代，这些歧视就已经让我注意到社会承认的价值了。”（xxxvii）

这种对地位差别和身份认同的敏感在霍耐特的自我启蒙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他一生的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基本底色。他所谓的“社会的情感波动”其实就是一种在伦理情感方面的个人心理经验与社会意识的变化，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或会有重要影响。在很多人的成长记忆中，类似的个体心理意识经验肯定会有不少，但日后能否转化为影响其理论研究的持续性因素则很难说。霍耐特的个体经验及其思想影响显然使他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意识和策略有较深的认识。他在七十年代开始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理论中发现一个核心缺陷，就是过于强烈地认为所有主体无论其群体归属如何，都毫无反抗地被编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之中。而对于他来说则是努力去理解社会诸群体的反抗追求，他运用社会学框架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力图阐明“社会底层支配着其本身的解释策略，以此来应对其受到的社会蔑视和承认缺乏”（vi）。在这过程中充分显示出霍耐特在吸收和改变前人观点或论证方法方面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阐释能力。他指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早期批判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冲突的持续存在，福柯虽然重视这样的冲突，但是未能真正地提出规范性的动力源，而哈贝马斯尽管正确地分析了所有社会整合的规范性约束，但是却忽视了这个领域中相应规范的持续不断的争议性，在这里，霍耐特已经表明了社会冲突总是展现为一种为了社会承认而斗争的思想观念萌芽。他的教师资格论文致力于表明“正是自卑的贬低和顺从的经验，时常推动着个人和群体去反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x）。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把社会冲突与反抗的原因追溯到个体心理与生存经验的真实语境中，而且他进一步发现，要捍卫这个强有力的论题还需要一种现实化的“翻新”和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作为补充，才能弄清楚被压迫群体总是一再地与统治性社会秩序发生冲突的动机和根据是什么。他的研究结论就是“只要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还在按照不平等的尺度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身份，只要这个不平等的尺度还反映在负担和特权的制度化分配之中，那么弱势群体迟早会努力反抗这一统治性的承认秩序，以使他们被压制的利益获得其应得的承认”（xii-xiii）。话说得很明确，实质上这是政治社会学中关于不平等与反抗问题的最通俗的表述。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更有现实意义的是，霍耐特敏锐地指出和批判了学术界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冲突理论的趋势：“那是一种将任何社会冲突都回溯到纯粹工具性兴趣（无论是经济上的收益还是政治上的权力）的强烈偏好，进而就遗忘了反抗的真正的道德驱动力。”（xiii）他提醒我们必须警惕这样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学术现象：即便在当代史研究视角中触及不平等、冲突、反抗等无法回避的具体议题，但却通过自觉地把问题局限在纯文本范围里进行解读、以流行学术话语的堆砌显示其学术主流的身份和对利益、权力等核心概念的工具性兴趣，遮蔽和颠覆了历史中的“反抗的真正的道德驱动力”，恰好与在另一种类型的时代历史叙事中无处不在的“道德驱动力”相反。在这里不可忽视的是霍耐特的社会主义观念，他认为很重要的是要突出社会主义传统，它在道德上不是简单地要求论证社会平等，而是首先要求论证社会自由；为此需要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重新定向，最终还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定向（Umorientierung）：不能认为人们对于如何构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系统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知识，我们今天可能还远远不能肯定哪种经济形式最能够满足社会自由的扩展和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社会实验才能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适合的道路。（xxxii）

关于二十世纪纳粹党人及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来源研究是霍耐特的观念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认识和准确评估康德与黑格尔思想遗产的真实影响是一个重大难题。在《狂热的逻辑——约翰·杜威关于德国人精神气质的考古学》一文中，霍耐特描述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如何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关于美国“一战”政策的激烈争论中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关注德国纳粹统治体系的产生，对纳粹的世界观谱系进行了观念史梳理，坚决反对把可追溯至尼采的非理性主义视为德国人战争狂热的主要思想根源的肤浅解释。霍耐特指出，“杜威分析的独特之处和真正挑衅性在于，他试图将德国人的好战气质追溯到康德，追溯到其两个世界学说为德国哲学所开辟的道路上来。”（31页）杜威这种分析的独特性与挑战性都非常突出，经过霍耐特的深入分析，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很值得关注：一是“崇高的理想主义与‘对机械性、组织性的服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一种精神理想至上的信念，后者则是实现无条件服从的技术可行性。二是所谓“道德义务”的内容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由“社会权威”所确定，由此康德式的义务伦理被转化为履行国家所规定的义务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的信念；三是希特勒想通过激发国民“理想”来洗刷一战后的集体耻辱，他极力鼓吹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拥有普遍合理的理想，并且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德意志民族在紧要关头必须诉诸暴力手段并不惜与全世界为敌。可以说霍耐特对杜威的观念史研究的分析至今没有过时，因为在今天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中，把历史倒退和武力威胁归咎于某个人的非理性意识和狂热性格仍然时有所闻，而以理性、理想、义务伦理的名义导致民族意识全面服从权力意志的危险却容易被遮蔽和忽视。

与康德相比，黑格尔思想遗产与纳粹党国的关系相对容易引起关注。霍耐特在《黑格尔矛盾的遗产——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在世纪之初》中指出，虽然弗雷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已经力图把黑格尔描绘为德意志权力国家思潮的开创者，然而在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看来，他的研究方法不足为据（12-13页）。但是由于罗森茨威格总是被看作是宗教哲学家，他对黑格尔的研究总是被忽视。霍耐特强调了罗森茨威格从整体性把握黑格尔思想的重要性：“人们时而强调黑格尔政治理解中倒退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一面，时而强调其进步的——自由主义的一面，这取决于人们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哲学。由此可见，罗森茨威格论证的特别之处在于，试图在总体上从这种对立中提取出黑格尔的国家概念。”（19页）罗森茨威格认为黑格尔对国家的成熟理解首先表现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那句名言：“合乎理性的东西”是“现实的”，“现实的东西”是“合乎理性的”。他着眼于前半句，认为它在实质上是“呼吁人类在国家秩序中实现伦理上的理性；为了在现实中‘主观地’贯彻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合理性，一切在现有条件下看起来与基督教信仰的平等主义原则不相符的事物都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克服”（21页）。由此来看，在纳粹德国覆灭之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激起了一场关于极权主义思想根源的讨论并且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回想起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康德哲学与青年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曾经也产生过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但是在观念的整体性影响及其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方面仍然有不少遗留下来的问题。后来在读到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把黑格尔斥之为“开放社会”的敌人的时候，才开始反思在我们的青年黑格尔形象中的肤浅性，虽然霍耐特在文中提到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为了说明罗森茨威格的黑格尔研究成果是如何不受重视。

霍耐特在《恶的现象学——奥雷尔·科尔奈被遗忘的著作》一文中根据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的《反西方之战》，对其清算纳粹思想危害性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科尔奈眼中，纳粹运动的思想实质就是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反抗。从观念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霍耐特说“这部著作是一项极佳的观念史研究，它不考察纳粹独裁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关注其在某些价值观和社会乌托邦中的合法性。……从‘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主义概念开始，到关于英雄事迹和新异教的反智主义教条，再到种族纯洁性的想象——所有这些为纳粹极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思想结构，科尔奈均无遗漏。或许，该研究不仅是对纳粹观念最早的描述，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和最完整的描述”（75页）。但是他最后非常遗憾地说，科尔奈的著作在德国这里是几乎完全被遗忘了。

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经济发展思想虽然未被遗忘，但是在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复杂局势中仍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费希曼在二战快结束时出版的《世界贸易的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调查》中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构成与各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因为强大的、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一直倾向于迫使较弱的国家达成单方面有利的贸易条件，然后将所得利润用于国内目的。在赫希曼看来，只有通过国际法限制个别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丧失对全球贸易经济关系进行剥削的能力，才能在未来杜绝这种帝国主义的‘诱惑’——正如他典型的心理学术语所言。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支持限制国家主权的论断似乎极有远见，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却让人大惑不解。”（143页）现在看起来，赫希曼的国际贸易研究中的现实政治感之敏锐实在令人印象深刻，霍耐特认为他的这项研究极为不寻常。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争论正日益朝着各主权国家间法律监管的可能性方向发展，因此，削减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权以促进更公平的世界贸易的主张只会被视作空想（同上）。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赫希曼所忧虑的那种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不仅是一种诱惑，而且更是越来越明显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霍耐特的观念史研究工作就是不断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在观念史上被遮蔽的观念，同时提醒我们不应忘记观念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就是勇敢地面对和揭露时代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