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陈建华的“摩登图释”与……亟待重述的现代史叙事

《摩登图释》，陈建华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358页，78.00元

近日读陈建华教授研究上海魔都文化的新著《摩登图释》，一时联想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拱廊研究计划”（Das Passagen-Werk；The Arcades Project），深感两者之间有某种心灵上的契合气息。本雅明在开篇即提到“时新服饰用品商店”，然后说巴尔扎克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从马德莱娜教堂到圣丹尼门，一首宏大的展示之诗吟诵着五光十色的诗节。”（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现在重读巴尔扎克这句话，恍然感到它不仅描写了十九世纪的巴黎，而且是以“五光十色的诗节”击中了本雅明和陈建华的诗性心灵。1927年旅居巴黎的本雅明被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Louis Aragon）的一部以歌剧院拱廊被拆毁为题材的小说触动，他说现代人的欢乐在于“最后一瞥之恋”（love at last sight），由此开始了他有关巴黎拱廊的研究，也就是本雅明式的感知文化史研究。陈建华在《摩登图释》“自序”中讲述在哈佛岁月中如何从研究周瘦鹃到研究摩登上海，想到文化是一个整体，于是在图书资料中重新拥抱这个自己最熟悉的城市的前世，感觉到美丽与乡愁，期待在研究过程中发生蝴蝶效应。或许也可以说，陈建华的“最后一瞥之恋”产生于他只能在文学与图像中追忆的摩登都市诱惑之中。如果说令本雅明感伤的是现代性从“一见钟情”到“最后一瞥”的短促时光，那么对于陈建华来说，或许更是历史的无情夭折——在泛黄的画报中有一幅陆小曼女士的玉照曾令他“乍见之下心头一颤”，觉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剧意味”。卢卡奇说本雅明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态度，陈建华的浪漫与温情则是感叹历史的无情——当他在图书馆翻阅着泛黄的杂志、照片，或许会感到时光就凝固在这里，凝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的迷人光景之中，那时“将烬的火花尽情迸放，云裳如漩涡里一朵浪花……然而一种新的可能开始即终结，令人慨叹”（陈建华《陆小曼·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2017年，88-89页）。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是关于陈建华式的感知文化史与中国都市另类现代史研究的形象表述。

还有就是本雅明的那个“巴黎拱廊”，当我把这个意象挪用到陈建华的上海，那个时刻诱惑他“张开感官的触觉”的魔都，想起这几年来一直在读他的《陆小曼·1927·上海》《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凌波微语》《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午后的繁花》《风义的怀思》《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等著作，猛然发现这就是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的陈氏版本——不仅仅是对一座浪漫都市的研究，更是对于一个逝去时代的研究，而且都是以诗心和才情“吟诵着五光十色的诗节”。本雅明说他要从法国的角度揭示十九世纪，陈建华虽然好像没有怎么说，但是在我看来，他正是要从上海魔都的视角揭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探索如何重述中国的现代史叙事。本雅明计划用大量的材料建造一个“具有秘密联系的世界”，编纂一部关于一个时代的“魔法百科全书”，揭示一个时代的“辩证意象”（参见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译者前言”）。这不也正是陈建华教授一直以来在努力干的活吗？

陈建华在该书“自序”中说有朋友以“好玩”二字评述该书，这位朋友的感觉固然是对的。作者在书中建构的摩登七宝楼台摇曳着令人神迷的五光十色，读起来确是有趣、好玩。建华进而想到的“好玩”则是“有时也表示做学问达到游戏潇洒的境界”，虽然他说自己不敢这么讲，但是从他近年来出版的著述来看，确乎已从“革命”“共和”的高楼天涯进入充满魅影繁花的凌波微语之境，的确达到了在极为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游戏潇洒的境界。

《摩登图释》以十二个词语（“西方美人”“丝厂女工”“时髦”“髦儿戏”“时装”“时尚”“摩登”“独轮车”“电车”“游泳”“杨贵妃”“富春老六”）为论述主题，内容是晚清到民国的上海都市生活，展示了魔都文化的丰富性与历史轨迹。恰如作者所言，本书中的这些词语“各有文化意涵，展现一些城市文化的面向，涉及感情史、时尚史、图像史、物质史和城市史等”（自序，vii）。依照“一个词即一部文化史”的说法，作者不仅在词语文本中追根溯源、抉微发隐，层层深入地辨析词义的变化，而且把词语重新置放于文本之外的图像、实物、空间、社会关系等使用语境之中，通过对魔都文化语境的研究，不但使这些词语谜团的文化意涵、变化节点得以重新彰显，同时更激发了以词语为触发点的文化心理体验和历史想象。应该说，假若没有凌波微语的诗心与才情，以及对福柯所讲的历史“线性图式”“宏大叙事”的警惕，光是埋头于“概念史”“观念史”文本之中，恐怕难以写出如此精彩的魔都词语文化史。

比如在“杨贵妃”这一主题中说到的“出浴”。作者说这个词“在1911-12年之间，通过杂志媒介与‘浴场’‘裸体’等互文加图像对接了起来，此后这几个词滚雪球一般拓展各自的领域，文化上的影响难以道里计”。具体而言之，“‘出浴’这个词很奇怪，是个动宾搭配，情动的能量奇大。首先是对乱世佳人的摹仿冲动，波及与泳池浴缸沾边的女明星，衍生纸媒与视觉制作的产业链，演绎无量啼笑人生的戏码。……另有‘香艳’‘肉感’等词，充斥于文艺作品和影戏广告中。这些词语如浮花浪蕊，却能传递作为大都会的活力和魔力”（同上，xii）。然而陈建华并没有止于揭示“出浴”的香艳语码，而是从杨贵妃在现代的“满血复活”中看到了在欲望轨道上的词语的多种政治与历史意涵。“在民国时代的摩登上海，‘杨贵妃’构成一道色彩斑斓的时尚风景，浓情蜜意中夹杂危机与伤感，与其他‘肉感’‘香艳’等指符在都市的喧嚣、嘈杂空间中合奏交响，颠簸着为力比多驱动的感官、情绪与欲望的脉流，闪烁着艺术狂想与创造的烟火，在机制层面上受制于政治、经济与媒介等条件，既受外在道德教化的规范，也受内在的自尊、礼仪与体面的约束，在话语层面上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战争乃至女性解放等议程一起滚动，九九归一朝向文明规训与建设之途。”（339页）这才是那位从“革命”话语的现代性曲折展开中历经“从革命到共和”一路跋涉而来的陈建华教授的概念史、观念史研究的底色。

还有就是易于被忽视的流行词语比较研究，陈建华在书中谈到某些词语之间或互动或对比的文化景观。一是“时髦”与“摩登”，前者古代已有，在晚清民国太过流行以致把fashion挤掉了，张爱玲、鲁迅、郭沫若都用过，“时髦”也会认人；来自佛经故事的“摩登”则因尚小云的《摩登迦女》而触发了蝴蝶效应，比“时髦”更具文化异杂性，由“现代性”推动而一发不可收。“这两个词在魔都的风景线上联袂舞蹈，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时尚景观。”（自序，v）二是把高大上的“时代”“现代”与“时髦”“摩登”比较，有梁启超的“时代思潮”、施蛰存的《现代》杂志、茅盾《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等，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岂止是可圈可点。但是，尽管在使用频率上“时髦”“摩登”远不能和“时代”“现代”相比，它们“却游离于宏大叙事、政经论坛和学院象牙塔之外，带着本土语言的活力，模糊了雅俗和新旧的界限，不断延展都市大众和媒介的嘉年华狂欢的飞地，不啻商品和消费的乌托邦，充满感性、物性、身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欲望和愿景”（同上）。无论是词语中的浮花浪蕊实还是响鼓重锤，总之是各胜擅场，各有在不同历史轨迹上的建构性力量。

与十二个主题词语相配合的是大量图像，用作者的话来说，该书以词语为主题，图像则是论述的主体。在“自序”中谈到了上世纪末西方学界发生“视觉转向”“图像转向”等种种学术进展，进而指出“事实上图文互补，图像需要文字来解释，所谓‘视觉转向’也是相对而言。我这本书以语词贯穿，图像类型更多，有的具新闻性，具史料价值，有许多漫画也具即时性，更多是感情的表达，读者在莞尔一笑之余，也许会想到什么不相干的东西”（自序，vi）。继而谈到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杨可译，三联书店，2012年），认为其“意味着视觉转向，所附大量图像使历史叙事具象化，读来赏心悦目；图像含各种类型，涉及不同的视觉技术与生产方式，而图像意涵的不确定性带来多方阐释的可能”（同上，viii）。叶凯蒂在该书的“导言”中，以上海的名妓照片为例，谈到了分析其生产机制、社会功能和曾经鲜活的意义世界的图像分析方法（20-21页）。在这里顺带要说的是，叶凯蒂研究十九世纪晚期上海租界内的娱乐文化，核心对象是推动价值观念变革的上海名妓和作为摩登时代“形象制造者”（image maker）的文人群体。她的研究结论是，娱乐业及其背后的娱乐经济是形塑社会欲望和意识的最重要的力量，上海名妓是这股力量中出色的历史主体，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变迁和现代性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层面；她所采用的是以文学阐释学为主、同时运用各种历史文献与图像资料加以互证的文化史研究方法。

陈建华指出，叶凯蒂书中的亮点之一是妓女乘马车炫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这种“上海公众面前最绚丽的风景”或“新的都会性格”以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自由行动为前提。这种图像呈现的“可观性”有利于纠正“妇女解放”始于十九世纪末反缠足、开女学堂甚或始于“五四”的习惯看法。他进而以《点石斋画报》的图像为例，说明丝厂女工出现于公共场所是一种“公共性”（publicity）的体现；而图像中妓女各穿时髦服装争奇斗艳，则是在公共性基础上体现了“可观性”，更具消费和审美价值（自序，viii-ix）。同时他注意到“图像中常有象外之意”，以及“图像的多义性与细节有关，在文化史家眼中类似罗兰·巴特在《明室》一书中所说的‘刺点’（punctum），向不同的时空发散，与各种历史脉络相链接，从而发挥图像证史的优点”（同上，ix）。这些都是对于图史互证方法论的精彩论述。实际上，早在2006年发表的《质疑理性、反讽自我——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现代性》（《中外文学》，第35卷第3期）一文中，陈建华对《传奇》封面画的解读以及与吴友如《以永今夕》图对比分析的方法，即确立了“图像”本身的主体性地位，运用在图像-文本-历史之间挖掘问题、揭示关联、诠释观念的研究方法已经极为成熟。

从词语到图像，可以说是精准击中了摩登文化的命门。由此可以归纳出陈建华在该书中的学科框架与研究路径，那就是在上海现代文学史、文献史、视觉文化等专项研究的基础上，以概念史、观念史加图像学作为突出抓手，不但一个词就是一部文化史，一幅图也可以成为一部文化史。就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讲的，“总之，十二个词提供了许多角度，如体育、交通、时尚、艺术等，大多离不开都市与女性，它们不免是碎片随机的，然而海纳百川，盘根错节互相指涉，汇总为现代文明长驱直入欲进又止的景观”（xiii）。在这里应该补充的是，与十二个词语同在的是近三百幅图像及其解读，加起来就是一部迈向博大精深、图文史互证的上海摩登文化史的绝好架构，也就是如本雅明那部关于一个时代的“魔法百科全书”一样，其最终指向的还是亟待重述现代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大课题。

“摩登”自然是这部《摩登图释》中的重头戏。“‘摩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不胫而走，与‘时髦’汇合而引领都会时尚新潮”，起因是尚小云在1927年9月开始演出的《摩登伽女》。1928年2月2日《中央日报》开辟《摩登》专刊并发表《摩登宣言》，声称所谓“摩登精神以为新时代的先声。摩登精神者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也”，并称颂国民党是“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又说如果国民党“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就称得上“摩登”，否则“腐化恶化，自速其亡”，那就是“不摩登”（140-141页）。这种政治性的表述或许只是出自专刊主编田汉的思想，但是摩登与时代经济及政治风潮的联系却是真实的，就如1928年第6期《上海生活》中谷朴秀的《论“摩登风潮”》一文所讲的，对于青年人疯狂追求摩登的风潮，“我断言，‘这是一个革命前夜的现象，就是反抗旧惯的反动的示威。’”（144页）陈建华指出，“方兴未艾的‘摩登’话语以摩登女子为主打，从都市文化的角度看，正如月份牌、百美图一样，美女形象成为日常文化消费的主流，所反映的不仅是时尚的变迁，对于城市或民族来说也是一种现代化进步的象征性标志”（146页）。他以田汉的《摩登》专刊为关键节点，勾连出刘呐鸥、戴望舒、施蛰存等人的《无轨列车》和《新文艺》，邵洵美、章克标的《金屋月刊》，叶灵凤、潘汉年的《现代小说》，黄文农、鲁少飞等人的《上海漫画》等等。“此时正当新文学运动告一段落，文学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他们都二十来岁，思想与作风和‘五四’大异其趣，不热衷口号，不学院气，而互通声气，注重实践，致力于现代主义……”（164页）尤为精彩的是，在陈建华的研究视野和感受中，“大革命前后的上海颇似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剧《巴比伦柏林》（Babylon Berlin ） 中夜总会的跳舞场面，如一个充斥着狂热、肉感、亢奋、暴力与阴谋的社会窗口。……一个声色香味的感觉世界，体现了摩登都市文化的流动与交杂的风格特征”（171-172页）。由此可以联想到在古希腊政治话语中，充满爱欲的激情与希腊城邦的兴衰紧密相连。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相信爱欲虽是极为个人化的激情，却和公共事务息息相关，因为爱欲的涵义不仅具有爱和性欲，还包括了抱负（ambition）、爱国主义和其他具有严格政治色彩的愿望。（参阅路德维希（Ludwig，P.W.）《爱欲与城邦：希腊政治理论中的欲望和共同体》，陈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虽然希腊城邦与上海近代都市的语境并不相同，但是在爱欲和感性中的公共性还是可以相通的。

说到底，“摩登”就是建立在现代都市物质与商品贸易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建构，新奇、时髦、感性刺激和欲望消费是其核心涵义，带来的是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变奏。从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摩登就是一种推动社会向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文化力量。摩登从都市消费生活中激发出新的精神享受和知识追求，进而产生个体意识觉醒和认知世界方式的重大变化。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革命、改良、保守等激烈的观念及实践斗争的历史叙事之中，摩登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历史作用一直被忽视或被严重低估。这当然不是来自学术研究的视差，而是与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排斥性紧密相关，上海摩登的现代性叙事不得不被遮蔽在历史的褶皱之中。在今天对上海摩登的历史发掘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抚慰某种怀旧的感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上海怀旧意识指向的是重新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氛围，是在开放政策中重新拥抱世界主义的一种都市身份觉醒。对于史学界而言，则是需要重新认识和研究在民国时代摩登都市中产生的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从全球视角的现代性与跨国文化叙事中重新认识和讲述现代中国曾经走过的轨迹。

该书中的“丝厂女工”和“独轮车”这两个主题词汇看似与香艳的魔都幻境不太贴切，作者在“自序”中说，“‘丝厂女工’和‘独轮车’这两条，累积了不少图像，于是临时起意，给‘魔都’加入一点边缘元素。”（ii）说是临时起意，其实也正好反映了陈建华教授一直念兹在兹的是在魔都文化风景线中潜藏的现代性与革命叙事的复杂脉络和历史肌理，在魔都的华美夜幕之下他一直同样关注着底层社会的悲惋之情及反抗者的呐喊。从清末时事画报的视角看丝厂女工这一新兴工人群体的际遇及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艰难成长，这正是在现代性叙事与革命叙事之间的重要连接场域。“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画报里所反映的主要是繁华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更多聚焦于当红妓女、名门闺秀或西方美人，却也使我们看到大墙底下的缫丝女工——被压榨被侮辱的一群人，看到她们的痛苦、无奈、觉悟与抗争，而这些媒体的新闻视角表现了某种客观的立场与人性的价值，值得珍视。”（48-49页）作者从画报中选取的有关图像大体上有女工下班后路遇流氓调戏、缫丝厂房、女工辛劳、女工与买办冲突、女工追讨欠薪等题材，这些图像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从媒体的新闻眼出发而对这一弱势群体带有同情心的报道。

在“丝厂女工”这一主题词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1909年《图画日报》刊登的《女党之势力》和《女工与丝厂》这两幅图。前者描绘的新闻为：“有本埠缫丝女工三百余人拥至公共公廨，禀称妇人等均在垃圾桥北乾康丝厂做工，被欠工资，求请饬追等情。报谳员当即饬役两名传谕厂主，照账给发。一面谕令散去，勿得聚众滋扰。各女工均称谢而退。”（44-45页）所谓“女党的势力”似有标题党之嫌，但是从当即“传谕厂主”“照账给发”来看，确实说明团结起来的女工不可欺。《女工与丝厂》也是有关女工追讨欠薪的斗争，但是图像描绘的是在发生在租界法庭的“会审公廨”情景。陈建华特别指出：“租界上所谓‘会审公廨’，如《图画日报》（图38）所示，既有中国法官，也有洋法官，一起合审案子，是正确的画法；而《申报图画》（图39）所描绘的则完全是清朝官员，文字也较为简单。”（46页）这里的“会审公廨”是依据1868年由上海道与英、美领事共同签订的《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上海租界内设立的中外官员共同审理案件的审判机关，这种司法安排也被视作法律东方主义的一种权力表达（参阅络德睦[Teemu Ruskola]《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五章）。因此，图38描绘的那个洋人法官正是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图像史料，而陈建华还注意到《申报图画》的那一幅报道同一事件的图画不符合史实，这是非常敏锐的图像证史研究。不过，《申报图画》的这一错误或许也有可能反映了对“会审公廨”制度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可能不会来自那些丝厂女工吧。

陈建华在他的魔都文化研究中，融文学研究、都市文化、思想史、新闻报刊史及视觉传播史于一体，其问题意识、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在文学文本、历史文献、大小报刊及图像资料之间互证的功夫，无不指向以“上海摩登”为符号象征的都市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内部关联。这种都市现代性的实质就是“日常现代性”（everyday modernity），在西方学者的现代性论述中多有出现，作为哈佛博士的陈建华对此理论谱系自然多有研究，但是他从不轻易高谈理论的框架、路径、支援等等，而是自觉地把对各种理论的融会贯通与对研究范式的思考联系起来。在“日常现代性”理论的启发下，陈建华深刻揭示了魔都文化中从报刊、文学杂志到电影等文化产品，从咖啡馆、茶馆、百货公司、舞厅到夜总会等欲望空间，交错往复的跨文本和跨媒体大众休闲娱乐为新兴的、多样共存的公共精神空间奠定了基础。在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中，这种“日常现代性”具有在激进与保守的激烈冲突中调节大众心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激进主义念念不忘的“制度”层面上，“日常现代性”同样可以发挥形塑历史—社会机制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陈建华曾经指出：“所谓制度移植并不限于政治上师法欧美或苏俄的方面，而是多元多层次的，尤其在日常生活、大众心态方面的变迁要比政治体制来得更为基本而深刻。”（《紫罗兰的魅影》自序）这不正是亟待重述现代史叙事的重要理由吗？这种“更为基本而深刻”的历史力量的夭折所产生的悲剧感，令人想到本雅明说的那种现代人的感觉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在震惊经验中灵韵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