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韬｜弗雷德里克·巴特的微笑：一代人类学家的落幕

弗雷德里克·巴特

2016年1月的一天，在北京从奥斯陆得知巴特（Fredrik Barth）去世。我早知道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并没有感觉到悲伤，只是觉得这可能意味一代人类学家的落幕。脑海里不断浮现的是，我们在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走廊里碰面时，他点头示意时的真诚微笑。巴特身材高大，总是一丝不苟的穿着西装衬衣，神态庄严。一旦打起交道，却发现他是如此的谦和，但当讨论到学术时，又是那么认真。不禁让我想起中国古人对君子的形容，“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弗雷德里克·巴特是挪威当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对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说，由于他主编了那本影响巨大的《族群及其边界》（1969），巴特这个名字几乎成了族群研究的代名词。但在人类学学科内部，他的意义却不限于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推动人类学研究潮流从结构到过程转变的关键人物。巴特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堪称代表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三种不同的人类学研究风格。

由于机缘巧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打过几次照面。转眼巴特去世已达十周年之久，敬以此文，以示怀恋。

相处的日子

2008年初，我从北京大学前往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巴特长期在美国做客座教授，那一年从波士顿大学回来，算是叶落归根。他偶尔会到系里参加研讨会。由于不是每天都来，系里并没有因为他的特殊地位，就给他提供独立办公室，而是安排他和一位老师合用，以便节约研究空间。反过来，像我们这些博士生，由于每天都需要看书写作，系里给与充分考虑，提供了独立办公室。

奥斯陆大学一角

人类学系位于奥斯陆大学布林登校区的社会科学大楼六楼。我和巴特的办公室在同一层，这样就有机会在楼道里时常碰到。巴特并不会因为我是无名小卒就视而不见，总是微笑着点头示意。但汗颜的是，我那时还没有认真研读过这位人类学教科书里的人物的著作，不好贸然前去打扰，总是诚惶诚恐，匆匆而过。

人类学系有非正式的午餐研讨会和正式的系所研讨会两种。前者由本系的博士生或老师介绍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讲讲心得和困惑，听听大家的批评建议。后者的主讲人多是欧美其他高校的人类学家，分享自己比较成熟的研究。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巴特会前来参加，静静的坐着，偶尔会提个问题。

开学不久的一天，一位挪华混血的硕士生告诉我，巴特有面向公众关于塔利班的讲座，地点在离学校仅有一地铁站之隔的音乐厅。等我们抵达时，已是座无虚席，楼道里也挤满了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也就是后来塔利班活跃的地方，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巴特经常出现在挪威的电视台栏目里，从人类学的角度就公共议题发声。公众很想知道这位传奇人类学家对于塔利班的看法。在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之后，巴特坐在舞台中央，娓娓道来。他说像北约那样企图在当地扶持代理人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是不明智的。因为那里的政治组织是不定型的，当外部政治力量试图扶持其中一个来完成当地的统治，其他组织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巴特著《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在由博士论文改编成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1965）一书中，巴特探讨了当地政治和宗教头人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文化资源，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导致了新的社会结构产生，将其发现概括成“生成性模式”。这本书挑战了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关于非洲努尔人“分支世系制度”的著名理论。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看来，如果有外部力量丙出现，内部的甲和乙会联合起来对抗；一旦外部力量消失，内部又进入彼此争斗的状态。巴特却认为，社会结构并非总是团结和整合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内部的甲会主动拉入外部的丙来对抗属于同群体的乙。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研究人物的行动策略和社会变动，而非静态的社会规则。2008年，巴特还用挪威语写过一本讨论塔利班的小书。

巴特的爱人尤尼·威肯（Unni Wikan）也是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2008年6月，他们夫妇联合卑尔根大学的卡培弗勒（Bruce Kapferer）和曼切斯特大学的哈维（Penelope Harvey）给博士生开了门短期课程，叫做“人类学新理论”。这几位都是欧美人类学界的著名学者。巴特自不必说。威肯的专长是性别研究，是挪威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卡培弗勒比巴特略微年轻，以研究国族主义和宗教文化的关系而闻名学界。哈维主要从人类学视角研究公共设施。由于这一不同寻常的师资阵容，我记得丹麦和英国也有博士生赶来听课。

巴特与威肯夫妇

几位老师推荐书目，我们提前阅读，上课时再一块讨论。此外，我们还得向老师提交博士论文研究大纲，给老师讲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再给与相应建议。要求阅读的四本著作既有人类学理论的总结，也有详实的民族志专著，分别是：伊文斯（T. M. S. Evens） 和汉德曼（Don Handelman）主编的理论著作《曼城学派》（2006）；施韦德（Richard Shweder）和古德（Byron Good）主编的的《同事眼中的格尔兹》（2005）；诺克（Margaret Lock）比较日本和欧美器官移植的专著《二度死亡》（2001）；罗安清（Anna Tsing）研究印尼行政官员、环保行动者和森林原住民纠缠关系的民族志《摩擦》（2004）。

上课在人类学系拐角的研讨会专用教室进行。老师同学围成一圈，从巨大的玻璃窗看出去，不远处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巴特谈及从英国老师那里学到的精细田野调查方法的重要性，说格尔兹的理论出自哲学和文学评论，而不是田野调查。显然，他对格尔兹借用其他学科理论解释田野材料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威肯打趣说，这是因为格尔兹的名气比你大，言下之意是巴特嫉妒人家。不过威肯又说，巴厘当地人告诉她，格尔兹是个挺害羞的人，做田野与人交谈时总用手把脸掩住。

巴特认为，人类学研究的关键是从田野中发现的丰富事实出发去提炼理论，而不是用已有的理论将这种丰富性稀释掉。他对格尔兹的批评并非纸上谈兵。1985年到1992年间，巴特夫妇就曾到格尔兹研究“斗鸡”的巴厘岛做田野调查，分别写出了专著《管束躁动之心》（1990）和《巴厘诸世界》（1994）。他们认为，格尔兹把复杂的巴厘世界缩减成了静态的、精美的公共性文本。威肯主要从个人心理的路径展开批评，巴特从他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探讨的知识人类学入手。在他笔下，巴厘岛包括古老的本地民间传统、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他将人物行动、知识流动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呈现了一个立体而丰富的多重文明世界。

巴特参与撰写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

在谈到曼切斯特学派的开创者格拉克曼时，巴特觉得他的田野调查不够扎实，不少资料是从殖民行政官员那里获取的。卡培弗勒是格拉克曼的学生，听了巴特的评论，未置一词。他在巴特创建的卑尔根大学人类学系就职，想必是得到了巴特的支持。可见师承的不同并未影响他们欣赏彼此的学术。巴特的博士导师利奇（Edmund Leach）与格拉克曼是学术上的对手，存在激烈的学术争论。虽然格拉克曼的研究源自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强调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利奇的研究源自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强调个体生物和心理需要的功能主义理论，但他们在探讨社会冲突和社会过程方面又有不少相近之处。1966年，美国人类学学会邀请格拉克曼和巴特做主旨发言。据说格拉克曼很紧张，担心自己被这位学术新星盖过了风头。后来的事实证明，巴特的讲演的确反响更好。

与不少欧美学者连环炮式的发言风格不同，巴特语气温和，但却透露出鲜明的学术立场。不会因为对方是学术名家就大加吹捧，也不会因为对方是无名小卒就视而不见。一位系里的教授告诉我，在她临近毕业时，评审委员会不同意其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巴特用他的学术影响力给与了大力支持，力证这是有价值的人类学研究，最后才顺利拿到了学位。

在课堂间隙，我告诉巴特，他的斯瓦特巴坦人的专著翻译成了中文。他问我这本书翻译的质量怎么样，当我说翻得挺好的时候，他露出标志性的微笑，点了点头说，太好了。作为学者，他关心的是译作是否准确的传递了自己的想法。

巴特的腿部患有关节炎，行动不方便，逐渐不怎么到系里来了。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给学生正式上课。再到后来，由于生病，在家也很难呆下去了，不得不住进了养老院。我就没能在楼道里再碰到他了。

治学之道

与平时的阅读体验有别，我是先认识巴特这个人，再慢慢了解他的学问的。

巴特1928年出生，父亲是地质学家，母亲是有着艺术爱好的家庭主妇。1946年，由于父亲到芝加哥大学做访问教授，巴特到那里读人类学硕士。他的老师包括提出“大小传统理论”的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同学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49年，巴特硕士毕业，回到挪威，在奥斯陆大学读博。当时，北欧大学里起主导的是德奥传统的民族学，侧重物质文化的收集和整理。巴特心仪英国式的社会人类学，基于自己在库尔德地区的田野材料完成了论文。可是，挪威没人能够审查他的论文，于是学术委员会将其寄到英国进行外审。埃文斯-普理查德是外审专家，给出的意见是田野调查时间不足。给出这样的评审意见，我想除上述原因之外，前者强调人物行动的研究框架和后者强调社会结构的路径并不吻合。

巴特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换位思考，如果你自己经过千辛万苦完成的博士论文没有通过答辩，想必是万念俱灰。两年后，福柯在相邻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也有类似遭遇。

巴特并没有被击倒。他才二十五岁，还很年轻。他把目光投向了英国，打算跟着他心中最好的人类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斯（Raymond Firth）读博。可弗斯要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没时间带他，不过说可以跟着他的学生利奇读书。利奇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调到剑桥大学，就这样，巴特到了剑桥。巴特第一次见着利奇，没用几分钟，就“爱上”了这位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弗斯提出基于人物行动的动态“社会组织”概念，以区别于学界之前的静态社会结构概念。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1954）这部名著里，探讨平原和山地人群互动而展开的政治过程。这些理论都影响了巴特后来的研究。

巴特著《巴厘诸世界》（1993）

1957年，巴特拿到博士学位，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二是回到故国挪威。他尝试过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上过课的学生包括写作《献给祖先的猪》（1968）的著名人类学家拉波特（Roy Rappaport）。但巴特并不习惯美国快节奏的学术环境，认为它不利于个人学术研究的开展。他决定还是回到挪威。奥斯陆大学旧有势力把这位拥有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且具有人格魅力的年轻人视作威胁，回那里已经不可能。巴特还在奥斯陆大学读博时，身边就聚集着一群年轻人，经常在大学博物馆的阁楼讨论人类学。

但巴特此时获得了独立发展学术机构的机会。位于挪威第二大城市的卑尔根大学要建立社会人类学系，认为巴特是合适人选，双方一拍即合。1961年，巴特成为了挪威乃至北欧首个社会人类学系的创建者。不过，与哥伦比亚大学在国际学界的显著地位不同，卑尔根大学地理位置较为偏僻。

学术研究受制于各种现实处境。政策支持与学界前辈关系好坏会影响论文的发表、科研经费的获取、职称的晋升等。但巴特在卑尔根大学有主导权，既可凭此与欧美其他人类学家进行学术交流、了解最新动态，又不必深陷于他们内部的各种权力纷争。

“如果我去了世界人类学的中心机构，只会成为复杂知识分工轮胎上的一个齿轮”，巴特如是说。偏居一隅的好处是能够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他的努力获得了认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有两个最具活力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分别是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组建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和巴特在卑尔根大学创建的社会人类学系。

巴特著作《族群及其边界》初版

巴特和同事经常就社会人类学的根本议题进行讨论，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族群及其边界》。社会科学乃至公众长期流传着人类群体、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三合一的观念。巴特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相同的文化元素存在于不同的社会是常态，但人们会策略性地运用它们，以此区别于其他群体，所以是社会行动而非文化意义才是界定族群的关键。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说，巴特是最早破除单一社会研究模式的两位人类学家之一，所言不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格尔兹的阐释理论在人类学的影响到达顶峰，巴特的研究重心也从政治生态转到了知识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从语言学那里获得启发，用一套结构主义的方法处理文化间的各种关系。格尔兹从解释学获得灵感，把文化看成是当地人解释世界的文本。而巴特更多是基于田野材料，从人物行动和社会场景着手，探讨知识在不同社会和人群间的流动和生成情况。

1989年，巴特获得人类学的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在名为“上师与巫师”的赫胥黎同名讲座中，巴特探讨了美拉尼西亚和东南亚对待知识的不同方式如何形塑了两个区域的社会风貌。在前者，知识被视作只有巫师才应该知道的秘密，而在后者却相反，知识的价值在于为人所知，上师应该尽量将其向大众普及。因而，在美拉尼西亚，即使相邻的部落，社会样貌也存在差异，而在东南亚，跨越不同社会的文明传统却是常态。

人类学家分几种，做一个田野的、做两个田野的，和像巴特那样做多个田野的。巴特做多个田野的目的在于获得开阔的视野，在人类学一般问题上有所贡献，而不是成为区域研究专家。伊拉克、巴基斯坦、挪威、波斯、新几内亚、巴厘、不丹等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巴特的田野足迹。几乎每做一次田野，巴特都有一本详实的专著问世。一本民族志专著要经过田野调查、阅读研究和伏案写作等阶段，少则五六年、多则十余年才能完成。终其一生，大多数人类学家只有一到两本这样的著作。巴特所做的田野之广，民族志专著之多，实属罕见，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人类社会如何运行的了解。这是他对人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实实在在的贡献。

巴特在新几内亚田野中与主要报道人在一起

通常而言，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只是完成了收集材料这个步骤，而巴特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田野调查方法，把收集和分析材料这两个步骤合二为一。在田野之前确定研究主题，在田野中边收集资料边分析，当田野结束，研究也基本完成。

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巴特认为观察和感受远比访谈重要。从一位同学那里，我听到过这样的趣闻。巴特开始田野时，就在边上静静的待着，不主动跟人说话。时间久了，当地人按捺不住，过来对他问这问那。就这样，他以一种不打扰人的“守株待兔”方式开启了田野。

与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保持一致特别重要。在斯瓦特，他穿着具有当地特色的白色上衣；在不丹，他身着僧人的长袍，身体微倾听他们讨论经文；在挪威西部，他与渔民在船上同吃同住，瘦了几十斤；而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他跟着吃番薯，田野结束时，肚子变得圆鼓鼓的，和当地人一样了。

主动向中国同行学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巴特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聘专家，受邀到中国评估西南水电工程的移民情况。他想趁此机会了解中国人类学的现状，跟中国同行交流，向他们学习。但在那时，中国人类学开始学科重建不久，与西方学界的交流有限。尽管巴特早已名扬学界，但中国同仁并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人类学的重镇之一。巴特通过挪威驻华使馆，打电话到那里的民族学系，说有一位挪威的人类学家想来交流。接电话的是杨圣敏老师，但不知道对方是谁，出于尊重，邀请巴特来做讲座。张海洋老师告诉我，巴特当天的讲座题目与族性相关，他任翻译，杨圣敏主持，参加的还有纳日碧力戈和郝瑞（Steven Harrell）等老师。多年后，杨圣敏这样回忆“不速之客”的来访：

我还记得1993年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的那位巴斯（Fredrik Barth）教授来我们民族学系访问，当时他自己通过挪威驻华大使事先来找我们联系，希望专门来我们系和研究所学术访问。当时我们还没有叫学院，我们还叫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我当时是副系主任，负责处理这个事，我就跟系里各位老师通报说，奥斯陆大学有一个巴斯教授要来，需要我们接待一下，而大家都不知道巴斯是何许人也。其实当时巴斯在国际人类学界有关族群理论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有名了。过几年后我们才知道在国际学术界那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可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人。

由于以上原因，这次交流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存在这样的遗憾，巴特与中国人类学的两位奠基人费孝通和林耀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关联。前面提到，巴特想跟着弗斯读博没有成功，但他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邀请彼此到自己所在的机构开展学术交流。除了马林诺夫斯基之外，弗斯正是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位导师，也是他帮费孝通将江苏开弦弓村的田野资料确定为博士论文选题。

巴特的博士导师利奇是费孝通的同门。1981年，费孝通前往伦敦领取赫胥黎奖章，还和这位老同学在他剑桥大学的办公室漫谈了一下午。威肯告诉我，一天晚上，巴特感觉很不对劲，担心利奇有什么状况。第二天一早，他给利奇的儿子打电话，才知道敬爱的导师于昨晚去世了。我想要是对老师没有深厚的感情，巴特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由于利奇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一书对中国人类学的早期社区研究有不少批评，他这个名字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所熟知。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启和老同学评论的时间基本重合。直到去世，他还在回应利奇问题，比如怎样认识中国、学术研究的价值、本土人类学的合法性等等。可以说，利奇通过费孝通间接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学术。

费孝通，1986年。

巴特与费孝通的另一位挚友雷德菲尔德也有师承关系。1946年至1949年，巴特读硕士时，雷德菲尔德是他的老师之一。那时费孝通和雷德菲尔德往来密切。费孝通1943至1944年访美时曾住在雷德菲尔德的庄园。1948年，在费孝通的邀请下，雷德菲尔德一家来到了清华大学。由于时局变动，又不得不提前离开。或许受到与费孝通等中国学人的启发，雷德菲尔德回美后不久就开启了比较文明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巴特与雷德菲尔德没有很近的私交，但学术上所受的影响是明显的。沃尔夫（Eric Wolf）就曾指出巴特的知识人类学研究接近于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研究。

费孝通晚年开启了“学术自述与反思”，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老师潘光旦早年所指出的“只见社会不见个人”。可惜由于与西方学界的隔绝，他没有留意到自己的导师弗斯、同学利奇、好友雷德菲尔德和晚辈巴特，已经就如何“既见社会又见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写出了专门的民族志专著。

1945年，美国人类学家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路过奥斯陆。正是跟他接触，巴特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巴特后来注重人物行动的研究，应该与阿伦斯伯格在人类学的早期启蒙有关。阿伦斯伯格与林耀华存在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37至1941年，林耀华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和年轻老师阿伦斯伯格关系要好。与文化人格学派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不同，阿伦斯伯格和同事查普利（Eliot Chapple）属于人类学的新派，注重从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社会的变动。林耀华加入到了这股新的学术潮流。正是在阿伦斯伯格的鼓励下，他写出了经典作品《金翼》。或许，由于阿伦斯伯格共同影响了巴特和林耀华，我们才会看到两人的研究路数接近，都注重人物行动和社会历程。

林耀华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巴特和林耀华应该还见过面。19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得到重建，林耀华重启与西方的学术交流。1982年，应哈佛人类学家梅伯利-路易斯（David Maybury-Lewis）之邀，林耀华参加美国民族学会一百四十周年年会，主题为“族体和多元主义”。巴特也是与会者。两位都提交了论文，都在全体大会上做了发言。两年后，他们的论文被共同收入梅伯利-路易斯主编的《多元社会的前景》一书。在回顾这段交流时，林耀华谈到西方人类学的主题有从功能主义到族群研究的转变，或许与他和巴特的交流有关。

万物皆流

2019年8月底，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半年多的外审，终于可以答辩了，漫长的博士学习生涯终于要告一段落。挪威人常说，一个人一生可能结几次婚，但却不大可能拥有几个博士学位。在系里为我举行的庆祝晚宴上，老师们祝贺我，就像祝贺从没下蛋的母鸡终于开了张。

此时我才意识到，虽然我研究的是戏曲普法，但其实受到巴特的知识人类学理论不少启发。那时他已经去世几年，威肯感冒了，不能参加答辩仪式和庆祝晚宴。不过她告诉我，在我回国之前，一定要见上一面。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在系里的公共休息室等她。外面下着大雨，她仍然如约而至，披着一件雨衣，头发和衣服有些许淋湿。我把博士论文给她，感谢她过去多年的帮助和鼓励。她给了他们夫妇的几本专著，说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她这样写道，“致尹韬，人类学同行，巴特应该会赞赏你的研究，祝愿你在今后的职业生涯好运，威肯”。于我这个经历了太长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巴特夫妇关爱晚辈，也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有所期待。

正在为本文作者签名的威肯

我和她聊了未来的研究计划，比较费孝通和巴特的知识人类学研究，威肯对此表示鼓励。她还跟我谈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所写的巴特学术传记。当埃里克森在准备那本书时，巴特希望埃里克森去养老院对他进行访问，但他没怎么去。这样一解释，我才明白这本传记多是关于巴特在人类学方面的定位，但对传记主本人自己的话语着墨不多的原因。或许，埃里克森有自己的考虑，不想让传主的想法影响自己的写作。

埃里克森著《游牧的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克的人类学旅途》，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我打算去拜谒巴特的坟墓。威肯告诉了我巴特墓地的大致位置，给我手绘了简单地图。第二天，我和系里一位老师乘坐地铁，从学校出发经过四五站就到了。墓园很大，蓝天之下，绿色的草地延伸到了森林边缘，墓碑一排排的伫立着。可我们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巴特的坟墓，不得已又返回到墓园门口问守陵人。按照他指的方向，我们在几棵松树的边上，猛然间看到了巴特的陵墓。它太不起眼，只有不到半人高的墓碑，藤蔓环绕，前面是三两丛紫色和粉色的花、一盏黑色的灯。与通常被切得方正和打磨得光滑的墓碑不同，这是一块天然的石头，流水般的纹理清晰可见，上面刻着逝者自己的手写签名和生卒年。

弗雷德里克·巴特的墓碑

我没有问巴特的坟墓是谁设计的，墓碑出自哪里。巴特很喜欢石头，曾经不远万里从新几内亚的部落带了石头回奥斯陆，并在讲座中用它们来展示当地的社会构成。我在想，墓碑是否是新几内亚朋友的馈赠呢？不管怎样，这块墓碑与他治学和为人的理念是一致的。巴特的过程理论强调万物皆流，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探讨事物背后的生成过程，而非清晰的社会边界和静态的结构理念。如流水般坚忍和博大，巴特不管对方的地位如何，都保持一种谦虚恭谨的态度。

本文作者2019年夏在卑尔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资料室，背后书架上有巴特的照片。

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记得他的微笑，只因它藏着治学和做人的智慧。我相信，巴特的微笑会激励一代代与他见过面或没见过面的人类学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