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专题︱楼劲：中国历史上的南朝

公元四世纪初西晋灭亡，中国北方历十六国时期和北朝，南方则有晋室司马睿携南渡侨人与吴姓高门建立东晋，创业艰难，号称中兴。420年刘宋代晋，继以萧齐、萧梁、陈朝，先与北朝相峙于江淮荆楚，渐成北强南弱之势，至陈几近划江而守，589年遂为隋朝所灭重归一统。在这一百七十年中，南北经济社会、种族文化等方面差异和对立，已随多重交流、融合而趋淡化，宋、齐以来南人北投或北人南投络绎不绝，南北使者以文明相竞，彼此称谓亦从异族敌国的岛夷、索虏变为南朝、北朝及南帝、北帝。至隋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北史》，以宋、齐、梁、陈史成《南史》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后世多以此界定南朝。南、北朝和南、北史之称，本身就是各地各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南、北交流和民族融合显著推进的体现。

南朝画像砖

宋、齐、梁、陈总的皆形势动荡，多生内乱，然亦有元嘉、永明、天监等治平之局，其文化在曲折中积累，社会在波澜中发展。关于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大致可从下列方面来看：

一、南朝维系了魏晋以来华夏文明的发展方向

从三代、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后，文明之源多端而其流汇于两汉，自此奠定了汉文化雏形，揭开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阶段。然其所积土地、门阀、民族到政治及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问题亦渐积重难返，遂有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战乱局面。这是决定中国命运及其文明存否的历史关头，为什么各地、各族并未从此分崩离析愈去愈远，而是维系了共同的价值崇尚和文明之轴，终得承汉之绪消弭问题、孕育生机分久必合，迎来保有华夏底色而更恢宏开放的隋唐？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看到直承东晋的宋、齐、梁、陈皆自诩“神州正朔”，确与先秦、秦汉以来文明一脉相承，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南方各地的发展，也深切影响了北朝历史，从诸多方面牵动了其走向。

即以最具华夏特色的礼、法状态而言，北魏孝文帝以来礼学发达，法制修明，至北齐承之定《河清律》十二篇，武平末又成《五礼仪注》二百十九卷，较之《梁律》二十篇、《梁礼》一千一百七十六卷之繁芜，尤显其体例明晰而内容得要，陈寅恪先生遂以北朝后期礼学、法学均已优于南朝，为隋唐礼法之正源。然南朝律篇及刑制“略同晋氏”，《梁律》篇数与西晋《泰始律》同，两汉魏晋以来法家传统从注律释法到尤重判例等方面承续发扬于南朝，确要远较统治相对质直，屡有复古创辟之举的北朝完整。同理，《梁礼》的“靡不该备”而卷帙繁富，也是直承汉魏以来礼学“师资相传，共枝别干”而“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的结果，其五礼仪注的详尽，正是南朝政治与社会更大程度地继承了先秦、秦汉以来礼仪传统的体现。纵观北朝礼、法从粗放不典逐渐完善，终至优于南朝的历程，要在其既身处中国、争统华夏，势不能不上承汉魏而直面东晋南朝，同时亦因北朝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汇入了南朝承载的文明传统和相关资源，倾注了河西、青齐、荆襄等地人士的贡献。具体如北齐礼、法俱甚优良，即与高欢甚忌梁武帝制礼作乐，其后诸帝立法修礼皆取北鉴南精为裁择相关。故所谓北强南弱或北优南劣的形成，固应归为北方各族审时度势的创革，却也处处浸透了南朝的文明砥柱作用，并以南、北文化的多重交流为其基础。

可以认为，较之民族成分更为复杂，政权常由胡人所建的北朝，南朝更为突出地继承了时人公认的华夏传统，更为集中地代表了中国历史的连续发展，更为典型地体现了先秦、秦汉以来积聚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正是这一事实及相关需要和压力，极大地影响了南北各方的国策走向和相互关系，牵动着十六国君长标榜正统、北魏前后期“图南”大业和北朝士人所起作用，以及东、西魏和北齐、周相争的诸多事态。因此，直承秦汉魏晋的南朝实为当时维系华夏文明之轴的重要压舱石，也是南北分裂而文化终趋交融合流的一大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南朝，没有其坚持承续和弘扬的价值崇尚及由此创造的灿烂文化，就不会有不断改革而提升文明的北朝，也就不会有传统依然深厚而文明更为辉煌的隋唐。

二、南朝为南方经济社会走向迅速发展的转折点

以上所述南朝在魏晋南北朝走向隋唐进程中无可取代的地位，当然是以江淮荆楚及其以南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为基础的。尤其江南各地，秦及西汉尚被视为“水耕火耨”，地多蛮貊，穷壤相隔而为中原所鄙，至东汉有所改观，但快速发展实在立都建康之六朝，又以宋、齐、梁、陈较为突出。这是因为相比孙吴、东晋，北方强邻的压力和南方开发、整合的迫切性迄都存在，而东晋以来屡酿危机的皇权与门阀，侨、旧与士、庶及荆、扬关系等突出矛盾，至南朝均已接近于解决或达成平衡，故得逐步完成土断，抑制豪强，改善治理，使农业、手工业发展、商品生产和各地开发得到前所未有的条件。隋代修通大运河和唐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就都筑基和启动于南朝在诸多方面的长足发展。对此学界论之不少，以下请再补述数端：

就区域发展而言，经东晋发展至南朝，“三吴”之称业已流行，吴、越一体化基本完成，沿江一带州郡建制和人口明显增加，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经济日趋发达，社会走向繁荣，成为南朝的主要凭藉，江东作为其畿辅之地尤为突出。由此辐射到八闽之地及岭南、西南地区，其作为南朝腹地和战略纵深的地位日益凸显，陆海交通、山地开发和治理体系俱得不断拓展，城镇集市星罗棋布，经贸活动不断活跃。从族群关系来看，东南丘陵的诸越至南朝多已收编，中南山地的蛮貊族群宋、齐以来陆续归顺，梁、陈时岭南及西南僚俚诸夷亦趋平复，除中南、西南等大山密林之区外，江南地区各族融合和华夏化进程均达历史最高水平。如侯景乱时建康至江陵等地相继溃烂，平乱名将王僧辩拥湖湘之兵东下，陈霸先则凭岭南、赣闽之力北上，终得平乱延祚南朝。又梁陈以来岭南俚人首领洗夫人受命怀集诸州，协和夷夏，至隋又率各地归顺朝廷。这都典型地体现了各地各族历经整合取得的成就。

因此，南朝文化除直承魏晋风流，更汇聚了北来侨人和南方各族之精而新机竞发。今存宋武帝刘裕初宁陵至陈文帝陈蒨永宁陵前的带翼石兽，俱体量巨大，姿态矫健，足见其文化特征并不像后来北人刻意渲染的纤丽绮靡，而是兼具清新俊逸与骁悍勇敢。像刘裕伐灭燕、秦、西蜀，气吞万里如虎；宋文帝元嘉年间北魏太武帝倾力南征，亦仅得相持而已；齐、梁、陈与北朝和战亦胜负参半，不乏名将和经典战例。故所谓北强南弱而终以北统南，要在治乱之道，而非南人文弱不堪。另须强调南朝又是当时的世界性文明枢纽，史载其承平之时“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即是其城乡活力和声教远被的写照，与之交往者东抵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南至东南亚、南亚一带，西达波斯以远，北通柔然等国，仅萧绎《职贡图》原本所绘梁武帝时海内外来朝的国族使者即达三十多个。另如佛教、道教的传播和教派发展，儒学、子学及诸技术的交流和扩散，典籍的整理、输出乃至服饰时尚等诸多领域，南朝尤其建康均无愧为整个东亚的辐射中心。

萧绎《职贡图》前半部分

萧绎《职贡图》后半部分

以上所述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各族整合、文化多源汇聚、国际交流繁盛等事态，均为江南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这是南朝各方面均获空前发展的鲜明写照，也是其在当时所以众望所归，并得有力牵动南北关系和北朝走向的基础，又构成了隋唐以来南方地区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越来越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南朝对隋唐及其以后历史的影响极深

隋唐虽直承北朝而来，内里却甚推重南朝文化。对隋唐制度建树甚巨的隋炀帝和唐太宗的诗句，如“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遥山丽如绮，长流萦似带”皆仿南朝山水诗境。后来李白、杜甫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和“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体现的也是对南朝诗风的崇尚。唐诗基于六朝而又开阔其气象格调之态，与唐代士人多北表南里剑胆琴心，与当时经学、子学、文学及佛、道均深受南朝影响的状态相当合拍。在更多也更具基础性的领域，如唐长孺先生有“南朝化”之说，大意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南朝已达较高水平，土地、赋税、财政、兵制等举措与之配套，至隋唐统合南北以后，相关现象和规律重新凸显，政策上遂有类同南朝之处。此说着眼于中国古代社会前、后期转折，认为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多有传承东晋、南朝之处，乃深谙唐文明底蕴的洞见。

“竹林七贤”砖印壁画

唐以后中国进入辽宋夏金时期，元朝修史总结此期大局，每称辽、金为“北朝”而两宋为“南朝”。史界遂有“第二次南北朝”之说，有的还把后来明朝与北元的对峙称为“第三次南北朝”，认为当时南、北的诸多事态，无论和战、交聘，还是民族融合等其他诸况，同属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确有近于魏晋以后之南北朝者。进而又以元朝结束金、宋对峙局面后的某些发展，到明中叶以来经济社会和赋税、财政等方面事态，也与隋代统一南北至唐初以后日渐明显的“南朝化”历程不无相似。这些看法当否容可讨论，却也可见南北朝历史对后世确有深远影响，其中南朝所起作用又尤值注意。这是因为唐末至辽宋金元虽各地各族分裂相峙战乱不绝，整个江南地区却一直保持了较为连续的发展、繁荣历程，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又至为富庶而绚丽的区域存在，势必像南朝牵动南北朝大势那样作用于同期各区域的发展，作用于辽宋金元时期的全局，从而构成影响唐宋和宋元间诸多变革态势，推进当时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一系列进程的要素背景。而推本溯源，江南地区所以能够发展为举国经济和中华文化的不二重心，也还是要回看南朝，归功于南朝为之奠立的基础，更归功于“南朝化”与南方区域发展的诸多联动效应。

非但如此，在推究现代中国及其周边的众多事态时，往往也须把目光投注于南朝。如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至深的客家人，一般多以永嘉南渡为其迁徙的重要节点，再早则为两汉之际的北人南徙，但对客家人的来龙去脉，较迁徙更为重要的是落籍和融入当地。而这方面从安置、管理、制度、政策到后续措施，较早也较完整明确的仍应首推东晋南朝的侨人土断，其影响远未得到应有揭示。纵览中国历史，北方各族因冰期变化、内亚事态和国计民生一波又一波南徙落脚的场景，伴随的是南方各族一波又一波融合发展并向更南地区推进的壮阔画面。较为晚近的，如华人大规模徙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地区，是在十七世纪初叶；较早的，如泰国学界多以为傣族族源可追溯至南朝以来中国西南地区的僚人。这些现象均透露了当今中国南北方及至东南亚地区人口构成的来源，而东晋南朝以来的侨人安置、管理传统，自必影响到此后历代的流民动向及其组织、自治状态和内外部关系，从而意味着无数个自发不断地向更南地区推进，又为学界始料未及和类型多样的“南朝化”历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的影响，其所承载的文明传统实已渗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肌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