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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目镜观|“小骂大帮忙”:最高法院如何选择性制衡特朗普2.0(上)
如果说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政治是一场持续加速的真人秀,那么2026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突然走到舞台边缘,提醒这位导演兼主角:灯光可以更刺眼,剧情可以继续反转,胜利宣言也可以照旧响起;但戏仍得在宪政舞台上演,舞台本身不能被踩塌。
这正是今年上半年美国政治耐人寻味的一幕。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似乎已经突破了第一任期曾经困住他的多重边界。共和党高度特朗普化,国会两院在党派逻辑下难以形成实质制衡,行政令和紧急状态宣言成为白宫最顺手的治理工具;主流媒体、传统精英、行政官僚和利益集团,也很难再像2017年至2021年那样构成稳定阻力。看上去,美国三权分立的经典叙事正在迅速褪色,行政权一家独大的格局呼之欲出。
然而,最高法院在若干关键案件中的出手,又让这个判断变得没有那么简单。它限制了白宫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扩张关税权的空间,维持了出生公民权的宪法边界,也在特朗普试图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一案中,至少暂时守住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防线。一个由保守派以六比三占据多数,且其中三位大法官由特朗普本人任命的最高法院,并没有完全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权力附庸。
问题由此产生:美国制度是否真的已经走向失控,还是仍然保留着某种自我纠偏能力?当国会失语、政党驯服、行政权膨胀之后,最高法院是否正在成为美国宪政体系最后还能动作的一块刹车片?
但真正复杂之处在于,这块刹车片并不总是刹车,也并不总是朝着自由派或反特朗普阵营期待的方向刹车。最高法院会在某些越界问题上“小骂”特朗普,叫停他过于粗暴、过于个人化、过于缺乏法理支撑的权力扩张;但在更深层的保守主义议程上,它又往往为共和党长期目标提供制度背书。这种“小骂大帮忙”的司法政治,正是理解特朗普2.0时代美国制度韧性的关键入口之一。
行政权膨胀:三权制衡为何失衡
要理解最高法院当下的特殊地位,首先需要厘清特朗普2.0时代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
相较于第一任期不断试错、频繁受限,重返白宫后的特朗普拥有一个更服从个人意志的共和党、更忠诚的行政团队,以及更少来自建制派内部的实质掣肘。
经历2020年败选、国会山骚乱、党内清洗和2024年历史性回归后,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共和党不再只是被特朗普劫持的传统政党,而越来越像一个围绕特朗普重组的政治共同体。党内异议力量大幅衰弱,建制派要么退场,要么沉默,要么主动完成自我特朗普化。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与共和党的政党意志高度绑定,甚至在许多议题上变得难以区分。
这直接削弱了美国体制内传统制衡力量。国会本应是立法权中心,是总统权力扩张时最重要的制度性阻力。但当共和党控制两院,且多数共和党议员的政治命运与特朗普基本盘高度绑定时,国会很难对行政权形成持续、公开、有效的约束。更何况,美国国会本身早已深陷政治极化泥潭。两党围绕移民、税收、贸易、选举规则、堕胎、枪支、身份政治等重大议题不断陷入僵局,跨党共识越来越稀薄,妥协空间不断收窄。即便没有特朗普,国会的立法能力也已经显著退化;特朗普2.0只是把这种退化进一步转化为对行政权的主动依附。
行政权则天然具有速度优势和执行优势。总统可以通过行政令、备忘录、紧急状态宣言、部门规章等方式快速推动政策。极化政治越严重,国会越低效,白宫越容易以“治理不能等”为理由绕开立法程序。特朗普团队对此极为熟练:先以行政权快速落地政策,制造既成事实,再把司法诉讼和制度争议转化为政治动员的一部分。即便政策最终被法院部分叫停,白宫也已经获得了舆论冲突、基本盘动员和谈判筹码。
这正是特朗普版真人秀政治与行政权扩张的结合点。政策本身不只是政策,还是剧情;行政令不只是治理工具,还是舞台道具;法律争议不只是宪法问题,还是“我与建制斗争”的叙事燃料。在特朗普2.0时代,行政权的膨胀不仅来自制度漏洞,也来自政治传播逻辑的改变。
因此,美国传统三权制衡的结构确实出现了严重失衡。立法权在极化中失去议题解决能力,行政权在动员政治中不断扩张行动边界,社会共识在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中持续破碎。原本三足鼎立的权力结构,越来越像白宫单边推进、国会党派背书、法院事后裁决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最高法院并不是主动走向政治前台,而是被美国政治其他部分的失灵推到了舞台中央。
制度韧性:大国竞争中的下限能力
长期以来,评估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人们习惯使用GDP总量、科技水平、军事能力、人口规模、产业优势、金融体系和全球盟友网络等显性指标。这些当然重要,它们构成一个国家能够影响世界的硬基础。但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乱象提醒我们:决定一个大国长期存续与发展能力的,不只是峰值状态下的硬实力,也包括压力状态下的制度韧性。
所谓制度韧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治理体系和权力架构,在遭遇社会撕裂、民粹冲击、政治衰败与外部危机时,是否仍能维持基本运转,完成有限纠偏,修复部分秩序失衡,避免体系性崩塌。简单说,硬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上限,制度韧性则决定它的存续下限。
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尤为重要。美国并不是一个低能力国家,也不是一个简单衰落的国家。它仍拥有世界最强的金融市场、科技生态、军事网络和高等教育体系;它的对外投射能力依然强大,美元体系依然具有巨大惯性,全球资本仍在关键时刻涌向美国市场。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治理能力的退化同样真实存在。社会撕裂加剧,选举不再只是政权轮替机制,也成为身份对抗的周期性爆发;国会越来越难解决实际问题;行政权越来越依赖单边行动;司法权则被迫承担过多政治裁决功能。
放到美国政治中,制度韧性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观察。第一,权力制衡是否仍能存续?当某一权力分支出现独大趋势、核心领袖展现集权倾向时,制度内部是否仍有独立力量、合法渠道和有效工具,实现权力约束与平衡,避免单一权力彻底垄断国家治理。
第二,体制是否仍具备自我修正能力?当政策偏差、权力失衡和社会矛盾出现时,制度能否不依赖革命、政变或剧烈断裂,而通过选举变化、司法判决、官僚反馈、地方制衡和社会动员等内部机制完成调整。
第三,合法性能否被重新建构?当制度运行引发民意对立、社会撕裂和认知分歧时,现行体制能否通过相对权威的程序重新凝聚最低限度共识,避免政治竞争彻底滑向你死我活的身份战争。
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正在接受的正是这样一场压力测试。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衰落”故事,也不是一个“制度崩溃”故事,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一个硬实力仍然强大的大国,在内部政治持续失衡时,制度韧性还能否承担纠偏功能?而最高法院,恰好成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窗口。
从关税到出生公民权:高院如何踩刹车
2026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几项判决确实对特朗普政府构成了实质约束。
首先是关税问题。在学习资源公司诉特朗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中,最高法院认为,特朗普政府不能仅凭《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获得大规模征收关税的权力。白宫曾试图把毒品流入、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和供应链安全包装为国家紧急状态,并据此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以及其他贸易伙伴施加广泛关税。对特朗普而言,关税从来不只是经济政策,更是外交武器、谈判筹码和政治表演的重要道具。它既能对外制造压力,也能对内展示强硬;既能服务产业保护叙事,也能强化“我正在替美国赢”的舞台效果。
但最高法院的核心逻辑是,关税权属于国会的核心宪法权限。如果国会要把如此重大的经济权力授权给总统,必须有更清晰、更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不能从含混的“紧急经济权力”条款中推导出无限制、无限期、覆盖所有国家和商品的单边关税权。这一判决并不否认总统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取消白宫在贸易政策中的灵活空间;它只是提醒特朗普政府,紧急状态不能成为打开国会钱袋的万能钥匙。
其次是出生公民权问题。在特朗普诉芭芭拉案(Trump v. Barbara)中,最高法院没有接受特朗普政府试图改写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传统解释的主张。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发布行政令,试图排除非法居留或临时居留父母所生子女的出生公民身份。这一政策若能成立,将触及美国公民身份制度最根本的边界,也会成为特朗普移民政策体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
最高法院最终确认,在美国出生,且受美国司法管辖者,仍然享有出生即为公民的宪法保护。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重要挫败。移民议题一直是特朗普政治动员的核心发动机,出生公民权更是保守派基层长期攻击的目标。高院在此处守住边界,说明即便在保守派占据多数的法院面前,白宫也无法轻易用行政令改写美国身份共同体的根本规则。
再次是美联储问题。特朗普试图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后,案件迅速演变为总统权力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正面冲突。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库克案(Trump v. Cook)中拒绝政府中止下级法院禁令的申请,使库克暂时免于被罢免。严格来说,这不能被夸大为最高法院已经在所有意义上彻底确认美联储独立性,更不能简单理解为总统未来绝无可能触碰美联储人事。但至少在这一案件中,高院释放出相当明确的信号:美联储不同于一般行政机构,中央银行独立性有特殊历史传统和制度重量,总统不能仅凭政策不满或政治需要随意清洗其理事会成员。
这三类判决共同说明,最高法院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顺从特朗普。它仍会在关税、宪法身份、货币政策独立等涉及制度边界的问题上,对行政权扩张保持警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判决并非全部沿着简单的自由派对保守派分野展开。某些案件中,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也站到了限制行政权的一边。这正是特朗普2.0时代最高法院最值得分析的部分:保守派高院,并不等于特朗普高院。
(未完待续……)
“岚目镜观”专栏由美国两位资深研究和观察人士——亚洲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和亚洲协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浩岚——执笔,力图透视“特朗普2.0”背后的特征和逻辑,为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供严肃、中立和着眼长远的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专栏逢每月初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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