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变局下的中国应对

当前，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危机频发、金融“武器化”使用和技术进步迭代速度加快等因素的冲击下，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应对复杂且快速变动的外部挑战，处在持续的演进过程中。

一、特征事实：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

在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中，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形成的以美元单极主导的霸权体系向多极化、区域化和数字化并行格局演进。美元核心地位仍在，但是霸权地位逐渐受到侵蚀。

1、储备货币：去美元化持续深入，多元并存局势逐渐确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美元储备份额已从2000年占比69.74%下降到2025年占比56.42%，其长期下降趋势清晰。即便是期间有阶段性回升，但是不改长期下降走势。这种长期非周期性下降，可以用各国央行在现有制度体系下基于市场效率与资产安全的储备组合构建和再平衡来解释。

储备货币多元化特征日趋明显。各国央行在构建储备多元化过程中将非传统国际货币纳入组合，拓宽国际储备货币的备选项。非传统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所占额已从2017年的2.48%提高到2025年的6.13%，尽管绝对份额仍旧不高，但是增长近1.5倍。

黄金储备的替代效应显著。2022—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入黄金总量超过4000吨，官方黄金储备首次超越美国国债，其背后逻辑既是美元信用弱化趋势下央行资产配置需求的提升，同时也反映出在金融制裁下主权国家对金融资产控制权的战略重构。

2、结算货币：美元结算在退守，本币结算趋势性上升

2025年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占比为56%，其主导地位依旧，但是领先优势在下降。美元贸易结算优势来自全球主流大宗商品（如原油、黄金、铜、大豆等）的美元计价和结算体系，特别是石油美元体系，这一体系为美元保持国际货币体系核心位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尽管近年来石油美元体系受到冲击，一些产油国、石油消费国和受美国制裁国家在石油结算去美元化上不断推进，如中俄石油结算采用人民币和卢布，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石油结算采用美元和人民币，但是非美元币种石油结算规模相比全球石油美元结算规模来说仍旧过小，不至于撼动美元的石油结算地位。可是，石油结算去美元化意味着石油结算体系的重构，即从美元垄断结算体系过渡到多币种共存结算体系。从长期来看，货币结算的此消彼长，或者说其他币种对美元的替代，将持续不断地撼动美元贸易结算地位。

3、支付货币：地位仍旧稳固，支付基础设施呈现多线程化

2026年5月的环球银行间金融通讯协会（swift）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为50.73%，相比2025年年底的50.49%小比例提升。一方面，来自美元贸易结算。美元贸易结算‌必须‌通过美元支付来实现资金落地，有多少美元贸易结算就对应着多少美元支付。另一方面，美元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近九成，美元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略超八成，加之美元资产的避险需求，这些金融交易极大地支撑美元支付比重。

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尚无明显变化，但是，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即主要由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组成的双层架构系统正在受到多线程化冲击。这些冲击来自地缘政治冲突中对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的滥用下的安全诉求。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利用对于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的掌控，切断俄罗斯美元结算通道以打击其经济。主权国家对于依赖单一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的风险重新认识，迫切需要寻求安全、可替代的跨境支付系统，如金砖国家对于“金砖桥”支付平台可行性的探讨，中国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欧元区加快推动数字欧元落地等。伴随全球安全可替代跨境支付系统逐步落地使用，国际支付体系多线程化格局初步形成。

二、理论逻辑：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内在机理

如今国际货币在多元化趋势上运行发展，但‌制度根基仍属牙买加体系。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牙买加体系实行两项重要调整：一是重新设定货币锚，废除黄金同美元的固定比价，“法币信用锚”取代“黄金锚”，在彻底释放美元发行手脚的同时，黄金挤兑问题迎刃而解；二是汇率制度多样化，成员国可以自主汇率安排，固定汇率下货币投机性狙击问题得以解决。通过这一制度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难题”，美元供给增长以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与维持美元—黄金固定比价之间的困境得以打破。可是，牙买加体系产生了“新特里芬难题”，即满足国际清偿力的美元需求与维护美元信用之间的矛盾。

美国经常性账户逆差输出美元与资本回流资本市场构成一个完美循环，这一循环基本上是“新特里芬难题”的解决方案。可是，其基石是维护美元信用。美元信用维持是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如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市场深度、财政赤字规模、对外政策稳定性、金融制裁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变动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美元信用，近几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金融制裁成为削弱美元信用的主要推手。

一是，美国逆全球化‌政策导致美元信用网络节点受损。特朗普总统实施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如加征关税、退出国际组织、构建排他性小圈子等。这些政策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全球经贸自由化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美元是全球经贸自由化的受益者，贸易格局转变带来的市场割裂和保护主义抬头客观上导致由美元网络外部性支配的路径依赖效应松动，收窄了美元使用范围，结果是其在计价、支付和结算中的份额逐渐受到压缩，无论是在美国同其他国家双边贸易中的美元使用，还是除美国外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美元使用。

二是，金融制裁致使美元信用底座基石动摇。金融制裁的表现是美元武器化，即美国利用掌握美元国际清算主导权和美国国债控制权，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长期实施冻结美元资产，‌切断美元清算通道（剔除SWIFT系统）等制裁手段，实现其地缘政策目标。美元武器化致使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而一旦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安全属性从美元抽离，美元信用也就一文不值。因此，美国滥用美元霸权既导致全球其他国家对美元信用丧失信心，也引发它们对未来国际货币秩序重建的思考。思考如何减少美元依赖，理性抉择是选择可以替代美元，且具有足够安全属性的国际货币，这也是“去美元化”成为全球共识的根本原因。

三、应对策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中的务实路径

回顾持续演变的国际货币格局，我们看到，货币霸权的衰落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战略原则：一是降低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提升中国跨境支付和海外资产安全：二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1、建设完善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

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构建自主可控、覆盖面宽与清算高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应对金融制裁，中国CIPS可用，但还是不能做到完全自主可控。要提高CIPS自主可控能力。CIPS和SWIFT在跨境人民币清算业务中是合作关系，在一定条件下，SWIFT可以影响CIPS的正常运行，因此，在借助SWIFT全球网络优势拓展CIPS网络用户的同时，逐步提升CIPS运行的技术独立性。同时，还要填补全球清算行布局空白‌。加强在布局盲点的国家和地区（如非洲、中东、中亚等空白地区）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形成“点—线—面”全覆盖的境外人民币清算服务网。

2、搭建人民币使用的多边网络

货币网络外部性影响到货币国际化水平，美元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货币中一枝独秀，更多地依赖于网络外部的惯性效应。目前，人民币“朋友圈”日益扩大，但更多服务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双边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在第三国之间使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人民币多边互联互通网络还没有形成。推动人民币在第三国之间使用，一方面要推动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发挥计价、结算、投资、融资职能；另一方面，应以中国周边国家为突破口，依托紧密的经贸联系，便捷的人民币互联互通网络，推动人民币作为“公共产品”在第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中使用。

3、构建开放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

尽管国内金融市场在对外开放和市场建设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可是，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仍明显不足，既有开放机制问题，也有金融产品问题。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推出更多对境外机构开放的特色化金融产品，满足境外机构人民币资产配置和对冲需求。二要增加优质金融资产供给。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加大科技和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力度，推动熊猫债市场的快速发展，以优质金融产品提升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激励水平，进而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份额。三要加快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打通离岸与在岸市场供需，协同离岸与在岸市场发展，最终为构建通畅的人民币境内外金融循环机制打下市场基础。

4、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客观上收敛于几个主权货币共存，竞争性均衡态势。作为有强大经济体量支撑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为全球提供安全的人民币储备资产、高效快捷的全球人民币结算网络。为此，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在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层面，依托不断增加的人民币互换协议规模和日趋完善的人民币清算网络，在区域经济危机发生时注入人民币流动性，增强区域应对危机冲击的能力。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层面，持续推动“一票否决权”带来的治理失衡改革，以投票机制改革束缚霸权货币的霸权行为，参与全球金融规则制定，反对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维护其中立性与公共产品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