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不特读陈晓平《近人近事探案集》︱风自南方来

《近人近事探案集》，陈晓平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352页，79.00元

陈晓平先生的《近人近事探案集》编了三年才最终付梓，足见其矜慎。此前有幸以编辑的身份拜读其大作，获益匪浅，这次通读一过，印象依然深刻。不过，本文不只是一个已离职的编辑与曾经的作者之间的“叙旧”，更是一个普通读者的直截的阅读报告。

一

如作者自己所说：

本书所述“近人”“近事”，跨越晚清民国，所谓“探案”者即试图“发覆”，揭开人事上的重重覆盖物。

确实，本书基本做到了。虽然少数论断有待商榷，但每篇都言之有物，“敢于怀疑成说，敢于提出新观点”。书分五辑，我们在此稍作检讨。

第一辑“晚清人与事”收文八篇。前三篇的对象都是壮烈殉国的海军将领邓世昌。第一篇讨论邓世昌的身世，具体地说，考察邓世昌的父亲是谁。为什么邓世昌家族后人与学术界的说法互相矛盾？第二篇讨论邓家的生计、婚姻状况等。第三篇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邓世昌遗事。《一个英国青年的中国皇帝梦》利用一部英文书，揭示了十九世纪末光怪陆离的现象——当哥老会与海关洋员相遇，会发生何种化学反应？《荣禄与翁同龢的交谊》用扎实的史料证明，后人认为荣、翁二人势同水火的看法纯属误解。剩下三篇大致也是如此，问题意识明确，观察视角颇为独到。

第二辑“新阶层与新观念”收文七篇。所谓“新阶层与新观念”，大概是指，“清末中国社会，在清廷与列强的夹缝中，生长出一个具有西学、洋务背景的‘新人’阶层，尤以香港、广州、上海为多。这些‘新人’不以科举为目标，主要从事外交、西医、传教、外贸、洋务工作，不再效忠清廷”（151页）。所以，在这一辑里，通过香港早期华人船王郭松、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慈善家唐廷桂、“韦小宝”原型韦宝珊、女权先驱郑竹君医生、留美女杰薛锦琴等人精彩的故事，展示了那个时代的“西潮·新潮”。

第三辑“民国索隐”收文四篇。《“国母”不会讲国语：语言与民国政治》开门见山：“国父”孙中山和“国母”宋庆龄相互之间不讲“国语”，而是以英语为主要交谈语言，并指出国民党早期重要会议都是“双语”（普通话、粤语）并用，反映出复杂的“政治语言”生态。《胡汉民对男女平权的重大贡献》在蒋永敬先生《胡汉民提倡女权的思想及其成就》的基础上表彰胡氏在平权方面的功绩。《邓铿之死与陈炯明的关系》又是一篇目光敏锐的考据力作，该文运用《香港华字日报》、广州《大同报》，指出陈炯明的参谋长、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既不是被国民党所谋杀，也不是因陈炯明本人指使而遇害的，其死因是陈炯明亲信私运鸦片被邓铿缉获，他们担心利益受损而行刺。《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考》通过实地踏勘，确定了国民政府在“三大战役”后迁移到广州的确切地址，为“仓惶辞庙”的乱离岁月提供了历史遗迹。

第四辑“‘丁龙’讲座由来”由五篇文章组成，是关联性较强的一个单元。这组文章详细探察了哥伦比亚大学Dean Lung汉学讲座的来龙去脉，尤其专注于揭示“丁龙”故事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第五辑“民国团体与学人”收文六篇。前三篇主要跟成志会有关，从中可知不少民国名人的成志会会员身份。作者历经十年探寻，终于确认今广州东山恤孤院路12号乃史语所原址，因此才有《中研院史语所原址发现记》。最后两文均与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有关。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在那种时势下中国知识人的出处，迄今仍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话题，《1949年钱穆为何迁港而非直接赴台？》基本上解答了钱穆的这道“选择题”。《钱穆、王淑陶与广州华侨大学》重在表彰王淑陶的教育业绩，同时指出钱穆赴港办学之初充分利用了王氏各方面的资源。

二

本书的框架和内容大致有如上述，可见其涉及时段相当长，而且话题众多，每个题目要深入下去，都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广泛的阅读。不过，在看似繁杂的课题背后，可以捕捉到三个特点。

其一，重文献考证。考据是史学的基础。而作者擅于清理矛盾，凭借扎实的史料工夫解决疑难。《邓世昌家世新说》《荣禄与翁同龢的交谊》《邓铿之死与陈炯明的关系》等堪称范例。史料工夫从何而来？无他，坐冷板凳。比如，为考察荣禄与翁同龢的关系，作者细读《翁同龢日记》：“据我的不完全统计，《翁同龢日记》中提到荣禄有290多次，其中，只有在1894—1898年间，有四五处对荣禄不满之言，措辞也不严厉，……”（45页）在这个问题上，利用《翁同龢日记》是理所应当之举，不过该文末尾采用严复致张元济函证明翁、荣二人的友情，则可反映作者涉猎甚广。再如，作者“又查阅战前曾在武汉编辑出版的佛教期刊《佛化新青年》《海潮音》《三觉丛刊》《佛学月报》《正信》《净土宗月刊》，发现有关古德寺的报道极其稀少”（171页）。此外，为侦破Dean Lung的姓名和籍贯等信息，作者“几乎通读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史料及研究成果，并仔细检索了1875-196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的巨量英文报纸”（271页）。正是由于这样的“苦中作乐”，才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获得新解。

其二，重实地调查。在这方面，《中研院史语所原址发现记》《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事迹考》是显著的例子。实际上，书中大多数文章，但凡条件允许，作者必去实地考察，因此才能补邓世昌纪念馆原有匾额、对联之缺，才能指出汉口古德寺自身简介舛错甚多。在考察了香港船王的故事之后，作者同样不忘指出现状：

1868年或更早，香港太平山街与荷里活道之间的一条街巷已被命名为“郭松街”（Quock Acheong Lane），这是香港街道第一次用华人命名。这条街至今尚存，夹在差馆上街与上环西街之间，只是不知何时开始变成“涂鸦圣地”，“郭松街”街名早已消失。2018年，香港退休工程师、历史学家马冠尧把这条失去名字的街道找了出来……（106页）

这样，就将历史与现实联系了起来。据该书前勒口介绍，作者“成功提名历史建筑三十余处，推荐文物保护单位多家”。仔细阅读本书，注意其间的地理信息，就不会为作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意外。

其三，就内容和旨趣而言，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是南方视角的晚清民国史，如果更精确一些，可谓广东视角的晚清民国史。谓予不信？且看本书各位主人公的出身——邓世昌是广东广府人，香港华人船王郭松是广州黄埔疍家人，郑观应、唐廷桂均为广州府香山县人，张竹君出身于十三行富商家庭，家在广州番禺沙湾螺阳乡岐山村，薛锦琴出生于上海，籍贯应属香山南溪，孙中山三次开府广州，胡汉民是广州府番禺县人……据作者考证，Dean Lung也是广府人。所以，书中经常出现如下字眼：水上人（疍家）、十三行、买办、番禺不落家……总之，通读全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海风从南方来，带着一丝咸味，而这正是本书与同类著作不一样的地方。

人们在评价一位历史学者的成绩时，常常以才、学、识三个指标衡量之。才思敏捷，这在解读薛锦琴代号“五十”时就有所体现，作者立马联想起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161页），真可谓天衣无缝。有才而不学，难成大器。学是基石，这一点只要稍稍浏览本书脚注，即可明了，无需多言。史识最难。我当初读到《1949年钱穆为何迁港而非直接赴台？》一文时，深感钦佩，因该文指出钱穆《师友杂忆》中的一段话“纯属饰词”（327页）。钱穆的晚年回忆录我也不算陌生，为什么自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后来反思，治史固然需要爬故纸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亦是必备工夫。另外，像《1899年对德作战的准备与刹车》勾勒一场将发而未发的战争，也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历史感和敏锐度。

三

那本书有什么缺憾或可议之处吗？

人无完人，书亦无完书。

先说名字问题。本书涉及名字问题的文章有好几篇，“丁龙”讲座系列追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Dean Lung的中文名字。《世间本无“郭甘章”》直指史学前辈汪敬虞先生推断错误，为一代船王郭松正名。作者的结论无疑颇有说服力，不过在讨论汪先生的论点时，说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的“这段追忆是漫谈式的，并非严谨的学术文字”（102页）云云，就有点过头了。徐润写的是《年谱》，后人要证明他回忆有误，才需要“严谨的学术文字”，而不是反过来倒打一耙。徐润回忆“粤人甘章”或许有误，不过，倘能找出“甘章”与郭松之间的联系，或何以误为“甘章”，纯粹就考证而言，应该能更上一层。

再说《慈善家唐廷桂领衔抗议“华人不得入内”》一文。唐廷桂（1828-1897）、唐廷枢、唐廷庚三兄弟是洋务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作者说香港史专家施其乐（Carl T. Smith）搞错了老大唐廷桂的名字。不过，根据121页正文和脚注的内容，我反而觉得施其乐的推断合乎道理，“唐廷植”有可能就是唐廷桂早年的名字，至少尚无坚实的材料推翻“唐廷植”存在的可能性。理由如下：唐廷枢《英语集全》于1862年出版时，每卷卷首都有“兄 植茂枝、弟 庚应星参校”字样，已知二弟叫唐廷枢、三弟叫唐廷庚，那么大哥理应叫做唐廷植。除非老三叫“唐庚”，否则我很难明白作者何以坚持老大要叫“唐植”而不是“唐廷植”。为了加强说服力，作者找到了广东唐氏合族祠记录《唐乡贤祠全书》（1907年增刻本），还利用两套不同版本的《申报》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唐廷桂”检索结果两百处以上，并无“唐廷植”三字。因此，作者高呼“彻底解决了问题”。然而，作者明显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我们不能依据1907年增订本的《唐乡贤祠全书》，以及1872年创刊的《申报》，而断定1864年唐廷植改名“唐廷桂”之前的称呼。也就是说，1864年以后，唐廷桂一名大行其道，以及此后的史料不载“唐廷植”，不足以说明在此之前没有“唐廷植”一名。

另外，《邓铿之死与陈炯明的关系》一文指出梁启禧涉嫌刺杀陈达生（203页），又说国民党方面曾派出陈世、梁博等人赴港暗杀陈达生（204页），可怜我见闻有限，梁启禧、梁博是同一个人吗？抑或是同伙？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未作任何交代。

顺带一提，《一个英国青年的中国皇帝梦》开头部分，涉及李昭寿、李秀成、清廷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叙述不够简明，让读者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几处都是细节问题，基本上不影响文章的立论。

四

“丁龙”讲座系列文章也有几处细节问题，或可借此机会稍作讨论。

《从“丁龙”看士绅如何遮蔽庶民》有如下一段叙述：

从1958年起，蒋介石的外宣主将董显光把Dean Lung定型为“丁龙”，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的中文姓名；蒋介石所赏识的学者钱穆，更进一步给“丁龙”编造虚假籍贯，给今人寻找Dean Lung家乡造成极大困扰。（253页）

初读时不曾留意，这次阅读时才注意到“蒋介石的外宣主将”“蒋介石所赏识的学者”这个修饰。窃以为，在讨论“丁龙”问题时，似乎不必捎带上蒋氏。倘若蒋氏在其间切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此叙述则恰如其分。可是，通篇并没有多少笔墨涉及蒋氏。

作者在该文总结道：“Dean Lung中文姓名、籍贯的湮没，是士绅阶层对庶民的排斥与遮蔽所致。”这个论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全文读下来，总感觉有点生硬。仿佛一个小孩套上了大人的服装，显得不够熨帖。

另外，《卡朋蒂埃与“丁龙”讲座》有如下两段叙述：

钱穆自称故事是1960年由经济学家何廉所提供，但成书于1966年的《何廉回忆录》没有只字提及此事。（270页）

在1960年以前，并无类似钱穆版的“丁龙”故事流传，钱穆版“丁龙”故事是在捐赠汉学讲座60年代后才凭空出现。（271页）

结合上文所引“蒋介石所赏识的学者钱穆”那一段话，可见作者对钱穆在传播“丁龙”故事时所扮演的角色甚为不满。不过，作者说他在《何廉回忆录》中没有找到“丁龙”故事，言下之意似乎是指钱穆撒谎。然而，何廉没有将“丁龙”故事写进回忆录是一回事，跟钱穆介绍“丁龙”的事迹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作者根据错误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也与史实不符。作者自己就指出，蒋梦麟回忆录《西潮》出现了洗衣工版“丁龙”故事（243页），而后是董显光版、钱穆版——可惜作者轻轻放过了蒋梦麟版。

平心而论，作者在Dean Lung问题上用力甚勤，取得了不少成绩。不过，既然Dean Lung长期以来身份不明，自然免不了各种附会和传说。退一步论，即使当初有学者考证出Dean Lung姓甚名谁，也难保其他传说不会攀援附丽。是故，与其责备前贤，不如多思量这个问题的魅惑性与复杂性。毕竟，以作者巨量的投入，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一时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256页）。

五

同样，作者在成志会的研究上也铆足了劲，然而遗憾的是，有的结论似不尽人意。成志会（Chen Chih Hui，简写为C. C. H.）是民国时期的留美学生兄弟会。简便直说，作者利用《黄炎培日记》，参以《洪业传》《何廉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等，复原了成志会两百多人的会员名单。这无疑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绩。然而，《成志会与民国高等教育》《冀朝鼎·孔祥熙·成志会》两文都在有意无意之中过分夸大了成志会的作用。

比如，作者断然认为，“华美协进社长期以来都受到成志会的控制”（291页）。看到这个论断，不禁让人起疑：成志会凭什么干预华美协进社的事务？华美协进社甘愿屈服于成志会的把控吗？作者又说，张伯苓主持南开，颇得力于成志会几位干将，比如凌冰、黄钰生、陈序经、何廉等（293页）。此外，作者还推测冀朝鼎打入陈光甫的世界贸易公司，其契机是成志会纽约分会聚餐（298页）。这些判断恐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原因很简单，有的学者当初加入南开大学，或许成志会确实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但进入南开以后，他们必然是以南开职员的身份发挥自己的所长，而不太可能以成志会会员的身份在南开大肆活动。不然，很容易造成“成志会把持校务”之类的谣言，书中提及的清华事件就是一例，不过那并非事实（286页）。

毕竟，一个机构有成志会会员是一回事，以成志会运作某项活动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混淆。

实际上，“成志会只是相互提携的兄弟会，不是政治组织”（283页），“本会为砥砺学行之组织，既无政治党派之色彩，又从未主持或参加任何活动”（286页）。如此看来，成志会在民国时期有一定的影响，但千万不可高估其能量。

当然，准确估量一个事物（人物、事件、组织等）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永续存在的难题。对其分寸的把握和拿捏，是对历史学者的最大考验。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历史学者在研究问题时，以某个人物、事件为支点，确实可以有所发现。但我们必须留意，除了支点，杠杆也非常重要，而且历史上的杠杆并不是平滑的、笔直的，而更可能是弯曲的，甚至可能是V形、S形等不规则的形状，支点所处的位置也未必是物理学上最佳的发力点，因此它所造成的实际效果与后人的想象颇有出入。本书作者在成志会问题上发生误判，大概相当程度上就是认为以成志会为支点，足以撬动民国教育界、学术界，似乎遗忘了使支点发生作用的杠杆及支点的位置等相关要素的重要性。

上文诚然对本书的不足和失误（纯属一己之见）有所检讨，但必须公正地说，这部《探案集》瑕不掩瑜，成果丰硕，为人们打量晚清民国的世界提供了另一把钥匙，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作者在后记中预告，近期“计划由博返约，聚焦张之洞督粤时期（1884-1889）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动，窥见精英人物应对晚清大变局的得与失”。以作者对晚清史、广东史之熟稔，不难想象其成绩，于是不禁翘首期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