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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同人文学”:奥维德《拟情书》中的爱情与女性

刘淳/主讲 王芊芊/整理
2026-08-01 10: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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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5日,四川大学古典学系举办了第四场西方古典学新书分享会,邀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刘淳副教授分享其新作《奥维德〈拟情书〉译注》。刘老师从创作背景、内容、形式及相关的翻译问题入手,系统探讨了该书的艺术特色与学术价值。本次分享会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由庞霄骁老师主持。

[古罗马] 奥维德著,刘淳译注,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出版,765页,138.00元

分享会的第一部分,刘淳老师首先对《拟情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拟情书》由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创作,是一部由21封书信组成的爱情诗集。书信的作者和内容均为虚构,奥维德以希腊神话中的著名女性为视角,以她们的口吻写信给离弃或者离开她们的爱人,抒发哀怨之情。奥维德通过对这些经典神话的重写和改写,凸显了早期文学中缺乏的情感和爱欲主题。刘老师巧妙地将这种创作手法比作现代同人文学——保留原著人设却注入新情节,类似于中国古代文学中《金瓶梅》对《水浒》人物的再创作。其形式为哀歌双行体(elegiac couplet)。这种格律源自古希腊,最初用于悼亡,其后题材大大扩展;而在罗马人那里主要用来书写爱情诗。针对该书存在《女杰书简》、《列女志》或《拟情书》等多个译名,刘老师虽然肯定南星老师《女杰书简》这一译名,认为它更为符合罗马译名Epistulae Heroidum的字面意义,但也指出,“女杰”一词在中文语境下可能存在文化误读。而“拟”一字更能体现虚构性,因此在其新书中采用《拟情书》这一译名。至于文本真伪问题,有学者质疑全书21封信是否均为奥维德所作,学术界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大部分篇目是奥维德所作,且即使部分情书可能是伪作,其艺术水准和统一性仍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该作品曾被认为过于哀怨、重复,但其艺术性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重新评价,艺术评价有所回升,受到更多重视,被认为具有丰富的变化和创造力。

分享会的第二部分主要围绕《拟情书》的文本构成和艺术特色展开。从文本构成上看,《拟情书》由单篇书信(1-15)和往还书信(16-21)构成。单篇书信是奥维德的早期创作,是女性角色写给缺席爱人的单向书信。其内容具有独白特质,写信人不能预设信件能安全寄达,也不期盼回复。每一封信都是情感在特定时刻的自我封存,构成饱满的戏剧独白。往还书信(16-21)是奥维德在流放期间的创作,是三对男女之间的往还通信。一来一往的书信形成一种话语竞争,构建了其互动的修辞空间。在艺术特色上,刘老师以问题为导向,分享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思考的几个问题。第一,《拟情书》以神话中的女性人物为主体,给罗马人的哀歌体爱情诗带来怎样的不同? 第二,诗人与之前已有的经典文本进行了怎样的互动/互文? 第三,奥维德作为古罗马男性诗人,如何构建了不同的女性形象?

针对第一个问题,刘老师认为:重视女性的主体性是奥维德对传统创作框架的革新。奥维德将女性置于第一人称的中心位置,打破了传统拉丁哀歌由男性诗人口吻写作的模式,提供了全新的女性视角。例如,《埃涅阿斯记》中狄多女王的形象与《拟情书》中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女性视角的虚构叙事打破了史诗一贯的男性英雄叙事传统。与此同时,《拟情书》通过希腊神话人物拓展了传统拉丁爱情诗的时空维度。将神话人物引入爱情诗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多打破了罗马贵族生活的局限。

针对第二个问题,《拟情书》中存在许多文学指涉,如第一封信和第三封信中的例子。《拟情书》也存在一些对于现在已经失传作品的指涉,如第八封信。刘老师以第三封信——布里塞伊斯致阿喀琉斯——为例进行了分析,展现了奥维德在女性视角下对于爱情诗传统的颠覆和反转。

同时,刘老师也认为,奥维德对写信时刻的选择也体现出了他与经典文本的互动。奥维德的信件写作具有高度戏剧性。这些信并非人物传记式的全面叙述,而是精心选取特定时刻。奥维德精心选择故事中的关键节点,利用读者已知结局与角色未知信息之间的“信息差”,制造了强烈的戏剧张力。比如阿里阿德涅被弃荒岛的场景,这种写法预设了读者对神话背景的熟悉度,通过瞬间的戏剧张力而非完整故事线来传递情感。奥维德不曾改写神话的既定结局,但他选择了一个让读者“知道得比信里的人更多”的奇妙节点。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第一封信和第十二封信。第一封信体现了奥德修斯离家的二十年间,妻子珀涅罗珀面临的困境——既要抵御觊觎王位的求婚者,又要保持王室尊严。她特别指出奥维德选取的戏剧性时刻:奥德修斯伪装成乞丐归家,而珀涅罗珀对此毫不知情。她正要将信交给“陌生人”本人。这种信息差创造了强烈的张力,既延续了史诗既定结局,又赋予人物心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在第十二封信——美狄亚致信伊阿宋——中,奥维德选取了美狄亚情感最丰沛却未行动的过渡时刻;此时,伊阿宋已移情科林斯公主,美狄亚将遭驱逐,但美狄亚尚未实施复仇,还不曾毒杀新娘并杀死两个孩子。这种叙事选择凸显了他对女性心理的深度探索,这个未决时刻的选择比血腥结局更具文学张力。虽然作为男性诗人的视角可能存在想象偏差,但奥维德展现出了解构不同身份女性内心世界的强烈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聚焦于心理矛盾而非戏剧性复仇的写法,与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处理美狄亚传说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针对第三个问题,刘老师又用第八封信——赫尔弥俄涅致俄瑞斯忒斯——来说明了这一点。赫尔弥俄涅是海伦与墨涅拉俄斯之女。她被外祖父许配给堂兄俄瑞斯忒斯(Orestes),而父亲出征特洛伊期间又将她另许给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os)。她写信给俄瑞斯忒斯,要求他带兵将自己夺回。她将自己塑造成被夺走的对象,这种叙事模式与她母亲海伦的经历惊人相似。赫尔弥俄涅的童年缺失,如同现代心理学中的留守儿童,母亲私奔、父亲长期征战,这种家庭结构的破碎深刻影响了她的情感诉求。她对母亲复杂的情感——既陌生又向往,这种矛盾心理折射出童年缺失带来的自我认同不稳定。赫尔弥俄涅刻意模仿母亲被争夺的叙事模式,将两段婚姻包装成男性竞争关系,本质上是在复刻母亲海伦的命运轨迹与自我戏剧化的表现。这些仍旧是奥维德对于女性心理的想象,体现了他的特定兴趣偏好。

最后,刘淳老师用“奥维德给他的女性人物带来什么”这一问题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奥维德给他笔下的女性带来了独白的空间。虚构书信更像是放大的内心独白,奥维德让这些女性人物获得了不被打断的绝对发言权,让读者聚焦于她们的遭遇。同时,他也营造了一些时间的悬念。诗人极其狡黠地为女主人公选择了书写书信的时间点,使宿命的必然结局与人物此刻的内心纠结,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张力。最后,他带来了许多被构建的女性书写者。包括写信的女子,对自我形象的构建,以及自己与收信人关系的界定和奥维德对这些女性人物的构建(古罗马男性诗人的想象)。刘老师指出,现代读者会从不同角度解读作品中的性别观念,比如学者E.Spenzou认为,这些女性的爱欲注定是失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就是失败者。《拟情书》中的女性人物身处备受局限的世界,却仍拥有一个有力的工具:书信。书信令她们成为作者,可以呼应男性主导的经典。

作为补充,刘老师提到了关于中文译注本的一些特点。首先,翻译采用了“异化”原则。本书中更多保留原文的形式、保留那些原有的张力,甚至是那些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看起来有些许“别扭”的地方。其次,选择了拉中对照排版的哀歌双行体。单数行字数比双数行字数略长,在排版上刻意错落,以再现古典双行体中一唱一叹、盘旋跌宕的悲歌节奏。最后,加入引言和学术注释。《奥维德〈拟情书〉译注》兼顾大众阅读与严肃古典学专业研究需求。每封信皆有介绍背景的导言和详细的注解,力求勾连出宏阔而精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互文脉络。

在互动环节,与会的听众围绕宋词当中男子作闺音的传统与奥维德《拟情书》的比较;第三封信(3.24)中化用《伊利亚特》问句的手法等问题提出疑问,刘老师也一一作了解答。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彭珊珊
    图片编辑:张颖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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