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月评《育儿放弃》︱饿死在纸箱里的女孩

《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日]杉山春著，烨伊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288页，58.00元

2004年，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无人知晓》上映。该片以1988年东京巢鸭儿童遗弃事件为蓝本，讲述了四个遭父母遗弃的孩子艰难生活，最小的妹妹染病而死的悲惨故事。同年，非虚构作品《育儿放弃（忽视）：真奈小朋友为何死亡？》出版，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个被父母放弃而死亡的小女孩（中译本题为《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以下简称《育儿放弃》）。我在读这本书时，脑中不断回放《无人知晓》的画面。《育儿放弃》和《无人知晓》的两个小女孩慢慢衰弱下去的身影交叠在一起，让人感到无比压抑和愤怒。

《无人知晓》海报

2000年12月1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近郊，刚满三岁的小女孩真奈被父母放入纸箱中近二十天，其间几乎没有进食，死去时体重只有五公斤，不到三岁孩子标准体重的四成。这对年仅二十一岁的父母，村田智则和村田雅美，被指控涉嫌蓄意谋杀，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案发时，真奈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弟弟，母亲雅美还怀有身孕，在公审期间又生下一个女儿。

自由撰稿人杉山春接受NHK教育频道的委托，以记者和调查员的身份查证为何政府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家庭有问题，却没能及时救助。杉山回顾道，她自己的孩子刚好比真奈大了一岁半，这使她在调查过程中经常无法保持客观，“越是近距离地接触案件，越是无法跳出母亲的视角”。她于是“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大刀阔斧地修改书稿”，历经三年半调查和写作，终于还原了这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以下简称“真奈案”）的原貌。

杉山春1958年生于东京，曾任杂志记者，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从事非虚构写作。她的第一部作品是《育儿放弃》，出版后广受赞誉，荣获小学馆（出版社）非虚构大奖。之后，她依然对同类案件保持高度关注，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出版了《纪实·虐待：大阪两儿童被弃置致死案》和《从虐待儿童想到的：社会如何向家庭施压》。她的作品还包括《移民环流：从南美归来的日裔人群》（2008年）、《家族幻想：来自“茧居族”的疑问》（2016年）、《我们可以面对自杀》（2017年）等。在其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杉山始终关注边缘群体，甚至是为人所唾弃的罪犯。案件本身越是惨烈，她的笔调越是冷静克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出非虚构体裁直面现实、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优势。通过抽丝剥茧地排摸事件细节和经过，杉山得以发掘这些边缘人“无人知晓”的侧面，并由此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这三者之间错综纠缠的关系展开思考和追问。

“有杀意”还是“停止思考”

《育儿放弃》沿时间顺序梳理了真奈从出生到被放弃致死的全过程。真奈案发生后，村田夫妇被逮捕，两人对罪行供认不讳。庭审的焦点是村田夫妇是否形成共谋关系，蓄意加害女儿真奈。检察官从两人的对话中判断他们确有杀意，“即使充分考虑到两名被告还年轻，人格尚未成熟，极度缺乏为人父母的自觉，其作案行径仍然是极残忍、极恶劣的”。但村田夫妇对此判决予以否认。在庭审中，检察官质问：“难道不是因为你没做到你该做的事，真奈才死的吗？”雅美回答：“我已经尽我所能了。”她还在上诉信中写道：“刑期可以接受，但对于有杀意的判决我不认同。（略）如果不能给出我能接受的判决，我还是不能毫无挂碍地进监狱，也觉得对不起真奈。”辩护方的主张也与法庭不同，他们认为案发时夫妻俩的状态是：停止思考。

杉山肯定了法庭的“衡平原则”，认为判决“呈现了趋向于严罚理念的刑事政策，兼顾了逐渐为人们所知的虐待成因”，但她显然更赞同辩护方的意见。《育儿放弃》中收集了丰富的细节，齐齐指向这种骇人的“停止思考”的精神状态。

例如，案发当时，村田家的居住环境相当不堪。根据雅美母亲秀子的回忆，“如果不拨开两边的东西，都走不到起居室中央。屋里得有上百个空塑料瓶。……屋里还有一股恶臭”。然而，雅美和智则在取证时都表示没有觉得家里的凌乱和臭味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在真奈案发生约一年后，又发生了同类案件：一名二十四岁的单身母亲致使一岁多的儿子饿死。案发时，“公寓里摊满了垃圾，几乎无处下脚，散发着恶臭”，与真奈遇害时家中的情形十分类似。放任居所环境恶化到此种地步而浑然不觉，足见两人已丧失了经营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

当地时间2018年3月12日，日本东京，日本一座长期废弃的民宅里发现多个泡有婴儿尸体的瓶子。

更突出的例证是，村田夫妇对于女儿死亡一事的反应异常冷静和麻木。雅美事后承认：“案件刚发生时，我没有感到悲伤。”她在案发十余天后才第一次在律师面前哭泣，被问起时却不记得自己哭过。在候审期间，雅美还为腹中孩子的成长感到“莫大的喜悦”。她的母亲秀子对报社记者表示，无法理解雅美的情绪为何如此“阳光”，“仿佛忘了真奈的死”。

在取证时，智则除了“我不太记得了”，几乎无法做出其他回答。到了法庭上，被问及此时的心情时，他的回应也仅仅是：“我不太清楚。”直到几个月后，他的思绪才由混沌转为清晰，与律师交谈时说的话也逐渐变得详细和有逻辑。他还给真奈写了一封信并在最终辩护时对法庭宣读。当念到“让她在饥饿这种难以想象的痛苦、悲伤和寂寞中死亡”时，“他的声音哽咽、中断，一度读不下去”，与此前判若两人，可见案发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已接近“非人”的程度。另外，一般而言，子女的悲剧性死亡会摧毁父母的关系。智则和雅美的夫妻关系原本恶劣扭曲，同屋而居却几乎不交谈，只以手机短信联系；智则完全不参与家务和育儿，雅美对此也颇为怨恨。但两人却因真奈之死转而变得亲密无间，甚至期待着重组家庭，仍旧以父母身份抚养另外两个孩子，这显然也有悖常情。

事实上，在案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村田夫妇已经陷入严重的“失常”状态。雅美患上“购物依赖症”，疯狂购入远超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商品。而智则每天下班后打游戏至深夜，对家庭和外界一切都不闻不问。两人已彻底丧失自制力和“现实感”，对于嗷嗷待哺的孩子只感惧怕和厌烦，不惜一切手段将她隔绝在视线之外。他们将真奈放入纸箱，绑住她的双手，为了避免听到她尖细的哭声还购买了耳塞。雅美在照顾次子时想起真奈，但发现她瘦得可怕，便“碰也不敢碰她”。她内心已隐约知道大事不妙，但丝毫生不出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勇气，一味拖延和逃避。而智则长期不理家事，拒不承担任何育儿责任。他们固然如检察官所说，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只是不去面对受害者而已”，但这种生活的品质异常低下，其内核极度贫瘠，真正如行尸走肉一般。

面对村田夫妇这样致亲生子女死亡的父母，很容易对其做出“冷血恶魔”的评价。但细究两人案发前后的精神状态，并得出他们的行为系“停止思考”的结果，并非对其罪行的开脱，而是避免简单归因和过度戏剧化两人的动机。雅美和智则被多重困境压垮而走上犯罪道路的经过并非个案，如能从中提炼出一定普遍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理解育儿放弃这类虐童行为的心理和社会根源。

“家庭崩毁，继而产生了虐待”

真奈案是典型的因育儿放弃而导致的悲剧。根据日本《儿童虐待防止法》的规定，育儿放弃（忽视）指的是“过分减少儿童进食，以致妨碍其正常的身体或精神发育；或长时间弃之不顾，（略）以及其他监护人在监护过程中有明显懈怠懒惰的行为”。育儿放弃（忽视）或许不似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那样直接和残忍，但同样可能招致致命后果。怠忽职守的成因也相当复杂，与养育者的童年经历、精神状态、经济状况等都存在关联。正如杉山所指出的：“说到虐待，人们往往想到惨无人道的父母形象，其实很多虐待儿童的父母都是极为普通的人。”《育儿放弃》一书详尽叙述了真奈的一生，村田夫妇放弃养育女儿的过程中充满反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孩子施以虐待的。

1997年11月20日，真奈出生，身体健康。刚开始的几个月，父母对她尚疼爱，雅美经常给她拍照，真奈有一次被蜈蚣咬伤，雅美马上带她去医院治疗。真奈不到一岁时，得了急性硬膜下血肿（原因不明，很可能是智则用力摇晃所致），雅美尽力陪护。真奈康复出院后，雅美遵医嘱准时带她去医院复查了四次，至此并未出现育儿放弃的情况。然而，在一岁半体检时，真奈被认为存在发育迟缓的迹象，使得雅美大感挫败。加上次子大地出生，丈夫又极少参与家务，她对真奈的照顾明显较之前懈怠，甚至将孩子圈养在不到五平方米的区域内，可被视为育儿放弃的开端。这一阶段的忽视程度已渐趋严重，但雅美两岁体检时情况正常，其后的检查中也未见明显异常，当地的儿童咨询所和保健中心据此做出真奈没有被虐待的判断。2000年7至8月，雅美经常整日外出，将真奈一人留在家中，孩子迅速消瘦，但送医后又有所恢复。11月，雅美没有带真奈参加三岁儿童体检，理由是“母子手帐中有关三岁儿童能力的描述，真奈一项都做不到。带她去体检，除了丢人没有别的”。真奈三岁生日前夕，智则提议将她放入纸箱：“是不是就不会乱跑了？”在之后的二十天中，雅美会给真奈递一些面包和牛奶，但孩子能吃下的食物越来越少。12月10日，真奈在纸箱中极度衰弱而死。有医生作证时认为，即使在12月10日当天施以治疗，真奈仍有生还可能，但她的父母从未想过送医。雅美后来写道：“若要问我为什么没带真奈去医院……我想，主要还是害怕得说不出口。”

母性和母爱并非女性与生俱来的能力。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的著作《成为母亲的选择》（原著题为《后悔成为母亲》）便采访了二十三名迫于社会和家庭压力成为母亲，之后又对这一选择心生悔恨的女性，揭示了围绕母职的复杂隐秘的情感。而雅美看起来对于“成为母亲”并不抵触，她接二连三地怀孕，也为家庭圆满付出过努力。但她对自己和丈夫缺乏育儿意愿和能力的现实始终缺乏清醒的认知，在育儿这场“真刀真枪的胜负对决”（杉山语）面前只能全面溃败，逃之夭夭。

酿成真奈案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村田夫妇主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从未就无力抚育真奈向任何亲朋或官方机构寻求帮助。杉山在书中提到：“我采访过的母亲中，凡是有过育儿不安或曾为自身的虐待行为痛苦的人，都在意识到‘这样下去孩子就危险了’的时候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在被逼到走投无路之际，她们都生出了绝处逢生的勇气。”而雅美之所以没有这样的力量，与“家庭的沉疴”密切相关。杉山花费大量笔墨，梳理了雅美和智则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智则和雅美的父母都在他们年幼时离异，两人不曾感受过家庭温暖，与父母关系淡漠。上溯到真奈的祖父母辈，情况也类似。雅美母亲秀子便回忆称：“母亲对我不闻不问，她没为我费过心，我不记得母亲疼爱过我。”秀子与雅美的相处模式复制了她和自己母亲的关系，她从前无法依靠母亲，而今也对女儿冷漠疏离。为《育儿放弃》撰写解说的非虚构作家野村进因此感慨：“这家人从真奈往前数三代（不，说不定是更久以前），就已经重病缠身。病症经过世代的累积，最终令真奈饿死。如此想来，几乎令人绝望。”

更有甚者，智则和雅美的祖父母辈和父母辈尽管不擅育儿，但家族中尚有亲戚能伸出援手。到了雅美这一辈，既有的家庭结构近乎土崩瓦解，个体的原子化程度日益加深：“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的力量渐渐衰弱，弱者仿佛被剥光了身子，暴露于社会之中。”代际创伤和崩毁的家庭成为滋生虐童行为的土壤，家庭暴力曾经的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将他们的孩子，也即更弱势的群体，卷入在世代间绵延不绝的恶性循环。

公共机构难以有效介入

在父母怠忽职守且家庭成员中无人能提供帮助时，政府的儿童福利机构便成为守护儿童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育儿放弃这种虐待行为具有持续时间长和辨识难度高的特点。即使政府有关部门有所觉察，也难以有效介入，甚至因为紧急程度不高（如孩子身上未见明显伤痕），而不断拖后干预时间，最终酿成大祸。

具体到真奈案，当地的儿童咨询所和保健所已经察知村田家可能有虐童行为，而且在至少四个时间节点都能采取干预措施，挽救真奈的性命。

真奈十个月时因急性硬膜下血肿就医，但主治医生没有考虑到父母照顾不周的可能性。

真奈一岁半体检时被发现发育迟缓，但医师再次没有与父母怠忽职守联系起来。

真奈不到两岁时，保健中心听说村田夫妇将女儿“像动物一样圈养”，保健师数次上门家访，也多方与雅美联系，但介入力度不够，未能扭转局面。

最后，真奈去世前一个多月曾短暂入院治疗，医师发现她体重偏轻，怀疑存在虐待行为，但仍未干预，而是任由其母将她带回了家。

根据杉山分析，有关部门对真奈所受虐待产生严重误判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经手的保健师和医师缺乏相关训练，遇到疑似虐童案例不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和自信心进行干预（如没有强制要求入户检查），真奈的情况稍有好转便不再追究，轻易被养育者搪塞和蒙蔽。其次，儿童咨询所和保健所之间的权责分配不明，虽然在真奈案中没有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但两处机构都等待对方启动和主导干预流程，而未能更积极进取地采取行动，以至于延误了救助时效。第三，在真奈案发生的二十多年前，社会对于家庭内部暴力的致命性尚缺少认识和想象，甚至连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倾向于将真奈的困境归为“年轻父母经验不足，缺乏育儿能力”，没有人提及“虐待”和“忽视”的可能，以至于一次次错过干预的良机。

真奈去世后，爱知县的儿童保护措施做出重大调整，如将儿童咨询所应对儿童虐待的方式从协调式改为介入式；向医生发放“虐待防止手册”等，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全国范围内，《儿童虐待防止法》于2000年正式通过并实施，赋予各级儿童福利机构更大权限。其后，相关法律不断得到修订，尽力织就儿童保护的安全网。例如，作为接待和向上级政府机构通报虐童案件的官方窗口，儿童咨询所的数量在2020年升至两百一十九所，职工总计约一万五千人，每家咨询所都配备了由儿童福祉师、儿童心理咨询师和保健医师组成的专业队伍。确认虐待存在后，儿童咨询所还能强制将监护人和被监护人隔离开，为受虐待儿童提供庇护。

《无人知晓》剧照

然而，自真奈案发生的2000年以来，虐童事件并未断绝，每年都有大约五十名儿童死于虐待，相当于平均每周有一人死亡。根据厚生劳动省2023年1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度，虐待致死儿童为四十九人，再加上全家集体自杀的案例，家庭暴力导致的死亡儿童人数达到七十七人。遇难儿童中三分之二为不到一岁的婴儿，死因基本为育儿放弃或身体虐待。另外，2000年，全国的儿童咨询所接待的儿童虐待咨询达到三万七千余件，二十年后，这个数字攀升至二十万七千余件，而政府机关统计的虐待案数量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二十多万件儿童虐待咨询中，“育儿忽视”约占百分之十五，比例在四种虐待行为中列第三位，在身体虐待和心理虐待之后，比二十年前减少了一半。列于首位的是心理虐待，占百分之六十点一，比有统计以来大幅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不一定说明儿童虐待行为的类型和本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是由于人们比从前更能轻易识别出虐待行为中较具隐蔽性的部分。同时，强调心理虐待比例的增加也并非有意无限扩大虐童行为的范畴，而是反映了在家庭结构发生变革、教育竞争日渐激烈以及社交媒体普及等新因素的影响下，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已日益成为儿童福祉领域的重要课题。

儿童保护之路漫长曲折，如今的育儿环境更为复杂多变，但愿真奈案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