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古典学在今天与未来的……意义与冒险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英]玛丽·比尔德著，汪蘅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2023年6月出版，384页，58.00元

英国著名古典学者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原书名Confronting the Classics: Traditions, Adventures, and Innovations，2013）原书名直译是“直面古典学：传统、冒险与创新”，中译本的书名来自作者于2011年11月30日（比尔德在本书“序言”中写为12月，或误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的罗伯特-B.西尔维斯演讲，题目就是“古典学还有未来吗？”（Do the Classics Have a Future?），该演讲稿收入本书作为“导论”，比尔德说“‘古典学还有未来吗？’这个标题直击要害。如果你愿意，这就是我的宣言。“（序言，iii）可见中译本以这个题目作为书名对国内读者来说当然是合适的。

玛丽·比尔德自述在三十多年来每年都会为各种期刊撰写几十篇古典学领域著作的书评，这种学术阅读与写作的勤奋很令我感到惊讶。她认为发表书评的重要性不比教学或写论文差，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她在剑桥古典学系最有影响力的前辈学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六十年代，发表于书评和电台谈话节目中的内容比学术期刊中多得多。本书收入过去二十多年比尔德发表于《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上的古典学书评与随笔，并经过恰当的修改和增补。从全书五个部分的引言来看，作者显然是围绕某个主题或问题意识来选择文章并加以修改、增补，加上在行文中均以对事件、人物或古物的论述作为切入点，因此阅读起来并没有明显的书评感，而更像是古典学研究的学术随笔。

玛丽·比尔德

比尔德在“序言”中说，“我希望本书能为读者们介绍，或重新介绍古代史中最扣人心弦的章节和各阶层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我还希望它能回答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作者在看似轻松幽默的文字中论述了古典学研究内部的诸多探讨与争论议题，并且围绕着相关古典学著作进行评议，大胆地提出赞扬和批评的观点。但是她更重要的目的不仅是向公众传播古典学知识，而且希望把学科内部争论带到公共文化园地。就如作者在“后记 评述古典学”中所说的，“其他许多人也发现，要发布全新的古典学阐释，要继续就古典世界辩论，‘合适的地方’在教室或学术期刊之外”（340页）。就本书来说，虽然这是一位古典学专家评议本专业领域的文章，但是作者很乐意提醒读者，“本书每一章都源自非专业的文学杂志上的随笔或书评”（340页）。对于书评何以依然重要这个问题以及为什么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它，比尔德认为最重要、最吸引人之处是“在让书籍值得写作和出版的持续进行的辩论中，书评是关键的一部分，也是让它所激发的对话向更广大受众开放的方式”。因此需要在图书馆和课室之外的地方思考和讨论学科中的一些最专门的论著（341页）。在“序言”中她说要“单纯地坚持说，书评长久以来就是古典学辩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iii）。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原则与勇气，比尔德的态度是要以无畏与坦率来完成这项工作，在呈现一本书的论点时绝不留情，但是还有一条“铁律”：“我不准备对作者当面说的话也绝不能放在书评里。”她认为这应该是评论家的坚定的座右铭。（后记，342页）

对于“古典学还有未来吗？”这个问题，比尔德在“序言”中说这个学科仍然是“正在施工”，而非“尘埃落定”，意思是古典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对于选择学业方向的学子来说又有不同的含义，多年来我一直目睹和分享着一位青年学子在美国大学以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为主修专业的经验，在我们的阅读生活中增添了很多阅读分享的乐趣。后来虽然他在研究生阶段转向法学专业并取得法律博士学位（Juris Doctor），但是一直保持着对古典学的浓厚兴趣，仍然时常购买古典学研究著作，我们家庭晚餐时对当代世界的讨论中古典时代从未缺席。正如比尔德所说，古典学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古代世界能在何种程度上帮我们理解自己的世界？我们重新阐释或再挪用古代世界时应设何种限制？……换句话说，我们要如何让古代世界对我们产生意义？”（导论，vi）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中，关于如何通过古典学了解当代世界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始终是一个中心问题，“古典学的未来”也连结着我们生活的未来，比尔德希望读者能够深入思考的是古典学在今天与未来的意义与冒险。

但是，所谓的“古典学”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 比尔德承认下定义的困难，她反思的是这个定义的坐标可能是什么。她认为应该超越那种表面上合理的说法，即认为古典学就是研究古代世界的文学、艺术、文化、历史、哲学和语言的学问，而更应该认识到古典学更是研究在古代和我们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不仅是我们与古典世界的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且也是我们与前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自己也曾与古典世界对话（如但丁、拉斐尔、威廉·莎士比亚、爱德华·吉本、巴勃罗·毕加索、尤金·奥尼尔、特伦斯·拉蒂根等等）；事实上，公元二世纪的作者们已经注意到古典学就是一系列“与逝者的对话”（导论，xvii） 。比尔德的这个表述让我想起关于“历史”的种种定义中的两个颇有启发性的观念。一是著名历史学家E. 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演讲集《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1961）中说的：“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15页）尽管卡尔的这部演讲集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他极为简洁地以“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关系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特征，这种观点及其表述是这部著作产生持久影响的重要原因。二是约翰·赫伊津哈（J. Huizinga）关于“历史”的“简明扼要的定义”：“历史是一个文明对其过去不断求索的智识形式。”他接着阐述了这个简单的定义所包含的丰富涵义：“智识形式”被称作“文明”，“对其过去不断求索”消除了许多鸿沟与对立，认为可以通过获取比事实性知识更深层次的智慧来理解这个世界，同时暗示所有历史的真相应该具有对抗被限制、被同化的能力，可以通过广泛的建构来容纳所有争议性的体系和概念……。（赫伊津哈《“历史”概念之定义》，张夏菁译，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2374 ”）。

那么，古典学在今天的意义和它的未来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也正如比尔德所表达的那种观点：无需努力说服谁古典文学、文化或艺术值得严肃对待，因为古典学的文化语言和古典文学本来就是“西方文化”根本的、不可抹除的“方言土语”；虽然西方文化不仅仅是由古典传统构成，但事实就是没有维吉尔则不可能理解但丁，没有柏拉图不可能理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没有欧里庇得斯就不可能理解唐娜·塔特，没有埃斯库罗斯不可能理解拉蒂根。如果我们要将古典学从现代世界切除，这将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流血伤口和充满误解的黑暗未来。比尔德说“我不相信我们将走向那条路”（导论，xviii）。 也就是说，不相信古典学会没有未来。多年前读比尔德与约翰·汉德森（John Henderson）合著的《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精选”丛书，1998年），两位作者强调西方文化与古典遗产的联系，强调对这份遗产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可以说比尔德对于古典学的未来一直是坚信不疑的。

关于古代世界、古典学与当代生活关系的复杂性，比尔德在《唯有埃斯库罗斯能行？》这篇书评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该文评论的是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等编辑的《69年以来的狄奥尼索斯：第三个千年来临时的希腊悲剧》（Dionysus since 69: Greek Tragedy at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2004）。文章以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博比·肯尼迪发表的演说切入，因为演说引用了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中歌队台词的著名句子：“即使在我们的睡梦中，痛也不能遗忘点点滴滴滑落到心头……”伊迪丝·霍尔在文章中把这视为现代政治参与埃斯库罗斯戏剧的关键例证之一。在“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她写道：“唯有埃斯库罗斯能行。”她通常关切的是埃斯库罗斯戏剧“说出不可说之事”的能力在政治辩论中得到利用的事例（260页）。比尔德说最后读者会意识到，“30年内几乎每个有价值的政治目标——妇女权利、对艾滋病的意识、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平进程（从北爱尔兰到巴勒斯坦）、同性恋骄傲、核裁军，更不用说各种反对独裁、帝国主义或撒切尔政府的斗争——都通过希腊悲剧的新演出找到支持……特别是对巴尔于半岛和波斯湾战争的分析与谴责都使用了希腊悲剧的语言用法……。很大程度上这是这本文集可观魅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它令人困扰的问题的一部分”（263页）。作为古典学家的比尔德并没有因为希腊悲剧能够在当代政治中发挥作用而陶醉，而是看到了其中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真的像作者们一再提出的那样，希腊悲剧有‘说出不可说之事’的独特力量？霍尔写到博比·肯尼迪的演讲时说‘唯有埃斯库罗斯能行’，她为何认为，比如，精心挑选的莎士比亚引文对肯尼迪的任务就会效果欠佳？”如果说这里提出的可选择性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她提到的一些观点就更值得重视：比如认为西方文化对战争恐怖或性别不平等应对无效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无法跳出两千多年前雅典建立的框架来彻底思考这些问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喀麦隆上演《酒神的女信徒》或者在南非演出《安提戈涅》远非政治上的赋权，实际正反映了殖民势力的最终胜利。比尔德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思考的。另外，她认为这部文集的多数作者对二十世纪晚期舞台上希腊悲剧的参与热情也导致了对许多较早期古代戏剧复兴的政治热忱的集体失忆，她举出一些例子说明这部文集会令多数读者产生误解，以为古代戏剧的政治化只是最近几十年的发明（265页）。更重要的问题是，比尔德认为文集的作者无视了对希腊悲剧的让人不那么自在的政治挪用，她指的是古典戏剧曾被召唤来支持的正义斗争之外，也有同样令人难忘的被用来支持现代世界某些最邪恶事业的历史。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奥运会的同时上演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将故事解读为雅利安主义的胜利；墨索里尼非常热心支持赞助西西里岛上叙拉古历史悠久的古代戏剧节。（265页）简单来说，古为今用未必都是用于正义的事业，人们不能盲目相信“唯有埃斯库罗斯能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典学在今天与未来的运用不但会伴随着各种问题，而且不无风险。

谈到古代演讲中的名言在当代政治中被引用并且产生的力量，“到什么时候？”这个句式是非常有名的。比尔德在评论安东尼·埃弗利特（Anthony Everitt）的《西塞罗：动荡的一生》（Cicero: A Turbulent Life，2001）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公元前43年12月7日，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遭到谋杀，安东尼命人将他的头颅和双手展示在他曾发表过许多激烈的演讲的罗马广场。这件事后来在罗马文学和文化中被神化，但是历史学家对他的一生评价充满了争议，尤其是公元前63年他任执政官期间对所谓喀提林阴谋的镇压。他自己对此事深感骄傲，一有机会就提醒罗马人是他拯救国家于危亡，而许多现代历史学家和当时一些怀疑主义者都在思考喀提林到底对国家构成了怎样的威胁。比尔德怀疑所谓的喀提林阴谋是处于“茶杯里的风波”和“西塞罗的臆造”之间的范围内（90页）。重要的是西塞罗于公元前63年11月将喀提林赶出罗马时在元老院说的那句话流传下来了：“喀提林，你到底还要把我们的耐心滥用到什么时候？”直到今天这句话一直被应用、改编和戏仿，并且都显示出对原意的清晰认识。比尔德举出了在当代政治运动中很多把“到什么时候”作为抗议口号的例子，有意思的是在二战结束前一位要服兵役的新婚男子这样写道：“啊，希特勒，你还要糟蹋我们的性生活到什么时候！”（93页）这条口号确实很精彩。比尔德说，“这一切的讽刺之处在于，这条标语原本语境的政治动力一直在被颠覆。西塞罗或许成功地将自己写入了现代世界的政治语言之中。但那些词语本是既有秩序的发言人用来威胁异见分子的，如今却几乎普遍反过来使用，成为异见分子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喀提林可以含笑九泉了。”（同上）这种政治语言现象我们同样并不陌生。

《尼禄的斗兽场？》评论的书籍是爱德华·查普林（Edward Champlin）的《尼禄》（Nero , 2003 ），比尔德从著名的罗马斗兽场（Colosseum）谈起。人们常以为斗兽场是尼禄建造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纪念碑，实际上是他死后于公元69年掌权的新的弗拉维王朝为大众修建的，其目的正是清除关于尼禄的记忆。比尔德指出，“简单的抹除往往是把双刃剑。你越是费力地从景观中抹除一位皇帝的纪念物，将历史注意力吸引到你试图消除的东西上面的风险就越大。”（166页）这也正是查普林的《尼禄》主要关注的问题：尼禄后来在罗马的名声、形象是如何构建的？它在古代文学、建筑和视觉形象中如何得到反映和受到争论？他发现了许多尼禄死后受人欢迎的例证，追问为什么主流说法与此不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比尔德所指出的：当新王朝建立之时，总有官方历史学家痛斥并虚构一些前朝的罪恶，以此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纵然你曾是前皇帝的中坚盟友，只需若干精心打磨的对前朝的谴责，便可在新的等级序列中保住位置。”（172页）这是在历史研究和史学史研究中都同样重要的议题。

《游客的庞贝城》从十九世纪前来庞贝观光的游客谈起，把关于庞贝的考古发掘、古典学研究和旅游发展变化与对朱迪思·哈里斯（Judith Harris）的《被唤醒的庞贝：再发现的故事》（ Pompezi Awakened: A Story of Rediscovey, 2007）等著作的评述结合起来，论述如何从古典学视野中看待当代旅游及历史记忆的问题。我曾经先后两次去庞贝古城观光，读这篇文章时自然勾起了愉快的回忆，比尔德说的十九世纪中期游客进入庞贝的那条线路就是我们走过的线路。文章提醒我们，去庞贝不能只看今天的旅游指南或考古文章，还应该读一下十九世纪出版的旅游指南，才能明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庞贝在十九世纪看来是怎么样的，以及更真实地认识到旅游业的发展对我们接近古代世界带来的便利与问题。

比尔德对罗伯特·弗雷泽（Robert Fraser）的《造就“金枝”：一个论点的起源与生长》（The Making of ‘The Golden Bough ':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an Argument，1990）的评论尤其让我受益，因为我正在教的公选课“经典名著选读”课程中就有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比尔德在书评中重点分析的是人类学著作《金枝》之所以成为流行读物、一位痴迷于自己世界的学究成为大众文化热衷的话题的原因，她认为“对任何新闻工作者而言，弗雷泽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成了好稿件。……英国公众则不加分辨地热切倾听关于他高尚地献身学术的荒唐逸闻”（299页）。但是，她指出大众对《金枝》的这种热情并不容易理解，因为在牛津、剑桥这样的地方像弗雷泽这样乖张古怪的学者多了去了，“但就是弗雷泽找到了上大众媒体的办法。为什么？”（302页） 罗伯特·弗雷泽（Robert Fraser，他与詹姆斯·弗雷泽不是亲戚）的《造就“金枝”》也强调了弗雷泽的成功问题，细致考察了《金枝》的理论内涵及其思想背景来源，比尔德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弗雷泽研究的有益的思想史著作。但是她指出虽然《金枝》在学术上的观点（对巫术与宗教的区分、献祭理论、对休谟哲学的阐发等）可能都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它广泛的大众名声，但其程度并不显著。她认为《金枝》对大众的吸引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探险和旅行主题，虽然这本书并没有记录实际发生的航行，弗雷泽也从未去过他描述的多数国家（303页）。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比尔德所指出的《金枝》对于大英帝国具有的政治意义：由于它谈到了大英帝国的土著居民习俗，因而与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也有评论家阐释了这种联系，认为如果詹姆斯爵士揭示的关于土著居民的知识得到更多关注，在治理落后原始民族中的诸多错误本可避免；弗雷泽自己据说也希望他的书能“有助于那些负有治理原始民族的任务的人”。但是比尔德指出，“更重要的是弗雷泽对帝国事业的象征性贡献。《金枝》将帝国的臣民呈现给他们的主人，在宏大的学术项目中将土著人变为称手的支持证据，从而合法化了英国帝国主义。这是政治霸权精巧地转化为学术文字”（306页）。这的确提醒我们要关注和警惕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中明显存在或隐含着的把“政治霸权精巧地转化为学术文字”的倾向。

玛丽·比尔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古典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关注女权主义运动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她的《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Women & Power：A Manifesto，刘漪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充满激情地论述了那些阻遏女性发出声音、拒绝认真对待她们的权利，并且斩断她们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的机制是多么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她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对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下的世界。在该书第二版的后记中增加了“从本书到MeToo运动——以及关于强暴的思考”，特别强调了女性所承受的骚扰侵害的根源（以及她们之前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的根源）都确切无疑地深植于权力结构之中。

那么，在这部《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中收入《遗漏了什么》这篇文章就并不奇怪了。该文评论的书籍是罗伯特·B. 托德（Robent B. Todd） 编辑的《英国古典学家辞典》（Dictionary of British Classicists，2004），文章的题目意指该辞典中收入的关于二十世纪著名的古典学者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的传记中有意“遗漏”了他骚扰女学生的“连环咸猪手”事件，比尔德对此显然很不满意。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她还认为这是一篇毫无特色的吹捧性传记，“几乎一无是处”（320页）。她的结论是“任何新的弗兰克尔传记无疑都应该旨在揭露并处理这位工作狂教授形象的表面下的各个方面”（326页）。弗兰克尔是英国著名的古典学专家，同时也是有名的连环咸猪手，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导师伊索贝尔·亨德森（Isobel Henderson）曾预先警告女学生：尽管她们会学到很多，但很可能被“动手动脚”。女生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 在弗兰克尔的最有名的研讨班上被选中进入私人辅导课，在令人陶醉并具启发性的拉丁语希腊语讨论过程发生了“亲吻及越来越经常的摸索”。沃诺克希望继续学习同时避免“动手动脚”，于是邀请另一位女生一起参加课程，结果还是被导师分而教之。沃诺克终于向学校告发，辅导课被关停了。作为女权主义者和古典学家的比尔德的评论是：“任何超过45岁的学术界女性对此可能都有一种矛盾的反应。一方面，不可能不对一目了然的持续性骚扰实例和（男性）权力滥用感到愤慨。另一方面，我们如果诚实的话，也很难压抑对大约1980年之前那个学术时代的一丝伤感怀旧，在那之后，教学中的情欲维度——毕竟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活跃——会被坚定地扑灭。沃诺克本人也有这种矛盾心情……在不止一次的报纸采访中，她指出弗兰克尔是她遇到的最好的老师。”（318页）不应该认为这是出自一位女权主义学者关注学术八卦的心态，因为比尔德明确指出了问题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如何选择豁免或暂停道德判断，这个中年大学教师乱摸的事件提出了传记写作中的重要议题。回顾性的名人生平叙述中包括什么、排除什么？这些人生平的权威记载背后是怎样的审查原则在起作用，特别是当它们在传记辞典和其他类似参考书中传播的时候？这有多重要？弗兰克尔的案例是范例性的，也是最具揭露性的例证之一。”（318页）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面对在学界中时有曝光的性骚扰事件，人们一般关注的是单位体制的相关处理，然后就是讨论人品与学术的关系，恐怕很少想到该事件是否应该进入“人物传记”“学者辞典”这类权威性工具书的问题。对于比尔德说的那种古典传统中的情欲维度，可能大部分女权主义者都难以认同其作为矛盾心情的理由，但是这里也表现出比尔德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诚实的一面。而关于咸猪手事件是否应该写入专业领域的学者辞典，恐怕会有更多人反对。我想反对的理由是对的，就如我咨询的一位学界朋友的意见，他认为学术专业辞典与一般出版物的人物评述应该有所区别。但是，比尔德还提到布里格斯和考德尔（Briggs and Calder）主编的著名古典学家《传记百科全书》（Biographical Encyclopaedia）在霍斯福尔撰写的对弗兰克尔的介绍中说了一句话：“他的确热烈地，但也极为得体地欣赏女性美。”比尔德说：“极为‘得体地’？要么霍斯福尔惊人地无知，要么是对那些知情人士（也就是牛津古典学研究机构的大部分人）的谨慎暗示。或者，更可能是先发制人，预防任何人冒险把有限圈子里人所共知之事泄露到更大范围中去。”（318-319页）看来在英国学术界中对于这种事情看法比较复杂，比尔德对《英国古典学家辞典》的不满或许也可以在这种语境中得到某种解释。

总之，在“古典学还有未来吗”这个议题中，玛丽·比尔德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科发展或衰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当代生活的联系，以及这门学科的从业人员在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她一再提醒读者应该深入思考古典学在今天与未来的意义与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