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洁清 楼培｜钟泰与复性书院

《温州读书报》2021年第9期配图发表了拙文《马一浮致钟泰佚札》，其背景阐述主要依据《马一浮全集》中书信类资料，略嫌不足。值得庆幸的是，《钟泰著作集》于2021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钟泰日录》《钟泰诗文集》等，为我们提供了此通佚札前后的相关信息，颇资利用，堪为补说。

《钟泰著作集》书影

根据《日录》，钟泰于1943年7月6日从湖南蓝田出发，辗转经过湘潭、衡阳、零陵、桂林、宜山，8月底终于抵达贵阳，在内迁当地的大夏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教授。同时也在迁至贵阳近郊花溪的老东家之江大学兼课。钟氏与马一浮及复性书院亦一直保持联络，限于篇幅，此处稍举数例，以概其余。如1943年11月13日：“马湛翁寄来《尔雅台答问续编》二册。”12月20日：“复性书院书寄来。”1944年1月17日：“复性书院书款已收到，有覆信。”3月12日：“寄《答马湛翁见怀》一律，又《读近作奉寄》一绝。”两诗全文见于《钟泰诗文集·诗辑一》，惟整理者误系于1945年，当予改正。

贵阳期间，夏承焘、任铭善曾函邀钟泰前往浙大龙泉分校，蓝田国立师院、四川大学和因战事迁到福建三元的江苏学院等均寄来聘书，钟氏皆婉谢却之，即便他在大夏大学也不乏失意，如《日录》1944年2月17日记载：“本日大夏上课，然上课者竟无人。此间百事敷衍，提挈不起，可叹也！”翌日又记：“本日有课，无上者。……教务处送毕业论文来看，看两本，误字累累，竟看不下去。”直至1944年12月初，钟泰雇车赴遵义，又到过白沙、重庆、江津、成都，曾暂驻于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等处。

1945年5月25日，钟泰来访四川省乐山县（古称嘉定）乌尤山上的复性书院，《日录》记载：“午后与厚侄到乌尤寺看马湛翁，不见八年矣。张立民、王星贤亦渐有老趣。湛翁住濠上草堂，在寺后，地名麻濠之上。其外甥丁安期所生子名慰长，则十八岁矣，女名静[敬]涵。谈至薄暮，湛翁直送至小河岸始归。”27日：“检理行李，迁住濠上草堂，由张立民、王星贤派船相接。过江与湛翁谈甚欢，湛翁并为置酒，然以便血，不敢饮也。”此后马一浮与钟泰常谈文论学，如《日录》6月4日：“湛翁谓少时亦泛滥而鲜归宿，自戊申年（1908）一变，始专力于先儒之学。又言嘉兴姚镜潭《竹素轩稿》，时文为龚定庵所折服，其人亦讲理学，所得全在其稿，云《制艺丛话》曾载其‘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一文。”6月5日：“湛翁出示《诸子会归总目》并《序例》，盖庚戌年（1910）所定，嘱为斟酌。此稿本后有《与蒋再唐（名麟振）论儒佛义》一文，为戊午（1918）正月作。其以六艺摄群言、以五教判六艺，正今时所常谈，乃知其发端已久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钟、马亦曾一道进城、赴宴、访友等，特别是学有良朋，诗逢对手，吟兴遄飞，唱酬不绝。《日录》中提及的《盐井》《秋涨》《罢战时》《寇退口号》《绝句十四首》《云起》《晨写所作二绝》《闻芷江受降》《夜间得一律》《收潦》《尔雅台偶成》《赴安谷检书道中作》《滑竿》《答客语》《重九》《舟中近事》《山斋》等诗或其和作，大多可在《钟泰诗文集》《马一浮全集·诗集》中找到原文，加上《马一浮全集》中马氏致钟泰信札，彼此呼应，互相映照。如8月28日钟泰作《闻芷江受降》五律一首，“书送湛翁阅，傍晚即有和诗，并云余诗近雅，和诗则近风也。”马一浮在四川数年，诗兴勃发，纪事抒情，有《蠲戏斋诗编年集》。而钟泰此前诗情平淡，到复性书院后则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应该说与马一浮的惺惺相惜、无往不复、代改诗稿等有直接的关系。

钟泰曾畅游峨眉，前后计八日，回嘉定后仍住城里。其时因“妾身未分明”，钟氏亦有不安于此、拟往他处之意。《日录》1945年7月14日：“过河至麻濠看湛翁。湛翁又苦留，劝勿赴滇。然董事会迄今无聘电来，欲即移住乌尤寺，实未便也。”16日：“寄湛翁一书，允就书院分纂，暂不赴昆。值路遇詹允明，即交其携去。”17日：“湛翁又有书来，促移住山中，当覆以董会电未到，终于名未正，请稍迟。”21日：“晨湛翁偕星贤过江枉顾，以董会聘电未到，深致歉意，并恳候至七月底勿行。是日大热，湛翁冒暑而来，极为不安。”25日，复性书院董事会聘电虽迟终至：“午后王星贤送董会聘电来，约定月杪月初移住乌尤寺。”30日：“早何翘森来看，旋星贤来，即同渡河移住书院。中午饭后到濠上看湛翁，谈至薄暮始与星贤同回。”书院协纂身份确定（送到正式聘书在8月14日），宾主皆欢。翌日，“湛翁来看，并借《白沙集》《罗念庵集》《蔡氏九儒书》《薛文清集》《金华四先生集》，不全者与阅定”，马上投入编纂书目、商量参订的工作中。

如学界所知，马一浮自1939年9月至1941年5在复性书院讲学，1941年6月正式宣布辍讲，其后将专事刻书，所谓“寓讲习于刻书”。其实早在1940年6月，马氏就撰有《儒林典要序》，云“今最录诸儒发明性道之书，断自濂溪（按：周敦颐）以下，为《儒林典要》，以饷承学之士不溺于流俗者”。1944年6月8日，马一浮作《为董事会代拟书院募集刻书基金启》，论及刻书五类：《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诸子会归》《文苑菁英》《政典先河》。《诸子会归》后断自濂溪以后皆入《儒林典要》，前此均未刻。前两类从1940年即开刻，至1948年停止刻书时，《群经统类》刻成十一种二十一册，《儒林典要》刻成十七种十七册，其他两类则列而未刻。

1945年8月至12月是钟泰在乐山复性书院正式担任协纂并开展相关工作的时期。在《日录》中可见他翻看《唐确慎集》《白沙子集》《李二曲全集》《胡敬斋集》《养正类编》《紫柏大师集》《皇极经世系述》《四如集》《大学》《春秋》等，查阅《四库简明目录》《四库书目》《明史》《明儒学案》，撰写《杨愧庵粹语序》。8月24日他还曾与王星贤“同至城内武汉大学阅书”。8月29日：“拟续提书目共七种，又须检查书共八种，午后函致湛翁商酌。……晚湛翁又开书目四种，并覆函来。”30日：“决用湛翁所开四种。加入《徐养斋读书札记》《考古文集》《医闾集》《翠渠摘稿》四种，又待查书四种，交立民备函，并覆函湛翁。又将分配四人所抄各书开一单，交林伯而呈湛翁酌定”。10月2日：“赴安谷查书。……查赵㧑谦《考古文集》、《医闾集》、周翠渠《摘稿》三种。翠渠于义理无多发明，决不收入《儒林典要》，此嘱士青不用抄矣。”3日：“仍留安谷。查岳正《类博稿》、张吉《古城集》、陈谟《海桑集》，亦三种。《类博稿》《海桑集》文颇简雅，然亦不足入《儒林》。《古城集》第二卷《陆学订疑》一卷，语极精，足捄陆学之失，即不全收，此卷不可遗也。俟归后与湛翁再商定。”4日：“留安谷。阅邵国贤《容春堂集》，共三十二册。国贤，《明史》入《儒林》，与当时名儒如章枫山、陈白沙、罗一峰、庄定山、贺医闾并有往来。集中记、序、杂著诸文皆精粹温雅，极有益于学者。且东林书院之启，实自二泉肇之，《儒林典要》自当收入。惟集有正、续、后、别，而诗居大半，应酬之作亦不尠，似当删而存之。”5日由安谷乘舟返归。7日：“《儒林典要》明儒书目拟就，约六十馀部，即交湛翁酌定。”13日：“傍晚与湛翁共订续提抄写书四种：一、《泾野子内篇》，（子部儒家。）二、《洹词》，三、《小辨斋偶存》，四、《虚斋集》。（并集部别集。）”22日：“湛翁有诗和予《山斋》之作，午后并来谈编目之事，谓须仿《四库简明目录》例，每书下加以案语，使购读者有所抉择，并以示之途径云。”今《钟泰著作集》第五册附有《〈儒林典要〉拟收明代诸儒书目》，落款时间为1945年10月7日，即《日录》中“交湛翁酌定”者，而13日所列四种业已包括在内，或是后来增补。

马一浮虽然向有关方面提请拨款，并数度鬻字筹集刻资，但其时物价腾涌，经费窘促，刻工缺乏，中途甚至有工人坐地起价，近乎落井下石，故刻书之事并不顺利，只能量力而行。因平素暇时较多，马氏常以临池、作字、刻印自遣，钟泰的协纂工作也不算急迫繁重，《日录》中多有从容读书并摘录、评论之记载。令人欣慰的是，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要迎来胜利了。《日录》1945年8月22日：“早湛翁送《寇退口号》六绝来。”28日：“作《闻芷江受降》，成五律一首。”9月3日：“报载降约已在东京签字，重庆定自本日起庆祝三日，书院惟悬旗而已。”10日：“报载中国日军降约于昨九日上午九时在南京签字。”在举国欢庆之时，复性书院东迁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日录》8月31日：“湛翁拟一电致董会，嘱附名，盖为迁移事也。”9月18日：“午后湛翁来谈书院东迁事，并出与（沈）敬仲书相示，欲董会推余先往杭州接洽布置。余意能与朱蕙清同行最好，盖蕙清为基金保管委员，且与浙主席黄季宽识，原浙省府驻渝办事处处长也，今派充浙江邮政汇业局长。董会本托其至浙接洽院址，与之同行，便利多矣。”10月9日：“午后湛翁来谈，并出致敬仲函相示。举书院今后困难者七端，然要之不出经费一端而已。”31日：“沈敬仲有一信自江津寄湛翁，因在湛翁处略谈书院后日应商榷之事。”11月20日：“午后在湛翁处小谈东归后择地事。”12月5日：“午后偕敬仲同至湛翁处，谈书院规制及将来计划甚悉，当推某起草。”7日：“属稿书院章程粗定。晚在湛翁处谈某归浙准备，定与敬仲同行，到渝候船再说。”8日：“晚在湛翁处稍有商略，未竣事。”11日：“晚在湛翁处商其所为书院组织。”14日：“连日检行李。晨敬仲送湛翁所作《致董会备忘录》及《改订书院规制刍议》来阅，大抵仍本简章。湛翁之学文胜于质，其异时成就人物，恐亦多文士耳。”15日：“检点行李粗毕。晚在尔雅台谈。”16日：“起行李进城，湛翁饯于玉堂街新滋美酒馆，除书院诸君子外，有邓南屏。南屏亦旧时书院参学也。”翌日，钟泰与沈敬仲启程出发，经内江到达重庆。22日，他们前往拜访了复性书院董事会陈霭士、沈尹默、屈映光、虞逸夫等人。27日：“午后书院董事会开会，得见寿毅成、朱惠清等，并与惠清接洽到杭后支款事。” 

中年钟泰

1946年1月14日，钟泰自重庆乘飞机回到家乡南京，结束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数年生涯。在南京期间，他曾往王伯沆灵前一哭，又看望老友柳诒徵，与马一浮也一直保持书信往来。28日坐车赴杭州，席不暇暖即办理复性书院之事：“在六聚馆食面后即看朱惠清。发一电与敬仲催款。访黄文叔、李立民，皆未遇，见余樾园，亦言觅屋不易。往来奔走，车费几及千元而无眉目，懊恼至矣。”接下去一段时间他虽然也曾走亲访旧，看望了夏承焘、任铭善、孙传瑗、孙孟晋等友人，但一直都在为择寻书院新址奔波操劳，并请朋友们帮助打听消息。29日：“早起即看黄文叔，邀与同乘车至平安里看伍少樵。寿卿之屋尚完整，然住户混杂，已成北方所谓大杂院，可叹也。”30日：“早约文叔同至钱塘门看竺鸣涛、罗露天，将董会信及赠书交与。……湛翁所开城内各大住宅，交露天代为调查。”

2月2日，钟泰访李立民，“告以蒋庄、葛荫山庄、阮公祠三处并可作书院院舍，属为设法”。3日，陈从周邀夏承焘、任铭善午饭，钟泰同去，“欲籍此询知是否有民屋出租”，“谈及王马巷白衣寺有屋甚多，又水陆寺巷孙宝琦旧宅为王五权者所住，被封，似皆可借拨。饭后因与同去一看”。顺便又去看汤拙存，“更由其仆通一片与彭安仁之子，问马所巷屋也”。晚上回到住处，“余樾园有信来，言借孙俶仁屋不成矣”。4日，“访可园，已为兵据”。6日，“覆敬仲一信，告以省府已指拨蒋庄暂归书院应用”。9日，“至市府看周企予，谓蒋庄别有用，书院当在葛荫山庄，不知彼与李立民又如何商议也”。11日，“再看李立民，谈院址事”。12日，“立民送信来，言院舍改拨借葛荫山庄”。13日，“为葛荫山庄事到市府会徐雄飞、钟伯庸。因过葛荫山庄访林光宇，未晤”。14日，“再访林光宇，不晤。回行看朱寿潜，谈租朱文公祠。朱允，商之族人再议。盖官家不可靠，惟有求之私人矣。又到颐香斋访葛桂生，以葛荫山庄托其经管也……过汤拙存谈孩儿巷、夏氏屋事，托其倩人接洽”。15日，“发一信与湛翁，告以转谋朱文公祠事”。16日，拜访汤拙存介绍的冯锡之，“谈租借蒋庄事，允函蒋苏盦商之。……此事亦告知湛翁。发一信与袁心粲。晚十时林光宇来，言葛荫山庄可让，盖以李立民有谯让之言故也”。谯让者，谴责也。19日，钟泰去浙江省财政厅接洽书院刻书拨款事，午后与抵杭的袁心粲“同访朱寿潜，谈赁朱文公祠事，言尚须待浙大回信”。21日，“顾锡之来顾，约数日内同去看蒋庄房屋”。22日，与袁心粲同访冯锡之，“约其明日午后二时去勘蒋庄房屋”，“再到湖上看林光宇，……巡视葛荫山庄全屋一周”。23日，“午后雇车至蒋庄赴冯锡之之约。……林光宇来谈腾让房间事，未决”。25日，“袁心粲来，留一字去，言腾屋事未谈好。林某惫赖，而遇心粲之懦，计益可售矣”。 

马一浮致钟泰佚札

马一浮致钟泰佚札

到3月份，事情又有起伏波澜。1日，“傍晚心粲来，知青年团腾让房屋事又有变化，焦灼极矣”。4日，“得湛翁廿四、廿五日两信。虞逸夫廿八日一信，附有心粲聘书及致省府请拨藩署旧址书”，晚饭后又“过拙存一谈湛翁赁屋事”。5日，“到立民处午饭，便将董会索藩署旧地为院址与省府诸公信交之，聘书亦交心粲。并航空覆一信与逸夫，三日与敬仲一书亦于本日修改后发出，皆言赁屋与索地二事也”。6日，“与心粲邀徐太太同至孩儿巷看夏氏屋，大触霉头。覆一航快信与湛翁，当知乐山人之理想与此间事实，大相径庭耳。在拙存处午饭，与心粲大争。此公诚长者，然执拗亦可笑可怜也”，好在当日出现转机，“晚心粲来，言葛荫山庄已腾出一间，明日可迁入，极慰”。《日录》提及的这通航快信即前揭马一浮致钟泰佚札中“言之綦详”的“六日惠教”。7日，“路遇文叔，托其代觅木工，估计文公祠修理费，约明早来。又到民权路看葛桂生，未遇，留一字，请其写信与沈延儒，介绍谈判租借葛荫山庄”。8日，“文叔所介陈阿鸿来，因同至文公祠一看。……饭后到葛荫山庄会袁心粲，昨日迁入也，嘱以数事”。9日，“陈阿鸿送估单来，开价二百馀万，租文公祠恐不谐矣”。10日，“心粲来，又开支票十万元与之，并以修理文公祠估价事相托”。11日，“立民为拨藩署旧地作院址事来一信，即转敬仲，属其向府院两处接洽，又将前财厅代电寄与逸夫，（属由董会作覆。）航空挂号寄去”。12日，收到袁心粲一信，“言拙存不以代湛翁赁岳坟、鲍氏屋为然，然欲湛翁舍棻之一家而住书院，如何做到”。

该月13日，钟泰乘车赴沪，但身在沪上心在杭，14日，“发一信与心粲，属接洽朱公祠，并将家具单速寄敬仲”。18日，“午后偕一之乘车到西摩路五四七号看沈延龄，谈租借葛荫山庄事。沈病足，由郑芹生（粤人）代见，言屋可借，但期不能太长，订约仍由葛桂生代表，是此事仍须回杭始能作定也”。与沈敬仲、袁心粲亦有鱼雁往返。26日，“乘汽油车回杭”。27日，“在蕙宜村得湛翁十七一信”，此信即拙撰《马一浮致钟泰佚札》所披露者，时间上丝毫不爽。28日，“午后偕心粲进城会朱寿潜、朱友渔，谈文公祠租约”。31日，“早九点到葛荫山庄看胡经藩，不遇，改约明日”。4月1日，“为院舍事打一电话与立民”。

可惜《日录》自1946年4月3日至1947年5月的部分阙失不见，看似未能原原本本，察其始末。但实际上《日录》缺载的这段时间，钟泰正好离开杭州，赴建德梅城省立严州中学讲授国文、历史，其后更至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与复性书院再无实质关联。而马一浮在1946年1月至3月全力筹画东归事宜，4月份回到杭州，亲自主持复性书院诸种安排，5月份移居葛荫山庄，同时租赁朱文公祠作为刻书处。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段时期内，钟泰或许正式提出辞请，离开复性书院。所以就钟泰受聘于复性书院而言，《日录》大致上贯穿始终，记载翔实，留下了珍贵的文献史料。

从以上摘抄、叙述来看，钟泰与复性书院的因缘集中于1945年5月至1946年4月这一年时光。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四川乐山，钟氏受聘任书院协纂，广览群籍，钩深探赜，拟定《〈儒林典要〉拟收明代诸儒书目》，期间观景揽胜，诗歌唱和，优游不迫，堪称惬意。后一阶段先遣东归杭城，筹措书院新址，殚精竭虑，念兹在兹，然而时世艰难，一波三折，以致身心憔悴，并不愉快。复性书院不久宣告结束，改为智林图书馆。钟泰的适时离开，也未尝不是明智之举。

钟泰脱离复性书院，是水到渠成之事，马一浮亦未因此而心存芥蒂，产生隔阂。这里可以插叙一件小事，以见马、钟的君子之交，和而不同。钟泰甫至乐山复性书院，即介绍吴林伯来此就学，后将东归时，又代彭祖年求马一浮字，均蒙马氏应承照办。但他曾居中为钱子厚敦请马一浮撰《王伯沆传》，却未能如愿。《日录》1945年6月19日，“有子厚寄来伯沆行述，并欲乞湛翁为文传之”。22日，“为替伯沆作传事与湛翁言之再三，始见允”。24日，“因乞湛翁为冬饮撰文事发一快信覆钱子厚”。近一个月后的7月20日，“午后子厚信来，催伯沆传文”。但马一浮方面并无动静，即便去催也无济于事，故而钟泰亲自动手，21日：“作《伯沆传》，粗为布局，未能成。”24日，“作《伯沆传》，略可观，殊不惬意，当更修改”。25日，“修改《伯沆传》，略可观，然终嫌叙次不能整饬也”。此后很长时间没有下文，直到12月9日，“寄一挂号信与钱子厚，将所为冬饮翁传稿附去”。此事总算告一段落。其实《马一浮全集·文集》中收有铭、传体文，但数量尟少，绝不苟作。又1943年丰子恺函请马一浮为去年圆寂的弘一法师作传，《马一浮全集》第二册之书札卷一收有马氏1月26日回信，称“附来音公（按：李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诸上足所草音公事略，欲使衰朽为之传。鄙意音公道成，更无余事，此类世谛文字，或正是大德所诃，何所用之？辄写一诗去，希为善谢。又录老友谢啬庵（按：即谢无量）及拙诗如别纸，皆为音公而作者。如谓须传，有此数诗，实作传已竟，无须蛇足矣”。他认为多年老友弘一法师道成而去，无需作传，而对于钟泰代钱子厚请求的《王伯沆传》，不知是恪守原则还是了解无多，他的推辞婉拒应该是持之有故的。这也体现了马一浮性格中迂阔执拗的一个面相，在竺可桢日记、叶圣陶《嘉沪通信》等资料中亦可找到相关论述。

钟泰九十岁生日时摄于南京天青街住宅前

从钟泰《日录》和马一浮诗文、书札中可知两人其后仍然保持友好往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2月，应原复性书院学生、现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之请，马一浮致函钟泰，劝驾至东北文史研究所任教。钟氏北上长春之前，专程到杭州与马一浮探讨教育方法。他在东北文史研究所工作四年，为研究生班学员、来所进修或旁听的高校教师讲授《四书》及《周易》《荀子》《庄子》等经典，并曾为吉林大学开设“宋明理学”系列讲座，直至1966年5月返沪。这段晚年讲学时光也是钟泰与复性书院殊胜因缘的另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