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见证引起的错乱与……谁都知道的杀人犯

《错乱》， [萨尔瓦多] 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著，张婷婷译，花城出版社︱ 后浪 / 后浪文学，2022年5月版，168页，52.00元

萨尔瓦多当代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Horacio Castellanos Moya）——他被称作“后文学爆炸”时代的重量级作家——的小说《错乱》（Insensatez, 2004）是近年来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中非常有分量的一部作品，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书。原书出版于2004年，中译本在去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第三次印刷，我在近日才读到。它无疑是比较受国内读者欢迎的，包括“澎湃”在内的重要媒体都发表过访谈、书评。读完小说《错乱》之后，想想近二十年来拉美、非洲的当代文学，从智利的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安哥拉的阿瓜卢萨（José Eduardo Agualusa）到萨尔瓦多的这位莫亚，真的是光彩夺目。说起拉美文学，不能再停留在“魔幻”了，“文学爆炸”之后的“后文学爆炸”更令人心惊，不再是因为魔幻的传奇或孤独。虽然莫亚在这本小说中也描述过“失去了十指的双手扶住他那碎成两半的脑袋，好让脑浆不流出来”，然后调侃地说“看，魔幻现实主义那套把戏我也不是不会嘛”（65页）。但是他不再以“这套把戏”作为观看和描述这个世界的重要工具了。莫亚说：“我们的现实与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现实并不是魔幻的。”（《拉美作家莫亚：暴力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而是现实》，《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报道，2022-08-03）这句话很有现实感，同时也可以使人想起修辞的力量与弊端。由于“魔幻”，当年的拉美“文学爆炸”曾经在我们这里燃起了余焰，而“后爆炸”的“现实”在今天我们的文学中不知还能点燃什么？

根据该书译者的介绍，小说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显然是在影射由危地马拉天主教会于1995年发起的“历史记忆恢复计划”（Recuperación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REMHI）。“这份人权报告记录了长达36年的危地马拉内战（1960-1996）期间，军队对国民犯下的种种暴行，其中包括对玛雅原住民的种族屠杀。报告按照议题分为四卷，每卷都附有对幸存者开展的共计6000多场采访。报告于1998年4月完成并公之于众，仅在发布两天之后，项目发起人胡安·赫拉尔迪（Juan Gerardi，1922-1998）主教就在寓所附近被杀害，其他参与者也相继收到死亡威胁。”（152页）这样的“历史恢复计划”当然是极端危险的工作，能够在计划中活下来的参与者，在精神上、心理上也必然是伤痕累累。小说的主人公正是这样，虽然他绝不是在愤怒与正义情感力量的驱使下参加这项计划的工作，而只是为了维持在异国逃亡的生计，但仅仅是那些证词的残酷性就已经使他坠入精神的错乱、妄想之中。作者想要揭示的是，暴力伤害与见证记忆之间的冲突造成新的伤害，对于见证材料的见证使精神被施虐，心灵陷入无边黑暗的错乱之中。

故事的起因是：“我”因为发表一篇文章而被迫离开萨尔瓦多，到了邻国之后，朋友埃里克介绍“我”参加了一个项目报告的编辑工作。这个项目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政府军和游击队在武装冲突期间所发生的对原住民的屠杀事件，一群传教士将印第安人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口头证词搜集了起来，然后请专业人员对这些证词进行归类、分析和编辑。现在这份报告已经出来了，需要的是最后编辑、审核一下。埃里克看穿了“我”是不会拒绝的，因为他说这活很轻松，能拿到五千美元的报酬。读到这里，我立即想到假如是我，也不会拒绝这活，即便不为五千美元。于是，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脑子缺了一块”（第1页）。然后“我”反复念着这句话，因为它带来巨大的震动，极其精准地概括了被屠杀者与屠杀者的心理状态，由此“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即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脑子都缺了一块”（第3页）。继而又得出一个更让人不安的结论：“我”来到这么一个所有人脑子都缺了一块的陌生国家，为了一点报酬而编辑一份厚达上千页、记录了军队如何屠戮了十几个村庄村民的一千一百页口述史料、证词档案，那才是脑子缺损最严重的那个！（第4页）这种因见证引起的“错乱”真是太严重了，是脑子有问题。

在小说中的他看来，那些关于证词的报告写得极其细致，甚至可以说无可指摘，虽然语言风格有点偏学术。具体的编写档案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就个别谋杀与集体屠杀事件对幸存者的身体、心理与情感状态造成的后果提出了多项观点；然后，从已搜集到的数百份幸存者口述史料中选取相应的证词来证实这些的观点。他说那些证词有时会让人深陷病态的联想，比如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倒霉的哑巴被几个不知道他其实是哑巴的士兵审问、殴打的事，非常恐怖和黑色。“这一份份证词像一个个装满疼痛的浓缩胶囊，一字一句都如此响亮、有力而深刻，以至于我把其中一部分摘抄到了自己的私人笔记本上……”（20页）他的抄录与在酒馆里向朋友述读，就已经是一种被强迫的病态表现，是由于见证引起的精神错乱。其实他的朋友从一开始就预计到这种状况，因此在介绍这份工作的时候就劝他用平常心看待那些证词，因为要读完从那些一辈子笼罩在恐惧与死亡阴影下的印第安人的口中搜集来的一千一百页史料，再坚毅强大的心都会被摧毁，还有可能染上病态的妄想症。因此，建议他最好时不时分散下注意力，调整精神状态（20页）。他也的确是努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在酒色中寻求遗忘，但是心灵上的错乱根本无法消除。

莫亚的小说不是魔幻，而是现实；不是为了见证，而是关于见证的另一种见证——尽管他自己说不再是为了见证，并且反对给自己贴上过于简单化的政治标签。对于仍在冥冥之中期待被见证的历史及历史写作来说，莫亚这本小说的见证与非见证、伤害与被伤害的叙事视角已经足够残酷。

谈到见证与文学，多年前读过法国文学评论家和诗人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的《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李金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作者提到“见证文学”的一种定义：“这是一种20世纪兴盛起来的文学体裁，指的是那些遭遇过有组织、大规模、毁灭性的政治暴力的人，为记录和思考自己惨痛的经历而写下的作品。”（165页）因此，作者是事件的亲历者是“见证文学”的必要条件。然而穆沙认为，如果说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亲身经历过他要见证的历史事件，那么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死亡赋格》也不能划入见证文学之列。但是，他不仅把《死亡赋格》列入见证文学，而且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策兰“通过一种意义的叠加，不是在做一般意义上的见证，而是追问谁是‘见证者的见证者’”（63页）。他的理由是见证文学的作者为了使他们的写作获得某种普遍性，会借用各种叙事手段，直接进入其他受难者的精神世界，描写他们那些无法告诉任何人的感觉和心理（18页）。从根本上说，见证文学要见证的是人类面对屠杀事件的感受：恐惧、错觉和求生的欲望；是对人类心灵史的见证，是在劫难中摇曳但是永不熄灭的人性。克洛德·穆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见证文学”，他的这本批评文集选取了罗伯尔·昂代姆、曼德尔施塔姆、保罗·策兰、凯尔泰斯·伊姆雷、沙拉莫夫、大冈升平等人的小说和诗歌作为研究与评论对象，书名来自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诗句：“谁，在我呼喊时/会从天使的行列里转身回顾？”里尔克的这句饶有深意，“呼喊”是对听者的祈求、对重新建立人与人的真实联系的祈求。之所以要祈求，是因为遭遇听者的麻木和厌烦，另外，在语言与要诉说的经历之间也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不可言说”论因而四处蔓延。因此，《错乱》中这位整理见证材料的他就是作为“见证者的见证者”而出现。绝非巧合的是，莫亚在小说中的“呼喊”正是回应着里尔克和穆沙：小说中的“他”一再绝望地呼喊着，而他所呼喊的、希望得到回应的不仅仅是“见证”，而是“知道”。

“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这句话在小说《错乱》中呼喊了多次，在我看来是全书的第一金句——在书中时有一些句子用粗黑体印出来，可以理解为作者心中的金句，这是其中的一句。主人公在那些证词材料中读到“他们杀得越多，爬得越高”，这是一位村民看到邻居因杀人而得到官方嘉奖之后有感而发的一句话（145页）。因此他提议使用在所有这些口述证词中最有力的那一句作为这份项目报告的标题：“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他认为这句话非常贴切，因为这份报告要表达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但是他的同事听了之后不置可否，没有表现出和他一样的热情。很显然，这是他作为标题党的失败。于是他干脆抛开文本，面向生活，在酒馆里再三高喊“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146页）最后，“置身于这堆在清晨的寒风里边喝酒边唱歌的陌生人中间，为了让自己也振奋一下精神，同时也为了把被我留在酒馆的那个幽魂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我用尽全身力气一遍又一遍地大吼出这句话：‘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喊完我顿觉激情澎湃，吼叫声则立刻消散在这片被称为‘狂欢节’的嘈杂喧嚷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148页）这喊声和情景一点也不魔幻，很真实也很悲怆。但是，更真实的是他的激情澎湃的呼喊也只是一种短暂的宣泄，吼叫声不但消散在喧嚷的环境之中，很快也会消失在他自己的心中。

萨尔瓦多当代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

读者都不难理解的是，这种瞬间激情的消退虽然残酷，但很真实，因为没人能回答“知道了之后又能怎么了”；至于要因为“我们都知道”而有点什么行动，想都别想。但是，他喊出的这个金句实在是太犀利也太重要了，毕竟是事关“杀人犯”。莫亚为什么要让他“用尽全身力气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这句话？或许是他希望还有一点良知的读者能够在内心承认：知道谁是杀人犯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罪。里尔克说“谁，在我呼喊时/会从天使的行列里转身回顾？”，那么莫亚的追问则是：谁，在我呼喊时/会从罪人的行列里转身回顾？

有些读者可能马上会想到，这种“我们知道”的修辞方式常被用在“我们”与“他们”之间来回叠加，揭示的是力量不均衡状态下的心理博弈：尽管“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尽管“他们”知道骗不了“我们”，但是也要继续欺骗。因此，小说主人公接下来可能会说的就是“他们知道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或许在莫亚看来，告诉他们“我们知道”，这就是一种力量。问题是，“知道”了又能做什么呢？莫亚通过小说的主人公之口说：“正如一位马梅族原住民在他的证词中所说：我总因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而感到心力交瘁！大屠杀之后，他的父亲和几位兄弟统统被军队带走，音讯全无，从那以后，他就每日生活在深深的抑郁中。我总因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而感到心力交瘁！这句充满悲伤和绝望的话，让我一刹那想到自己：我也什么都做不了……”（106页）“让我一刹那想到自己：我也什么都做不了……”“这句充满悲伤和绝望的话”或许可以看作是莫亚的另类见证文学观的一个面向：“见证”不再是仅见证曾经发生了什么，同时也要见证什么也没有发生。比对屠杀事件的见证更重要也更可怕的是，见证了尽管“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但是只能“什么都做不了”。

小说中的“我”真心赞许项目报告中对于事实的精准分析，对于幸存者证词更是觉得“令人震撼，极其迷人，特别是文中所使用的表现力极强的语言，称得上一流的文学作品”，因此他常常抄录，时常一边赞叹一边为别人朗读。有一次他向主持这个项目的大主教念着“我有时甚至不知道，这满腔愤怒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到底该向谁发泄……”的时候，“大主教突然向我投来难以解读的目光，令我不禁担忧起自己是不是被他误会了：他一定在怀疑我无视史料中政府军对原住民所实施的反人类罪行、无视该口述史项目旨在揭发和控诉这些暴行的初衷，却像个疯癫文人一样，一心只知道从中搜寻优美诗句；他一定认为我罔顾报告内容而只关心其语言风格”（59-60页）。对大主教看法的担心说明他对于自己的内心感受是有自觉意识的，但是在被残暴的行为震惊与对见证残暴的语言感到震撼之间，他无法只感受其中一方面而对另一方面无感。这种源自见证的错乱不能不说是那些字句与语言风格与内容联手带来的压迫性、破坏性力量所致，而主教的担心似乎说明在他看来两者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其实，在整本小说中充满了主人公被残酷的见证屠杀事件的行为和语言所极度震撼的描述，那些内容早已令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被虐狂想之中，甚至转而把自己幻想为残暴的施虐者。当他没有能够按事前约定拿到预付报酬的时候，他把正在阅读的描述士兵如何用刀杀人的情景挪用到自己身上，在幻觉中狂怒地用刀刺杀那个拖欠预付款的巴拿马人（28-29页）。当他躲在灵修院继续修订那些报告材料的时候，长时间的阅读不断使他陷入病态妄想，总是把自己变成材料中描述的那个凶残的中尉和他的士兵，直到“颤动的脑浆四处迸裂的画面让我一下惊醒：我发现自己身处灵修院的房间，站在房间中央，惊魂未定，满头大汗，奋力挥舞手臂的动作让我头晕目眩……”（131页）几天下来，他已经神志大乱，难有一刻的安宁。下面这段文字是关于大屠杀、杀人犯和被异化的语言伤害强迫症的集中呈现，应该引述：“那些惨不忍睹的文字记录，我被迫读了一遍又一遍——纠正每一个错用的逗号、修改文法有误或表意不明晰的句子，因为到了眼下这个状况，要再去修改实质内容已无异于疯狂——直到它们被深深印在脑子里，终于，我又灵魂出窍了，眼神无法再聚焦于电子屏幕上的文档，思绪则恍然来到了事发现场，好像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也许它从未属于过我。”于是“我”的灵魂到处游荡，看到“一排村民被反绑着手跪在地上，一队士兵正挥舞大刀朝他们砍去；它又进了一间印第安人茅屋，婴儿的脑浆正在半空中飞溅；还钻进乱葬岗去观察那一堆堆被肢解的尸骨，好像所有这一切我看得还不够多似的；思绪疯狂地四处游荡，把我卷入无穷无尽的恐怖画面之中……”最后受不了了，“我”冲了出去，在黑夜中“像只受伤的动物一样在星空下长啸”（132页）。

关于极端残暴的行为与描述这种行为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这是二十世纪见证文学与语言研究的残酷议题。人类在二十世纪遭遇的残暴与屈辱，离不开肉体消灭和精神摧残，而作为见证的语言也无法不被残暴与摧残所毒化或异化。所谓毒化，德籍犹太裔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Klemperer）在亲眼见证了纳粹暴政与屠杀行为之后，他说：“我什么时候能在这个政体的语言里发现一个真正诚实的词语呢？”当然不可能，再美好的语言在这个政体中都要被彻底毒化！更应该注意的是他接着谈到在语义上产生的实质性变化极为残酷和真实：“一切都变得更真实，……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家变成了罪犯，资本变成了用焚尸炉装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法律变成了肮脏游戏的游戏规则……。”（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 商务印书馆，2013年，81页）更可怕的是，“无论是屠杀者，还是受害者，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指令的空洞无物和毫无意义都同样地心知肚明：正是这种认知，导致了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名义所实施的恐怖行径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卑鄙，正是这种认知，造成了整个社会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根本堕落”（同上，82页）。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对大屠杀与见证所用的语言的关系更为敏感，指出大屠杀定义了人类历史的独特性，“连说出这种罪行，也足以使语言留下伤痕”（斯坦纳《勘误表—— 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行人出版社，2007年，124页）。所谓语言的伤痕，他指的是母语所受到的伤害——就因为德语曾经在贝尔森集中营使用过，所以许多流亡或逃出纳粹魔掌的德国作家都对他们使用的母语工具感到绝望（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2页）。斯坦纳从德语的变化中看到语言的滥用、僵化和暴力的巨大危险：“鉴于纳粹统治下的德语状况，我在其他地方也表明，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同上，34页）斯坦纳呼吁人们要反思的是，那些曾经渗透着暴力与鲜血的语言风格是如何改变了德语，如果他看到甚至还会有作家愿意抄写希特勒的“金句”，还会继续振振有词地使用那些被污染的语言，他会更加“感觉到语词可能正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同上，60页）。

《错乱》中的“我”很清楚自己干的这份工作是极度敏感和非常危险的，因为“我的工作内容是记录和揭发当地政府军对手无寸铁的原住民部落所实施的种族屠杀罪行！”因此，他的精神错乱与妄想症使他随时随地感到自己被监视、被跟踪，即便是面对与他狂热做爱的女郎，也会想到对方可能是军方派来的间谍。当他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攻击他的文章之后，他的妄想敏感症马上发作：“这一定是总统护卫队向我发出的一条明确无误的信息，他们想让我知道，对于我来到这座城市、被卷入了什么勾当，他们了如指掌，实际上这也并不意外……令人意外的反倒是，他们竟借一个以激进左派立场知名的三流作家之笔来传达这条信息，除我之外，目标读者也一定包括与我共事的神父，他们读到这篇暗示我是个泄密者的文章之后，自然不会再信任我的为人和我的工作了……”（52-53页）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敢于在最敏感的关于军政府的罪恶证词项目中做工作的知识分子，污名化已经是很客气了。但说这文章一定是总统卫队的人写的，恐怕也太有想象力了。

可以而且应该想象的是，下一次莫亚小说中的主人公在那个小酒馆里醒来的时候，才知道“我”真的错了——原以为这个邻国的天永远不会亮，结果发现住在这个小镇的人都上街了，天已经亮了。“见证者的见证”错乱症终于治愈。其实，莫亚非常知道比“别以为我不懂什么是魔幻”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是现实——当然是指文学的魔幻与非文学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