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目镜观｜“小骂大帮忙”：最高法院如何选择性制衡特朗普2.0（下）

权力中心转移：最高法院如何走向政治前台

最高法院的崛起，并非今日才开始。美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冲突无法通过立法渠道解决、政治体系无法形成稳定妥协时，司法权往往都会被推向前台。

建国初期，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确立自身地位；内战前，围绕奴隶制的司法判决直接加剧美国社会撕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洛克纳时代的一系列判决定义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边界；二战后，民权判决推动种族平等和社会转型；2000年总统大选中，最高法院更是直接介入选举争议，事实上决定了白宫归属。所谓司法中立，始终只是美国政治神话的一部分；最高法院从来不是政治之外的纯粹法学机构，而是美国权力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但当下最高法院的权力膨胀，具有新的时代背景。其首要原因，是国会丧失议题解决能力。政治极化过去数十年对美国国会的侵蚀，使两党不再只是政策偏好不同，而是逐渐形成价值观、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对抗。移民、税收、贸易、民权、堕胎、枪支、选举规则，每一个重大议题都可能迅速变成党派战争。国会越无法立法，社会争议越会堆积；问题越长期悬而未决，司法裁决越会成为唯一可操作的出口。

更关键的是，美国修宪门槛极高。在极化时代，通过宪法修正案调整权力规则几乎不具备现实可能。于是，许多本应通过民主政治重新协商的问题，只能通过宪法解释被动处理。原本应由民选议员代表民意解决的公共议题，最终被转交给九位终身大法官。

与此同时，历任总统都在国会失灵背景下扩大行政权。特朗普并非这一趋势的创造者，却是将其推向极致的人。奥巴马时期，民主党在国会受阻后依赖行政行动推进移民、气候和医保议程；拜登时期，行政国家继续承担大量政策功能；特朗普2.0则以更激进、更个人化、更剧场化的方式使用同一套工具。行政权的扩张必然引发权力边界、政策合法性和宪法适配性的争议。当立法机关无法约束行政机关，反对力量自然只能涌向司法系统，最终汇聚到最高法院。

由此，美国形成一种特殊格局：凡是国会解决不了的、总统强行推进的、社会争不明白的，最终都由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最高法院不是因为自己主动夺权而走到政治中心，而是因为美国政治其他环节的失灵，被动成为权力真空中的最终裁判者。

保守派高院为何不等于特朗普高院

让观察者略感意外的是，一个保守派六比三占优、且三位大法官由特朗普亲自任命的最高法院，为何仍会在关键问题上限制特朗普。

答案在于，传统司法保守主义并不等于特朗普主义。传统司法保守主义强调宪法文本、原旨主义、司法克制、权力边界和长期制度秩序；特朗普主义则更强调个人权威、行政扩张、民粹动员、短期胜负和对建制规则的冲撞。二者同属美国右翼大生态，却并不完全重合。甚至可以说，特朗普2.0时代最微妙的一条裂缝，就隐藏在保守主义内部：一边是希望借特朗普完成长期制度改造的传统保守派法律运动，另一边是希望借总统权力直接重塑政治现实的新右翼民粹。

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等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确实在许多重大议题上推动了保守派长期议程。但他们并不是特朗普本人的政治雇员。终身任期让大法官无需迎合下一次选举，也无需像国会议员那样时刻计算特朗普基本盘的情绪。他们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白宫好恶，而是法学解释体系、司法圈层评价、保守派法律运动的长期目标，以及自己在美国宪政史中的位置。

这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是超然中立的裁判。恰恰相反，当代美国最高法院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多数长期推动削弱行政监管、扩大宗教自由、强化持枪权、限制平权政策、放松竞选融资约束等议程。它不是站在党派政治之外，而是深深嵌入美国保守主义的制度工程之中。

但正因为最高法院承担的是保守主义长期制度工程，而不仅是特朗普个人政治工程，它才会在某些时刻与特朗普发生分歧。传统司法保守派未必反对强总统制，也未必同情自由派对于民主倒退的担忧；但他们未必愿意让总统以紧急状态、行政令和个人忠诚测试的方式，彻底吞没国会权限、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宪法身份边界。对他们而言，问题不是特朗普是否应该“赢”，而是特朗普的赢法是否会损害保守派多年经营出的制度收益。

美国司法圈层文化与专业伦理，也构成某种隐形约束。联邦党人学会、保守派法学院网络、上诉法院体系、律师协会与法律精英圈层，共同塑造了一批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立场，但并不必然愿意沦为总统私人附庸的法官。他们可以非常保守，可以高度政治化，却仍然在意法律形式、解释方法和制度连续性。

因此，特朗普虽然在第一任期改变了最高法院席位格局，也任命了大量联邦法官，却不能保证这些法官终身服从他的政治意志。保守派法官会帮助特朗普主义清理道路，也会在特朗普越过某些界限时要求他换一种方式前进。这正是“小骂大帮忙”的制度逻辑。

“小骂大帮忙”：最高法院的选择性制衡

如果只看关税、出生公民权和美联储个案，最高法院似乎正在扮演美国制度最后屏障。但若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这种制衡具有鲜明的选择性。

在特朗普政府越过明显法律边界、试图用行政令直接改写宪法秩序或重大经济权限时，高院可能会出手纠偏。但在许多保守派长期关切的议题上，最高法院并没有限制行政权，反而为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运动打开了更大空间。

最典型的例子，是独立机构问题。一方面，最高法院在美联储问题上承认其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在特朗普诉史劳特案（Trump v. Slaughter）中，高院却认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的“因由罢免”保护违反分权原则，实质上扩大了总统对独立监管机构的控制权。也就是说，高院并不是笼统反对总统集权，而是在不同制度对象之间进行区分：美联储可以例外，其他行政监管机构则未必能享有同等保护。

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它说明最高法院关心的并不是行政权扩张本身，而是行政权扩张是否冲击了某些被保守派法理传统认可的核心边界。中央银行独立关系到金融稳定、市场预期和美国全球信用，因此值得保留；但环保监管、消费者保护、竞争政策、劳工保护等行政监管国家的组成部分，则长期是保守派法律运动希望削弱的对象。总统权力在这些领域扩张，反而可能服务保守派减少监管国家的目标。

这正是“小骂大帮忙”的关键。最高法院会打掉特朗普若干过于激进、过于粗糙、过于越界的政策操作，却并不否定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基本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最高法院不是特朗普政府的橡皮图章，但也不是特朗普主义的根本反对者。它更像一个保守派秩序的校准器：纠正特朗普的越界动作，保存保守派的制度收益；限制个人化总统权力的无序扩张，同时为结构性保守转向提供法理外壳。

这种司法制衡当然仍有意义。没有最高法院的介入，特朗普行政权扩张可能更加无边界，但这种制衡也不能被浪漫化。它不是民主制度完全健康的证明，而是一个政治系统在其他环节失灵后，依赖司法权进行有限补救的表现。最高法院可以踩刹车，却无法替代方向盘；可以阻止某些越界，却无法重建国会共识；可以修正特朗普的部分权力冲动，却无法修复制造特朗普的社会土壤。

最后屏障，还是制度悖论？

最高法院在特朗普2.0时代展现出的制衡作用，确实说明美国制度并未完全失去韧性。在行政权高度扩张、立法权持续失灵、社会高度撕裂的压力之下，美国宪政框架仍然保留了某种自我纠偏能力。总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行政令也并非可以凌驾一切制度边界。哪怕特朗普拥有高度驯服的政党、强烈动员的基本盘和极具攻击性的行政团队，他仍要面对一个拥有终局解释权的司法体系。

但更深的悖论也正在这里显现：美国制度最后还能发挥制衡功能的力量，并非来自民选国会，也并非来自正常运转的政党政治，而是来自九位非民选、终身任职、无需直接回应选民的大法官。

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重大公共议题的解决，本应依靠国会辩论、立法妥协、选举问责和民意转换。但当美国国会越来越难以形成有效共识，当两党政治越来越依赖动员对立而非解决问题，当总统越来越倾向通过行政权绕开立法程序，最高法院便被迫走到政治前台，成为几乎所有重大争议的终极裁决者。

这既是制度韧性的表现，也是民主失灵的症状。司法独立、终身制和法学专业伦理，使最高法院有能力抵御短期民粹冲击；但由非民选司法权主导国家核心争议，又会进一步加剧民众对制度合法性的怀疑。美国制度能够靠最高法院兜底，说明它仍有韧性；但只能靠最高法院兜底，也说明常态民主政治已经严重退化。

更何况，最高法院本身也不是一个纯粹中立的制度避风港。它深受意识形态、任命政治、法学运动和社会分裂影响。它可以在某些案件中表现出制度克制，也可以在另一些案件中推动深刻的保守主义重塑。把美国制度的最后纠偏能力寄托在最高法院身上，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安排。因为一旦司法权成为唯一能够有效制衡行政权的力量，司法权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承受过高政治压力，并进一步被卷入党派斗争。

特朗普当然也不会轻易接受司法权的持续制衡。未来两年半内，白宫很可能继续围绕联邦法院体系展开布局。一旦最高法院出现席位空缺，特朗普政府必将试图提名更年轻、更贴近新右翼理念、更愿意支持强总统制的保守派法官。即便中期选举改变国会格局，白宫也可能利用跛脚鸭窗口期加速人事安排。司法权既是特朗普权力扩张的边界，也将成为特朗普继续争夺的对象。

因此，特朗普2.0时代的最高法院，不是一个简单的“最后屏障”故事。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制度的双重现实：一方面，美国宪政体系仍有深厚惯性，足以在关键时刻阻止总统权力无限扩张；另一方面，这种纠偏越来越依赖司法精英，而非民选政治本身。

这也是“制度韧性”最容易被误读之处。韧性不等于健康，纠偏不等于复原，刹车仍在不等于道路清晰。美国制度韧性还剩多少？答案或许并不在最高法院某一项判决的胜负之中，而在这个更深的悖论里：它足以让特朗普无法完全突破制度边界，却未必足以修复制造特朗普的那套政治生态；它足以让美国避免立刻滑入总统集权体制，却未必足以让美国重新找回常态民主政治的体面、节制与共识。

最高法院仍能让真人秀暂停片刻，提醒主角舞台有边界。但它无法独自决定美国政治下一幕将走向哪里，更无法让观众重新相信这出戏。

“岚目镜观”专栏由美国两位资深研究和观察人士——亚洲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和亚洲协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浩岚——执笔，力图透视“特朗普2.0”背后的特征和逻辑，为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供严肃、中立和着眼长远的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专栏逢每月初推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