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万玛才旦：“传递人类共通的感知”
今年九月份，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在「亚洲发布：2020宣言」展映单元放映了万玛才旦导演的新片《气球》，影片以藏地女性命运为叙事主体，讲述女主人公卓嘎在面临家庭的现实压力与代代相承的传统信仰之间即将做出抉择。在影片中，导演万玛才旦用镜头语言将观众带入藏地女性的生存困境，在影片中讨论到了今年备受关注的女性生育权议题。
而在本年度的山一创投会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万玛才旦导演作为终选评委，以创作者、监制以及评审的多重视角，为山一创投会十六个入围项目中延伸出的女性议题、以及青年女性导演的作品提出多层面的建议与帮助。
完整版对话收录总计6002个文字，阅读全文需8分钟左右。
山一：这次作为终选评审参与山一创投会的感受如何？有没有比较直观的一个体验？
万玛才旦：因为自己参加的是终评，所以就整体看水平都挺不错的，不像初评会接触到很多的项目或者不同的剧本，他们的水平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所以终评的时候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项目。这次无论是剧本项目还是制作中项目，还是能看到一些有潜力的、比较执着的项目。但是这次在山一看到的剧本，还是比较偏女性，这个跟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定位有关系，和评委的侧重点也有点关系，所以会看到很多关于女性题材的项目。
山一：所以这次的体验其实跟其他的电影节也有些不一样？
万玛才旦：对，其他电影节它不会分这么细，有些电影节它可能就有一个主题，或者有一个方向。像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就有这样一个方向，有一个主题性。所以剧本和整个制作中项目都是跟女性有关联的，可能这个导演是女性，或者可能这个讲述的故事是女性议题，它跟女性当下的一些处境或者一些话题有一些关联，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山一：这次的项目主要都是围绕女性题材，所以会不会带给您带来的感受都比较相似？
万玛才旦：这个倒没有。山一创投会的项目虽然是讲女性的题材，或者女性导演的作品，我觉得还是有很独特的地方。符合要求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它必须得具备将来有可能成为好的电影的潜质。可能制作中项目会更加的明确，它基本的样貌从现在已经制作完的素材或者片段里面能看出来，它的方向性和基础是十分明确的，并且比较扎实。
山一：作为这次山一创投会唯一的男性评审，您在对女性题材作品做出点评时是否会有一点点谨慎？
万玛才旦：这个倒没有，总体还是从创作本身出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首先解决的是创作的问题，因为最终要面对的是一个作品，作品创作之外的性别身份这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希望可以给到他们创作上会有实际帮助的建议。
山一：现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越来越多，或许少数民族题材并不足以构成国际电影节选片的一个加分项，您认为未来的青年导演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真正应该注意的加分项是什么？
万玛才旦：看你怎么应用它，它也许会成为加分项，但是也许也会把握不了这样一些题材。看你做什么片子，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出于宣传还是出于猎奇的目的，我觉得结果就不一样。另外就是创作者本身对这样一个题材的把握，对我自己来说其实题材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自己做藏族题材的电影也是希望超越里面题材的范围。所以你每做一部藏族题材电影的时候，其实会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的，希望超越它题材本身，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传达的东西，希望它能传递人类共通的感知。
就像《塔洛》虽然讲的是一个藏族题材，一个藏人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是在讲身份，在讲人的孤独。所以你要把那种共通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猎奇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是次要的，主要是讲人的故事。
近年国内电影节展和创投会的增长为青年电影人的作品孵化提供了更多的生长途径，同时也为电影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契机。从作品多次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参赛者、以及国内多个电影节展的评审身份出发，导演万玛才旦向山一提出了他关于青年创作者和电影节展如何实现共同成长的思考与解答。
山一：国内的电影节近两年的关注度都在上升，从国际电影节的参赛者以及国内电影节评审的角度，对于国内电影节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您有什么看法吗？
万玛才旦：我觉得电影节本身需要具有特点，有些电影节它可能就是以创投为主，它的创投很有特色，比如设立很高的奖金。可能是因为现在电影节太多了，大家都在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每个电影节需要找到自己的特点，找到自己跟其他电影节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山一：以您的经验来看，华语青年导演的作品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色在国际上会具有一些话语权？
万玛才旦：我觉得作品必须得有独创性，无论是故事还是影像，你得有很独特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千篇一律，在电影院每年都会看到很多的电影，但很多电影它没有自己的特点，看完之后也许就忘记了。
但有些在三大电影节看到的一些电影，它有自己的内容特色，无论是故事还是影像，无论是它的表述方式还是它的结构形式，它有很独特的地方，就很容易被记住。即使它的这种题材你以前知道，听过或者看过，但是它的这种表现方式，外在的形式或者内在的故事，会不同于其他同类型的电影，我觉得专业很重要，首先要完成自己能过关的一个作品，基本能达到专业要求的作品，其实很重要。
山一：青年导演的作品在前期的筹备中如果有参与国际电影节的想法，那么他们在参加创投会时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万玛才旦：我觉得剧本的打磨很重要，青年导演现在的机会越来越多，像以前创投会这种机会是特别少的，所以前期的准备就要靠你自己，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题材，包括不同阶段的修改。可能把某一个题材放置一段时间，再去撕开它，再重新写，重新定位，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创投会的形式就把这个过程缩短了。会有很多有经验的评委和你交流，给你提意见，让你在某一个阶段里面很快的完成这个修改，我觉得这个速度，包括距离是缩短了的。
比如说你完成了一个剧本，并不是有一个好的故事就一定能拍出好的电影，这次在山一也是，可能剧本的立意，包括剧本的成熟度是比较好的，但是当你看片花，或者概念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项目的弱点在哪里，会担心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故事。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筛选考察的过程，一方面需要自己沉淀，自己解决创作方面的问题。或参与一些创投和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在这个过程中解决掉这些问题，你真正再拍的时候，就容易很多了。
我觉得青年导演在创作时需要持续的支持，当然短期的评选给予一定的资金，或者给予其他方面的支持，对某一项目是有帮助的。比如启动中的一些项目，可能有一部分的资金参与进来肯定是帮助很大的。但是它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我希望类似创投会的形式可以加入一个持续的过程，有一个跟踪式的辅导，这个肯定是可以帮到年轻的创投选手的。
山一：如果需要成长为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具备话语权的女性导演，在您看来是否有什么好的成长途径？
万玛才旦：我觉得基础的东西男性跟女性是没有什么区别，国际电影节也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女性导演的身份给你一些优势。所以在基本的阶段就是要打好基础，比如说对电影的认知，对一个题材的把握。当然男性跟女性是有些区别的，在对某一些事情感知的程度上，女性可能会更加细腻，所以一些女性题材的电影，尤其是女导演她们拍的电影的时候，你能看到她们这种情感的表达。她的体验、她的成长，她对某一个事情的看法，肯定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放大的。
山一：从制片人和监制的角度，您觉得要怎样去帮助女性导演、女性题材的创作？
万玛才旦：我觉得需要给她们环境，因为她们还是有身体上本质的差别。你在干一个工种的时候，对别人是没有区别的。男导演要完成的事情，女导演也一样要完成，但像导演或者摄像的工作，一方面是创作层面，另一方面它确实是一个体力活。如果你有旺盛的创作欲望，但身体条件不允许，就会存在一个矛盾。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制片人需要保护这样的导演的创作。比如给她们一定的这种创作空间，制造一些条件，我觉得这很必要。
山一：这两年您作为监制或者制片人合作了一些在电影市场上反映良好的作品，未来您更倾向于哪一种身份？
万玛才旦：我自己当然是倾向于创作者。监制我觉得更多的有点像是在扶持。比如说创作上遇到一个困难，或者创作之外的困难，那需要不同的人来帮助你度过那个槛。所以可能我这两年监制的也都属于藏族题材的电影，知道这个过程的艰难，他们会面临创作层面或者创作之外的很多困难。
我自己投入的精力，可能比创作本身投入的精力更多。从剧本的打磨开始，整个过程都要参与。你要看到一个剧本觉得不错，你可能就会参与到制作中，那整个过程都要参与。每一稿都要提一些意见，包括拍摄，对整个影片分割的一些把握的提示，包括场景的搭建，甚至拍摄现场，你都要操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投入的精力是跟自己做一部片子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有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剧本不行，你也不能自己去写，你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你要辅导一个新人的话，那就得让他们慢慢的体会到那个东西，慢慢的知道错误在哪里，所以这肯定是一个过程。所以消耗的精力就更大，接下来不需要的话，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电影是一门可以跨越时间与不同文化壁垒的语言。在多样性的文化语境下，如何跨越文化语境的壁垒、传达人类共通的情感，是创作者需要在题材之外思考的问题。
《气球》此前在山一放映时获得众多好评，藏地女性卓嘎在面临有关生育权的抉择中唤起个人觉醒的故事也将我们指引向一个万玛才旦导演在创作中未曾被发掘的视角。我们关注到万玛才旦导演在此次创作中更多融入了个人有关信仰与现实的思考，女主人公在复杂的生存困境中被唤起的“一点觉醒”，同样也代表导演万玛才旦在现实中的反思。
万玛才旦：这些不用特别的关注，就是你能自然的接触到，你能听得到。但是我做《气球》其实没有刻意的往这方面考虑。这两年可能因为有些话题热度，就出现了很多跟女性话题有关的影片，但是《气球》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包括这个故事，它其实好多情节删掉了，剧本没拍成然后又改成了小说，再改成剧本拍摄。所以跟这样一个议题或者话题是没有关系的。开始有这种故事出现的时候，应该没有这方面的议题，这方面的议题也没有那么热门。
山一：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切入到这样的一个关于女性命运的叙事视角的？
万玛才旦：我觉得跟题材本身有关系，我是因为在北京看到一只红色的气球，然后联想到避孕套以及白色的气球。所以决定让这样一个意象跟藏地发生关联，所以我觉得它的故事，它人物的设置，就会自然跟女性发生关系的。所以不用刻意的往哪方面引导，我觉得是这个题材决定了故事的走向，决定是和女性有关联的。
《气球》从本质上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小孩的视角，因为小孩的视角才产生气球这样一个意象，如果是一个成人的故事它就不会是一个气球的意象，大家都会认为《气球》是一个女性视角的故事，但从这个意象的设立层面上他其实是一个小孩的视角。它能成立就是小孩能把避孕套当作气球来玩，因为小孩的视角才能把这两个意象连结起来，把它当作同一个东西。
山一：在《气球》中女主人公卓嘎在藏地信仰和个人命运的冲突下并没有做出抉择，您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一个女性的生存困境？
万玛才旦：这是一个两难，她和汉地或者城市里面的女性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信仰在藏地根深蒂固，90%以上的藏人都有佛教信仰，另一方面就是现实的压力。“转世”是佛教里面重要的观点，如果你承认这个，那就等于承认有压力，如果你不承认这个，在信仰方面，在灵魂方面，在现实之外就没有压力。但是在藏地像卓嘎这样一位女性，她是面临一个双重的压力。在这样的双重压力面前，你选择信仰还是选择现实，那就是一个两难，所以《气球》的结尾是一个开放的结尾，对我来说也是两难。
卓嘎生活在一个相对传统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她只是一个女性意识的一点觉醒，很难说她在反抗。这个觉醒我觉得可能不是那种自发的觉醒，而是一个综合的、生活压力的作用，她可能觉得生下孩子会令她的家庭陷入到一个更加窘迫的状态，所以在情节的设置上，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铺垫的。另一方面是来自于信仰的压力。所以她就有一点觉醒，但不是彻底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彻底的觉醒或者反思，你肯定就做不到一个很明确的选择，所以是一个两难，我自己不能替她做一个选择。
万玛才旦：我觉得我是中立的。我自己会思考卓嘎这种所谓的觉醒可能在我身上也会有。比如说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环境，它就不会有反思，因为没有对照。
山一：未来还会再去尝试女性题材的创作吗？会不会考虑加入女性电影创作者，比如说和女编剧或者女导演去合作一个藏地的女性题材？
万玛才旦：我觉得不会，虽然是女性题材，但是我能了解她们，她们的命运我是了解的。
山一：大家可能对您作品的印象都认为您的创作是从小说发展而来的，这个印象是否跟您自己的创作习惯有出入？
万玛才旦：这只是一个误解，只是近两年可能从小说改编的比较多，像前期的一些电影，《静静的嘛呢石》（2005）、《寻找智美更登》（2009）、《老狗》（2011）就没有从小说改来这样一说，我觉得小说和电影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自从我拍电影之后，可能我的小说创作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有时候有的灵感很快就以小说的形式写下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更适合记录灵感的一种方式，首先你得把它写下来，然后再看怎么做适合，适合做什么。
所以自从2002年我到电影学院，之前的小说基本上不太可能把它拍成电影。它的文学性可能会很强，但之后的小说可能会受电影的影响。就感觉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能拍这个电影，我觉得是一种影响，还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这方面大家有一个误解。
山一：您是怎么在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之间转换的？
万玛才旦：我觉得这需要对两种思维方式，或者这两种表述方式非常的了解。所以我看了一些小说觉得它特别适合改编，就是因为了解电影的表现方式，像《撞死了一只羊》（2018）也是我先看到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次仁罗布短篇小说，刊发于《西藏文学》2006年第4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所以当时就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但是它的篇幅又很短，所以就加入了自己的另一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万玛才旦短篇小说，发表于2018同名小说集）一起创作。我觉得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这个判断是基于对表现形式的了解。
在此感谢万玛才旦导演真诚的分享，《气球》即将于11/20日全国上映，希望影迷朋友们不要错过这部探讨信仰与现实的藏地故事，山一预祝《气球》票房大卖！
审稿 Filmdept.
撰文 Gabrielle｜排版 Keni
图片 Well Space
原标题：《专访｜万玛才旦：“传递人类共通的感知”》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