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留书、还价与钞书：书商王文进致顾廷龙尺牍中的书籍史细节

现代书商致顾廷龙先生尺牍

书籍作为兼具商品属性与知识载体的特殊物品，其流通体系催生出书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书商不仅需要掌握与书籍有关的专业知识，还要精通文人学者的交往之道，才能在书籍流转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甚至成为推动特定时期文化学术发展的隐性力量。然而，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慨叹的“书棚阙史”那样，二百年来琉璃厂书肆林立，却鲜有黄丕烈式愿为书商立传者。因此，除了个别书商因藏书家题跋或学者记载得以留名，绝大多数书商则隐身于营业书目与经手书籍之后，最终成为湮没于历史洪流中的“失踪者”。

开展书商研究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文献不足征”，其原因是书商群体本身罕有著述传世，而书籍交易涉及议价策略、营销手段等商业机密，具有天然的封闭性。此类原始材料随着时代变迁逐渐亡佚，导致研究者常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而突破这一窘境的关键，无疑需要研究者深度挖掘公私文献中的相关信息，努力重构书商群体的工作世界，从而填补学术史与书籍史研究中的这一重要缺环。

顾廷龙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数年前过眼了一批现代书商致顾廷龙先生的尺牍，细读这批尺牍，特别是与已出版的《顾廷龙日记》及相关史料对读后会发现，其中这些书商如何为当时合众图书馆买书、换书、配书的诸多细节非常详富，堪称现代上海书籍史研究一座小型宝库。同时，这批书商尺牍因体量巨大，所涉书人书事亦头绪繁杂，此处仅摘取王文进尺牍五通略作解读，在考证其撰写时间、内容的同时，尽力还原王文进售书给合众图书馆的具体细节，进而为现代上海的“书棚阙史”补上一个难得的案例。

《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

与日记互证：王文进五通尺牍撰写时间考

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是民国时期“斐声当世”的著名书商，董康在《文禄堂访书记序》中将之比为“今之钱听默、陶五柳”一类的古书掠贩家。检之合众图书馆相关文献可见，在合众创建的最初几年中，王文进频繁出现于合众图书馆的购书活动中。当然，因为新发现的这五通王文进尺牍，作为书商的他是如何售书给合众的具体细节才得以浮出水面。在此，我们结合《顾廷龙日记》所记载的相应内容，对这五通尺牍的撰写时间进行考证，先来看其中一通尺牍内容：

《莫高窟藏目》三册，贰佰元 《嘉业堂藏目》六册，贰佰元

《适园诗集》卄四册，五百元 《沪上题襟集》五册，壹佰五十元

《秋水轩集》八册，贰佰元    《随轩诗集》四册，壹佰元

《严文靖公集》三册，壹佰元  《白溇集》三册，壹佰贰拾元

《陶庐补咏》二册，卅元      《陈一斋集》一册，十元

共作五件寄。

以上按联币价八折，祈择留。如一宗留作为七折。前承属开丛书各种，附呈一单，皆普通，因未列价，有要者示知为荷。此请顾先生台鉴。王晋卿启。六月廿五日。附《金瓶梅词话》零叶，乞集锦。

王文进“六月廿五日”尺牍

这通尺牍的内容是关于王文进与合众图书馆之间的书籍交易的，信中列出欲售之书十种及具体售价。从落款来看，其撰写时间为“六月廿五日”，这通尺牍中所列之书有《莫高窟藏目》《嘉业堂藏目》《适园诗集》《沪上题襟集》《严文靖公集》等数种，检之《顾廷龙日记》，1942年6月28日所记如下：

文禄堂寄来《严文靖集》（丁初我从万历本钞得），袁景澜《适园诗集》初稿（同时人潘瘦羊、刘禧延等手校、题词甚多，邑志作学澜，误），《嘉业堂藏书志》稿（董康撰，未全，未成者），又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略有记述，见罗氏景印者亦不少，须一校之）。（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49页）

将顾廷龙6月28日记与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这通尺牍相比，我们发现，尽管尺牍所列部分书名与日记中所记各书书名略有出入，如尺牍中的名称为《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在日记中则为《严文靖集》《嘉业堂藏书志》稿，而尺牍中的《莫高窟藏目》，在日记中则记为“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虽名称有别其实应指同一书籍。在此，我们可举一直接证据，那就是袁景澜《适园诗集》，无论是在王文进的尺牍中，还是在《顾廷龙日记》中，这一书名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如此，则可以推断的是，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与《顾廷龙日记》记载的6月28日当为同月之事，因此，这一尺牍的撰写时间应当就是1942年6月25日无疑矣。

这批王文进致顾廷龙尺牍共有五通，以上据《顾廷龙日记》考证署款时间为“六月廿五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为1942年6月25日。而其馀四通尺牍的署时形式与“六月廿五日”这通颇为近似，是只署月日而无年款的，他们的时间分别是“三月十九日” “三月廿三日”“三月廿五日”“四月三日”。那么，这四通尺牍的撰写时间是与“六月廿五日”这一通同一年，即也是1942年，还是其他不同的年份呢？

王文进“三月十九日”尺牍

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这四通尺牍中，并从内容中去寻找佐证写信的时间证据。我们先从“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入手，笔者注意到这通尺牍中有“又今买到董氏书，甚昂，内罕者亦寄上”这一信息，检之《顾廷龙日记》可知，文中所说的“董氏书”与《顾廷龙日记》1942年3月9日所记“王晋卿来，携样数种，无可取。渠此次来沪，与李子东忠厚书庄主人合购诵芬室董氏书”（《顾廷龙日记》，224页）的内容是可以对应得上的。换言之，这通尺牍似乎可以确定撰写时间为1942年3月19日。但仔细思量后，又发觉这样来定位时间不甚妥当。因为3月9日的日记才说“王晋卿来”，并与李子东“合购诵芬室董氏书”，“三月十九日”的信中就说已购得董氏藏书，并将“罕者寄上”，这中间没有一点停顿喘息的时间，这样节奏似乎过快。再者，如若王文进当时确在上海购得董氏藏书，并要立即与合众图书馆交易，应当直接送书过去，没有必要再写信并表示要寄上董氏藏书。所以，综合考虑，我们以为“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的写作时间不是1942年，很可能是1943年或1944年。不过其具体是何年所写，看来还是要从尺牍文本中来寻找其撰写时间的隐藏伏线。

正是由于王文进尺牍中寄售书籍时所记包裹数这一信息的提示，我们关注到他“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上也有类似信息：“前日奉函附三十件及四十件清单，今又寄上六十件，共一百三十种，附清单，祈查收择选。”这通尺牍中提及三月十九日那通尺牍中的“三十件”“四十件”的两个包裹数，就凭这一点，基本可以推知“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为1943年3月23日。与此同时，《顾廷龙日记》1943年3月27日有记：“王晋卿又寄书六十包，仍托浙兴业代领。”（《顾廷龙日记》，304页）显然，顾廷龙《日记》中所记的包裹数与王文进尺牍中所说包裹数又是完全一致的，日记与尺牍两两相证，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为1943年3月23日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王文进“三月廿三日”尺牍

此外，从内容上看，“三月廿三日”的这通尺牍与“三月十九日”的这通尺牍也是有联系的。“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中有“前呈附单之《钱湘灵手钞诗集》八册、高棅《木天清气集》二书，今与董君议定一千伍百元正，如留再呈”云云，以此内容检之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其附单中正有《钱湘灵手钞诗集》、高棅《木天清气集》二书，并且这两种书皆是董氏书，故尺牍中有“今与董君议定”云云，所以从尺牍具体内容上，我们也可以依据“三月十九日”这通信的撰写时间来考知“三月廿三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定为1943年3月23日。

再看看“三月廿五日”这通尺牍，我们以为，这通尺牍的撰写年份亦是1943年，理由是这通尺牍中有“前呈之张介侯稿本，不知留否。近售主闻新币又跌，托改为北方币弍仟四百元至少（前言新币万元作罢）”的内容，而关于“张介侯稿本”的内容，在“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中也有提及，云：“前寄张介侯稿本书，今售主云要上海币一万元，去一不可。如留示知”，两通尺牍均提及“张介侯稿本”，且三月十九日这通上张介侯稿本的价格是“上海币壹万元”，三月二十五日这通上的售价则改为“北方币弍仟四百元”，并言“前言新币万元作罢”， 两者相证可知，三月二十五日这通尺牍与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有着前后相接的关系，因为“三月廿五日”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当为1943年3月25日。

王文进“三月廿五日”尺牍

再看看王文进“四月三日”撰写的这通尺牍是否1943年4月3日所写呢？考之尺牍内容，其中有“山东友人之《青藜馆集》等五种，照六折计，免强足本”云云，而三月十九日这通尺牍中的“又示札云《青藜馆》等六折，实难如命。此数种友人自山东来，欠修装，今以八折言定。如不留，作罢；望留下，照寄款”的内容，两札比对，当知所说应为一事，即《青藜馆集》等五种书王文进报价后，顾廷龙在去信中以六折之价还之，王文进起初亦还坚持八折，时隔半月则勉强同意六折之价的过程，如此则可知落款为“四月三日”的尺牍其撰写时间为1943年4月3日无疑矣。

王文进“四月三日”尺牍

以上是对王文进致顾廷龙五通尺牍撰写时间的考证，经过梳理《顾廷龙日记》中的关键信息，并与尺牍内容进行对读，最终推定出这些尺牍的撰写时间分别是1942年6月与1943年3月、4月。利用《顾廷龙日记》与王文进尺牍进行互证对勘，在本节主要分两层面的运用，一是利用信息明确对应的日记内容直接佐证尺牍的写作时间，如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这通报价尺牍，可据日记直接确定其写作时间；二是从细微处挖掘间接关键信息，如尺牍提及的寄书包里数量这样的细节线索，在日记中亦有记载，经过多处对比，进而为其中两通尺牍的撰写时间找到了直接依据。

留书与还价：王文进致顾廷龙尺牍中的书籍交易之内容

较之“六月廿五日”这通尺牍中所列售书书目，《日记》所记内容则更为丰富。如《严文靖集》顾廷龙有“丁初我从万历本钞得”的小注，以此可知《严文靖集》为一钞本，钞者亦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丁祖荫。而袁景澜《适园诗集》初稿上标注“同时人潘瘦羊、刘禧延等手校、题词甚多”云云，说明《适园诗集》不但是袁景澜的稿本，其上还有同时苏州文士潘钟瑞等人手校与题词。《嘉业堂藏书志》稿则有“董康撰，未全，未成者”的注文，《莫高窟藏目》也有“略有记述，见罗氏景印者亦不少，须一校之”的识语。

同时，在王文进这通尺牍的书单中也附列书籍的价格，价格最高者为《适园诗集》的五百元，其次是《莫高窟藏目》《嘉业堂藏目》两书，都是贰佰元的报价，而价格最廉者为《陈一斋集》的十元。可以说，从最高价的五百元到最低价的十元，价格的差距跟书的品质应当是成正比的。而在王文进的这通尺牍中关于出价还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以上按联币价八折，祈择留。如一宗留作为七折”，从民国书商的营业书目来看，从书目报价到购卖时打八折，再到一单全部购藏七折的承诺，只是当时的书业营销的惯常策略，并非是对合众图书馆的特别优待。

那么，对于王文进所开的这批书价，顾廷龙在6月30日记中这样记述：“得王晋卿信，各书价奇昂，无可留，复一片。《莫高窟书录》可备参考，决自传钞之。”（《顾廷龙日记》，249页）显然，日记中所说的“得王晋卿信”就是“六月廿五日”的这通附有书单与价格的尺牍。当然，因为王文进开价过高，顾廷龙才有“书价奇昂，无保留”的结论。所以，可以想见的是，王文进这批的寄售之书，顾廷龙必是复信谢拒的。而顾廷龙认为董康的《莫高窟书录》颇有价值，所以，在拒购文禄堂书籍的同时，又决定自己传钞一部以备参考。

不过，从随后的《顾廷龙日记》的记载来看，文禄堂这批书的寄售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买卖双方关于书价的商量仍在继续。如《日记》7月15日记：“接王晋卿信，《适园丛稿》等允减价。”（《顾廷龙日记》，252页）又9月3日记：“王晋卿来信，《适园丛稿》联钞二百元尚不肯，只可一阁矣。”（《顾廷龙日记》，259页）两则记载联系起来看，可推知的是，1942年6月30日顾廷龙复信拒绝文禄堂后，王文进在书价上做了让步，同意减价出售。而顾廷龙的还价也颇为老辣，《适园丛稿》一书在王文进原价八折的价格上直接报出五折的价格，可能这一价格超出王文进能承接的范围，所以，到9月3日王文进回信时，尚不能接受这一还价，顾廷龙“只可一阁”了。

至于双方关于这批书最终的协商结果，在《顾廷龙日记》中也有记载。1942年10月17日记云：“王晋卿来算帐，留《嘉业堂目》等，计联钞二百八十元。”（《顾廷龙日记》，267页）日记在这里的记载比较含糊，只是说“留《嘉业堂书目》等”，而这个“等”中又包括哪几种书呢？要厘清这一问题，就需要再梳理一下王文进“六月廿五日”的尺牍所列书单，书单内容如下：

《莫高窟藏目》三册，贰佰元

《嘉业堂藏目》六册，贰佰元

《适园诗集》卄四册，五百元

《沪上题襟集》五册，壹佰五十元

《秋水轩集》八册，贰佰元

《随轩诗集》四册，壹佰元

《严文靖公集》三册，壹佰元

《白溇集》三册，壹佰贰拾元

《陶庐补咏》二册，卅元

《陈一斋集》一册，十元

无款书单

如前所说，书单中的《莫高窟藏目》一书因顾廷龙已自钞，故不在议价范围中。《适园诗集》王文进开价五百，合众还价二百元，而王文进一直未允之，再联系这次所付书款只有联钞二百八十元，《适园诗集》多半也不在付款之列。因此，比对上面书单可知，除明确已购买的《嘉业堂书目》一书外，馀下的几种书籍都可能在“等”之列，他们分别是《沪上题襟集》《秋水轩集》《随轩诗集》《严文靖公集》《白溇集》《陶庐补咏》《陈一斋集》这七种古籍。至于这七种古籍是全部或是部分在合众购藏的这个“等”字之列，单从这通尺牍或《顾廷龙日记》的记载中是无法分辨的。不过我们发现，在这批书商尺牍中有一无款的书单，其上所列的正是王文进这次欲售合众之书，更重要的是，书单上还有每种书的价格，具体如下：

退《适园诗集》，廿四册，一百五十元

《沪上题襟集》，五册，四十五元

退《莫高窟藏目》，三册，五十五元

《白溇集》，三册，四十元

《严文靖公集》，三册，四十元

《嘉业堂藏目》，六册，八十五元

《秋水轩集》八册，四十元

《随轩诗集》，四册，廿五元

退《陶庐补杂咏》，二册，十五元

《陈一斋集》，一册，五元

共实洋联钞伍佰元整。二百八十元

细究这一书单可发现，在《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陶庐补杂咏》这三种书之前均有“退”的字样，联系上文分析可知，《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已不在购藏之列，故有“退”字亦属正常，而《陶庐补杂咏》上也有“退”的字样，那么，很可能是这种书也未被合众购藏。当然，为了证实我们对“退”字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所有未退之书的价格进行累加，如果最后的总价等于《顾廷龙日记》记载的所付书款是联钞二百八十元的话，那么，《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陶庐补杂咏》这三种书就肯定是王文进这批书中被退而未购者无疑。

在此，先列出这七种书名与价格，他们分别是《沪上题襟集》（四十五元）、《白溇集》（四十元）、《严文靖公集》（四十元）、《嘉业堂藏目》（八十五元）、《秋水轩集》（四十元）、《随轩诗集》（廿五元）、《陈一斋集》（五元），接着将他们的价格进行累加，具体为45+40+40+85+40+25+5，最终得出这批书价总和为280元。也就是说这七种书的总价为二百八十元，与《顾廷龙日记》所记载的书款联钞二百八十元是完合吻合的。当然，这一等额的总价也说明合众图书馆在10月17日所购买王文进的“《嘉业堂书目》等”古籍，分别是《沪上题襟集》《白溇集》《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秋水轩集》《随轩诗集》《陈一斋集》这七种书，而退还给王文进的则是《适园诗集》《莫高窟藏目》《陶庐补杂咏》这三种书。

在厘清合众图书馆10月17日购进王文进寄售古籍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两张书单上除了书名、册数，还附有每种书的具体价格。当然，这两种书单上的价格是完全不同的。进言之，王文进尺牍所附书单上的价格是他的出价，而另一张书单上的价格则是合众图书馆的还价，下面就将各书的价格出价与还价分列如下：

《莫高窟藏目》贰佰元（出价），一百五十元（还价）

《嘉业堂藏目》贰佰元（出价），八十五元（还价）

《适园诗集》五百元（出价），一百五十元（还价）

《沪上题襟集》壹佰五十元（出价），四十五元（还价）

《秋水轩集》贰佰元（出价），四十元（还价）

《随轩诗集》壹佰元（出价），廿五元（还价）

《严文靖公集》壹佰元（出价），四十元（还价）

《白溇集》壹佰贰拾元（出价），四十元（还价）

《陶庐补咏》卅元（出价），十五元（还价）

《陈一斋集》十元（出价），五元（还价）

各书的出价情况前已分析，最高者为《适园诗集》五百元，最廉者为《陈一斋集》十元。同时，王文进在开价上也有一定的策略，正如他说“以上按联币价八折，祈择留。如一宗留作为七折”，出价的基础上主动打八折，而如果合众图书馆能这一单全部购藏的话，王文进更是主动给出七折的承诺。当然，这些折扣方面允诺也是民国书商们惯用的销营方式。

而顾廷龙从燕京图书馆到合众图书馆，长期从事古籍采购工作，对古籍的价值与价格有着比较精准的认知，当然不会因为王文进的这种先报高价、再许以优惠折扣的营销策略所轻易打动，而是认为这些书价哪怕打过七折，也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才在日记中表示“各书价奇昂，无保留”而致信王文进敬要退还这批书。同时，在顾廷龙表现出对书价不满意之后，王文进也展现出商人务实灵活的一面，他再次致信顾廷龙，并表示“《适园丛稿》等允减价”，这才有了两方的第二次议价。在《顾廷龙日记》中也可寻找到第二次还价的痕迹，在9月3日的日记中有“王文进来信，《适园丛稿》联钞二百元尚不肯”的内容，显然，相较于王文进五百元打八折（四百元）的书价，顾廷龙对此书的还价是直接腰斩一半价格到二百元。

当然，比对上文的出价与还价信息可知，顾廷龙对《适园丛稿》五折的还价幅度只是与这批书中的《嘉业堂藏目》《严文靖公集》《白溇集》《陶庐补咏》《陈一斋集》等近似而已，皆在四、五折之间。顾廷龙还价幅度最大的是《秋水轩集》《随轩诗集》《沪上题襟集》三书，折扣在二三折间，如果按《适园丛稿》五折的还价幅度而最终未能成交的情况来说，似乎还价至二三折的幅度更不太可能成交。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书最终都按顾廷龙还价成交，这一方面说明顾廷龙之前认为王文进所报的书价虚高至少部分是事实。同时，我们不得不佩服顾廷龙与书商进行价格博弈过程的老到与灵活。如《适园丛稿》还价不谐，就“一搁再说”，王文进不肯降价至二百元，最后就直接在还价单上给出一百五十元价格。《莫高窟藏目》一书有学术价值，但王文进也不肯降价，就决定钞录副本。而其他七种则与王文进来回往复地讨价还价，直至基本达到心中的收购价为止。

经此爬梳，我们大体上厘清了合众图书馆在1942年10月17日从书商王文进处所购入的“《嘉业堂书目》等”古籍的具体内容，他们分别是《沪上题襟集》《白溇集》《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秋水轩集》《随轩诗集》《陈一斋集》这七种。同时，为了证实这七种古籍确实被合众图书馆收购，笔者又查阅了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合众图书馆收书随目》一书，其中1942年10月31日的记载表明，《沪上题襟集》《白溇集》《严文靖公集》《嘉业堂藏目》《秋水轩集》《随轩诗集》《陈一斋集》七书不仅登录在册，且旁边有“购自文禄堂”一行注文，从字迹来看，这七种古籍目录的登录者也应是顾廷龙。如此则可从考证与著录这两个层面坐实了1942年10月合众图书馆收购王文进七种古籍是确凿无疑的。

董康藏书与《莫高窟藏目》的钞录

关于王文进尺牍中尚有一可作发覆者，那就是王文进收购董康藏书并售卖给合众图书馆一事。《顾廷龙日记》1942年3月9日所记：“王晋卿来，携样数种，无可取。渠此次来沪，与李子东忠厚书庄主人合购诵芬室董氏书。”据此可知，自1942年3月起，王文进与另一位书商李子东就开始合伙购卖董康诵芬室藏书。也就是自3月起，王文进开始频繁送书至合众以求售，现将《顾廷龙日记》中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三月十日 阅晋卿书样，邱象随《西轩诗草》六卷，钞本，似未有刻本。

三月十三日 王晋卿携书来，有《日观集》一种，朱尔迈撰，侄思赞、仲安所刻。

三月十六日 王晋卿送书来，揆丈选定数种。

三月十九日 文禄堂来，购定《藴愫阁全集》，惟文缺一、二两卷。（《顾廷龙日记》，224-227页）

当然，从以上这些记载中很难判断出王文进所携来的这些书是不是董康所藏。不过，“六月廿五日”的这通尺牍中所列寄售书籍中的《嘉业堂藏书志稿》与《莫高窟藏目》两书显然是与董康藏书有关。关于《嘉业堂藏书志稿》一书，顾廷龙在日记有“董康撰，未全，未成者”的备注。（董康在缪荃孙去世后，曾接手嘉业堂书目的编撰之事，在《刘承干友朋尺牍》中有董康致刘承干尺牍有：“弟数年来为足下编撰《藏书志》，已成十之六七”云云，可作此书为董康所撰之证据也。）《莫高窟藏目》一书在《顾廷龙日记》中则被写成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的书名，有鉴于董康是敦煌研究专家，此处的“董录”当为董康所录。换言之，一者是董康所撰之书，一者是董康所录之书。所以，我们以为，至少这两种书可认为是董康所藏。

而顾廷龙传钞《莫高窟藏目》一书，则是与董康藏书有关的另一件事。上文所说，顾廷龙认为王文进这批书价格奇昂，故对其寄售而敬谢拒之。但认为《莫高窟藏目》一书甚有价值，便自任钞胥之事。在顾廷龙随后的日记中，特别是1942年7月与10月的记载中，多有传钞《莫高窟藏目》事。检之日记，7月的钞写时间为1日、3日、4日、5日、6日、7日、9日、10日、11日、14日、15日、29日、30日、31日（《顾廷龙日记》，250-255页）。10月的钞写时间为15日、16日、17日、22日、23日。（《顾廷龙日记》，266、267、270页）可以看出，顾廷龙是6月30日决计钞录《莫高窟藏目》的，在其后7月中几乎花费半月时间倾力钞录此书，可称相当重视。

同时，关于此书的钞录，在《顾廷龙日记》的记载中亦有一须辨明之事，那就是书名不一的问题。在顾廷龙7月的日记，钞录的书名为《莫高窟书录》，而到了10月的日记中则变成《莫高窟藏目》，正如前已辨明的一样，《莫高窟藏目》在《顾廷龙日记》中被记作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只不过是同书异名而已。此处的《莫高窟书录》与《莫高窟藏目》也是同书异名的记法，道理很简单，在王文进6月30日的尺牍所附的书单中只有《莫高窟藏目》这一种与敦煌相关的书籍，而且顾廷龙在这一段时间内决定要钞录的也只是这一种书。所以，我们以为不论是《莫高窟书录》，还是《莫高窟藏目》，抑或是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都是同一种书籍的不同称呼而已。

此外，此事尚有可抉隐者，即我们在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查询系统用以上三种书名查询后均无结果，但输入作者名董康后，则出现一种名为《敦煌书录》的钞本（董康辑：《敦煌书录》，上海图书馆藏钞本，索书号：线普长406788—89），笔者上手目鉴后发现，此书即是顾廷龙在1942年7月所钞的《莫高窟藏目》一书，在书尾有一则题识云：

卅一年春，王晋卿得董康存沪书籍，有此两册，不题编者。惟为康手钞之本，余留案头录副一通。阅其《书舶庸谈》，拟即从东友借读敦煌写本照片时所移录者也。（钤印：匋簃）

顾廷龙《莫高窟藏目》钞本题识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因为所钞笔迹颇似顾廷龙所书，所钤印的匋簃也正是顾廷龙的斋名。当然，更重要的是题识中所说的“卅一年春，王晋卿得董康存沪书籍，有此两册，不题编者。惟为康手钞之本，余留案头录副一通”的事实，与本文所揭示的此书来源及钞录过程完全一致。由此可知，王文进在尺牍中所开的《莫高窟藏目》一书，另有《莫高窟书录》《董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敦煌书录》三种名称。当然，尽管顾廷龙在1942年没有为合众图书馆购藏董康《莫高窟藏目》的稿本，他为合众图书馆所录的副本现今还是完好的收藏。

行文至此，关于这通尺牍的解读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在《顾廷龙日记》中关于《莫高窟藏目》钞录过程中尚有一疑窦之处，那就是在《莫高窟藏目》最终钞录完成的10月22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顾廷龙记载：“钞《莫高窟书目》竟，确知皆为胡适之所记无误也。”（《顾廷龙日记》，270页）从字面上来看，顾廷龙确实是钞录完了，但从之前的记载来看，《莫高窟书目》原本是当作董康钞录的巴黎、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目，如何在这里又变成“皆为胡适之所记”呢？检视《顾廷龙日记》，发现在10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钞《莫高窟书目》，此目实为胡适之在欧洲阅览敦煌写卷之日记。”（《顾廷龙日记》，266页）看来很有可能是顾廷龙钞录的过程中核查过相关敦煌卷子目录的书籍，发现《莫高窟书目》一书并非董康去巴黎、伦敦所钞录的敦煌卷子目，而是直接钞自胡适之在欧洲阅览敦煌写卷之日记。那么，这一说法是否确实呢，笔者以上图《敦煌书录》钞本的内容来对照《胡适日记》1926年9月至12月旅欧时期日记的内容后，发现两者并不相同。又据近期学者研究成果可知，《敦煌书录》一书确乎为董康所著。（可参见梁帅：《董康访书事迹新考（1926-1927）——兼谈〈书舶庸谈〉（九卷本）的“虚构”日记。《励耘学刊》2023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351-379页；郑昊：《董康与〈敦煌书录〉：中国学者对英、法藏敦煌文献的首次钞录》，《敦煌研究》2025年第6期，130-138页；史睿、王楠《董康〈敦煌书录〉的初步研究》，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591-604页）同时，另有上图顾廷龙钞本及日本关西大学内藤钞本两种存世（参见玄幸子、高田时雄：《内藤湖南敦煌遗书调查记录》，关西大学出版部，2015年），而上图顾廷龙钞本即本文所考证的，其自王文进尺牍中售卖的《莫高窟书目》钞录，这样的证明不仅逻辑自洽，而且足以形成证据完整的死循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怀疑之处的。那么，顾廷龙“钞《莫高窟书目》，此目实为胡适之在欧洲阅览敦煌写卷之日记”这样的认知又从何而来了。

顾廷龙《敦煌写本阅读记》钞本书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再次查阅了上图有关敦煌文献的稿钞本，发现其中有一种书名为《敦煌写本阅读记》的精钞本（《敦煌写本阅读记》，上海图书馆藏钞本，索书号：线普长406787），从笔迹来看，与《敦煌书录》为同一人所钞，即亦是顾廷龙所钞。此种钞本书尾有顾廷龙亲书一段题跋：

此册底本用董氏诵芬室格纸，字迹一望而知出于钞胥者。书中未有署名，以余观其言行及所札记，知为适之先生旅欧读书日记也。其中空格、缺字必西人名字及西文原句，为钞手所不能摹写而留出者，此册所记皆阅读敦煌写本为多，想董氏之所传钞亦为此，因题曰《敦煌写本阅读记》，俾检敦煌数据者易得参考也。卅一年十月，廷龙识。

当然，这节跋文将顾廷龙为什么会单独钞此本《敦煌写本阅读记》的原因说得比较清晰了。《敦煌写本阅读记》的内容也是来源于王文进所售卖的董康《莫高窟藏目》稿本一书，只不过在顾廷龙的阅读后发现，这部分内容并非董康在欧洲时所录钞的英法敦煌写本，而是他日记中所说“适之在欧洲阅览敦煌写卷之日记”。同时，我们以《敦煌写本阅读记》与《胡适日记》1926年旅欧日记中的相关内容作比较，发现两者完全相同。所以，顾廷龙在1942年10月22日钞《莫高窟书目》竟，发现“确知皆为胡适之所记无误也”的内容，其实并非董康所著的《敦煌书录》的内容，而是《莫高窟书目》中另一部分内容。同时，顾廷龙为了与董康《敦煌书录》一书相区别，才将这部分内容另钞成一册，并名之为《敦煌写本阅读记》。

顾廷龙《敦煌写本阅读记》钞本题识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王文进的这通尺牍中，王文进在这通尺牍的《莫高窟藏目》一书后明确标注为三册，而顾廷龙在他钞完董康的《敦煌书录》后题识说“王晋卿得董康存沪书籍，有此两册，不题编者”，此处明确的说是二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一下，二册之外的那册是不是就是钞录的《胡适日记》1926年旅欧日记中的敦煌写本的内容呢，似乎这样的推测是可以成立的。同时，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顾廷龙1942年7月的日记中，钞录《莫高窟藏目》一书时书名变为《莫高窟书录》，因为这部分内容确实就是董康所著的《敦煌书录》。而到了10月的日记中，其钞录的书名则又变成《莫高窟书目》，因为顾廷龙认为这一《莫高窟书目》其实就是《胡适日记》1926年旅欧日记中的敦煌笔记而已，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顾廷龙在《莫高窟书目》钞竟之后，将这一钞本题名为《敦煌写本阅读记》了。

馀论

显然，如果没有王文进致顾廷龙的这批尺牍的出现，以及我们通过多种相关文献的互证对勘，去努力追溯其中所隐藏的草蛇灰线般的书林秘史，即使是那些怀揣朝圣之心来拜观这些珍本古籍的后人，也无从知晓这些古籍在入藏合众图书馆之前，所经历的辗转递藏、议价交易、一再传钞的般般诸状。所以，这批书商尺牍不仅仅是普通的贩书者通信，而是现代书籍史上鲜活的第一手史料，它的发现不仅弥补了以往书商研究中“文献不足征”的遗憾，更促使我们发覆了一段几近湮没的“书棚阙史”。在这里，尘封于尺牍旧纸中的贩卖者与购买者得以同时现身，他们之间因留书与还价而产生的种种精彩之交易过程，与这些古籍所经历的流传播迁的“前世后身”一样，具具显彰于书籍史之中矣。

探析至此，1942年10月王文进与合众图书馆的这桩书籍交易事的梳理工作原本也可以画上句号了。只是，关于如何推进顾廷龙研究的继续深入，特别是利用尺牍、日记这样的私人材料进行顾廷龙及相关书籍史的研究，此处不妨再赘述数语。

坦率地说，过往的顾廷龙研究多着力于典籍版本、目录校勘、文字训诂等文献学层面的考辨梳理，就是涉及顾廷龙图书馆事业的内容也是以宏观叙述为主，这些研究不能说不重要，只不过总体上偏重于顾廷龙学术层面的梳理、评价与总结，大体可见顾廷龙的“其学”之轮廓，但却鲜有触及顾廷龙先生个体生命与日常轨迹的内容，可以说是难见“其人”的。

笔者近几年频繁使用《顾廷龙日记》及上图所藏顾廷龙与友朋间往来尺牍来还原其志业与人生，《顾廷龙日记》中记录其日常起居、人际交往、治学琐事、心境起伏等诸多内容，而往来尺牍之中更留存了亲友往来、学术切磋、事务沟通的诸多细节，如本文所披露的这批书商致顾廷龙的尺牍，以及其中所关涉的大量书籍交易活动，这些私密性的内容在顾廷龙诸多公开出版的学术著述中均是不见踪影的。因此，笔者以为，在顾廷龙研究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那些私人性的材料，特别是从尺牍、日记中去窥见他读书治学、事务处理、人际交往及家庭日常的更多细节，进而填补了顾廷龙研究中“其人”的空白，让顾廷龙研究从典籍版本的考证，延伸到对他的个体生命、治学交游更为细密的考察，让顾廷龙研究更具温情与厚度，并最终还原顾廷龙这位学术大师与图书馆事业家“其人其学”的立体而又真实的全貌。

（本文部分内容将刊载于《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第六辑，今得作者授权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