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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饱饭的康乾盛世

2020-11-21 10:1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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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北北京大学出版社

今天我们从一个词说起——“盛世”。

“盛世”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时期，范晔在他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崔駰传》说“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

此后，“盛世”一词便不断被历朝历代的人们所提起，比如乾隆晚年编撰的《八旬万寿盛典》中，“盛世”一词就出现了七十余次。

《八旬万寿盛典》

这么一看，我们好像总在期盼盛世，也总是对历史上的“盛世”念念不忘，什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啦，这些都是人们只要知道一点历史常识就一定能脱口而出的名词

这可能因为历史上的乱世、衰世实在是太多了，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是常态。有了能够对比的榜样就会有期望，所以，太平盛世就成为了每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不过，上述众多盛世之中，有一个曾多次被质疑是自吹自擂混进“盛世”名单的，它就是争议颇多的康乾盛世。

关于康乾盛世这一说法，当代史学家们多数都认为，雍正时期在康乾盛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且采取了维护盛世的相关举措，特别是健全和加强了清初的有关制度，所以，清初盛世不应把雍正时期排除在外，应称为“康雍乾盛世”。

康雍乾盛世中当属乾隆时期最为鼎盛，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再一次拓宽、人口超过三亿，以至于乾隆在他自己编的书里都说了七十多次“盛世”。但是有学者却指出这不是一个盛世，如果是，那它也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提出这一说法的张宏杰先生将同一时期的英国和清朝做了对比，他发现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辛苦一年却依然要负债才能过活。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样一个吃不饱饭、要卖儿鬻女的时代怎么能被称为盛世呢？

在康乾时期能否称“盛世”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和民间已经争论了许久，至今尚无定论。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所谓“康乾盛世”到底是个怎样的光景，这一宏大叙事的背后具体都隐藏着哪些我们容易忽视的事实？

什么是 “盛世”？

在研究康雍乾盛世前，我们有必要先对“盛世”下个具体的定义。

我们所说的盛世，一般是指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稳定和社会繁荣。盛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各个方面。

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肯定或者否定一个时代是否为“盛世”。古代盛世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这些“盛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历朝历代，统治者向往出现盛世，以求反映出自己的功绩；老百姓也企盼盛世，以求过上安定的生活。

“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成语，是帝王将相的铭戒；“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民谣，是来自民间的呼声。二者在追求盛世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而一个时代是否成为盛世，最根本的评价标准是民生是否得到了较好的保证和改善。没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所谓盛世就是空中楼阁。

古代的著名盛世有一个共同点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丁滋生，社会安定。凡是盛世，必定以民为本，藏富于民，以换取民心的支持。

古代的每个王朝都重视农桑，然而是把重视农桑作为横征暴敛的前提还是作为改善民生的根本，是形成盛世与乱世的分水岭。

政治与文化：拉拢与专制

康熙、雍正、乾隆三任皇帝针对不同的政治局面都实施了各种具有极强针对性的政治革新政策，正是在他们三代人的努力下，清朝在政治上逐步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形成了治世之局。

康熙帝注重改良政治，调整统治思想和大政方针。首先，为了从历朝历代的统治方略中吸取经验，从儒学文化中寻找治国思想，康熙帝坚持举行经筵日讲。

其次，康熙帝为了消解满汉矛盾，在战火倥偬之间开博学鸿词科，以收士大夫之心。甚至连拒不参加考试者，都授予功名。从此，读书人对清朝的态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化。

第三，在用人上，康熙倾慕汉族文化，重用经学之士，使政风为之一改。

雍正继位后，他看到康熙一代积累下来的积弊甚多，于是在政治上厉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整饬吏治。

为了解决皇位继承权的争端，雍正帝创立了密建皇储制。他还全面整顿官场作风，言出法随，拿一大批贪官开刀，动辄抄家。为了从制度上解决官吏贪贿问题，雍正建立了养廉银制。

乾隆时期，依赖康熙、雍正两代的余荫，把清朝的“文治武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康熙执政之初，面临的是经过多年战争破坏、田野荒芜、百业凋零、民族冲突严峻的局面，因此，其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笼络人心，消弭满汉敌对心理。康熙帝为政宽容仁慈，概出于此。

而雍正执政之初，纲纪废弛，贪贿成风，政务敷衍，因循苟且，因此，其当务之急是整顿吏治，惩处腐败，恢复纪纲。雍正帝为政严峻酷苛，概出于此。

到了乾隆帝，他便强调宽严并济，持盈保泰，由此维持了盛世的延续。

此外，为了纠正雍正时的偏差，乾隆帝弘历执政后不久，就将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孙收入宗室玉牒，化解了雍正遗留下来的宗室矛盾。

还将雍正时因种种原因被不当罢黜或关押的官员予以解脱或重新起用。通过这些手段，乾隆帝迅速赢得了政治上的资本。

可以说，康雍乾三朝皇帝都能比较务实地实行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政治政策，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基本符合盛世的标准。

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段时期的清朝政治并不开明，相反，它越发走向集权和专制，以前各代盛世所倡导的进谏和纳谏，在康雍乾时期不复再现，在政治决策上强调皇帝“乾纲独断”。

加上满汉隔阂，清朝在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方面，超出了以前的历代王朝。特别是康雍乾三帝都曾大兴文字狱，镇压士人，广为株连，影响极坏。

盛世需要重视知识分子，而康雍乾时期的文治，是以保证绝对君权为前提的。在文字狱的高压下，士大夫一言不敢及于时政，一语不能触犯朝廷。只能自筑书斋，厚古薄今，严守畛域，以考据朴学在士大夫圈子里自我欣赏。

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传统，以辅弼政治而见长。但清代的文字狱，一刀割断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规范丧失了理论来源，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导致“世风日下”。这种专制也严重影响了清初盛世的纵深发展。

经济问题：税收与人口

康熙在位时，他停止了顺治一朝还实行的圈地政策，注重发展生产，多次诏令募民垦荒。他还特别注重水患的治理，康熙十八年就基本完成了对黄河、运河和淮河三大河的全面治理。到康熙晚期，随着财政经济的改善，人户的迅速增加，他提出了“永不加赋”的政策，这为后来的摊丁入亩打下了基础。

雍正继位以后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到雍正七年，除山西、奉天、贵州外，其他地方均已实施。“摊丁入亩”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改变了人头税的性质，赋税不是按人丁而是按地亩征收，有利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制度上使赋税负担的分布更为合理。

同时，由于土地较为稳定，使国家的税源也相对固定化。“摊丁入亩”实施后，官方统计的户口数量迅速增加。康熙五十年，全国户籍人口为2400万；至乾隆六年，达到1.4亿；至乾隆五十八年，达到3亿。

五十二年间增加了1.6亿人，同时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土地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古代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所以，在激增的人口数量和停滞不前的农业产出的矛盾下，乾隆时期的口粮危机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客观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困局之中，乾隆帝其实也一直在尝试从各个方面解决人口生计问题。他禁止官员为邀功虚报垦荒，豁免以前因虚报垦荒造成的“无地之粮”。同时继续鼓励垦荒，为了使垦荒落到实处，防止虚冒，规定“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垦荒“免其升科”，即不再加税。

为了减少粮食的浪费，从乾隆二年起，还在北方五省实行了禁酒政策。乾隆时期先后还数次兴办大型水利工程，其中著名的有黄河的毛城铺引河工程、淮河入江水道、金沙江水路、浙江海塘工程等。从乾隆年间起，打破了雍正时不准开矿的限制，采矿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随着国家财政的好转，乾隆十年起，决定分省轮流免除钱粮，三年一轮。后来，又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分别普免钱粮各一次。乾隆三十一年起，又开始普免漕粮。后又在四十三年、五十九年分别普免漕粮各一次。

可以看出，三个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是做出过很多努力的。

经营边疆：收复与开拓

康雍乾时期有一项贯穿始终的重大事业，这就是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祖国的概念离不开疆域。“祖”的本义为祖先，“国”的本义为疆域。

中国的疆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并演变的，特别是汉、唐、清三个朝代，在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西汉疆域的拓展，主要是沿着河西走廊展开的，并在东南、西南有所建树。唐朝疆域的拓展，涉及辽东、岭南、大漠、西域。而清初疆域的拓展，则是沿着蒙古、回部、吐蕃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展开的，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

康熙年间对台湾的收复，拉开了清朝经营边疆地区的序幕。康熙二十二年，清军全力攻台，在澎湖全歼郑军水师主力，一举收复台湾。接着，清朝在台湾设立府治，驻扎军队，并废止了沿海居民的内迁令，使东南海疆趋于安定。

蒙古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康熙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攻袭喀尔喀部，并进扰内蒙古，被清军打败，随之青海蒙古诸部内附。康熙晚年噶尔丹死后，其侄复兴准噶尔部，继续与清朝对抗。雍正时，在与准噶尔对峙的过程中平定了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的叛乱。而准噶尔部在其首领死后，其子一直与清军抗衡。直到乾隆时，才彻底平定准噶尔部，最终与其议和。

西藏方面，雍正五年通过平定西藏内乱，开始在西藏驻兵，设驻藏大臣。乾隆五十七年，清廷整顿藏务，建立确定活佛转世的金奔巴制。从此，西藏的活佛继承，开始由中央政府监管。

乾隆五十九年定制，前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补；后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喇嘛选补；各寺庙坐床堪布（主持），由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及遣往西藏办事之在京喇嘛共同选任；西藏所有僧俗官员，均受驻藏大臣节制。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实行土司土官制，而雍正朝开始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改变当地原有的土司土官制为正规的州县流官制（即规制正式命官）。经过雍乾时期改土归流，湖北湖南全部改置流官，云贵地区也大多改置。土司向流官的转变，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东北地区，康熙帝二十一年起，清朝开始周密策划，调兵遣将，进行了反击沙俄侵略的部署，此后中俄双方通过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为两国的东段边界。

雍正时期同俄国签订了《中俄恰克图界约》，规定了额尔古纳河至沙毕纳依岭之间的中俄中段边界。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两国在这一段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边界纠纷。

康雍乾三世陆续解决了各个方向的边疆问题，实现了一个国家想要追求安定团结的前提条件，而在这背后必定有一个强盛的国力在作支撑。

透视盛世背后的问题

中国古代除了西汉、盛唐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清初以外，在其他朝代里也出现过一些盛世或治世，只不过没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那么典型罢了。

例如东汉的“光武中兴”，明代的“仁宣之治”等等。甚至在分裂战乱的大背景下，有些不太出名的王朝也曾出现过较为短暂的治世，如十六国时期的前秦苻坚，用书生王猛为辅佐，政绩斐然，几近小康。

但从历史的整体来看，治世少而乱世多，即使如汉、唐、清这样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盛世也不过是整个王朝的一个短暂时期。

康雍乾盛世在乾隆统治的中期就已经终结。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爆发了由王伦组织的清水教反清起义。

给事中李漱芳上疏指出：“奸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卢沟桥，阻不使北行。”而乾隆帝却不以为然，反倒指责李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

沉醉于“古稀天子”美誉的乾隆帝，在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委权于以贪赃著称的和珅。此后，随着和珅的专权，“盛世”急转直下。

到乾隆晚年，当他以“十全老人”沾沾自喜之时，中小规模的反抗和起义已经遍布全国。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大爆发，标志着清朝进入了衰败时期。

盛世是人们向往的，然而盛世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人治国家，而且从秦汉起就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因而，盛世的实现，首先以开明君主的出现为前提。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君主的品德修养，对于盛世有决定作用。文景之治的形成，与汉文帝的个人因素有极大关系。在历代帝王中，汉文帝有着极高的声誉，历来被看做是皇帝的典范。贞观之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唐太宗企盼做一个“万世明主”的强烈愿望支撑的。

清初的盛世，则与康熙帝学识渊博、深谙儒家文化有很大联系。康熙帝以经学家自居，深究历代治乱之道，对其统治有着极大裨益。

第二，开明君主要有自知之明。唐太宗尽管晚年有失误，但他对自己“益多损少”、“功大过微”的自我总结还是切合实际的。康熙平定三藩后，并不因其功绩而自我陶醉。三藩荡平，群臣请上尊号，遭到康熙帝的拒绝。如果没有康熙这种对自我、对时局的清醒认识，盛世就不可能出现。

第三，开明君主还有知人、善任。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任何盛世，都需要一大批清官廉吏。汉文帝继位以后，能够礼敬大臣，取得他们的衷心支持，为其所用。贞观之治的出现，得益于唐太宗在秦王府就开始网罗人才，登基后又不分亲疏，唯才是用，各尽其长。康熙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不惜采用特殊方法，用极简单的题目举行博学鸿词科，对故意不答完卷子的名士严绳孙等人照样录取，在赢得汉族文士的支持上取得了极大成功。

第四，盛世的出现需要整个统治集团善于吸取前代教训，居安思危。凡是盛世，君臣无不以前代的政治失误为鉴。汉代文景，特别注重秦亡的前辙。唐初的统治者，更是处处以隋代的教训为例改进政治，贞观年间的奏章谏议，大多都用隋炀帝的例子警诫当朝。清初顺康年间，特别注意克服晚明的弊政。这种忧患意识，是形成盛世的必要条件。

第五，盛世需要相应的制度保证。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文景二帝逐渐创设了一套新的制度，如影响重大的察举制。唐代贞观年间，在各项制度上都有较大建树，开元时期的制度建设更是洋洋大观。清代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康雍年间完成的。

第六，官僚队伍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好的制度要靠素质良好的官员才能保证得到准确执行，因此，盛世都强调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重，用道德修养从积极意义上防止“法令滋章，巧饰弥多”之弊。

第七，盛世的形成，需要有相当的时间。一般来说，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清代的盛世，尽管康熙和乾隆在位时间很长，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实现的。在盛世形成的期间，不乏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但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必须一以贯之。没有基本国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盛世就难以形成。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性质，使皇帝的继承人在治国能力上缺乏制度的保证，这是古代盛世难以出现的原因之一。

在分析了康雍乾三世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之后，可以看出所谓的康乾盛世有一定的事实支持，但康雍乾的这个盛世，甚至包括我们都认可的汉唐盛世，它们都是有缺陷的，只不过康雍乾的缺陷确实更多一点。但我们不能因为局部的不足就否定这一时期的所有成就。

此外，我们需要意识到，古代的盛世是无法长期保持的。古代的王朝都不能摆脱一治一乱、治乱交替的“周期律”，无一例外，而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