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奔赴彩云之南：抗战时期投身云南“战斗”的上海金融家

原创 戴鞍刚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戴鞍钢

抗战时期云南街景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大后方坚持抗战的结果。其间，大后方的金融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活跃其中的来自上海的金融业人士和机构相当引人注目。

一江春水向西南

滇缅公路一景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与云南就有着较为密切的商贸金融往来。1843年上海开埠后，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及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城市。因其强大的港口吞吐和经济辐射力，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也被吸纳为上海港的重要的内陆腹地。其间，汉口、重庆均是上海与云南经贸往来的主要中转点。与沪汉渝滇之间商品流通扩大的同时，上述各地间的资金流转空前活跃。1892-1901年重庆海关报告载：“上海每年多在夏初鸦片市场最旺时将款项以汇票兑到重庆，由重庆运进内地收购鸦片的生银逐渐又返回重庆投资于购买洋货”。与繁忙的货物流通相辅而行，“银两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的这个最重要市场和分配中心——重庆”，其中上海用汇票兑来的款项，数目之大竟使重庆票号感觉现银太多而把汇费提高到12%，促使一部分商人采用对远地交易货物划账互相抵销的办法，否则从上海流入重庆的现银“势必更要大增”。经由重庆的中转，“每年有大量1分铜元和铜钱运至农村，去购买个体农民的小批量鸦片”。

繁忙的河运

在此背景下沪汉渝滇之间的金融联系，当时在华的莫里循曾有生动记载。1894年2月，莫里循乘轮船离开上海溯流而上，水陆兼程，历时数月方才入滇。一路上，他目睹并亲历了沿途各地金融汇兑诸环节。“在中国西南，流通的钱币是坚硬的银锭和铜钱。银子一般是每块一两或者多两。两者作为中国的钱币单位盎司，大约相当于1400文到1500文的铜钱。总体上来说，我在旅途中发现，一两值3先令，即是说40文相当于1便士。”他发现，跨省区的远距离汇兑已经因借助刚发端不久的近代邮电业，而变得较为便捷和安全，“从汉口到重庆，我的钱是通过钱庄采取汇票的形式汇寄的。从重庆向西南而行，可以选择汇票、电报或条银的形式汇送。我随身携带一些银两，其余的放在一个包裹里，交给重庆的一家邮局，由该邮局负责在指定的时间完整地汇到700英里远的昆明，交到我的手中。在汇送时，我要申报银两数，并付给一些邮费，邮局则保证平安汇送到，否则就赔偿损失。在中国西南，钱币这样就在充分信任和十分安全的情况下汇送的。我要补充的是，我的钱是在规定的时间里到达昆明的，但在我离开昆明前往大理府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由于昆明和大理之间有电报线，因此钱币由电报预先送到了。我到达大理时，钱币已在那里等我多天了。”

滇渝间的这种交往途径相当顺畅，“重庆和水富（应译叙府——引者）之间，至少有4家邮局。所有的邮局都寄送包裹，也寄送信和条银，收取适当的费。230英里的路程，1斤重的包裹，收费50文。因此，寄一封信要付邮费50文，而重1斤的几封信所付的邮费也不过是一封信的邮费。从重庆到昆明630英里远的路程，每封信的邮费是200文。1斤或1斤以下的包裹，邮费是350文。如果要汇寄银块，那么每10两的特别邮费是350文，这与9便士汇寄30先令或2.5%的汇费相当，其中包括邮费、挂号费、保价费和保险费。”

但总的说来，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与云南的金融往来主要表现为服务于商贸往来的资金融通，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尚无上海的金融业来滇设立分支机构，就地拓展金融业务的。

金融格局起变化

民国时期的昆明银行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逐渐发生明显变化，但落后、混乱的货币制度，阻碍了国内商品市场的发展，内地城乡更受其苦。1928年，银行家陈光甫感叹：“中国币制颇为复杂，一省有一省之币制，一县有一县之币制，甚至一帮亦有一帮之币制，加以各省所发钞票有大洋，有小洋，有兑换者，有不兑换者，情形又各不同，此为世界各国所绝无而为中国所独有。”在1935年币制改革前，中国市场没有统一的货币，有银两，又有银元，还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纸币。单就银两一项而言，“全国之银两因其重量及成色各不相同，遂有七十二种不同之标准，为七十二大商埠所通用，然此尚未尽行包括此七十二处所用之银两，盖同一商埠因有各种不同交易，恒有各种不同银两，而较小之城市又有其自己通用之银两”。

1935年的币制改革，无疑有利于省外的金融机构来滇拓展业务。云南省档案馆馆藏资料载：“中央法币，二十五年（即1936年——引者）中央军入滇，中、中、交行之纸票始随军输入，中农仍不多见。中央规定每元兑新滇币二元。输入之初，每元只值新币一元六角至一元八角，尚须富行（指云南省省立银行“富滇新银行”——引者）代兑，方勉强行使。继经奉令推行法币，于各县设立法币兑换所，以事推行。其一元以下者，即已通用无阻，迨中央、中农各行来滇成立分行后，五元以上法币，亦次第通行矣。”时至1938年，“除少数边远特殊区域外，法币已通行无阻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云南作为大后方之一，在军事、经济等方面重要的战略地位凸现，“商业之繁荣，有代替往日"上海"之趋势”，金融方面的需求剧增，为省外的金融机构来滇拓展业务提供了契机。战后，中央银行昆明分行的业务报告对此曾有追述：“查昆明地居边陲，经济地位素非重要。自抗战军兴，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中央各机关及战区内工厂、学校、义民逐渐西迁，以西南、西北诸省为抗战之根据地，昆明成为国际交通之枢纽。”随着战局的演变，云南的地位更显重要：“殆至二十七年（即1938年——引者）春间，武汉告急，战局西移，工厂、银行内迁者日众。其后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我国对外交通不绝如缕，昆明地位因时势推移之故，益形重要。殆自滇缅路通车后，昆明成为中外交通之唯一门户，国内外物资往来胥赖于此，一时市廛繁盛，工商辐辏，全国同业由战前之七家，至二十七年增为十二家，胜利时增为四十二家。”

云南省档案馆馆藏资料亦载：“法币施行以后，中央银行始来滇设立分行。抗战军兴，各外埠银行以滇为后方重镇，相率来滇筹设分支行及办事处。”《1931年以后云南金融概况》描述：抗战爆发后，“沿江沿海之资金，陆续注入本省，资金集中，金融异常活跃，货币流通速率大增，利率亦随之增涨。普通贷款息率，已由一分二厘增至二分五厘”。1938年5月2日，金城银行昆明分行开业，“经理吴肖园，将在蒙自设办事处”；另有“在筹备中之西南兴业公司，资本定五百万元，系滇省官绅与上海企业家合作，将来亦有银行部设立”。《金城银行沿革简报》载：“战前滇省因远在西陲，交通条件、经济开发诸多不便，该行原无分支机构和设置，自国府西迁，东南沿海口岸相继陷落，云南地位对内一跃而为陪都屏障，对外成为国际交通枢纽。内迁工厂、学校、团体、机关纷纷以此为集中地，人口剧增，商业繁荣，一日千里，蔚为战时商业、文化、经济、金融、交通重心。该行为应事势之需要，二十七年春，吴经理肖园衔命来昆筹备，五月正式成立昆明支行于金碧路。三十二年春迁南屏街今址。复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两校为我国有数最高学府，莘莘学子负笈远来，爰本服务教育之旨，同时于该两校设立储蓄分处。至业务方面，悉恪遵政府法令，专营存放汇兑储蓄一切商业银行业务。频年以来，在本省当局指导维护之下，日有发皇。内部系统系依照该行支行组织规程，经副理之下，分会计、营业、出纳、事务四课，各课置主任一人，办事员若干人，分办各部事务。助员、练习各若干人，助理各部事务云。”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物

1938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昆明“已租定马市口寅生堂药店房屋，从事修葺，经理一职尚未发表何人”。当时的昆明，“以各机关迁来，人口激增，房租腾贵，与港沪相近矣。普通房屋数间，需五六十元月租，再加五六百元押租”。同年10月10日，“上海银行昆明分行开幕，经理程顺之”。“时值抗战开始，昆明为云南省会，距战区遥远，有滇越铁路直达安南海防，由此海口，可转往香港、上海，成为后方重镇。战区公私机关、学校及避难人士，纷纷迁来此地。开办滇行（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昆明分行——引者），即所以为若辈服务，并与西南一带联行互相联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昆明分行除金融业务外，还想方设法安排职工的各项业余活动，该行《海光》月刊曾以“滇行双十节平剧公演概述”为题载：“滇行为谋同仁公余正当娱乐起见，在民国三十年曾组织智育、体育、旅行、平剧等各组。数年来，智育组订购各种有益身心之书籍报纸，以供同仁阅览。体育组，有足、篮、乒乓球类，曾参加各集团比赛，著有名望。旅行方面，利用假期游览各名胜，如黑龙潭、西山、温泉、石林等风景区。平剧组，计有行、社、公司约十余位参加，学习皮簧，颇有进步。三十年双十节，适逢滇行三周年纪念，平剧组曾发起平剧彩排庆祝。”1941年6月，该分行“在下关设办事处，营运资金国币十万元，主任陈克恭；1942年5月撤昆，1945年5月复业。并于滇西保山设办事处，后因战事影响，1942年5月撤销”。

1938年11月，中国银行昆明支行开业，经理朱季远。1939年3月，交通银行昆明分行开业，经理方镜清。1939年10月，浙江兴业银行在昆明设分理处，营运资金国币十六万元，经理陈夷清”。1943年9月，交通银行昆明分行城中办事处开业，主任华亚雄。

助抗战一臂之力

银行家合影：前排宋汉章(左一)、张嘉璈(左二)、钱新之(右一)；后排陈光甫(右)、李铭(中)

抗战时期在昆明开业的上海金融业的分支机构，因其源自中国近代金融业最先起步的上海，其业务经营的各个方面，较之近代金融业后发之地的云南及四川等地的同行，均要显得更为规范和更有效率，也为当时人所瞩目。战后的《中央银行昆明分行业务报告》，曾以“同业状况”项下，专列“业务分析及比较”对此有较具体的论述：

“查昆明市商业银行，按其彼此关系，可分为三大派：即云南帮、上海帮、四川帮。就资力而言，云南帮为最殷实，其余二帮次之；就业务而言，以上海帮为最稳健，其余二帮次之。兹就存款、放款及透支、组织及人事、资产、最近业务政策及会计处理各项比较如下：

（甲）关于吸收存款者——就各帮之存户观之，人事地理关系，最为重要。云南帮各行存户，多限于本地行号及私人，外省行庄及私人存款较少；上海帮各行，往来户多系较有地位及江浙一带之私人或行号，与本地人士往来殊少，对于存户亦不过分拉拢；四川帮各行，对于吸收存款，极为重视，其往来各户大部为川省私人或川帮行号，然外省与本地人士，亦颇不少。

（乙）关于放款及透支者——云南帮各行，透支额甚大，放款次之，贴现更少，整个放款业务，似欠稳健；上海帮各行，透支较少，贴现放款等较多，手续规定严格，故亦较为健全；四川帮各行，放款业务较少，大部均以调往重庆总行为主。

（丙）组织及人事言——云南帮组织率均庞大，用人甚多，惟人员办事能力，并不甚强；上海帮各行，则皆组织简单，用人经济，其人员工作效率较高；四川帮各行，组织与上海帮相仿，但所用人员之能力略同云南帮，其效率不及上海帮各行之高。

（丁）关于资产者——云南帮各行，资产均极殷实，其中尤以房地产为主；上海帮各行，以总行均在外省，故在本市并无房地产，其所用行务均系租赁，然资产稳实，信用良好；四川帮各行，则介乎本地帮与上海帮之间。

（戊）关于业务政策者——云南帮各行，自胜利以还，积极向口岸发展，故最近在外省成立或恢复之分支行甚多；上海帮则采取收缩或保守政策，故现在云南省内分支机构，均以昆明市为限；四川帮各行，大致与上海帮各行相近似。

（己）关于会计处理者——云南帮各行会计处理，与四川帮各行相似，均不若上海帮各行之健全。

基于于以上种种之原因，故各帮经常调头寸，以四川帮（除聚兴诚及和成外）各行最紧，云南帮（除富滇新及兴文外）各行次之，上海帮各行头寸颇宽，因此如遇昆明及重庆市场同时均发生波动，各行头寸，最先感恐慌者，必为四川帮各行，因其头寸平时均调往重庆，如两地同时发生恐慌，应付自必极度困难也。至于云南帮各行中，虽有一部分行，其经常调头寸，并不甚宽，但其资产充实，在本地信用较佳，且其存户大部均为本地行号，及人事通融较易。再者，其负责人士，多系当地富绅，个人资力极为充沛，临时调剂，可无困难也。"

抗战时期上海金融业在滇机构，在当地金融业各项具体经营领域的示范和引领，以及在稳定大后方金融秩序、努力支撑艰苦抗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一斑，也是不应遗忘的。

原标题：《战火纷飞，奔赴彩云之南：抗战时期投身云南“战斗”的上海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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