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评《人文主义地理学》︱到底把它译成中文了

《人文主义地理学》，[加]大卫·莱、[美]赛明思主编，刘苏、志丞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448页，138.00元

最近得到一本刘苏、志丞合译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以下称“本书”），这是一本文集，汇集了十八位作者的文章，主编是大卫·莱和赛明思。在欧美当代地理学发展中，这本书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地理学发轫期的代表作，凡讲评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欧美人文地理学，均绕不过此书。本书内容丰富，理论性强，可读性也强，所以很值得推荐。

这是一本我比较熟悉的书，因为主编赛明思正是我在雪城大学地理系读博时的指导老师，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册这本书的英文本。拿到中译本，我不由得感慨：到底把它译成中文了！自然，它唤起了我对雪城地理系留学时光的记忆。先谈谈我接触过的本书的几位作者。我1986年到雪城大学时，有三位作者正在这个地理系教书。一位是主编赛明思，另两位是邓肯、威斯特恩。还有一位作者大卫·索菲尔教授，去世前也在雪城大学，索菲尔在上海出生，他的论文有不少中国内容。赛明思是不久前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转到雪城的，较早从UBC转来的邓肯对赛明思说：“你也来到雪城，这个系算是顶尖（top）的了。”邓肯说的“顶尖”，是指人文主义这一派。那期间，有不止一位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这个学校的地理系是很特别的”。他们说的“特别”，也是指人文主义。有一次，我在楼道遇到系主任詹森（R. Janson），谈到humanistic geography这个词，他说：“你要注意，humanistic geography与human geography是不一样的。”我明白了，在本系读书要注意这个问题。

赛明思教授是中国通，七十年代就来过中国，在美国地理学家中算早的。他也研究历史地理，曾到北大拜访侯仁之先生，我负责打下手，因此与他熟悉。他那个时候常去苏州，谈成一个项目，是聘请苏州工程师到加拿大温哥华市修建一座中国园林，工匠以及所用材料（木料、砖瓦、假山石）都来自苏州，建成后命名“孙逸仙公园”。因这项合作的圆满成功，赛明思获得温哥华市的大奖。

1980年3月，赛明思邀请侯仁之先生访问UBC，并向侯先生赠送此书，他在扉页上写道：赠侯仁之教授：作为一个小的纪念物，感激您对我在学术与个人成长上的帮助，并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岁月进行富有成果的学术与人文交流。赛明思1980年3月15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赛明思受邀在北大做介绍西方历史地理学的系列讲座，杭州大学陈桥驿先生的研究生乐祖谋也专程来听，他将赛明思的讲座全部记录下来，最后油印发给大家。我们因此对乐祖谋很佩服。

几年后，赛明思从加拿大的UBC转到美国雪城大学，我于是申请去雪城大学留学，因为已经认识赛明思，申请很容易。当然，也要有英文考试，除托福以外，那时还有一种密西根考试（Michigan Test），它不是定时的通考，而是委派一位中国人主持，在北京，随时可以预约，一个人去考也可以。我是去他家考的，分数线是七十分，我刚好考了七十分。

到了雪城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赛明思教授不只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具体问题（他出版过研究中国南海历史的专著），他还是一个重要学术思想流派的带头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一书主编。赛明思在青年时期喜欢理论问题，他1971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科学与地理学：一份存在主义的评论》。做这类题目，在当时地理学界并不多，加之这个题目在当时是要挑战包括大卫·哈维在内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所以备受关注。他的论文答辩会相当“热闹”，有远道而来的辩论者。赛明思在本书中的论文《存在主义与人文地理学》，就是基于他的博士论文而作。

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主义在哲学根基上支撑人本主义，赛明思把人生的本体论问题转化为人文空间的本体论问题，于是进入地理学。将人生换为空间，把环境空间的预设价值消除，也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个本质是人赋予的，“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你之所以看见的，正是因为你想看见”，“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人文主义地理学，或用一个更尖锐的词—— 人本主义地理学由此而立。

像赛明思这样从哲学根基上讨论学术思想，渐成风气，是人文社会研究在“后计量时代”的一大特点，人们认为不搬出哲学则不足以把问题的根本分歧说透，许多学科都有这个特点，反映了当时思想大转向之深刻。地理学界出现约翰斯顿的总览性著作《哲学与地理学》不是偶然的。赛明思关于存在主义地理学的论述，受到波伏娃的赞赏，她曾致信赛明思表达此意。

尽管赛明思是我的导师，但在具体学习中，我上得最多的却是邓肯教授的课。邓肯是加拿大人，财富自由，所以对纯学术的专注度极高。最初听人介绍，他研究斯里兰卡地理，我便以为他是区域地理专家，也研究亚洲，他的确出版过以斯里兰卡地理为案例讨论地理学问题的著作。但很快发现，他志不在此。就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阵线来说，邓肯是雪城教授中坚守最执着，战斗力最强的学者。后来他转任剑桥大学教授。

1977年，邓肯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文化地理学中的超级机制概念批判》，旗帜鲜明地批判文化地理学中的伯克利学派，由这类批判开路，后来引导出所谓“新文化地理学”流派。伯克利学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文化看作一种预设的“超级机制”——这是索尔的学生泽林斯基亲口讲的。邓肯指出，这个文化概念预设了一个高高在上、可以超越具体个人的存在体（即社会系统），这是不妥的，它只是抽象出来的特定情况下的某种表述方式，并不真实存在。

在本书《非现实的社会建构：从互动论来看游客对环境的认知》一文中，邓肯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互动论（interactionism）的思想，是邓肯在“超级机制批判”一文中就提出的文化理解角度，是他主张的文化概念的核心。这种互动论思想有辩证意识，但也有倾向性，它一方面同意人是存在于社会背景中，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互动论的观点，先验的抽象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如历史、社会、‘看不见的手’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契约”。这里所说的“先验的抽象概念”也包括常说的“文化系统”。在互动论看来，一个人，一位个体“应该是活跃的、相对自由的。……而不是一个客体，就像在行为地理学里流行的‘刺激——反应’模型所主张的那样。人不是被动接受‘社会系统’里规定好的地位、规范和其他元素的。互动论强调个体在沟通交流和建立行动路线方面，有充分的自由去应对其他人的行动路线。个体确实有可能社会化，但是个体的行为不会严格地受到社会化因素的束缚”（346页）。伯克利学派的超级机制文化概念，就是属于上面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社会系统”，不应当夸大它们对个体的控制力。摆脱这个控制力，个体是自由的，自由个体的文化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先验的。文化地理研究者要关注这个创造文化的过程，而不是拿先验的模式到处对号。总之，个体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环境的创建者。

邓肯毕业后也曾在UBC任教，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编辑出版的时候，他还是UBC的助理教授，后来才转到雪城大学。我1986年8月底赶到雪城，9月初上的第一门课就是邓肯教授的，课的名称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place。我查了一通《新英汉辞典》，还是不明白这门课要干什么，直到两三节课之后，读了几篇参考文献，才忽然开了窍。从“地方”这个概念进门，明白了“视角”，其他人文主义地理问题就比较好认识了，它们都是一家子。例如：the meaning of place, the sense of place, the making of place, the power of pla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dscape, landscape as text, the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the cities in cultural context等等。

在1986年秋季这个学期，邓肯主持了一场系列学术报告会，主要聘请英美的一些地理学家来做报告。记得头一个来的是加拿大的雷尔夫（E. Relph），讲他的书《地方与无地方》（Place and Placelessness），我意识到，这是与邓肯上的课相呼应。雷尔夫提出的“地方的消解”（地方同质化）具有现实批判性，这让我感受到欧美地理学的另一种势头。这种势头的关键词是relevance，意思是对现实的关联性（主要是批判性）。研究生选论文题目，常被问，有什么关联性吗，是relevant题目吗？人文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其学术背景如西蒙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文版序”中所说，是“反对当时主导欧美地理学界的定量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而其社会背景，则是对二战后显现出的对非公正现象的揭露与谴责的浪潮。所谓关联性，就是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在关联性问题上，本书中威斯特恩的文章《了解地方：开普敦的“有色人种”和〈群居地法〉》具有代表性。威斯特恩是英国人，对人亲切和蔼，有一次我见他带着一条狗，便指着狗卖了一句英文：“running dog”，他笑着回答：“We run together！”威斯特恩教授主要研究南非种族主义问题，我选过他的课，写了一篇作业，讲美国大城市黑人的“街角文化”（street corner culture），当时很费劲找到一条思路，他说还不错，但现在我全忘了。威斯特恩教授写过不少批判种族主义的文章，“This is why I am here.”他给本书写稿的时候，还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访问助理教授，后来转到雪城，并成为终身教授。

雪城大学地理系对博士生只要求上两门必修课：地理学思想史、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两门都是基础性课程。地理学思想史是邓肯上的，参考书以约翰斯顿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为主。邓肯上的研究生讨论课（seminar）都是在他家里，咖啡点心摆一桌子，气氛很轻松。地理学思想史课我上了两次（一次是旁听）。我很喜欢这门课，但很难，难在语言上，口头讨论跟不上，基本是靠读文献过关。在地理思想史方面，我本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话要说，但英语水平不行，说出来的很有限。邓肯的思想史课不涉及中国，这是美国很多教授的状况。因为对地理思想史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选了这类题目，当然是关于中国的，叫《从王朝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学》，写得很粗略，但邓肯仍说以后可以在他的课上做参考用。

邓肯主持的地理学思想史课，不是只围着以往的地理文献与地理学家转，而是大幅度展开，布置了大量思想性的书籍，从柏拉图到福柯，涉及不少西方思想史、思想家的东西。这门课提醒我们，地理思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部分，对于社会理解，具有本质意义——这是我对地理学真正感兴趣，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的原因。

另一门必修课“研究设计”，是阿格纽（J. Agnew）教授主持的。在意识形态百花怒放的背景下作研究论文，不能不要求对思想理论有准确的、合理的定位能力。这门课是提醒人们在选题之后做研究写作准备时，要处理题目、目标、资料、理论、方法的协调性、贯通性。博士生资格（qualify）考试，一般都会考这个，例如做人文主义的研究，如果大量凭借计量方法，肯定通不过。

阿格纽教授威望较高，那几年是他的高产时期。在人文主义方面，主编过《文化语境中的城市》（Cities in Cultural Context），还与邓肯合作，主编了《地方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受了福柯语言的影响，阿格纽教授主攻政治地理学，他吸收“地方”这个概念，专门写了《地方与政治》一书，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地理中介（geographical mediation）。他的政治地理研究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他还上一门本科生课“城市发展史”（我去旁听过）。阿格纽教授十分专注于地理学研究与教育，他后来当选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实至名归。

以上所述，既是我的回忆，也算是介绍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作者们的学术背景。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是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盛期，它顺应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时代大背景、新涌现的大潮流，为青年学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本书的作者面貌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十八位作者中，有七位助理教授（相当于我们过去说的讲师），三位副教授。两位主编，莱是副教授，赛明思是助理教授。这实际上是一部以青年作者为主的著作，就人文主义地理学来说，其在起步时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需要一股锐气。当然，像段义孚（时年四十八岁）这样成熟而敏锐的中年学者，则以更成熟的表达而形成潮流的核心。在本书出版（1978）的前两年，段义孚撰文明确地论证了humanistic geography这个概念，本书则以一个学者群体的规模结成第一部举旗著作。顺便说一下，在欧美，学术论文集是很重要的，一些新思想、新理论，往往是由论文集推出来。近的例子是本书，远的例子可举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

约翰斯顿指出：“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学者既没有卷入计量和理论革命，也未曾受其吸引。虽然有些人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试图使研究的领域显得更‘现代’（有些并非是历史地理学家或文化地理学家所为），但是在所进行的研究中，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到了70年代，历史与文化地理学家们率先起步，倡议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哲学，这些哲学在倾向上都是人本主义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251-252页）

本书有一位作者，即科尔·哈里斯教授，他也在UBC任教，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他的文章题目是《历史意识与地理学的实践》。在哈里斯看来，文化与历史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人文主义特质，以致不一定需要专门做这个方面的理论方法讨论。“20世纪60年代被空间分析学派贬得一文不值的历史地理学家的关键‘偏见’，十年之后受到了地理学家的普遍支持。”（177页）哈里斯提出一个概念：“历史意识”（historical mind），“历史意识是一种具体环境里的意识，它始终是以人本来具有的面目去理解人的”（167页），而对它们的描述过程也就是解释过程。

哈里斯所说的十年之变，不仅仅是历史地理学的命运，而是一场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研究中的激变。这一巨变，导致很多学者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立场，其意义十分深远。“大卫·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1971年）中对严格的数学计算和推导满怀信心；但仅仅四年后，他转而提倡‘对从具体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展开唯物主义诠释’。”（134-135页）哈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转变是真诚的、深刻的。2016年，哈维到中国访问，一次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后，有同学问他：您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学术思想转变？他的回答很有意味：“I am not old”。

“段义孚是第一位将人文主义地理学正式划分为地理学子学科的地理学家”（《中文版序》，第2页），他将地理学研究界定为三大领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人对地理环境（空间和地方）的感受与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确立，为地理学的整体建构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